评论｜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抗争）立场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未来几周内，我们会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今天，我们将首先推出对加速主义的分析——人们现在所谈论的加速主义到底是什么，它值得被认真对待吗？而作为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整体认知和潜在的政治主张，加速主义是不是每一个政治抗争者都能够参考的一种严肃立场？

忽然之间，人们纷纷关心起速度来了——“加速”，现在可能是简体中文话语场中带有自由/民主派倾向的人谈论时事时最为常见的说辞，尽管这些人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并使之带有强烈的模糊性。

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俨然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考虑到这个思潮在欧美世界所具有的先锋性，简体中文圈的“键盘政治学”似乎第一次与世界接轨了。但是，稍加反思就会发现，相对于在欧美语境中表现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战略，抑或一种后人类主义的右翼构想，加速主义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情势之中则具有一种独特的紧迫性，即它是一种在风声鹤唳的高压政治氛围中生长出来的。

粗略地说，近年来，人们普遍地具有一种“速度感”乃至“历史感”，即认为自己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会在未来历史记录上被大书特书的时段。这种感受并非来自任何技术或生产上的迅猛变化，而是反映出中国极权政治的特色。而静态的意识形态——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并不能解释这种体验。

时间显然没有在匀速流动。不仅政治情势，就连政治观念本身，也在加速演变：例如，近年香港革命中被反复提及的“揽炒”一词，可能构成了对当下这些加速主义者的一次早期教育，因为它呈现了如下思想——事情在变好之前，要先变得足够坏。当然，这个交换必须被视为一个严肃的政治战略：事情最终能够变好，是革命者首先试图把事情变坏的目的，因此它绝不是一场纯粹出于道德义愤而决心不与敌人共存于世的自杀式袭击。在这个意义上，加速被视为一种工具性的举措，调节体制机器的运转速度——例如试图利用举报机制破坏国内文娱产业——作为一种斗争方式，正在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运用。当然，这些实践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相当轻微的。

一、“倒车”：方向和速度的悖论

只要我们对于先前的社会变化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给当下政治进程虚构出一个反方向运动的前设，我们就容易把当下局面的任何恶化都说成是在加速。这正是许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任何呈现了坏事情的时事都纳入加速主义范畴的主要原因。

除了“揽炒”的观念之外，另外一个已经相当普及的说法——“倒车”，可能也构成了当下加速主义思潮的主要成分：简单来说，这种说法将体制或整个社会设想为一台不断倒退的巨型车辆，并且倒退的速度还在不断增加。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意象，“倒车”具有一种可疑的内涵，因为它与改良主义的观念夹缠不清。

改良主义者经常会把江胡时代视为改良过程或改良的酝酿期，从而把改良没有（继续）发生视为倒车；也就是说，他们的主张是（习时代）本来应该有一个继续改良的政治进程。改良主义的批评者否认他们对江胡时代的良性判断，进而也拒绝对习时代的积极期待；既然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积极期待，也就无所谓倒车。当然，这些批评者或许并不反对一种不预设改良主义的倒车论，但是这样一来，倒车这个意象就只是对体制本性的自然描述，是延续江胡时代政治逻辑的自然过程，并无独特的政治涵义。

换言之，如果在政权从六四危机中恢复过来、社会进入平稳状态之后，所谓倒车每时每刻都在进行，那么倒车论就只是一个正确但平庸的寻常见解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加速主义的看法就受到了威胁：因为从改良转变为倒车虽然可以算得上一个加速的过程（若理解为始终有一个反向的加速度），但倘若改良这个前提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倒车过程是否能够被描述为加速，就还需要进一步对速度进行仔细的观察。

这一点提醒我们不应该混淆方向与速度：尽管倒车这个意象对政治进程之方向的刻画得到了普遍承认，但它并未承诺政治进程之速度一定在增加；或许很多时候发生的只是匀速甚至减速的倒车。

这一点说明，只要我们对于先前的社会变化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给当下政治进程虚构出一个反方向运动的前设，我们就容易把当下局面的任何恶化都说成是在加速。这样的认知错乱，使得人们不再仔细辨明日常状态与紧急事件，这正是许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任何呈现了坏事情的时事都纳入加速主义范畴的主要原因。

这显示出改良主义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只要进步的政治进程没有达到预期，人们就认为那是退步；只要给逐渐恶化的世界设定一个美好的“初心”，人们马上就会从革命者变为复辟者。对方向的关心渗入了对速度的谈论，就像我们惯于用“前”、“后”等空间概念来谈论时间一样。

人们普遍难以思考一种不依赖于方向的速度概念——对一个呈现了正确方向的政治观念执着，以及对当下政治进程是否处于正确轨道上的执着，可能都远远大于对速度本身的关注，这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一般来说，我们严肃对待当下政治进程的一种方式是给正在发生的事情赋予更大的价值权重，在认知上倾注更大的努力，而这自然会改变对时间的感知。就像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火炉例子一样，对于倒车论者而言，他们肯定会觉得习时代显得特别漫长。不管这种感受是否正确，它都改变着我们对政治情势的认识。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很难一边感到时间流动缓慢，一边又大谈特谈加速现象。看起来，很难说那种认为自己正在经历重大事件的“历史感”究竟是源于对方向的关切，还是对速度的了解：如果对方向关心过度，甚至会引发一种关于速度的悖论。

二、加速主义的理论困境

“思考需要时间，而加速主义认为，如果我们还没思考清楚的话，我们就已经没有时间了。若不承认思考的机会正迅速消失，当下的困境将无从得到真正的应对。”

问题在于，使得人们将“加速”这个词应用于当下政治进程的情感究竟为何？如果它是一种不适感，那么这种感受的实质究竟是一种在糟糕环境中度日如年的痛苦，还是一种理解能力跟不上环境变化的认知无能？

当然，一种自然而然的解释是，前者指的是心理时间的延长，而后者更多是在物理时间的层面上谈论加速。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智总是足够“强大”，那么不管物理意义上的速度增加到什么地步，都不构成一个问题。所以，把加速与“历史感”连结起来的潜台词就是：只有当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越了我们头脑运转的速度时，历史才会真正前进一步。Nick Land在一篇较有名的加速主义文本《对加速主义的适当介绍》（A Quick-and-Dirty Introduction to Accelerationism）中写道：

“思考需要时间，而加速主义认为，如果我们还没思考清楚的话，我们就已经没有时间了。若不承认思考的机会正迅速消失，当下的困境将无从得到真正的应对。”

（Thinking takes time, and accelerationism suggests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to think that through, if we haven’t already. No contemporary dilemma is being entertained realistically until it is also acknowledged that the opportunity for doing so is fast collapsing.）

在这个意义上，加速这个概念被用于描述我们的认知能力，继而，我们将这种能力用作测量社会速度的尺度。加速主义认为我们的认知受到了一种先验的约束，但是这些说法蕴含着一个令人疑虑的结论，即加速主义者似乎想要主张，由于我们处于这样的认知无能之中，就意味着社会已经具有一个可观的加速度，以至于我们无需再去参与加速的政治实践——并且由于这种认知无能，我们实际上也无从知道如何去增加社会的速度。

换言之，加速是非意图性的进程，它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总体客观趋势或者说是当下体制的内在特征，以至于免疫于任何主动的调节，或至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政治抗争者的主动调节。

按照这种解读，所谓的“加速主义者”（Accelerationist）更近似于加速现象的观察者或研究者亦即“加速学家”（Accelerologist），而不应假装成为“加速者”（Accelerator）。一些论述将这个观点解释得很清楚：

“在我看来，并没有‘成为加速主义者’这回事，因为我并不能影响加速的进程。这是一个加诸于我们（并且已持续了数个世纪）的、而非我能干预的进程。”

（As far as I see i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being an accelerationist’ because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impact the process of acceleration.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happening to us already (and has been for centuries) rather than something I can do.）

事实上，在简体中文语境中，随着加速这个词的流行乃至泡沫化，这样一种理解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时事旁观者的自我定位，并引起了相当多的反感和批评。批评者普遍认为，加速主义者只是在把自己的一厢情愿强加给政治前景，幻想当下的糟糕局面能够奇迹般地导向一个美好的结局，并因此躲避了作为政治抗争者的责任。例如有评论认为，

“加速主义也是一种意淫。在具有强制力的政治领域，问题总归是要通过集体行动这样的政治解决，而不可能有什么自动演变。长期极权导致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恐惧已经到了自动回避的程度，这才给了加速主义等各类意淫流行的空间。”

对于简体中文话语场的历史与现状来说，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在维稳体制封锁政治组织与政治行动的总体局面下，人们自然会倾向于将所谓廉价转型、廉价变革的虚假希望充当政治参与的替代品，加速主义的观念当然也可以成为这种心理的助力。

也正因为此，就笔者个人的观察而言，当那些口称加速的时事旁观者面对这样的批评时，往往会转向一个更加惰性和虚无的立场：他们会主张自己的论断并不严肃，而只是在反讽的意义上用乐观态度来修饰一个描述性的政治判断，因此到头来，这只是一群对命运无能为力的人对现状、未来与自身能动性的无奈嘲讽。

加速主义陷入了如下两难困境：一方面，这种理论希望通过加剧民众苦难来迫使维稳体制失去平衡，因此被认为充当了暴政为恶的中介；但另一方面，如果加速主义者争辩说他们只是旁观并预测苦难的加剧会带来颠覆性的政治后果，又会被认为丧失了政治抗争者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任何一种政治观念如果只能在意淫与反讽之间摆荡，当然也就失去了被认真对待的价值。更不必说，除了心理层面的批评之外，针对加速主义还有一种伦理层面的批评，即在一些人道主义者看来，就算所谓“事情在变好之前，要先变得足够坏”的逻辑在政治上成立，从道德上看，促使事情变坏也不是一种正当的做法；甚至他们怀疑，加速主义者念兹在兹的只是通过加速来惩罚中国人——一定程度上，加速现象的持续存在，本身就被加速主义者视为民众在不断加剧的暴政面前无动于衷的表现。

总的来看，加速主义陷入了如下两难困境：一方面，这种理论希望通过加剧民众苦难来迫使维稳体制失去平衡（宫廷政治学中所谓“左”与“右”的平衡），因此被认为充当了暴政为恶的中介；但另一方面，如果加速主义者争辩说他们只是旁观并预测苦难的加剧会带来颠覆性的政治后果，就又会面对关于政治参与的批评，即被认为丧失了政治抗争者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出现这样的左右为难状况，从哲学上来说，实质是源于这两种批评所攻击的加速主义主张，其所依赖的政治认识论承诺出现了矛盾：要么，是认为政治进程的速度还不够快——至少慢于我们的心智理解并把握它的速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站到整个政治进程的前面或外面去增加它的速度；要么，按照Nick Land的主张，则是认为政治进程已经非常快以至于超出了心智的总体把握，因此我们也很无从知道什么样的速度是好的以及如何调节它。

作为处于被动地位的社会成员，抗争者在政治经济学、乃至生存论上的不利处境导致其在认识论上同样处于不利处境，以至于很难对社会的总体状况，特别是速度与加速度的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应该承认，这一事实确实很大程度上有利于Nick Land的观点，尽管后者的具体立论更多依赖于对技术（乃至劳动时间）的考察，而不是对政治情势本身的考察。

但是，只要我们还认为上面谈到的两种认识论承诺不可调和以至于非此即彼，加速主义在当下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能够被严肃对待的思想，也无从解释为什么它能够如此流行。仅仅用心理分析来解构这种思想的吸引力是不够公允的。

三、减速主义与“紧急制动”

完整的加速主义观点不只是一套关于政治前景的论述，同时也包含了对我们从自身处境出发如何把握这一前景的反思。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考察上述两难困境。Benjamin Noys——他是“加速主义”这个标签的发明者——在《紧急制动》（Emergency Brake）一文中思考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补遗》中谈论的一个意象，即当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时，真相或许是，革命其实是对这列火车的制动。

相对于马克思近乎历史决定论的乐观，这个意象所考虑的是火车被资本主义控制走向毁灭的悲观图景，Noys将其用于反对右翼加速主义的技术未来观。这意味着，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已经将世界历史加速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革命者在夺占火车头之前先要把火车停下。请注意，在这里，革命被设想为“加速-毁灭”的替代选项，而不是一种在毁灭之后的废墟上夺取权力的谋划，这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减速主义”（Decelerationism）的观点。

当然，由于紧急制动论者会认同加速主义者对社会速度和加速度的判断，就“加速-毁灭”这一对选项来说，他们同样会遭遇人道主义者的批评。因为，紧急制动论者实际上是在把毁灭当作一种威胁，即宣称除非革命发生，人们的处境将持续恶化直至社会崩溃。因此在人道主义者看来，紧急制动论者可能会与加速主义者一致认为“现在还不够快”，无疑有一种寄希望于苦难加剧以倒逼革命的阴暗心理。

这表明，唯一符合人道主义者期望的可能就是主张缓慢减速而非突然刹车的减速主义筹划，这正是改良主义者对倒车给出的解决方案。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倾向改良方向的“虚假希望”如此流行的现象。

在此处，我们应当仔细考虑：如果紧急制动论者的逻辑依然被拒绝，那么一个能够承载我们政治理想的路径还能是什么——那就只能是一种奇迹般的历史转折、一个神奇的报应机制，以把坏事兑换为好事。即事情从变坏到变好只能是一个自动过程。

不再有革命，也没有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因为不存在一个能让这些楔子插入政治进程的空间；在加速的总体政治情势下，我设想不出除毁灭的威胁之外的任何因素，能够成为民间政治主体从散沙中崛起的前因。也就是说，如果革命不是作为加速的产物（无论是作为毁灭的备选还是后继）而有机会介入历史，那么就不会有革命；我们就只能回到让坏事自动变好的魔法上。就此而言，紧急制动论象征着一条理论性的底线。看起来，加速主义仅剩的合理性就在这条底线上下徘徊。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里的“魔法”只是一个服务于归谬法的彻头彻尾的空想，以至于真的令人无法接受。按照Nick Land的认识论主张，所谓坏事自动变好的转折只是相对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来说是一种魔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本身就是魔法。所谓加速主义的两难困境，不正是如此吗？——那并不是什么两难，而是现实中我们能够享有的一切可能性。

必须认识到，完整的加速主义观点不只是一套关于政治前景的论述，同时也包含了对我们从自身处境出发如何把握这一前景的反思：或许，加速会让我们眼中的一切都变得更加模糊，因而不会让我们所应许的政治前景向心智敞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毋宁说就是在谈论魔法，这意味着加速主义者有可能同时驳回那两种批评。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依然需要深入思考。

四、工具性的加速主义vs无条件的加速主义

有条件的、或者说工具性的加速主义与无条件的、或者说目的论的加速主义之间的区别，初看起来，工具性加速主义的观点是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在政治抗争的情境中更是如此，而无条件加速主义的观点令人困惑。

尽管政治上的情势总是具有在地性，但哲学上的矛盾却无法被局限于当下中国语境之中，并因此呈现为一个普遍问题。从概念史上看，早在左右翼加速主义的分类出现之时，双方的对立就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扩展到了哲学的层面。举例而言，最为知名的左翼加速论文本“加速宣言”（#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宣称：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主张加速的理由是它会自动地克服社会冲突，而我们的立场则是，技术应该被加速，只因为我们需要它，以在社会冲突中获胜。”

（Whereas the techno-utopians argue for acceleration on the basis that it will automatically overcome social conflict, our position is that technology should be accelerated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needed in order to win social conflicts.）

对此，Nick Land评论说，既然赢得社会冲突是主要目的，

“……加速仅仅是一个工具性的次要目标。所以我们能否将左翼加速主义称为‘有条件的加速主义’（相对于一种无条件的右翼加速主义）？”

（……acceleration is merely an instrumental sub-objective. So can we call Left Accelerationism ‘conditional accelerationism’ ,in contrast to an unconditional Right Accelerationism?）

Nick Land敏锐地发现，在这里，左翼/右翼的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取而代之的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工具性的加速主义与无条件的、或者说目的论的加速主义之间的区别。初看起来，工具性加速主义的观点是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在政治抗争的情境中更是如此；而无条件加速主义的观点令人困惑。

但是，应该认识到双方的争论焦点是技术加速能否是中性的、以至于可以与社会冲突分离（并让前者服务于后者），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的加速主义则并未聚焦于技术问题：在一开始，我们所关心的速度载体就是体制（乃至已经无法与体制分离的社会），而非技术（当然也可以将维稳视为一种技术，这个类比是有趣的）。在这个意义上，就加速主义的立场而言，极权体制拥有极强的社会控制力最终并不是一个坏事，因为这意味着速度的增加可能会同时解决体制问题与社会问题。

就像“揽炒”不是一种丧心病狂的宣泄一样，无条件的、或者说目的论的加速主义者也并非主张加速是毫无缘由的。我们必须仔细辨别工具主义与目的论的观点，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一个理由去支持加速，而在于双方对于体制或社会的速度与加速主义者的政治参与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见解。支持加速与推进加速的关系是什么？加速主义者与速度变化究竟应该有着怎样的实践关联？——而两种见解的内部，对于政治参与的目的与内容的区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光谱中的左右翼区别，在这里并不重要。

支持加速与推进加速的关系是什么？加速主义者与速度变化究竟应该有着怎样的实践关联？

具体而言，工具主义者口中的速度是一个经验性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服务于“人口或者GDP的增长”这样的常见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更关心的则是生产力，他们相信除非生产力增长到足够的程度，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崩溃——因此反过来看，资本主义为了避免崩溃，势必要维持平衡、抑制加速度直至世界陷入热寂——这正是左翼加速主义的原初理念。在这个意义上，加速当然不可能是一个自动过程，而将速度解放就构成了一种政治抗争实践。

这意味着加速主义者必须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仔细分辨并确定他们试图测量并解放的变量究竟是什么。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它一般指的是维稳体制的严苛程度，或者更宽泛的说是暴政的暴虐程度。我经常使用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中国网络防火墙”（GFW）的封锁强度，而那个平衡无法再被维持的奇点，就是GFW作为一个黑名单机制变为白名单的时刻。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当这个临界点被跨越之后，很有可能引起一些超出预计的社会政治后果。鼓吹封锁Steam等游戏平台，为“赵弹”或“社会主义铁拳”的四处出击而欢呼的加速主义者，也持有同样的逻辑。这些现象反映出如下三点认识：

第一，当极权管治手段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许会出现权力阶级比民众更需要自由的悖论式情形，胡锡进在微博上呼吁放松网络封锁就是一个例子。胡锡进可能比99%的中国人都更渴望访问外网的自由，当然他也一定自认为比99%的中国人都更有资格享有这种自由。这就表明，就连权力阶级都不能全权掌控或调节自己所设下的管治手段，从而为其所困。在这个意义上说，维稳体制具有强大的惯性，尽管按照物理学的隐喻，惯性只会导致匀速运动，但它无疑也是匀速运动发展为加速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极权管治手段不可能是全能的。以审查机器为例，其缝隙不是缘于技术或成本上的限制，而是因为它除了控制舆论之外，同时也承担着信息监控，例如所谓舆情监测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信息不能完全变成噪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舆论必须能够表现出多元性与自主性，否则将失去被监测的意义。这里内在的矛盾在于，控制舆论的力量试图尽可能缩小维稳体制与社会的距离直至两者重合——而舆情监测的任务却要反对两者的重合。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控制舆论的力量完全达到了目的，舆情监测的任务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就像计划经济无法模拟市场价格一样，审查机器也不可能模拟舆论。这是一个内在的矛盾：审查机器会自己反对自己，以至于它并不能自如地调节这两者，并让它们此消彼长。所以它只能在矛盾中保持平衡——因此这种矛盾可以用来破坏其平衡——而不存在一种无矛盾的平衡。实际上，对无矛盾平衡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给自己制造的幻觉。

第三，如果体制对社会的控制是如此严密以至于使两者难以区分，那么作为被控制对象的社会，就会反过来将自身的一些性质——例如坊间常说的发育迟缓、原子化/散沙化、自组织能力低下等等——赋予体制。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像体制的同时，体制也变得越来越像社会，这种自反性效应意味着，维稳体制的能力不可能无限制膨胀，就像人不可能牵着头发将自身提起一样。当然，加速主义者并不是要说这些措施是无效的——维稳手段的扩张速度至少依然大于病毒的传染速度，这正是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但是维稳速度还能被自如地调节吗？）——他们感兴趣的是维稳体制的速度极限在何处，以及跨过速度临界点之后会发生什么。

以上论述虽然大都切合我们对当下政治情势的现象学认知，但加速主义者始终没能为体制或社会的速度与意图性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

以上论述虽然大都切合我们对当下政治情势的现象学认知，但也反映出，加速主义者始终没能为体制或社会的速度与意图性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这一点既反映在左翼加速主义者的纲领中，也反映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加速主义观念中。在前者那里，“加速”有时候指技术或生产力的膨胀，有时候又指剥削所导致的民众状况的恶化（这意味着左翼加速主义者应该积极从事剥削吗？）；除非预设一个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很难看出这两个指标有什么必然联系。

而对于中国语境的加速主义观念，令人疑惑的是维稳体制的加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抗争者的的贡献——以至于是不是如果没有这种贡献，维稳体制只会从一个平衡状态走向下一个平衡状态直至无穷？粗略地说，工具主义者从加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筹划这个问题出发，却陷入了一个形式相反的问题：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加速？

与工具主义者不同，无条件加速主义者口中的速度是一个先验的、哲学性的、更准确地说是认识论的概念，用于刻画我们的认知能力所受到的外部限制。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双方在鸡同鸭讲。与其说工具主义者从未反思过自身观点的认识论基础，不如说他们的上述主张已经表明他们在认知上相当乐观，因为看起来，他们自信可以完整把握生产力变化的过程，至少是测量其速度；并且，他们可以肯定速度与体制瓦解/社会冲突的因果关系。

在“加速宣言”的文本中，作者花了很大功夫去设计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以确保人们不会在资本主义崩溃之后又回返（重建）资本主义，这不由地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既视感，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曾经也花了很大功夫去回应所谓现政权崩溃后“谁上台都一样”、“你们和中共有什么区别？”的质疑。扪心自问，我们能知道这么多吗？——即便这些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可以知道这么多，但作为维稳体制下的社会成员的政治抗争者，真的具备这样的认知条件吗？

在尚未行动的时刻，我们能够给出的至多是一些（依赖于自身道义资本的）保证，这些质疑索要的则是政治上的事实。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认识论，它认为我们可以站在当下而直接看到未来。

这当然不是在说，因为这些质疑无法得到正面回答，所以加速主义乃至政治抗争的事业就毫无意义。相反，加速主义者恰恰要强调，这样的质疑是要通过索求超越性的答案而把我们困在永远也不可能打破的知识牢笼之中。认为只有在这些质疑被正面回答之后才能行动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在尚未行动的时刻，我们能够给出的至多是一些（依赖于自身道义资本的）保证，这些质疑索要的则是政治上的事实。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认识论，它认为我们可以站在当下而直接看到未来。

政治心理学认为，除非人们看到一条替代路径，否则他们很难放弃对现行秩序的支持。这固然是正确的，但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情势中，如果这种支持指的是人们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表达，那么它并不重要；如果指的是身体与行动上的合作/不反对，那么动摇它们也不需要任何政治信念方面的势能。

笔者之前曾经主张，就维稳体制的总体性而言，中国人的政治信念并不能发挥出政治效力，或至少不能兑换为这些信念的字面涵义/语义内容所承诺的政治效力。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非政治信念同样不会具有政治效力，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替代性的本质更有可能体现在生活世界而非政治世界之中。

比如，认为社会在总体进步、生活在越来越好这样一种系统性的非政治信念，很大程度上就是极权合法性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样的信念相当抽象，因而很难掩盖那些具体的个体性苦难——所谓“社会主义铁拳”的确有效——但对于绝大多数并未与维稳体制尖锐冲突的民众来说，这种深层的非政治信念的政治效力，从集体（不）行动的层面看仍是极为强大的。

在此前提下，“速度感”或“历史感”可能就是一个楔子——在速度足够快的情况下，难道那样一种系统信念，不会悖论性地动摇未来的必然性，从而强化一种投机式生存心态吗？（重点不在于这种机会主义心态是否明显表露，而在于它不可能被比如爱国主义的政治信念所消解——只要它在阴影之下蛰伏，等待着被加速度唤醒，这就足够了。）社会整体一致的进步，难道不会唤起对脱节或掉队以至沦为剩余之物的忧虑吗？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注意到中国人惊人的政治服从时，也不能忽视他们的极度脆弱——这不是指他们的服从态度脆弱，而是指这种服从将他们变得脆弱：这种脆弱所导致的投机性的生存方式，反而使得政治服从失去认知上的意义，从而将极权合法性建构打回纯粹暴力的逻辑原点。

国家的强大在加速进程中恰恰会兑现为一种令人恐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中国人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治信念与政治立场只不过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残余——不能因为流动的河水之下存在着一些固定不动的卵石，我们就认为可以用这些卵石测算出整条河流的状态。

五、加速主义的实践问题

如果所谓的“实践”就是指行动者可以完整认知到其意图实现的后果、并依据这一后果的价值而决定是否践行其意图，那么加速主义者就只好把自己归类于非实践性的。加速主义者想要拥抱的奇点，是那种无法事先被把握，以至于只能得到事后评断的事件。

Vincent Garton在一篇名为《反实践的无条件加速主义》（Unconditional accelerationism as antipraxis）的文章中指责工具主义者试图让加速服务于他们的乌托邦计划：

“（工具主义者）对人文主义的痴迷达到了高潮：（在他们看来）人类重塑世界的能力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人类的能动性已经被提升为世界的向导和尺度，这（在无条件加速主义者看来）在概念上是不可容忍的。（无条件加速主义）这种不妥协的、概念上的对立主张，所要攻击的不是实践本身，而是在先验层面上对加速作出调节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所导致的对（政治实践的）规范律令的颠覆。这构成了加速主义之无条件性的一种形式。”

（the humanist obsession reaches a totalising climax: the human capacity to reshape the world is utterly unbound; human agency has already been elevated to become the guide and measure of the world, and this, conceptually, is intolerable. …this uncompromising conceptual opposition not to the practice, but to the very capacity to regulate the transcendental diagram of acceleration, and the overthrow of normative commandments this provokes, constitutes one form of its unconditionality.）

Vincent Garton指出，在无条件加速主义者看来，我们关于未来的思想本身也被加速所影响，以至于不足以绘制出一幅社会如何变化的全景地图，在这个意义上，加速主义必须是“非实践性”的。

但是，这不是说加速主义者打算什么也不做（主张我们只能旁观加速的观点并不值得认真对待）。关键在于，如果所谓的“实践”就是指行动者可以完整认知到其意图实现的后果、并依据这一后果的价值而决定是否践行其意图，那么加速主义者就只好把自己归类于非实践性的，因为这样的定义给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的品质提出了过苛的标准，而加速主义者不打算遵守这样的要求。

如果政治抗争者唯那种过苛的标准马首是瞻，其后果就是他们只能沉迷于经院式的伦理学论辩而无法越雷池一步，因为当下的政治情势根本没有提供足够的认知条件，以使他们可以按照那种高要求去实践自身理想——哪怕这种理想仅仅是道义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这就是加速主义者对前述批评的正面回应。这个回应，并不是要反对工具主义者把速度视为经验性的政治经济学指标时产生的那些洞见——再次强调，加速主义者并非打算什么也不做——只是要指出这些洞见受到了先验的认识论约束，因此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而这个约束恰恰就源于我们身处加速之中的事实。我们不能一边承诺总体加速，一边又假装置身于加速进程之外采取一种绝对的外部视角观测未来，就好像我们的视力居然可以免疫于加速效应一样。

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人们并非只有在看清楚未来可能性的时候才会改变当下的态度和行为——相反，当他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那种不确定性就已经产生了驱动力，这一点对于普罗大众成立，对于政治抗争者也成立。

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人们并非只有在看清楚未来可能性的时候才会改变当下的态度和行为——相反，当他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那种不确定性就已经产生了驱动力，这一点对于普罗大众成立，对于政治抗争者也成立。毕竟，一个事件的功能就是以不确定性为肇始来创造更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一旦事件被现有的不确定性所启动，它自身就会不断制造出新的、更严重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切断并重启历史的效果。

为了深入理解这里的逻辑，可以借助某些历史事件进行思考：比如说，哪怕是对八九民主运动持严重贬抑态度的人，也会承认这样的事件彼时彼刻在他的认知辐射范围之外，以至于他只能在事后大放厥词。无论持怎样的消极看法，这种超出认知主体数个身位，以至于让任何评论者都只能亦步亦趋、跟随其后的认识论性质，本身就表明八九有某种并不取决于任何主观看法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独立于肯定或否定的单纯事后总结性的评价。这样的价值才是加速主义者所期盼并极力促成的。

加速主义者想要拥抱的奇点，就是那种无法事先被把握，以至于只能得到事后评断的事件。有趣的是，当然，正因为这样的事件有如此性质，站在当下的时间点上，人们也无法预先肯定或否定这样的事件会发生。但是，既然过去的世界有着这样的超越性结构，加速主义者就完全相信未来的世界依然如此。这个意义上，加速主义者并不是取消未来与过去之关联的未来主义者。

其实，未来与过去也只是在如下意义上有差别：站在当下的人们能够看清过去，却不能看清未来——这才是所谓“速度感”或“历史感”的本质。而作为经验性的政治经济学指标的速度，也就是工具意义上的速度，只是通过服务于这样的本质而在加速主义的筹划中发挥作用。由此，本文最终抵达了一个整全性的结论：将工具性加速主义的政治主张与无条件加速主义的哲学主张整合起来，才是对加速主义总体立场的最佳理解。

总结

悖论性的结论是，一个健全的实践概念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知识，因为在总体加速之中，只有不完全依赖于知识的、直面未来之不确定性的行动，才具备勇气乃至德性。

工具主义者的认识论企图站在一个绝对静止的立足点，承诺一种被其乌托邦信念完全支配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不论这种信念多么良好，其倡导的实践不仅如同空中楼阁，而且是机械且贫瘠的，这不可能是维稳体制下的加速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悖论性的结论是，一个健全的实践概念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知识，因为在总体加速之中，只有不完全依赖于知识的、直面未来之不确定性的行动，才具备勇气乃至德性。

没有人愿意看到知识与勇气之间发生龃龉，以至于要做出取舍。这种处境并不是我们自愿选择的，但惟其如此，我们的“速度感”或“历史感”才不至于沦为幻觉。所以，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政治参与，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在不知道很多的情况下坚持参与。

试问，一个政治抗争者要知道多少东西，才能不被污蔑为一名赌徒？在他的命运道路上，向右看，是作为自私的投机者，要消费民众的苦难来成就自身的功名地位；向左看，是作为恐怖主义疯子，要献祭民众的幸福来张扬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应如何自处，才能为自己不知真假的未来判断负责，以不致落入这些身份之中？

我相信，在不断加速的总体进程中，在被模糊不清的景象包裹中行进，我们感受到的首先是战栗与恐慌，而绝不会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自负。但正因为此，能够战胜这些情绪的不是知识，而是勇气，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不沉溺于认知建设的勇气。

我们不应该有那种自负，然而又需要自负所带来的乐观——但一种不依赖于自负的乐观真的存在吗？在不可能站到历史进程之外进行某种综观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的距离奇点不远，并因此配享这种乐观？这正是加速主义的天问。

但这天问所希求的不是乌托邦式的知识，不是压缩时间从而把未来直接拉到眼前的企图，而是一种不把信念建立在已准备好去迎接的变动之上的德性——亦即，尽用自己的能动性，但不是以它来丈量世界，而是救赎自身的有限性，并以此寻求与世界的超验和解。

（韦乞，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