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士元爵士，“大Sir”，逝于2018年11月14日，终年101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士元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首席议员。我写专栏评论时事，对钟士元没有甚么好感。他保守、家长心态、维护资本家利益、反对劳工福利，反对提高工资认为会拉高税率，破坏香港成功之道 ; 他甚至批评大学讲师讲课节数太低，还低于工人一周工时。我与钟士元爵士当然话不投机。两局非官守议员身分尊贵，我等独立评论人则视其为橡皮图章。
但一件大事，意外地改变了我对他的观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那次真是历史性的访问，一反过去热情礼待，英方如临大敌。
1984年，中英谈判进入关键阶段。4月20日，其时英外相贺维（Geoffrey Howe）访港，在记者会上声明，英国不一并交出主权治权“不切实际”，中英双方只能在中国97年收回香港、维持原有制度50年不变的框架内，成立一个详细而双方要遵守的中英国际协议。
贺维的声明，在香港即时引起爆炸性反应。5月16日，钟士元率领两局非官守议员赴伦敦，把握最后机会，赶在下议院辩论香港前途之际，向国会议员表达香港民意。他们在出发前发表声明，表达香港人的忧虑。
那次真是历史性的访问，一反过去热情礼待，英方如临大敌，访问团还未抵步，已展开攻击，说他们不是选出来的，无权代表民意，又散播谣言，说当时为上议院成员的前港督麦理浩，指两局议员“来得不合时宜”“没有想通想透”。虽然麦理浩亲口否认，但访问已经蒙上阴影。
当时我在剑桥读法律，《明报周刊》不时接济，叫我代为采访上下议院两场辩论，顺便访问各大人物。我到了伦敦，看到尊贵议员有如落难，形容狼狈，不禁又好笑又同情。
以前辩论香港，公众兴趣不大，这回一反常态，下议院门外大排长龙，大批留英港生，一早已站著吃三文治轮候。辩论7时20由贺维开场，23名议员热烈发言，一直到午夜才结束。我们的尊贵议员有如小学生般在公众席上坐足全场。散会后回到酒店已是凌晨。
凌晨三时，钟士元坐下来接受我的访问，细谈此行。他精神奕奕，毫无倦容，看上去比平常还兴奋。他显然相信辩论有用， 先前所作的游说没有白费。可是，观乎辩论的内容，其实没有得到什么新的保障，最大的收获反而是在于这次是以“两局议员”身分为香港人向英国争取前途保障，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香港市民的热烈支持。
“我们的声明一开始便说我们不是民选代表，”钟士元说，“但我们在香港生活，与香港居民有密切接触，我们的声明很可能反映民意。这几天来我们收到几百封信和电报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和家庭，大致上说第一，他们同意我们的声明反映他们的意见； (二) 他们支持我们这次的访问； (三) 他们认为两局非官守议员应继续负起领导的任务。这是在患难中的支持，是很难能可贵的。”
“至于别人的批评——譬如艾德礼在香港报章上说我们只代表一小撮人， 可说是个‘幸运的指责’，因为这些公开指责之后，香港市民支持我们的表示才大量出现。我们没有在这里提到这些支持，我们不必提，事实自会有人知道。”
“我们到英国之前已有心理准备了。如果我们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我们便是成功；如果得不到，至少我们尽了良心的责任。”
他认为此行是重要进展 :
“这的确是一个进展。 贺维四月廿日的宣布之后我们可以公开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国会议员说我们不是香港市民选出来的，我们说，难道你们是香港市民选出来的吗? 他们无词以对。 英国政府不应代我们决定我们的命运；应该代我们谈判，把谈判结论交给我们自决。”
“这次我们可以说成功地使国会议员在辩论中英协议之前对香港有较深的认识；同时我们使英国一般人民了解到香港前途不是政治条文的问题，而是一个关连五百多万人命运的问题。”
殖民地总督委任的议员，尚能把人民的支持，放在掌权者礼待之上。由香港人自决命运，钟士元视作当然。那时，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决”在今天会成为足以取消一个人参选资格的“死罪”的名词。
由香港人自决命运，钟士元视作当然。那时，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决”在今天会成为足以取消一个人参选资格的“死罪”的名词。
1984年9月24日，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前两天，我再代表《明周》，在香港访问钟士元畅谈中英联合声明的各方面问题，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在27日下午7时时不作任何透露。访问中，他透露，谈判的进展行政局完全知情，并能透过港督或直接赴伦敦提意见，协助达成有利香港的协议。这也可算是中方不许“三脚櫈”（编注：英方试图让香港参与到中英谈判中，形成三方谈判的局面，但遭中方拒绝）之下的参与方法了。他又透露，英方原先认为香港是一定要归还中国的了，不必多谈判，要一开始就答应归还，但他不同意，认为这不是对香港最好的，所以坚持要先解决是否一定要归还，为此触怒了邓小平。后来他和邓莲如、利国伟上京向邓表达香港民意时，邓小平对他们很不客气。但他也不后悔 : “因为我是代表香港人办事，我必要先确定接受的是最好的交易。”
他对最终达致的《中英联合声明》满意，认为在“现实情形”之下——即是九七后交出主权治权之下——是一个很好的协议，他无愧于香港人。
《联合声明》是钟士元从政一生的highpoint，也是香港政制的新阶段的开始。他不认为自己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新角色。回顾二十年从政，他说 :
“香港的改变很大，从被动变成主动。以前香港不是在我们掌握中，但现在则是。以前是向港督提供意见，将来的非官守议员是政府的主人。旧一代的领袖多是成功的商人，他们有经验，已经得到了地位。新一代有不同的背景，从不同的角度看新事物。他们更有冒险创新精神，有更大的进取心。旧一代的领袖著重经济成功，不重政治。后来慢慢发现政治经济两者是分不开的，要有权力，要其他国家听你说话，必要有好处给人家。
“新的一代更政治化。当然这有好也有坏。 … … 为了香港将来的利益，我们需要有负责的政党，不是个人。… …我已六十六岁了，我足够了。香港需要新血。香港新一代的领袖渐渐冒出来了，当然他们需要时间成熟，但的确他们是冒出来了。”
钟士元逝世之后，《明报》的“星期日生活”节录这个访问若干部分重刊。编者好奇，为何当年一位港府最高层的人物，会愿意在重大机密之下接受一名记者的访问? 我想，那只因那时我们彼此尊重，互相信任。港府知道我批评不会容情，但报道决不会不公平，彼此政见不同完全没有关系。政府有责任交待，传媒也有责任追查。
他对最终达致的《中英联合声明》满意，认为在“现实情形”之下——即是九七后交出主权治权之下——是一个很好的协议，他无愧于香港人。
事实上我的政见与钟士元的政见简直南辕北辙。在他眼中，我代表年轻 (那时我36岁了) 一代的激进派，”hot-headed”，盲目追求民主选举，福利主义，”confrontational” , 冲撞中国在所不计，完全不了解这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但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同是站在香港的一边，没有想过出卖香港的利益换取自己的好处。
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之后，英国国会在12月5日和21日又再辩论香港前途，两局非官守议员又在钟士元率领之下出访伦敦了，但这次一切回复“正常”，互相恭维恭贺，没有争议。香港来客的具体要求，不过是要国会每年听取及辩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报告，要英国贯彻承担，十二年过渡期内保持香港安定繁荣。
可是，钟士元对英国承担香港安定繁荣的看法，就是不得急速推动民主。他在辩论翌日接受我的访问时郑重解释，要国会每年听取并辩论报告，主要是为监察民主不要推得过急：
“国会议员有一个严重的误解，以为香港交还中国和其他殖民地独立的情形无异，当地民主政府一旦成立，英国交出政权，便可以完全撒手不管。但香港不是；协议说明，英国政府要承担十二年内的安定繁荣。这就是说，不论香港政制如何发展，英国仍要向中国负责，如果选举错选了不利香港的人，英国便要插手干预，这样便可令到香港的安定繁荣多一重保障。明白了这一点，英国议员便不会强硬要求民主步伐突然加快，而香港许多人便会感到放心不少。”
他还说：“他们得明白，好比父亲把生意交给儿子管理，如果儿子走上错路，父亲怎能不阻止？香港推行代议政府的经验不足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它像非洲一些国家般弄到经济崩溃。英国不能撒手不理，它有责任凭过去经验指引我们。”
他在（1984年）9月的访问已警告过我们，中国是老板，香港是属下公司，一定得做到老板指定的目标，即是为中国赚钱，若做不到这个目标，中国一定干预！
但是，反过来说，是否只要香港继续赚钱，中国就不干预？还是中共政权天性要操控一切，容不下反对的声音，不管赚不赚到钱也要干预，那就大事不妙？当时我不懂得问，而“大Sir”早就不问世事了。
香港的“非官守议员”没有成为“政府的主人”，官员、“部长”也没有依约向立法机关负责。在钟士元年代，尽管他家长心态，头脑保守，不赞成我那一代的想法，但他有他作为公职人员的道德准则 : 对内，讲道理，不厌其烦；对外，坚持争取香港整体利益，那怕得罪强硬的“老板”。重阅旧档案，令人慨叹的是，不分政见，直面强权，同站在香港本位上向中国中央争取最大利益的情况，也似乎已成过去了。
19.11.2018
编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前后，吴霭仪分别在伦敦及香港，访问了钟士元爵士三次，文章内的相关引述皆出自当年刊登在《明报周刊》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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