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书摘】王宏仁：越南台商如何利用“结构破洞”抵抗资本控制

【编注】：本文节选自台湾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全球生产压力链──越南台商、工人与国家》的结论部分，本书是台湾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王宏仁的新作，书中以经济社会学的观点，来理解越南社会和台商的组织运作。

这里我从三个面向来说明本研究的三个对话领域：越南的劳资关系模式、族群的生产政治，以及性别的生产政治。

《全球生产压力链──越南台商、工人与国家》

作者：王宏仁

出版社：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10

跨国资本与第三世界研究

记得1999 年刚开始进行越南研究时，许多周遭的朋友都会好奇，为何去研究一个这么陌生的地方。当时我辈之人，对越南的印象大概都还是停留在越战猎鹿人、早安越南、现代启示录、战乱、落后、共产独裁。但当我慢慢进入越南台商研究之后，才发现本身视野之狭隘，也同时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并不会按照另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来进行，越南不是小中国，更不是小台湾，每个社会在特定的时空、社会条件下，以自己的方式来发展，虽然这个发展一样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

本书提出“全球生产压力链”说法，从全球生产链的角度来思考越南的劳动情势。过去讨论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劳工的影响，多半讨论跨国企业如何剥削工人（Chan 2001），或者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平等问题（(Bourguignon 2015），但是却没有人探讨在实际的全球生产链运作过程中，为了符合西方买主的“低价位、高品质、交货准时”要求，整个生产链如何被调动起来，以及这种生产链带来的压力，如何一层一层从西方买主往下传递到第三世界的工人身上，本书试图将这个机制讲述清楚，而这是过去相关研究没有做到的。

此外，在管理学研究上，台湾管理学院所教授与传习的那一套管理方法，基本上是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管理学概念而来，思考逻辑是以如何获取企业最大利润或股东最大权益为主，所有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企业运作，就只有这一套逻辑而已，也因此这些经常以量化研究为主的管理学，和台资一样，到了异地就水土不服。从企业界在哀嚎“学用落差”，台湾的教育部也用尽各种方法要来“弥补”这种学用落差，这表示学校教的“理论”，和台湾企业界的现场实务，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因为台湾的企业传统落伍，跟不上最新的西方知识？还是这一套所谓西方知识体系，本身就是殖民的一环？我认为，只有放在非欧美地区的实际发展经验脉络来探讨，才能看清楚西方理论提供的洞见以及其不足之处。而这也是本研究的贡献之一：过去西方管理学研究都是讨论第一世界的跨国企业如何在第三世界经营管理，但本书却是以“南─南”的角度，来看来自半边陲的资本如何在第三世界经营。

在台湾也会看到，虽然是研究本土企业组织，却出现一种所谓的“儒家管理”论述，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或者台湾的企业组织，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到处都是中小企业”，或者采用“拟似家族连带”的管理方式（陈介玄 1994），创造出台湾经济奇迹。我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东方化的论述，透过这种文化论述而掩饰资本主义里的劳资剥削问题，这个就如西方以“恒久不变的文化差异”而合理化西方霸权的支配一样，在台湾，则是以华人家族／儒家文化来合理化资本的支配。

过儒家文化来帮资本涂抹胭脂的把戏，在越南的台资工厂就原形毕露了，那些在台湾所使用、且有效的管理手段，到了越南立刻失效，台湾资本遭遇到工人和越南社会的抵抗。

但是透过儒家文化来帮资本涂抹胭脂的把戏，在越南的台资工厂就原形毕露了，那些在台湾所使用、且有效的管理手段，到了越南立刻失效，台湾资本遭遇到工人和越南社会的抵抗。台资企业就是没办法把台湾的劳资关系与社会关系整个复制、贴上到越南社会，因此在台湾以亲情、友情、爱情这种社会人情包装起来的劳资关系，到了越南就完全失效。而台湾非常亲资方、会和资方联手打压工人的政府，到了越南也转换成并非亲资方的政府，也因此劳动力的价值不受扭曲，工人以抗议、罢工的方式来和资方协商，让其劳动价值可以在劳动市场充分展现。透过了解越南台商的劳资关系，让我们回到台湾社会在党国体制控制下发展出来的劳资关系，是如何的偏向资方，这可说是本研究在补充国内劳动研究上的一点贡献。

劳动与族群关系

国内的劳动研究，除了移民研究外，过去也有学者讨论“省籍与职业分布”（吴乃德 1997; Wang 2001），不过他们没有探讨到企业组织内部的族群分工问题。何明修（2015）的书籍，则深入探讨了台湾公营事业里的职位不平等族群分布，这样的族群分工是来自于政治决定，该书也是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探讨组织内部的族群分工，不过公营企业和一般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营利企业相当不同，它可以将资本主义的营利逻辑排除，只专门针对政治逻辑来经营，也因此我们几乎没有在此书看到“资本主义对于劳动过程，进而对于族群分工的影响”。本研究所探讨的台资企业内部族群分工，都是必须服膺资本主义的逻辑才能生存，也因此，如何透过不同族群的生产安排才能获取最大的劳动剩余，这可以补充目前台湾相关研究不足之处。

龚宜君（2002）对于马来西亚台商工厂内部族群分工的研究，或者邓建邦（2002）对于中国台商组织内部的族群关系研究，多少弥补了此方面研究的不足。龚宜君以“普罗化程度”来解析资本如何进行劳动控制，而邓建邦则从“陌生”的文化概念讨论台籍干部和中国干部之间的距离。在两者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另外从“种族化”的概念，来探讨资本如何合理化其明显的不平等族群分工，和龚宜君不同之处，乃在于“种族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会随著历史而改变，而龚宜君或邓建邦所说的族群关系，比较是特定时间点的分析，少了时间向度，因此比较无法看到企业内部的族群关系，如何因著外在环境而变化。在陈志柔（2015）的研究中，也已经观察到台资企业内部，台干和中国籍干部之间权力关系的消长，和本书的观察非常一致，也就是生产过程中的族群关系必须放在社会历史变化中来看待。

性别与劳动

大概十几年前的一次越南女工访谈，我和陈佩华教授提及最近劳动研究的趋势，非常注意女性劳工议题，她回说：“工人就是工人，都一样受到压迫，哪有区分男工女工的！”当时听到时，还是相当讶异！不过在今日，应该没有人会忽视劳动过程中的性别议题了。女性在劳资关系中必须面对资方的指挥，但是资方如何指挥、利用女性劳动力，却和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性别文化、家庭再生产息息相关，这是劳动研究无法忽略的。越南的男性享有较高的父权红利，越南女性则必须同时负担生产与再生产的工作。过去对于台湾的女工研究，也说明了在1960-1990年代的工业化期间，台湾的父权体制如何收编女性来为资本服务，除了大型企业、外资之外，众多的家族企业、中小企业，都是利用这样的文化体系来进行资本积累（Hsiung 1996; Greenhalgh 1994; Lee 2004）。李安如研究和美的纺织业提到，任何的劳动其实都蕴含文化和社会的意义，特别是性别文化的建构，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分工支柱（2004: 159）。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性别视为本质性的范畴，而应该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且和不同的制度交织一起。离开家乡出外工作，一方面要背负支持故乡的家计支出，但是另一方面也进入现代化社会，希望学习现代摩登女性，脱离既有的性别文化结构，进入到另外的生活世界（Nguyen 2015）。这样的动态经历，涉及本书讨论的“能动性”主题，在李安如（Lee 2004）的研究中，她也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在何种情况下，女性的能动性得以建构或实现？她引用Ortner（1996）的概念，认为霸权无法完全缝合（partial hegemony），必然有另类实作的空间而让个人逃离、挑战霸权。她发现在“环节脱落”（disjunction）的时刻，是最能够展现女性能动性的时刻，以和美的例子来看，一方面家中的长辈希望可以继续利用此劳动力，但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女儿不出嫁则违反了父权社会的规范，女儿的父母需要担心未出嫁女儿的未来生活，所以当书中的受访者决定不结婚时，形成了文化越界，挑战了父权社会的延续。

类似的概念也在骆明正和范云的研究出现（Lo and Fan 2010），她们提出符码混杂（code hybridization）的概念，来说明一些社会运动者如何在多重且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文化传承中，找寻可能的出路。此观念也类似“霸权不会没破绽”，认为有许多不同的文化符码在相互竞争，弱势团体的符码也可能被使用来反转主流的符码。

多元竞争的社会结构力量，有时候会产生互相矛盾的情况，而只有在此互相矛盾的时刻，才会创造出一个让弱势者可以利用的空间，也就是我称呼的“结构破洞”，来表现其能动性。

本书的结构破洞概念，和上述这些作者的认识论一样，也认为社会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霸权意识形态，反而是多元存在的竞争关系。但是我更进一步提出，这些多元竞争的社会结构力量，有时候会产生互相矛盾的情况，而只有在此互相矛盾的时刻，才会创造出一个让弱势者可以利用的空间，也就是我称呼的“结构破洞”，来表现其能动性。例如越南工人利用国家“不反对”罢工的环境，时常发动野猫罢工；越南女工也利用文化上接受女性是弱者的观点，而透过集体昏倒方式来中断生产流程；越南籍工人更藉著抗议中国在东海（中国称南海）的行动，间接抗议工厂内部的族群分布不公。透过这样的认识论观点，对照目前台湾对于劳动女性的研究及其能动性的议题，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看性别化的劳动过程，应是别具意义且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