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黎蜗藤：中国的“祖宗领土”，说法一直在变

6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首次访问中国，并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在讨论到南中国海问题时，习近平表示：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国态度是坚定且明确的，“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

中国的态度看似“人畜无害”，但为何世界还是如此担心中国的扩张呢？盖因，中国所谓的“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为何，全凭中国定义。现在看来，所谓“老祖宗留下的领土”大致是清朝的遗产。但细思之下，又并非如此简单。

老祖宗留下的领土，首先存在“谁是老祖宗”的问题，关键就是“清朝是不是中国”。二战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太大争议，“清朝即中国”；但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清史”学派提出清朝的“满洲特性”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清朝不是中国”的质疑。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比较复杂，也很难有共识。碍于篇幅，这里暂且不讨论。

但即便承认“清朝是中国”，对何谓中国的“传统领土”，中国大约还有四套说辞。按照这些说辞各自关注的疆域范围，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国耻派、清朝最大疆域派、清末疆域派和民国疆域派。

国耻派、清朝最大疆域派、清末疆域派

虽然在当时，“征服”是一种合法的领土获得方式，但把近代的征服说成是“自然形成”，实在难以服众。更何况，中国经常抨击其它国家通过征服的方法获得土地，却粉饰自己的征服，这种严重的双重标准更难以令人认同。

“国耻派”所认定的中国“传统领土”，是指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候，一系列“中国边疆发明家”们在各类《XX国耻图》或者《XX疆界变迁图》中划出来的中国国境。这些“国耻图”不考虑真实关系如何、“统治”时间长短，以及是否在同一时期“统治”这些区域等因素，只要与中国中原王朝有一丝半点“朝贡”关系的地方，都通通画在中国地图上。这种地图还会把当时不在中国版图上的地区都列为“失土”，不但朝鲜、越南、琉球赫然在列，还包括远至中亚、阿富汗、缅甸、暹罗、马来半岛、菲律宾南部等地。这种“传统领土”的荒谬，实在毋庸多言。

然而即便这么荒谬，历史上也不是没有野心家希望至少部分地恢复这些“传统领土”。比如，在二战时，蒋介石就曾构思，把朝鲜、越南、琉球都“重新”变成中国领土，还派外交部长宋子文探听美国口风。美国虽然原则上反对，但也并非一口拒绝。1943年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询问过蒋介石是否愿意接管琉球。罗斯福的构思是，让中国参与琉球、朝鲜和越南的占领。这种处理方法不乏留有将来把这些地区并入中国的空间。只不过后来国民党军队实在不争气，蒋介石又想“躺着”拿好处，消极“抗战”，在对抗日本上毫无战功；加上后来他的最大支持者罗斯福去世了，苏联的史太林（史达林）也在朝鲜问题上“插了一脚”，加上中国还面临蒙古、新疆脱离的危机，蒋介石的野望才大打折扣。（注一）

最后，朝鲜和琉球都没希望了，但美国还允许中国在战后派兵到越南北部“受降”。如果不是法国要坚决地重返印度支那，如果不是法国在二战最后阶段战功不错展现实力，让美国不得不重视法国的意愿，中国可能真的赖着不走，最后把越南吞进去。万一如此，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恐怕就是胡志明“抗北战争”了。

“清朝最大疆域派”乃中共建国后，中国专家的主流观点。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地图，是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册所根据的就是以《嘉庆重修一统志》为底本，画出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中国疆域。参与编写的历史地理学家认为，在清朝中期，“中国鼎盛时期”的疆域是“自然形成”的。这个疆域包括蒙古、台湾、远东（外满洲）、新疆西部、唐努乌梁海等。

有必要说明的是，谭其骧是中国成就甚高也较为理性中肯的学者。这套《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中国历史疆域”如何划界，在当时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全部由中共高层拍板。它不反映谭其骧个人的真实意见。根据其弟子，也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一书中的回忆，谭其骧的意见大抵是把“中国历史疆界”往小里画。谭的个别想法也曾为中共高层所接受。比如在清朝之前不把台湾画成中国一部分，就是其据理力争的结果（当时另一种意见是从吴朝开始就把台湾算成中国的地方）。但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他也无能为力了。这是在中国做学术的悲哀。

话说回头，虽然该地图集在“中国历史疆界”中存在不少中国历史疆界应该划到哪里的争议， “中国历史疆界”后来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普罗大众的关注点（于是这套书专门出了一本“普及版”，只包括这系列总图），让这种“历史疆界”在大众认识中成为定论，更不免令人遗憾，但这套地图的学术价值依然很高。其精华部分是对各类历史地名的考订、对河道变迁沙田变化所作的纪录、及对行政政区的划分。有人因为对“中国历史疆界”不满而贬低这套作品，只能说不了解其背景，不理解其价值。

这个疆域是否真的是“自然形成”的，当然有很大争议。即便把清朝完全等同于中国，即便认为一些地区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得的（如部分蒙古通过联姻、西藏通过满洲皇帝信奉喇嘛教而与清朝结合在一起），但仍有很多地方是通过征服得来的。比如，外满洲是通过征服“野人女真”取得的，新疆是通过征服准噶尔蒙古和维吾尔人获得的，台湾也是清朝征服郑氏政权后得来的（郑氏也是通过征服荷台政权取得台湾）。

虽然在当时，“征服”是一种合法的领土获得方式，但把近代的征服说成是“自然形成”，实在难以服众。更何况，中国经常抨击其它国家通过征服的方法获得土地（比如日本征服琉球，英国获得香港，俄罗斯征服远东），却粉饰自己的征服，这种严重的双重标准更难以令人认同。

“清末疆域派”是中共在建国后，政府务实地处理边界问题时采取的态度。比如，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持中缅边界谈判时就指示，要承认满清与英国签订的条约。“清末疆域派”与“最大疆域派”的最重要区别就是承认苏联（俄罗斯）在满清时期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割自中国的远东外满州及西北的土地。中共虽然在中苏论战时期（1960年代）指责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但始终没有向苏联提出这些地方的领土要求。在1991年到2004年中俄之间的系列领土协议中，中国确认了中俄的陆地边界，相当于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性。

以清末疆域派的角度，蒙古在清末还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建国之初，也确实曾向苏联提出让已经独立的蒙古与还没有独立的内蒙古合并，重新加入中国的建议，但被斯大林拒绝。斯大林用一种为中国考虑的口吻告诉毛泽东，蒙古本来也向苏联提议，内外蒙古合并成为一个独立“大蒙古”，但苏联不同意这么做，并称如果中国一定要让蒙古与内蒙古合并，最终只会让内蒙古也脱离中国。毛泽东只好放弃这种野望。（注二）

民国疆域派

现在领土争议最激烈的地方，中国现在坚持“一点不能少”的“老祖宗的土地”，也是马蒂斯这次出访的主要关注点，其实都是在民国时期才获得的。“老祖宗”其实不那么“老”。

于是，经过一轮挣扎，中共的实际定位的根据是“民国疆界派”，即把二战后的民国疆界视为传统领土。根据这种理论，蒙古是民国时期已经“丢失”的，也与中共无关了。但即便按照民国疆界派，中共还继续“丢失”了一些土地。这又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没有明确在划界条约里、民国声称拥有但没有实控的土地，它们最后被当代中国承认为外国领土。这包括苏联占领的唐努乌梁海（加入苏联成为图瓦共和国），缅甸占领的江心坡（在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中划给缅甸）等。

第二类是划界条约中规定属于中国却被外国占据的土地，最后被中国正式承认。这个例子是中俄边界上的黑瞎子岛（东部），根据中俄之前的条约，整个黑瞎子岛应该属于中国。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黑瞎子岛被苏联占据。2004年中俄划界条约中取回西部半个黑瞎子岛，剩下东部的半个就正式划归俄罗斯。

第三类是既在划界条约中规定为中国所有、民国也实控的土地，却被中国让给了外国。最典型的是中朝边界的长白山（白头山）天池南麓。根据1909年中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长白山整个天池与周边群峰都在中国境内。中共建国时，也实控这些地区。但1964年的《中朝边界议定书》把南麓1200平方公里（相当一个香港）的领土与天池水域的一半左右割让给朝鲜。

与此类似的还有中缅边界的南坎地区。与朝鲜稍有不同的是，南坎在1897年《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划归中国，但英国有“永租”权。民国政府在1941年把该地租约从“永租”改为99年。中国在1960年的划界中，把这片“租出去”的土地完全给了缅甸。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缅边界协议涉及一系列复杂的领土交换。南坎虽然给了缅甸，但缅甸实占的片马、班洪等地区也归了中国。中国虽然在面积上吃亏了，但也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失土”，除非认为所有中国声称的土地都应该属于中国。类似的领土交换情况，还出现在中国与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各国的划界事宜中，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失土”。

另外，不少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丢掉了东京湾（北部湾）的白龙尾岛。笔者考证，白龙尾岛本应属于越南，中国在一九五零年代短暂占领后还给越南，是应有之义，同样不能视为失土。（注三）

以此看来，中国所谓“老祖宗的土地一点不能少”，也并非金科玉律。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民国确实“丢失”了一些地方（如蒙古），以此衡量，“民国疆域派”的诉求似乎是屈辱的，但实际上它并非那么糟糕。因为，“软弱”的中华民国也在对外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少领土主张的依据，就来源于“民国疆域”扩张的遗产。现在领土争议最激烈的地方，中国现在坚持“一点不能少”的“老祖宗的土地”，也是马蒂斯这次出访的主要关注点，其实都是在民国时期才获得的。“老祖宗”其实不那么“老”。这些土地包括南海诸岛、台湾与钓鱼台。

南海诸岛中，东沙群岛与西沙群岛在清末才为中国兼并，其中西沙主权存在中法（越）争议（注四）。1935年之前，中国地图上的南界都只到西沙群岛。直到1935年第一次地图开疆，南沙群岛与黄岩岛才画在中国版图上。1947年，第二次地图开疆才划出“U型线”。中国现在坚持“南海是中国的”，主要就是靠这两次地图开疆的成果。

台湾也是中华民国在二战后才获得的。这个行动还直接影响钓鱼台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才声称对钓鱼台的主权，其主要理据之一，就是钓鱼台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事实上，如果中华民国没有在同年稍早提出对钓鱼台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会提出主权要求还是个疑问。可见，中国现在能声称对钓鱼台的主权，实际也是得益于“民国遗产”。

抛弃旧思维，与国际兼容

厘清这段历史有两个意义。

首先，一个国家（包括中国）的疆界并非永远不能变，中国其实也不乏灵活处理领土争议的先例。以此看来，现在这种用民族主义的态度去坚持、所有自己主张的土地都必须归自己所有的说法，即不符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解决问题。试想，如果每个国家都坚持“老祖宗的土堆一点不能少”，就不可能和平解决领土争议了。中国固然体量大，在领土争议中占上风，但也不应以大欺小。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以互相体谅为原则，依照“规则”为准绳，和平地解决领土争议，才是最适宜的态度。

其次，中国所认为的“祖宗的土地”到底是哪里，在历史上一直在变。很难排除某天中国强大了，又会重新搬出清朝最大疆域派，甚至“国耻派”的理论。事实上，中国国内有不少叫嚣“收回琉球”、“收回蒙古”的声音。中国古书如此之多，甚至不能排除以后中国又会从历史故纸堆中翻出一些字眼，证明某处是自己的。

中国只有抛弃这种“老祖宗留下的领土”思维方式，才能真正与现代国际准则兼容。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关注领土领海争议、东海与南海史等）

注一：参见刘晓原《边疆中国》第四章“二战中的朝鲜问题”，及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第七章

注二：参见刘晓原《边疆中国》第七章“蒙古暗影：1950年中苏同盟谈判..”

注三：参见黎蜗籐《南海百年纷争史》，附录一白龙尾岛问题

注四：参见黎蜗籐《南海百年纷争史》，第一至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