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解构“福建帮”：从联谊乡亲到政治动员的铁军

经历4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福建帮”在香港似乎有了另一层含义。

8月5日，在福建人聚居、被称为“小福建”的北角和荃湾发生结党袭击示威者事件。网上随后流传大量消息，指有“福建帮”号召人马，袭击示威者；11日下午，北角出现大批身穿印有“福建人”大字的红衣人，一名黑衣男子在夜晚的街头被近十人围殴；9月15日，北角、炮台山有部分穿白衣、自称“福建人”的男子袭击年轻人。

而与此同时，全港最大的福建社团——“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则在反修例运动中多次高调表态支持政府和警察。8月10日，该联会发起“止暴制乱、反独保家”誓师大会，号召将“止暴制乱”化成具体行动，又强调“人若犯我，我必自卫”。尽管联会主席吴换炎
同时强调福建人会“冷静克制”，又在其后发声明指联会与8月11日北角“红衣人”划清界线，但仍然无法释除不少市民的疑虑。

在街头袭击示威者的“福建帮”下落不明，不过，浮在水面的“福建社团联会”到底是怎样的组织？事实上，它是香港各个福建社团的上层统筹协调机构，直至2019年，这一联会下辖246个属下团体，架构庞大，无所不包：以地域来分，涵盖福建省九个地市的各级同乡会，无论你来自厦门市抑或后埯村（石狮市宝盖镇下的一条自然村），在香港都可找到对应的同乡会，方便联络乡亲；按界别划分，它又设有体育会、妇女会、校友会、商会等团体。

过去二十多年，福建社团联会不但数量急增近一倍，资产亦比十年前高升4.5倍，冠绝所有在港省级联会。在修例风波中，福建社团联会多次支持政府，成为支持特区政府施政的忠诚力量，并获得中央肯定。今年5月，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韩正在北京会见福建社团联会，充分肯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的积极贡献。
而在9月27日的福建社团联会国庆酒会上，林郑月娥则称赞联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成绩有目共睹”，并“衷心感谢联会多年来的努力”。

回顾历史，在港的福建商会早于1917年设立，最初为维护闽籍商人利益；1939年，福建同乡会成立，宗旨是是联络乡谊、服务乡亲。在过去百年历程中，这些同乡会是如何由联络同乡的组织变成“爱国爱港”的旗帜？回归之后，同乡会的数量又缘何膨胀增长，这和香港政协委员近年的考核标准有没有关系？

端传媒透过翻阅超过50期的《福建社团联会会讯》，查阅公司注册处资料，访问出版新书《中共对港新统战》的学者卢兆兴及其团队、专研同乡会政治的岭南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袁玮熙、研究香港福建社群历史的树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以及曾到福建社团做田野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玉萍，一窥香港福建社团和社群的历史发展和政治参与。端传媒曾多次邀请福建社团联会、福建社团联会荣誉顾问卢文端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作访问，均遭拒绝或不获回复。

中共对港统战工作的“输送带”

早在回归前，香港已有多个福建同乡社团，但当时组织相对松散，并无统一的统筹机构。1997年，五个闽籍社团发起会（包括旅港福建商会、福建同乡会等）和十二个赞助会组成“福建社团联会”，其时涵盖123个社团，目标是“摆脱过去局限于本乡本土的宗亲低于观念，以便广泛的社会联谊，继续实践‘爱国爱港爱乡’的理想和责任”。

20年后，2017年，福建社团联会已发展成包含234个属会、6大地区分会的庞大组织。根据《中共对港新统战》作者卢海驰的统计，联会的主力是各地同乡会和联谊会，数目达147个之多，涵盖福建省9个地方在港的各级（含县、市、区、乡、镇、）闽籍社团组织，分类非常精细，其次是教育组织和校友会（64个）和文化和慈善团体（14个）。

端传媒翻查公司注册处资料，发现福建社团联会在过去十年资产大幅上升，净资产由2008年的2100万，增加到2018年的1.16亿，位居全港省级同乡社团之首。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社团联会的会员捐款在重要的政治年份（如2014年和2016年）亦明显较多。

这一会员捐款的额度不但远超民主派政党的收入（2016/17年度，民主党的全年收入有2300万），甚至媲美某些年份的全港第一大建制派政党民建联的会员捐款——2015年，民建联的会员捐款有4000万左右。

表面上，福建社团联会定位“联络乡谊，团结各界人士，积极参与香港事务”，并非政治团体，不过近年他们的政治参与并不亚于本地政党。事实上，在福建社团联会担当要职的“福建帮”，在中港两地的政治版图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基本法》下港人“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两个机构中，“福建帮”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港区全国人大的36个委员中，有9位闽籍委员；在港区全国政协常委的18位委员中，则有3位闽籍委员。

在香港本地政坛，决定特首谁属的1194个选举委员会委员中，“福建帮”占了67票。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在竞选期间专门拜访福建社团总会。

另外，福建社团亦被认为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素有交情。习近平在1997年任职福建省委副书记和2001出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期间，都曾会见香港福建社团代表团。2014年在“占中”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的香港工商专业界人士亦有9位是福建社团关联人士，会面时，习近平对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的荣誉顾问卢文端说：“我看过你在文汇报上的文章。”

“Visible（看得见），prominent（显著） 和much deeper（更加深入），基本上已不是什么秘密。”卢兆兴博士这样形容近年中共对港的统战工作，卢对端传媒表示，对中共对港统战工作而言，香港福建社团正是一条“输送带”，目标是传递中共政策，笼络港人，发展“爱国爱港”的力量，同时，孤立和打击政敌。

“自回归以来他们都一直active（活跃），只不过以前没有很明显，现在是越来越明显。”《中共对港新统战》的另一个作者卢海驰说。

2019年5月，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换炎在北京会见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韩正时发言指出，福建社团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和社会的广泛赞誉，赋予了“嫡系部队”和“铁军”的光荣称号。

目标瞄准选举，防止泛民取得过半议席

翻查福建社团联会过去20年的《会讯》，回归前后，福建社团就参与支持中国政府的活动，包括以刊报和书面建议的方式，表达对政府修改《公安条例》和《社团条例》的支持，同时会发动乡亲做选民登记。2003年，该会组织属下社团出席维园举行的支持“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大集会。

不过，从《会讯》的篇幅和内容看到，当近年抗议政府的游行动员越来越多，福建社团支持政府的反动员亦越来越多。当中，2014年是分水岭。

2014年，戴耀廷等人发起预先张扬的“占领中环”运动，促使建制团体在8月举行史无前例的万人游行和街站联署行动，福建社团就是“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的发起团体之一，该会名誉会长洪祖杭和时任联会主席吴良好据报私人捐款300万元和200万元。为筹备游行，福建社团更专门设立指挥系统，声称动员4万多乡亲报名参加。在联署运动中，福建社团联会亦派出4000名义工，设立100多个街站。

根据卢海驰的整理，大联盟共有1528个团体联署，其中福建团体占了216个。

2016年，梁颂恒和游蕙祯宣誓风波后，福建社团有份组成“反辱华，反港独”大联盟和“反港独，撑释法”，举行万人抗议大集会。

来到此次修例风波中，福建社团联会也积极投入参与。早在4月16日，4个福建社团已成为“万众同声撑修例公义组”的支持团体。5月，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韩正在北京会见了福建社团联会，充分肯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的积极贡献。其后，福建社团联会积极投入到修例风波的舆论战中。

在7月、8月和10月举行记者招待会，福建社团联会谴责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在机场“非法禁锢”和“围殴”内地记者，以及支持“止暴制乱”和政府立法《禁蒙面法》。在建制派发起的7月20日“守护香港集会”和8月17日“反暴力，救香港”万人集会，不少福建社团都积极参与。

除了发起撑政府、撑警察的政治动员，福建社团亦积极为建制派的议员助选，在香港的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

卢兆兴指出，像福建社团这样的“爱国爱港”团体与内地统战机构最大的不同是，他们要负责选举的工作。“香港的选举每几年一次，选举好重要，在统战角度来讲，统战的目标是防止泛民在立法会拿到一半的议席，防止泛民在十八区拿到更加多的议席。”

《会讯》记录各福建社团助选候选人的情况。端传媒翻查《会讯》的图片分辨，各个福建社团在2015年民选区议会有竞争性选举（即不包括自动当选）的365个选区中，至少为34位“爱国爱港”的候选人助选，当中24位当选。另外，现时立法会35位地区直选的议员中，起码有10位建制派的议员获得福建社团的助选。

在助选活动中，义工至为关键。选举前夕，福建社团会专门召开义工团体助选会议，由中联办官员出席支持，又会举办义工培训班，训练义工助选技巧。2016年立法会选举期间，福建社团声称共派出7000多名义工在各区助选。在其后的2018年立法会补选，福建社团联会亦为民建联郑泳舜，以及报称独立但获建制派支持的建制派陈凯欣助选，其后两人分别当选。

乡亲如何被动员起来呢？卢兆兴和卢海驰指出，一方面，“福建人的乡情强，政治动员和选举的能力都很强”，而另外，福建移民到香港后，福建社团会帮助他们适应香港，如协助申请公屋等福利，令他们成为动员和支持的基础。根据他们统计，北角的七个选区的区议员目前都由“福建帮”囊括，外人根本难以挑战。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玉萍指出，这些福建社团掌握很多会员名单，他们很积极利用这些名单发送信息，令缺乏其他渠道接收时事信息的老一辈福建人，容易信服政府和亲建制的论述。

历史的偶然：中共吸纳边缘化的福建社群

福建社团近年以支持政府的政治参与而令人印象深刻。追溯源头，这一“爱国爱港”的传统历史悠久，可以从二十世纪初说起。

树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介绍，二十世纪初已有大批福建人聚居香港。有感于在广东人为主的香港言语不通，福建乡亲需要凝聚力量，互相帮助，于是纷纷成立同乡社团。当中，较为代表性的是1917年成立的旅港福建商会，1926年成立的福建体育会和1939年设立的福建同乡会成立——这三大福建社团，就是1997年福建社团联会的三个发起会。

这些福建社团成立后一直与中国政权关系密切。当中，福建商会和福建同乡会首先支持国民党，但均在中共建国后靠拢新政权，在会址挂上五星红旗，扮演重要的半官方角色。

“1949年之后，中共建立政权，同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这些商会、同乡会就扮演某些渠道。”罗永生说，历史上福建人多到东南亚国家谋生，但基于中国的外交孤立，两地不能直接来往，香港的福建同乡会就作为桥梁，发挥通邮、汇款、汇物资和安排见面的作用，突破冷战阵营的边界。

另一方面，1950年开始中港政府关闭边境，两地需要批准才能往来。罗永生称，当时福建人前往香港和合法移民的审批较严，但香港的福建社团可以作为中介机构，容易安排福建人来港和家庭团聚。

蔡玉萍说，当时中国政府进行“有系统的政治计算”，不会批准所有的亲属都来港，因为若全家人都在海外，就没有人寄送中国需求的外汇和物资了。

翻查资料，1949年后福建社团还开办香港至福建的包机航班和客轮航线，组织商贸代表团参加广州交贸会和回乡考察团，又从事中国贸易，将国货带出世界市场，在冷战时期打破中港和中国与世界的壁垒。

在这期间，福建社团的政治参与并不为人熟知。不过，在1967年左派发起的六七暴动，
有不少福建社团参与的记录。位处北角英皇道侨冠大厦的福建同乡会当时曾聚集左派工会份子，英军甚至一度派直升机在大厦天台降落，攻入同乡会。当时，旅港福建商会创立的福建中学亦被港英政府视为“左校”和“颠覆基地”，曾密切监察和大举搜查，一度搜出爆炸品。

来到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福建移民进一步增加，福建社团亦随之壮大。除了服务新来港的福建人，福建社团还担当起经贸角色。当时，福建官方无论是来港考察，还是设立公司，都会拜会香港的福建社团，保持紧密关系，而香港的福建社团亦组团回乡参观、投资。

蔡玉萍说，八十年代中国官方很积极联系海外华侨，同时为他们开放政治渠道，省市政府会授予这些海外华侨政协身份。她指出，当时在香港众多社群中，福建社团的政治和经济势力都是最弱的，但相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都有价值。

“我觉得是历史的偶然，中国需要在香港统战，但是潮州、上海（那些菁英）早些时候就让港英政权吸纳。福建社群其实比较边缘化，所以被中共吸纳了。”蔡玉萍说。

翻查资料，现时福建社团的领袖多有相似的人生轨迹：早年从内地来港，在改革开放后到内地投资。“福建帮”的大佬、现任福建社团联会荣誉顾问施子清50年代来港，曾担任小学老师，但在80年代就到福建投资，成片开发泉州成洲工业区。现任联会荣誉顾问卢文端在50年代来港，70年代创立荣利集团，1976年回广东开设厂房。而现任联会主席吴换炎八十年代来港，其后亦到深圳开设五金厂。

卢兆兴说，从统战的角度看来，福建社团贡献了中国改革开放，被中国官方吸纳他们参与政治是理所当然的。到八十年代，这些“爱国爱港”人士亦被动员支持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其后亦参与基本法草拟过程，其领袖担当临时立法会、港事顾问、区事顾问等职位。

“你看历史就看到（爱国爱港团体和人士）一直在部署，但九七之后是一直壮大。”卢兆兴说。

同乡会数量增加，因为地方政府和政协评核？

爱国爱港力量在九七后一直增长，福建社团只是其中一个案例。类似的省级同乡联会，香港起码还有七个，包括广东、江苏等，底下的各地同乡会与日俱增，越来越精细。

岭南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玮熙统计发现，同乡会的数量在回归后增幅“惊人”，九七年前香港有250个同乡会，但九七年之后新增了200多个，回归20年的数字可以与155年的殖民时期相提并论。

他发现，同乡会成立的年份都与重要的政治年份有关，1997年、2008年和2015年都是增幅明显的年份，分别有14个、28和18个。

“回归是一个政治机会，广东和福建社团联会就在那时成立。2008年很有趣，可能因为北京奥运，强国崛起，需要（同乡会）发声。当时习近平做国家副主席，主管港澳事务，所以要壮大爱国群众。到2014、15年很明显是占领运动，要壮大群众力量抗衡。”袁玮熙说。

袁玮熙相信，同乡会的成立与地方政府要在香港建立关系也有关系。“（同乡社团的成立）来自很decentralized（去中心化）的incentive（诱因），并不是中央的命令。当然中央想做，但实质怎样做要靠地方政府有没有诱因去推动。”

“很多（地方政府）党委书记、统战部书记来（活动）剪彩，这些交流每天都有，你揭开文汇报日日都见到。”袁玮熙说。

蔡玉萍说，地方政府官员来港时，建议相关人士成立同乡会；而即便不明言建议，她认为官方是设定了条件（condition）：如果你有同乡会和组织背景，才会授予政协的位置，因此有很多人纷纷成立同乡会。

袁玮熙也指出，政协的身分对香港社会菁英很重要，而他们要寻求政协的地位，就要成立同乡会，或在不同的同乡会担当要位；他研究发现，越多同乡会的衔头，越容易被选为政协。根据福建社团联会的统计，该会拥有各级闽籍政协委员合共有700多人。

在香港，做政协意味著什么？根据维基解密引述政治学者郑宇硕和邵善波的观察，在回归初期，基于避免“违反一国两制”的指控，作为中国政治体制一部分的港区政协委员鼓励“在内地发挥作用”，而在香港保持低调，限制评论和参与香港本地的政治事件。

不过，2011年开始，情况有所转变。时任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习近平在会见港澳委员时说，希望港澳委员“在特区和内地更好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在2017年访港期间，习近平又对政协委员在内的爱国爱港人士提出“四个带头”，分别是带头支持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施政；带头搞好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带头关心青年和带头推动香港同内地交流合作。

随后，这种期待被落实为更具体的“考核”。2018年2月，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时，直接明言，政协委员不只是荣誉安排，还是政治表现的评核：

“过去，大家也听到一些议论，认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政治荣誉和政治待遇，只要‘进了门’就‘稳坐钓鱼台’，无论参不参政、履不履职、发不发挥作用，不到龄不到届就不用退。这都是过时的‘老皇历’了，今后是‘一届一议’。关键看作用、看贡献，看是否能过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尤其是看在香港带头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作用和贡献。中联办将和大家一道，探索建立完善‘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履职评估机制和考核办法，希望大家多出点子、多提建议，并理解支持和自觉接受考核。”

根据《星岛日报》今年5月的报导，区议会选举来临在即，政协圈子收到指示要“交人头”，全国政协委员要找30名“新人”登记做选民，省市政协亦要20人才达标。报导又称，选民登记工作是政协委员表现评核的一部分，若未能完成任务，政协的履职报告恐怕难以写得好，对未来连任肯定打折扣。

雨后春笋与青黄不接并存

尽管同乡社团数量上升，看来声势浩大，但其发展不无困难。

一方面，他们的形象可能受政治事件牵连。卢兆兴指出，这次事件中福建社群的形象“有改善空间”，因为部分福建人予人乡情很强、太过建制的形象，惹起示威者不满。

袁玮熙表示，据他了解，亦有同乡会的人不满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但这些声音被压抑了。

此外，同乡社团还面对青黄不接和活跃人数不多的问题。蔡玉萍认为，同乡组织的数量多并不代表参与人数真的很多，因为不同组织之间，人数重叠很厉害。以福建社团联会为例，该会今年有246多个属会，常常以代表百万闽籍乡亲自居，蔡玉萍估计真正在政治上活跃的人数只有2000-3000人，当中很多都是年长的人，而年轻人未必受落。她认为，媒体上见到那些最极端的、最热烈拥护政权的，可能占香港福建社群百分之一都没有。

“（年轻一代）觉得（同乡会）是上个世纪的事，你叫他们参加活动都可以的，但你叫他们搞就未必肯。有些人想透过同乡会建立某些人脉关系、商业关系，但你有自己的事业，不是做商业的，就未必会投入去搞。”罗永生亦说。

就青年问题，同乡社团的领袖或者非常清楚，只是未必找到对策。福建社团联会荣誉顾问周安达源曾撰文指出，同乡社团普遍存在年纪偏大、较少青年人担当要职和参与活动的问题，因为同乡社团一方面仍“保留论资排辈的传统，不熬到那个份上，是当不了头的”，另一方面社团活动千篇一律（如乡亲婚丧喜庆），年轻人认为很老土。

周安达源说，2014年后很多同乡社团都“产生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而近年来很多同乡社团都成立青年委员会，但是如何吸纳青年来参加同乡社团活动和成为社团主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除了青年问题，袁玮熙亦认为同乡会的政治动员存在压制自发性的问题。按他理解，这些团体很依赖上面的指令，自发性某程度虽然有，但大家很害怕做错事，没上面的指示就不敢自己行动。

“一个强的政治力量一定要自发性存在，这是一个矛盾，虽然你看到他们集会很多人，但这要花很大气力才可以做，不可以经常都做。”袁玮熙说。

修例风波至今，建制派的集会看来暂时退出，另一个战场区议会选举已经登场。8月，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曾称，爱国爱港阵营必须全力以赴打好选战，保住区议会选举的基本盘，而福建社团更会全面动员。

然而，反修例运动让建制选情面临重大挑战，与以往多个选区由于缺乏对手而可以自动当选不同，这一次，全港452个选区都有超过1人参选，就连“福建帮老巢”北角和炮台山区今届有七位民主派候选人挑战。其中23岁、来自福建家庭二代的傅佳琳将挑战曾担任福建社团联会青委员主席、民建联现任区选洪连彬。傅佳琳称，自己希望代表民主派和“和理非”的福建人先行一步，凝聚大家。

最近，她知道自己的名字亦出现在同乡社群的聊天群组上，被点名列为黑名单，称“这群是黄丝曱甴（蟑螂），千万不能投，是骗你选票的。”对此，她表示选情严峻，“同乡会的力量不可撼动”，只能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为吸引同区的福建人支持，她最近亦学好福建话，努力跟她们沟通。

究竟“福建帮”有多厉害，修例风波又如何动摇他们的势力，一切将在11月24日的区议会投票日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