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覃里雯：性侵与性骚扰从来不分圈子，父权是整体的世界

Metoo 运动在中国大规模地爆发了，两天前，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对公益圈发生的性侵丑闻怎么看。我说：跟圈子没关系。对女性不同程度的侵犯，从来没有断绝，也一直在被全社会容忍、漠视乃至纵容，父权文化之下，焉有女性尊严。

集体发声是受害女性的相互鼓舞

女性遭受侵犯的故事，我们目前见到的还远远谈不到冰山一角，最多是巨型冰山上的一小块冰渣。

这话说完第二天，所谓“公知圈”里，就爆发了新一轮的丑闻，然后“作家圈”就跟上了，震动了很多男性朋友。

但其实，如果说“冰山一角”占的是冰山的十分之一，那么在中国社会中各行业和日常生活里，女性遭受侵犯的故事，我们目前见到的还远远谈不到冰山一角，最多是巨型冰山上的一小块冰渣。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圈子有问题“的印象，不过是因为平时对这些事情不了解，或者不关心，所以偶尔看到一两个案子蹦到眼前，就灵魂震颤，觉得“这个圈子是不是有问题”，但其实这是懒惰的思维方式。

不管哪个行业，哪个地方，一旦有受害者敢鼓起勇气发声，其他相识或近处的受害者看到这么接近的案例，就会受到鼓舞跟着发声。一个美国女体操运动员控诉队医性侵的案子，不太会启发一个在北京被性侵的中国女孩；但如果她有同样遭遇的同行女性，控诉了一个她知道的同行男性，并且居然还得到了一些同情和支持，她就可能会勇气倍增，发出自己的控诉。

这是社交和工作圈子里的行为模范鼓舞的结果，是人这种群体动物很本能的一种反应：

如果你遭受了伤害，知道同伴在附近，就会呼叫，寻求帮助。但如果受伤的时候是孤身处于危险环境之中，你就会捂住伤口躲起来。弱小的食草动物也是一样，比如兔子，因为在自然界中受伤喊叫只会暴露自己，招来豺狼，所以如果有了伤病，只会竭力掩饰躲藏，直到死去。

遭遇羞辱是中国女性日常

羞辱，对女性而言，是个日常的体验，每日的枷锁和裹脚布。

六七岁左右的时候，我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性骚扰。那是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里，一个闯进来的年轻人摸了我两腿之间一把。我吓得浑身发抖，立即蹲在地上护住裙裾，死死地瞪着他。我以为他会杀死我，但可能这个眼神吓退了他，又或许他听到有人路过，总之他威胁地指了我一下就跑了。

我回到家里，一屋子的人——疼爱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父母和姐姐都在，但我一句话没说，颤抖地静静坐下了。我告诉姐姐不要单独去公共厕所，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即便是一个六七岁的中国女孩，她也隐隐知道，这样的事情会被大家看成是她的羞耻，是她“不再干净”的证据。

为什么幼小的我会知道这些？

因为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听到村里的大人们谈论被强暴的女孩时，口吻嫌弃，就像谈论劣质的货物，看到电视剧和电影里女人们因为“被糟蹋”而哭天抢地并且自杀（原因是她们“身子不再干净了”），半懂不懂地读到冒充“法制类报纸”的准黄色小报里的“犯罪报道”，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猥琐的描述，而不是对罪犯的谴责。我隐约知道，无论我多么无辜，最后大家都会认为这是我的污点。

当然，也没有人告诉我，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要不断忍受和对付这样不同程度的袭击和骚扰，我还会看到同样的遭遇发生在身边的女性身上，而我们都会保持沉默。

而羞辱，对女性而言，是个日常的体验，每日的枷锁和裹脚布。这些体验密集地发生，驯化着她们。几年前我曾经写过长文试图讲述这一点 ， 但这还只是一方面。

一个中国女性，在社会上可能遭遇什么？

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女人，会被询问“什么样的男人能搞定你？”，因为被“搞定”是女人的分内之事。一个不去微笑讨好男性上司和长辈的女性，一个直接表达意见的女性，在这个社会里只会一步步边缘化。

一个中国女性（或者说亚洲女性，或者说所有前现代社会里成长的女性），一直都在遭受双倍于男性接受的训诫。

多出来的那一倍，就是整个社会，在以各种方法告诉她们：女人不如男人强，如果女人比男人强，别人就会不喜欢你。女人要学会示弱，掩饰自己的力量，最好不要有任何力量，要让自己掌握讨好男性的所有技能，但是女人又最好不太了解性，因为你需要“保持纯洁”。

铺天盖地的化妆品和美容广告，把女性的每一寸身体都放大，它们告诉女性：你是个充满缺陷的货物，需要修补，让你充满自卑；网络游戏里充满了恋童癖喜欢的童颜巨乳，让你向她们模仿；你工作的互联网公司，公开对外宣称你是男员工的“福利”；而直接表达自己意见的女人，会被询问“什么样的男人能搞定你？”，因为被“搞定”是女人的分内之事。

没有什么合法的大众传媒节目，会以正常健康态度教你如何辨别性侵，如何对付性侵，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又被毙掉了；各种电视剧要么讲述女人如何争夺男人，要么讲述女性被强暴后哭天抢地自杀以示贞洁。

在网上，你看到每一次性侵受害者出来发声，最后都要被铺天盖地地质疑和羞辱。在公共场合遭遇骚扰，你就只能躲开，因为就算嚷嚷出来，也经常没人帮忙，就算你把这人扭送公安局，警察也通常会轻描淡写地记录一下，再把他放走……

作为女人，你也试图反抗这些规则，但每当你反抗，你偶尔会被打压，但更多的时候是被排斥在外——一个不去微笑讨好男性上司和长辈的女性，一个直接表达意见的女性，在这个社会里只会一步步边缘化。但是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女人也需要挣钱，需要好工作，需要性生活和爱，但你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那些鼓励你发展内在力量的人。

你看到有些以暴易暴反抗的女人，比如邓玉娇，最后是幸运地靠全社会舆论支持，才全身而退，而你想活命，就得顺从。

父权社会整体地摧毁女性自我了解、自我发展的可能

她一直在说“不”，但是那个男人一直听到的是“好”。

而在另一边，男性们虽然也会被社会训诫，但他们对女性这些枷锁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如果男性发现女性都那么温柔地对你微笑，聆听你哪怕是最沉闷的话，把你最微小的建议也当回事，你会喜欢上这个秩序。

慢慢的，男性会学会享受这个秩序，那些更自私的人，甚至去利用这个秩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一个中国女性看到的文化产品里，绝大多数都在告诉你：男人欲望比女人强；女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需要男人的指引；她们说“不”其实是在说“好”。

所有这些微小的塑造，一步步地削弱了女性自我了解、自我发展的力量，也摧毁了男性理解女性的可能。几千年父权社会发展出来道德话语，是非理性的、拒绝被验证的，被大多数人集体维护着，跨越所有阶层和职业。

于是，一个个乖巧可爱的女孩子们长大了。

她们开始成为完美的猎物：善于取悦，总是替别人着想，但不知道辨别自己的真实感受；迷信权威，尤其是男性权威；不敢表达自己的性欲望，怕别人觉得自己“太随便”，但是觉得男人随便表达似乎很正常；不会拒绝，不懂如何发展强硬的意志，总是给人面子；轻易感到害怕，因为总是被暗示自己很弱；体力柔弱缺乏锻炼，因为觉得肌肉发达会“吓着男人”；她们甚至真的以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有一天，年轻的她被自己尊敬的师长/领导/男性亲戚，一步步地带进了房间里。在这个过程里，她习惯性的自我压抑、保持“体面的仪态”、取悦的本能，她对性侵和反性侵技能的无知，乃至对性本身的缺乏了解，她身体应对攻击的毫无经验，都让她没法强硬地斥责、打斗和大叫大喊寻求帮助。她一直在说“不”，但是那个男人一直听到的是“好”。

然后，她抑郁，隐瞒，直到有一天幸运地遇到一些支持，鼓起勇气站出来提出公开控诉。接下来，她被一批批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指责反抗得不够彻底，虽然如果男性受到性侵，他们就不会被这么指责。

即便那些反抗非常激烈的女性，到后来也会被指责“为什么偏强暴你，一定是你有问题”——实际上，是兔子们的大规模沉默，让人们以为森林是安全的。

改变父权的社会结构，女性集体发声还只是第一步

发声并得到理解，是和解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没真正迈出去。

在metoo运动开始之后，我听到身边不少男性朋友说，他们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女友/妻子开始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相似遭遇，非常震惊。但对我而言，这种大规模的两性经验的隔膜，更令人震惊。它证明我们的社会即便在最私人的经验，也就是爱和信任上，也遭遇了全面的失败。

在2018年爆发的所有性侵案里，你都会看到这些陈旧的、令人发疯的细节。令人心痛的是，新一代的很多被伤害的女性，在21世纪的半开放社会之中，还是得像兔子一样躲藏，因为她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源，反击一个充满漠视和敌意的社会。那些害怕metoo运动会滥伤无辜的男人们，高估了这样一个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女性的勇气和能力，也高估了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各类支持。

而那些开始给受害者们列行为准则清单的人们，也低估了教育体系、文化、法律、政治、家庭和社会长期驯服造就的心理后果——给一个“不要相信任何老师”之类的清单，只是第一步。

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在更广阔的文化构建、法律、社会支持、家长教育，甚至权力分配等等议题上。毕竟，虽然苏紫紫女士对付章文的性侵企图干净利落、锁喉、泼开水、掀桌、叫服务员，一系列动作令人赞赏，但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孩都训练成矫健的反性侵斗士，而一个文明社会更应该做的是训诫侵犯者。

2018毕竟让人有些欣慰，我们听到了这些新一代的勇敢女性的清晰声音，也看到了不少对受害者的支持，看到了几篇追问、反思和反性侵普及文章。但是，北大那位勇敢举报性侵的女生，被迫忽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发生了什么？还有多少边缘或者中心不透明的圈子里被压抑的声音，从工厂流水线到机构办公室？

暴力、奴役和剥削，无论是哪一种，都会造成反弹——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里都是如此。发声并得到理解，是和解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没真正迈出去。

（覃里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