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仁硕：旧日港警，一去不复返

即便林郑月娥已经宣布撤回反送中条例，香港连绵数月的抗争仍未停歇，原因之一，就是被港府用来处理抗争的香港警察，自身已经成为了更大的政治问题。但即便面临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危机，香港警察仍旧坚称并未失去长年标榜的所谓“亚洲第一”地位。

如果香港警察还保有自认“亚洲第一警队”的自尊，认为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做个好人”，那究竟局势为何会恶化到这个地步？香港警察，乃至香港社会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以下将爬梳香港警察在97年后错过的几个改革机运，再进而介绍台湾近年的警政改革动向，希望透过他山之石，寻找出一些改变的可能。

被代理的去殖民、被掩盖的警民矛盾

九七之后，北京与香港政府实际上继承、维持了殖民警政体系。这样的“去殖民”，可说是一种被代理、为新政权服务而非为香港人服务扭曲的结果。

已有许多研究指出，在港英殖民时期，特别是在六七暴动之后，香港就已经建置了利于镇压社会运动的法律体系，并授以“皇家”之名以嘉奖“平乱”有功的香港警察。但港英政府忌惮于夹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政治情势，担心高压手段即便合法，引发的政治动荡仍会引来中国介入，因此大多备而不用。

在九七年之后，一方面是当时的北京政府承诺了“五十年不变”，二方面是整套港英政府留下的殖民式警政与相关法制，在北京的统治需求上也是相当实用。讽刺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虽然打著“去殖民”的解放大旗，例如在六七年时在香港左派扮演要角的杨光，在九七后受到了政府的表扬，但实际上仍是继承、维持了殖民警政体系。这样的“去殖民”，可说是一种被代理、为新政权服务而非为香港人服务扭曲的结果。

但香港警政体系未能去殖民的矛盾，一开始并未被大多数的香港人所意识到。首先是因为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之下，“不变”被视为一种正面的、符合香港人利益的目标，因此九七年并不被视为一个改革的契机。其次则是在九七之后，许多人期待日后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而未意识到北京政府与香港人间可能会产生的利害矛盾，自然也不会想要去质疑港警所保持的高度镇压实力。最后则是香港警察常年在公关与社区工作上取得相当成果，廉洁与效能亦是有目共睹，使其在国内外均保持优良形象并受到信赖，即便有社运人士指出警队弊病，也难获得社会广泛支持。

例如在2005年香港主办WTO部长级会议时，各国运动者也赴港进行示威，特别是熟习各种非暴力抗争技巧的韩国农民，带给了当时的香港社会与港警相当的震撼。在以消防水柱、胡椒喷雾、催泪弹与布袋弹对抗之后，港警拘捕了数百名抗争者，当中包括一名国立台湾大学学生李建诚。

令当时亦就读台大的笔者印象相当深刻的是，当声援者在台大门口举行集会，要求释放李建诚的同时，也有许多人，特别是来自香港的同学批评，香港的警察与司法都比台湾要公正许多，认为声援者是小题大作。

而港警在2005年WTO会议时的作法，不只在当时，至今亦被视为一个“成功案例”。无论是1967年“暴动”时的香港警察、在其后三十年间不断强化社会控制能力的皇家香港警察，或是在2005年香港街头使用的催泪弹、胡椒喷雾、消防水喉跟布袋弹，似乎尚被“往日美好优秀的香港警察”情怀所包裹，成为缅怀而非检讨、反省的对象。

在体制转换之际，本是盘点积弊，反省历史，改革体制的契机。然而在“被代理、以北京利益为导向”的去殖民历程中，警政体系的改革并未进入议程当中，作为部分民主社会中的殖民式警队此一矛盾，就此被保留下来。实际上，“不变”的警察体系即便展现镇压能力，也仍旧受到大众支持，就此错失了第一波改革的机会。

而后，虽然中港矛盾隐隐在香港社运议程中浮现，例如反国民教育科运动，就是北京政府希望强化意识形态控制，造成香港反弹的结果。但当中港矛盾加剧时，香港警察与香港公民可能随之浮现的矛盾，仍未为香港社会所广泛认知。

2013年时，笔者赴香港报告对于台湾警察如何处理抗争的研究，作为研究者，自然也提出了一些台警执法上出现过的问题，例如行使强制力时缺乏法源依据、现场员警遮盖编号导致究责困难、对政治立场不同者差别待遇等等。当时一位资深的香港高阶警官对笔者说，从我的报告看来，他认为港警的法治传统与专业度均比台警优秀许多，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他有自信港警在九七后，仍足以长久守护香港社会。

而当时另一位与会的香港民间团体成员则表示，他不明白为何台湾抗争者会需要与警方冲突，在香港只要愿意谈，警察都会做好妥善安排，香港人上街也不会与警察有冲突，比台湾人成熟、理性许多。

就笔者在数年赴港交流经验的观察，每年对六四的追思活动，到挡下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乃至于刚阻止了国民教育科的成功经验，似乎让当时的许多香港人，即便对政府有意见，也对“和理非”路线充满自信。在这股自信之下，即便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可见如上述般对韩国、台湾的抗争经验，以及与警察间的对抗关系缺乏理解，甚至轻视为后进国的情形。

确实在当时港人以“和理非”为主流的抗争型态下，港警确实并未强势以对，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同时在港警的价值观中，也以能柔性处理抗争为荣，并标榜为九七后港警的政治中立、法治传统与专业并未动摇的明证。因此在抗争者与港府，乃至于港警间未曾发生过高度政治紧张的情况下，殖民警政的矛盾持续被掩盖，各方都相信香港警察仍是，且永远会是“亚洲第一”。

但这样的局面，很快地就被北京政府打破，人大释法对于普选问题的直接介入，加上港警对和平示威者发射了大量催泪弹，引发了连绵数月的雨伞革命。港警的执法过当问题，以及作为其背景的殖民性警政体系，开始渐为香港社会所认知。

2017年，香港警察在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Ｏ记）下增设了专门处理集会游行的D组，将社会运动当作组织犯罪来处理，在反送中期间的数次拘捕，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雨伞之后，笔者在一场国际研讨会上，曾向港警的资深警官请教他们在雨伞时使用催泪弹的决策理由。该警官告诉笔者，当时前线受到抗争者的激烈攻击，而且他们有情资显示，有许多国外的激进抗争份子，在当时已经潜入香港。因此警队必须自保，动用催泪弹是本于专业判断下采用的适当武力。

“所谓受到激烈攻击，请问当时抗争者是以什么样的武装攻击警察呢？”
“雨伞，几乎所有抗争者都拿著雨伞殴打或是投掷前线警员。”
“那认为催泪弹是适当武力的理由是？”
“催泪弹能立即瘫痪群众的行动，但又不会留下任何伤害，让警民双方都不至于在冲突中受伤。外面对于动用催泪弹的指责，都是些缺乏专业的外行话。”

而就在该场研讨会上，笔者亦目睹了港警与台警的一场争论。当时与会台警首先发言表示，台湾处理抗争均是以柔性为原则，不会像香港在雨伞时一样，动用催泪弹、胡椒喷雾等化学武器强硬镇压。这番发言引来在场港警不满，立即反驳指催泪弹不会对人身留下任何伤害，是较警棍更为温和的适当武力，反而是台警在太阳花中使用的水炮车，由于难以控制轻重，范围又广，才真正是会伤人的过当武力，双方相持不下。

实际上，无论是催泪弹或是水炮车，都有可能伤及抗争者，也都有致死的相关案例，并无何者一定比较“适当”的问题。例如在韩国1987年的运动中，大学生李韩烈被催泪弹击中死亡；而在民主化后，韩国虽禁用催泪弹，但改用水炮车，2015年时农民白南基，就在抗争中死于水炮之下。讽刺的是，主张“不应使用化学武器”的台警，仍采购了辣椒喷雾作为警方的新装备，但鉴于香港雨伞革命的经验，附带了“不得用于抗争场合”的决议。而批评台警水炮车“太危险不专业”的港警，则重金购入了水炮车，已于日前推上香港街头。

从前述港警的发言可以得知，即便受到外界猛烈质疑，自豪的“柔性、和平”也已荡然无存。历来的“亚洲第一”自信，仍让港警能对执法行为高度自我正当化，将批评均化约为“缺乏专业”所致，甚至对台湾同行悍然反击，因而失去了在冲突后进行内部反省、改进的可能性。而在香港的现行体制之下，除了对少数证据确凿的个案（如七警案）能有一定制裁外，民间要推动警队的制度改革，亦属相当不易。

不过，要说港警在雨伞后并未改进，也不尽精确，只是方向上并非朝向“改善执法过度强硬，务求保障人权”，而是“强化镇压能力，有效瓦解抗争”。在硬的一手上，港警在装备、人员、编制上持续强化对抗争的部队，例如机动部队（PTU）的编制其实一直在增强。2017年更在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Ｏ记）下增设了专门处理集会游行的D组，将社会运动当作组织犯罪来处理，在反送中期间的数次拘捕，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对一般基层员警也在训练上，相当扎实地模拟各种新式抗争手法，提高员警的应变能力。

而在软的一手上，由于港警将“青少年与警队关系的疏离”，认定为雨伞中年轻人上街抗争的原因之一。因此依循著六七年后设置少年警讯，拉近警民关系的成功经验，希望透过经营社群媒体、增加少年警讯的资源与活动等，重新培养香港年轻人当中的亲警风气，瓦解未来抗争的动员基础。

爬梳至此，再对照反送中情势，可以说缺乏民主制衡下的港警“中立、专业、法治”神话，其缺陷已然相当清楚：在殖民时期以“不左不右”为政治中立准则的港警，背后的潜台词是“绝对效忠政权”，但政权又从不是香港人的政权；而所谓专业，指的是手段上的效率、准确，但单以专业并不足以正当化警队作为，必须先问欲达成的“目的”究竟为何，毕竟许多独裁国家的警队，在镇压异议方面都是相当“专业”的；至于法治之所以能够保障人权的前提，不只是警队受法律拘束，法律本身也需掌握在公民手中，否则公民就成了被政权乃至于警队“依法治理”的客体，任人宰割。

虽然缺乏民主，在制衡警察权力上是严重缺陷，但并非有了民主体制，警察权力就会自动受到制衡，仍须回到各种具体的场域上进行制度角力。从以下在太阳花运动后的台湾警政改革经验，虽然未竟全功，相信仍能提供香港一定程度上的参考。

太阳花后的台湾警政改革

台湾警察虽然也有港警的催泪瓦斯枪，但由于担心影响民众，长年以来备而不用，显然是对雨伞革命所引发的台湾舆论有所顾虑。

与雨伞革命类似，在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中，由于警方在3月23日占领行政院的行动中，动用了镇暴部队与水炮车，对在行政院当中静坐的群众进行流血镇压。因此即便是在立法院占领本身结束后，原非运动焦点的警政问题，也成为了许多运动者持续关注的议题之一。

站在运动的角度看来，“问题”是全副武装的警察，殴打手无寸铁的抗争者，明显执法过当，要如何究责与防止再次发生的问题。但台湾警方至今仍坚持当晚只是“遇强力抵抗，彼此肢体强烈接触，架离时难免受伤。经放大播放后，警察形象频遭导误”而已，因此“问题”反倒是警察执法太过软弱，才无法阻止政府机关遭到占领。

在上述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之下，在太阳花之后，有许多与抗争相关的警政议题上均产生了警民双方的角力。首先是在第一线的器械方面，台湾由于过往戒严统治的关系，民主化后仍延用军事防御用的带刺或刀片的金属拒马、蛇笼，作为阻隔器材，而非单纯的金属或灌水栅栏（香港称“铁马”、“水马”），许多台湾抗争者都有被拒马刺伤的经验。在太阳花后，警方为防止占领再次发生，原本在抗争前才会出动的上述器材，均常备于主要机关出入口，以便迅速部署，部署时的密度、高度与数量也大幅提高，被称为“台北拒马大展”。

在2016年政党轮替后，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批评警政署，不应沿用军事戒严时防卫警政机关的准则，把人民当“敌人”来部署会伤人的拒马，警政署随即撤去两年来部署在各机关的拒马阵。而后则改以较低矮、不带刺的金属栅栏（铁马）区隔，并增加第一线警力的人数，以防抗争者越界。然而，台湾人并未就此摆脱带刺拒马，例如在2017年的反年金改革抗争、2018年的反劳动基准法修法抗争中，民进党政府亦让“台北拒马大展”再度重出江湖。

而在前面提过的辣椒喷雾，原先是2014年9月时，由国民党立委提案新增为警用配备。但消息见报没几天，就发生雨伞革命，因此警政署长在10月时于立法院表示，目前警用装备足以应付聚众事件，不需另购喷雾。署长另外指出台湾警察虽然也有港警的催泪瓦斯枪，但由于担心影响民众，长年以来备而不用，显然是对雨伞革命所引发的台湾舆论有所顾虑。直到2016年11月，警政署方以打击犯罪为由，新增辣椒喷雾为警械，但禁止于抗争场合使用。

至于在2014年太阳花中被用来驱散群众的水炮车，在同年4月的反核游行再次上场，但这次是对著在道路上，已被警方团团包围的静坐民众射击，近乎行刑式的作法引起公愤，就再也没有动用过水炮车。而在一场与人权团体的座谈中，与会的高阶警官表示，这是因为当时舆论反弹过大，因此警政体系内部决定不再轻易动用水炮车。另外也新制定了“警察人员使用高压喷水车应行注意事项”，解决了过往缺乏规范的问题，希望民间安心。

该份“注意事项”在人权团体持续要求下，终于在今年7月公开，但当中仅抽象要求“依比例原则，审慎选择适当方法，合理、合目的执行”，难以约束实际的滥用行为。而所谓顾虑民意反对下的“不轻易动用”，也均系于警政长官，或是政府高官的一念之间。且政府仍在2016年编列预算，购置了新的水炮车，显然并未放弃。

而在法制方面，自1987年解除解严以来，为了控制群众运动，另外订定了“集会游行法”来进行管制。在威权背景下，该法的内容绝大部分均是对集会游行的介入以及处罚，并且给予警察相当大的裁量权限，长年来为人权团体所诟病。除了持续推动修法外，该法的部分条文也曾两度被大法官宣告违宪。

从台湾的经验可以看到，民主政体下的政党轮替，以及公民社会的力量，确实能够对警政体系达成一定的制衡效果。

在2016年民进党首次取得行政与国会多数下，原本认为集会游行法修法应该终于能有进展。然而在警政机关以“安全考量”为由的强力反对，以及开始作为执政者面对抗争的体验之下，民进党虽然仍有修法意愿，但在部分条文的立场转趋保留，表示希望主张修法的人权团体，可以信任民进党不会滥用权力，能够同意还是留给警察较大的权限。最后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修法又再次搁置至今。

最后在2017年招开的“司法改革会议”中，决议应成立有外部委员加入，具独立性的“警察教育委员会”与“警察专案与绩效管理委员会”此一决议不仅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不当执法的问题，更希望全面地从教育与管理两个层面切入，检视当前的警政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决议的推手之一，正是在太阳花运动后成立的“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警工会）。

该会是发端在太阳花后，由社运人士发起的“支持警察组工会”运动，目的希望基层员警能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劳动权益，并透过工会开启警察与社会沟通的可能性。该会会员目前以现职员警为主，除了争取警员的劳动权益外，也关注警政民主化改革议题，致力于寻找员警权益与公民社会的交集。目前除投书报章外，也持续与人权、司法改革等社运团体合作推动警政改革，并开办与警政议题相关的调查、讲座等等。

可惜的是，前述决议在警政署的杯葛之下，仍未能完全落实。警政署坚持在治安考量下，教育与绩效制度均应由警政署主导。因此在绩效方面，仅愿意自行邀集专家学者与警员代表举行座谈会，检讨相关议题。在教育方面，则自行聘任任务型的咨询委员，但不称委员会。行政院虽一再要求，民间也不断批评警方违反司法改革会议决议，但实际上仍拿警政署没有办法。

从上述台湾的经验可以理解到，民主政体下的政党轮替，以及公民社会的力量，确实能够对警政体系达成一定的制衡效果。例如收起带刺拒马、延后采购辣椒喷雾（并承诺不用于抗争场合）、避免使用水炮车、启动集会游行法的修法程序、通过警政改革决议等等。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警政体系对执政者的警政政策都有著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能以消极抗命的方式，实质杯葛政治部门对警政的改革决策。而因政治考量而一度收敛的警察权力，长远来看仍会在社会不注意时，持续储备力量，一旦政治情势转变，随时有可能死灰复燃。

民主与法治都能让公民的筹码变多，若政党成功轮替更是会制造出许多机会，但从不包赢，这是一场永无止尽的拉锯战。

挖掘香港警政改革的可能性

香港警察的克制，在港英时期是国际情势与殖民政府统治考量下的产物，在九七后则立基于各方对“五十年不变”的共识，以及以“和理非”为主流的香港社运，这些条件在现在都已不再存在。

回到对香港局势的展望，香港人首先要认真面对的，是无论主观上如何希望“找回旧日港警”，都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也不该回去了。确实对现状的不满，自然会带动怀旧情绪，但并不代表主观上的美好旧日，真的就是应该追求的未来。毕竟，今日的铁腕镇压，其实在数十年来一直有迹可循。

香港警察的克制，在港英时期是国际情势与殖民政府统治考量下的产物，在九七后则立基于各方对“五十年不变”的共识，以及以“和理非”为主流的香港社运，这些条件在现在都已不再存在。必须认清的是，无论影视作品中的港警再帅气，日常遇到的警员多帅多美多有礼貌，港警从未真的属于过香港人。香港人的警察不在过去，在未来。接下来的功课，跟所有国家一样，是如何有效约束警权的难题。

至于该怎么做，在目前对“黑警”的群情激愤下，可见到许多意见是希望将警队换血。但不得不说接下来香港未来的政治情势，即便五大诉求全数达成，仍很可能会是在特区体制下的部分民主，警队大换血的可能性相当低。

比较务实的做法，是一方面进行独立调查，对应负责任者做出适当的人事和司法处置，对警队内外明确传达改革的讯号，防止再犯并重建信任。另一方面则从警队相关的法规、教育、人事、监察制度著手，从根本上改变警队的体质。而这样的“换血”，即便顺利启动，仍非短时间能够办到的，再不情愿，也都得要有比气长的准备。

之后港府政改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出现有利改革的政治环境，目前难以预测。但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若想达到以上的目标，除了已被提出的独立调查与拯救义士外，仍有许多明确能做的事情。

首先是意识的建立，如果香港社会继续沈溺在对往日港警的美好迷思当中，则警察改革的必要性将难以被广为认知。最坏的情况，是港警在运动局势趋缓后，成功以公关手法与社区工作重建香港市民的信任，令抗争者在社会上遭到孤立。在当前的危机当中，如何将香港市民对警察暴力的愤怒，转成港警改革的意识与关心，并将其导入长期的政治议程当中，会是重要的倡议目标。

其次则是监察与改革所需的研究工作，由于警政面向相当繁多，魔鬼往往藏在细节里。要防范的，不只是紧急法等显眼的大动作，还有在看不见的地方，例如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的预算案中，是否又加强了对付社运的警力，或是又买进了最新型的武器。或者是日常当中，港警是否强化了对社运人士的情报搜集力道，甚至开始应用各种理由进行监视、骚扰。要先有能够长期洞悉、追踪警政政策动向的人力与知识，才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社会普及与宣传工作。

而除了在警政制度面的长期倡议与运动之外，关于警察与社会运动的记忆政治问题，也值得民间关注。就算是在当下，“真相”也经常是暧昧不明的，在这段抗争期间里，不同媒介是如何映出不同的样貌，香港人应当有切身的体会。更遑论随著时间渐长，若让官方建制渐渐掌握住对反送中运动的话语权，那么这场运动的意义恐怕反而会从改革的契机，扭转成巩固警权的正当性来源，这才是真正被“暴动定性”的危险之所在。至于权力者能扭曲一场镇压至何种地步，长年纪念六四的香港人，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另外有许多人都在问，面对当前警队的问题，除了以协会名义出面痛骂抗争者为曱甴（蟑螂）外，警队内部难道没有不平之声？香港社会又该如何看待个别员警？日前开始有退职员警与警眷出面发声，更引发了相关讨论。

若站在警员的角度思考，首先在警校的教育中，强调服从是第一要务，并不鼓励独立思考，警员缺乏反思、批判性的思想基础。而即便对目前的做法抱有疑问，在警队中也无法说出口，更遑论寻找伙伴，是相当孤立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虽然香港警察在制度上仍维持了相当的殖民特色，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在人员上已大部分均由香港本地人任职。这强化了香港社会与港警的连结，一定层面上增加了港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蕴藏著改革的可能性。当警民关系恶化，警察于公于私都会在本地社会中遇到许多困难，更遑论一场卷动大半港人的运动，三万港警的亲人朋友，多少都在其中。

目前较常见的是个人断绝往来，网路上四处可见与从警的亲朋好友绝交的文章，甚至公开揭露员警个人信息，在网路上围剿等等。或者是以道德劝说的方式，希望警员良心发现。这虽然能够对个别警员产生压力，但若未提供一个建设性的出口，持续从外部施压的结果，就如北风与太阳的故事般，恐将反而让大多数警员更加依赖警政体系，或者仅会有少数人选择挂冠求去一途。

若站在警员的角度思考，首先在警校的教育中，强调服从是第一要务，并不鼓励独立思考，警员缺乏反思、批判性的思想基础。而即便对目前的做法抱有疑问，在警队中也无法说出口，更遑论寻找伙伴，是相当孤立的。道德劝说、人际压力或是舆论批判，其实是很难帮助有心员警采取行动的。

就此民间可以做的，是试著寻找从警察立场出发，与公民社会有所交集之处，例如台湾的运动者在太阳花后提出，政府不愿解决政治问题，却长期动用大规模警力镇压社会运动，对警察的劳动权益也是有害的。或是有许多美国警官反对联邦政府强力取缔移民的政策，未必是出自人权立场，而是不希望因此破坏与当地移民社群的关系。在找到交集后，进而提供安全的窗口、管道，让有不同想法的警员能有机会先试著说出自己的想法，与外界以及有相同想法的警员进行交流，这就踏出了第一步。

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集会游行权特别报告员Maina Kiai，在去年访台之际，曾对此一问题提出了分阶段性的实作建议。Kiai指出，即便个别员警直接违抗违法命令，在理论上可能合法，但考虑教育背景、公务员的服从义务、集体压力等因素下，期待靠个人抗命来阻止组织性的违法行为，并不切实际。

但Kiai也强调，公务体系内部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对于阻止不法行为相当重要。因此Kiai建议，最理想的作法，是警察自己团结起来，以工会等组织名义直接发出声明，甚至采取集体行动；若难以组织，则作为个别当事人，透过媒体匿名发声；若个人出面风险还是太高，则将信息提供给外界，如人权组织等，由其代理发声；若仅是提供特定个案信息就可能曝光，则至少将制度性问题以及改善的方向提供给外部团体，作为未来警政改革倡议的基础。

在制度上来说，香港的政治制度是部分民主，加上殖民式的警政体系，在改革上确实会碰到许多阻碍。但制度上的不利，是有可能透过公民社会的努力，以及社会运动所创造出的时势来补足的。

以目前香港的情势来说，警政出现问题这点，已前所未有地广为香港人所认知，为未来改革打下支持基础。而以香港公民社会与学界的活跃程度而言，也有充分的资源可以投注至警政改革。最后则是长年强调服务、专业、克制的香港警察本身，由于这数月来的作法，实在偏离以往所宣称的港警信条太远，感到犹豫、挣扎、困惑的警员想必并不在少数，毕竟除了赚钱，大部分人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同时是被社会尊敬的。

警察体系始终是社会的一部分，而非外于社会的他者。即便警政高层自以为是超然而不受拘束的公权力，公民社会也不能忘记这点。面对不义，固然不应乡愿地姑息，但也不要轻言放弃对话与和解的可能性，这看似绕了远路，却是条所有经历过不义历史的社会，不得不走过的一段历程。

（许仁硕，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法研所，现就读于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