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满组织或国家，你会叛离还是抗议？──导读赫绪曼

【笔者按】：本文改写自赫绪曼（Albert Hirschman）经典著作《叛离、抗议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中译本的专文导读。笔者感谢吴介民阅读文稿，提出批评与修改意见。

如果要在20世纪（甚至直到今日）选出一本最精瘦却最有份量的社会科学著作，《叛离、抗议与忠诚》堪称第一。本书作者、著名政治经济学者赫绪曼曾说，有关社会和经济问题专书的写作历程，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作者在撰写之前，对答案已胸有成竹；另一种是，作者尚无解答，但唯有透过书写才能满足求解之心。在前一种写作状态下，作者心思聚焦在答案，会以为自己的答案可以同时解决许多问题；后一种写作动机则从问题出发，引导求解的热情走向多种可能的答案。（注一）

赫绪曼的著作，多是第二种写作动机的产物。这样的写作动力，让他对问题的求索具有深沉关怀，却不至陷入悲观，毕竟，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只一个啊！他在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时，就曾特别创造“可能论”（possibilism）一词，旨在提醒我们，就算问题解决的机率极低，我们依然需要尽力找出解决方案，不管路径多么地狭窄。

《叛离、抗议与忠诚》

作者：赫绪曼（Albert Hirschman）

翻译：李宗义、许雅淑

出版社：台湾商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3月8日

赫绪曼最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敏锐观察事物，将看似不相关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进而开展重要的论题。比如，他在任职哈佛大学期间，观察到波士顿的汽车在经过常塞车的隧道时，一个有意思的反应：当一起堵车无法前进时，大家都只是等待不会动气。可是，一旦某一车道的车辆开始移动，自己那一车道却不动，有的驾驶者就会愤怒地按喇叭。这个观察，帮赫绪曼发展出关于“失望”（disappointment）与“愤慨”（indignation）的理论。

从消费看叛离与抗议

读者从赫绪曼看事情的角度，可以发现他命名的概念是非常灵动的，如本书的“叛离”（转向支持另一机构、产品或信仰）与“抗议”（对现状提出意见、批评和反对）。赫绪曼透过这两个概念的双向穿透，探讨它们如何被人们用于应对不公、恼人或低效率的组织和关系。他从简单易懂的词汇出发，建构人类面临“抉择”时的基本反应模式，进入复杂的心理过程与行为互动。“叛离、退出、抛弃”或“抗议、表达、批评”两类抉择，都在捕捉人们纠结于离开或留下的心理反复——应该退出远走？还是就地发声？这样的二分选择，又在何种情况下切换？人们很少是顽固的叛离者或纯粹的抗议者，有时相互替代，有时采取互补，有时彼此破坏，其中牵涉的是混合与转换的炼金术。

“叛离”和“抗议”这两个行动概念如何彼此移动？这看似简单的分析，在赫绪曼的笔下，论证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他以消费者对红酒、乳酪或小孩教育品质要求的差异为例，分析“产品”品质的下降，将带给不同顾客群不同经济损失的主观评估。

例如，对行家红酒顾客而言，他们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即购买者自我感觉到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比较多，愿意花费较高价购买某一个品牌红酒，而一旦红酒品质下降，他们便会立刻选择叛离，因为有其他品牌可以替代。也就是说，消费者剩余比较多的人，选择叛离的机会比较大。

至于“抗议的力道”，则可被消费者对品质的需求弹性所决定。当产品品质下降，消费者首先想到的是要不要换个产品，而不是去影响企业产品的品质。只有当消费者决定不换品牌时，他们才比较可能出面抗议。赫绪曼问：“在价格上涨时即刻叛离的人，跟品质下降选择叛离的人，有没有可能不是同一批人？”这个提问，马上让分析变得繁复有趣，这在《叛离》第四章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叛离》出版于1970年，一出版便马上造成轰动，广泛被各领域的人阅读、讨论与运用。其实，赫绪曼并没有提出一套艰涩理论来刻划现实，而是以日常语汇来捕捉人类行为的动力，借此展现人类活动其实是在一个流动的、混合的、不完美的现实中运作。世界虽然充斥着“叛离者”，但并不受“纯粹竞争”所支配，人们也不能以毫无拘束的“抗议”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选项上，赫绪曼既不钟情叛离市场，也不偏好政治抗议：一切都是计算， 在特定情境可能出现“最佳”组合，但组合的情况并不稳定。

人民出走，对国家有何影响？

我们可从赫绪曼的著作看到，他如何把供给、需求、消费者剩余、公共财、耐久财、产品品质弹性、独占、寡占、双占等属于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巧妙地用来解析政治行动。不过，《叛离》较多谈经济观点，只以有限篇幅处理政治学家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国家。

赫绪曼在稍后出版的论文，曾特别把“国家”带进来，探讨人们出走（叛离／移民），对移出和移入国的影响。（注二）赫绪曼指出，欧洲国家大规模的移民（例如移向北美新大陆），一方面减少了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抗议，另一方面移民在移入的新社会没有网络，在当地也比较低调 ；结果呈现，大量移民对移出和移入国的短期影响是减少抗议。

另外，我们有可能从人民的出走进一步理解当代民主化的情况吗？例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工人，在1960和70年代初期大规模移入法国和德国，有促使这些移出国家更愿意通过谈判，达成较为民主的程序来留住人民外移吗？赫绪曼认为这种关系的连结不容易确证，因此获得的关注不多。不过，异议者离开本国，短期内对威权政权的巩固显而易见，这是威权政体处心积虑把异议者驱逐或禁止政敌回国的主因。

赫绪曼也检视了爱尔兰人于1950年代大量出走英国的案例：因为没有语言隔阂，爱尔兰人移出比例非常大，被认为对爱尔兰国家的存在造成威胁，而促使爱尔兰在1958年通过国家经济计划，试图改善经济政策与条件，防止人民移出与人才流失。以爱尔兰为例，赫绪曼以为，小国针对人民出走与否更有应变弹性，就这方面跟大国比，有特定优势。

游离学院之外20年

回到本书《叛离、抗议与忠诚》，我们值得花一点篇幅来谈一下本书被写出来的前尘往事。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撰写的赫绪曼传记出版于2013年，书名取为《入世的哲学家》（Worldly Philosopher）。这里的“worldly”一语双关，表示赫绪曼在社会科学界的“世界性”与“入世”。一般对赫绪曼的介绍，常从他是哥大和哈佛等名校教授，及在1974年进入高等研究院开始，直到学术生命最后，看起来他一直在高等研究院享有崇高地位。实际上，他在进入学院之前堪称坎坷的经历，更值得我们了解。

赫绪曼自1938年在意大利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年1月从欧洲逃离纳粹踏上美国领土，到1958年写出《经济发展策略》，其间二十年，都不算有固定工作；写完《策略》后，他甚至还曾短暂失业，这时他已经43岁，仍主要专注于经济学领域。

是否因为游离于学院之外20年的经历，让赫绪曼比较不局限在学院思考？

这20年里，赫绪曼被卷进时代的前线。他刚到美国时，因得到柏克莱大学奖学金，不到两年就写出《国家权力与外贸结构》（1945）。赫绪曼在书中讨论贸易配额、汇率控制、资本投资、经济战等议题，以及如何评估世界贸易体系的潜在趋势。按照当时社会科学的条件来说，这种讨论方向有点不寻常，因为大萧条时代的经济学家，多半集中在凯恩斯总体经济学的讨论，或多边贸易和金融体系失灵的问题，很少关注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

除此之外，赫绪曼在书里也设计了一个统计指标来衡量外贸集中度（注三），以及外贸如何做为国家权力的工具，对贸易伙伴产生政治影响。与此同时，德国和中欧转向威权主义国家，常被看作是因民族特征而产生的问题。赫绪曼认为，这不仅是经验差距的误解，也是概念的失败。透过观察国家主权与世界贸易的交锋，赫绪曼试图说明，强国如何以弱国为代价，操纵外贸来增强国家权力。

这个轻尝学术的经验，因美国加入二战马上被腰斩，赫绪曼本人也投入战场，在大战末期担任联军在意大利对纳粹军官审判的翻译官。从欧洲战场回到美国后，他本来想加入财政部工作，最后只在联储会担任政策研究专员，其间调任支援马歇尔计划。这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根据赫绪曼1930年代末期在欧陆的经验，误判他与共产党关系匪浅，让他每次跟财政部申请工作，都被打回票。（注四）

没办法在美国找到工作的赫绪曼，在1952年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观察经济发展计划，起先为世界银行工作，两年计划到期后，他开起投资顾问公司，在波哥大成为政府经济计划和私人投资的顾问。这个走上哥伦比亚的一小步，从此开启他作为发展经济学专家的历程，也让他成为美国学界在1960年代少数的拉丁美洲专家。后来，更因他建立的拉美学界网络，两地多国在讨论和研究上密切交流，为美国的拉美研究奠立很可观的基础。

大胆的经济发展概念──“不均衡成长”

处处充满洞察力的《国家权力》在1945年出版后，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主要是这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似乎已是过去世界的事。对照来看，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策略》则明显写来介入新出现的问题，《策略》也被视为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启发的一本著作。

《策略》的重要性，在于提出经济发展可采取“不均衡成长”的策略；而这个“异议”又创新的概念，来自赫绪曼亲自的田野体验。在观察低度发展国家的情况后，赫绪曼以为，应该慎选一两个战略部门或行业，给予巨额投资来促进发展，一旦一两个部门发展起来，就可能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类国家最可行的发展策略是通过有计划的不均衡成长来打破低水平的均衡。

然而在19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看法却是“均衡成长”。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许多亟待发展的贫穷国家，常面临劳力过剩和资本短缺形成的“均衡陷阱”——就是低投资、太多穷人、没有足够储蓄，更不用说，先天不良的基础设施，还有阻碍发展的顽固传统。均衡发展理论专家认为穷国面临的困境是：阻力和障碍从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一个角落的阻塞就能阻碍其他地方的进展；因此，需要“均衡成长”来打击所有障碍或降低障碍。

“均衡成长”的剧本也是写给特定演员演出的，包括具有影响力的外国顾问、“经济传教士”和发展专家。他们运用分析工具，调整出微妙的平衡与干预的时间，把不断演变的系统摩擦最小化。正如赫绪曼常提到，盛装在宏伟理论的知识外衣，可能来自对主要问题的掩盖。

跨学术领域对话

虽然在《策略》之后，赫绪曼还写了《迈向进步旅程》（1963）和《发展计划观察》（1967），被称为赫绪曼的“发展经济学三部曲”，但后两本著作，一本关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在政策制订的政治过程，另一本走进各国城市和乡野，观察草根发展计划如何团结前进，都较少触及到概念的演绎。

因此，就撰写手法的亲近性来说，与《叛离》最相似的是《策略》，因为两本书都以很漂亮的手法演绎概念。不过要强调的是，赫绪曼的概念从不是凭空而来。赫绪曼说过，马克思《资本论》书名的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副标，题为“一个英国个案研究”，因为马克思的写作是奠基在对英国工业化的观察。（注五）同样地，《经济发展策略》后面的副标就是“一个哥伦比亚个案研究”。

从《策略》到《叛离》，时间相隔12年。在《叛离》成作后，赫绪曼便不再“隶属”发展经济学范畴（注六），而更往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思想位移。在本书《叛离》里，赫绪曼陈述经济学家如何霸气地宣称，分析稀缺现象与资源配置所发展的概念，可用以解释包含权力、民主与国族主义等政治现象。反之，政治学的概念比较少对经济学提供分析贡献。而这个不对等性，一方面让经济学家占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另一方面让政治学家面对分析工具丰富的经济学家有自卑情结。不过，赫绪曼也清楚，这种人比人气死人的情境，也发生在经济学家面对物理学家的心虚。重点不是各自以强项示人，而是跨到他人领域吸取新知，进而做出贡献。

当赫绪曼在70岁退休，时间是1985年。还要再等六年，才出版《反动的修辞》（1991）。在退休期间，他一直主张应该在研究院成立政治经济学讲座，聘请跟下列各领域有兴趣对话的经济学者为主，包括社会发展议题、各种资本主义、其他社会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他的期望让听到的人都觉得任务艰巨，但如果不是他以身实践，如此跨学门的对话可能不会被切实理解。

赫绪曼的传记作者阿德尔曼认为，赫绪曼属于一个不可回返的智性时刻（intellectual moment），未来恐怕不会再有更多的赫绪曼了。（注七）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赫绪曼的书，欣赏他展现的知识魅力。（注八）本书最后一章最后一段，赫绪曼期望那些被社会或组织成员忽视的反应模式，像叛离、抗议或两者的组合，可以发挥潜能。我们从他语意深长的口吻，巧然发现，透过著作对读者带来行动的影响，原来是他心之所系的梦想。

（廖美，台湾中研院社会所博士后研究员、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

注一： 见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页 371。

注二： 见赫绪曼，1981.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收入Essays in Trespassing一书，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页 246-265。

注三： 赫绪曼为测量贸易集中度，曾建构一个集中度指标，这个指标在1950年被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赫芬达尔（Orris C. Herfindahl）使来测量产业集中度，两个指标的差异只在赫绪曼的指数有开根号，而后者没有。有一段期间，这个指数一直被称为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到了1964年，赫绪曼在《美国经济评论》一个小小条目提及指数的身世，才被正名为“赫芬达尔一赫绪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见赫绪曼，1964. “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761-762。

注四： 虽然从二战回到美国，自1945-1952年，赫绪曼主要在政府部门工作，从联储会到支援马歇尔计划，但都属任务计划，不是常设职务；如果主管换人，他就必须跟着走人。赫绪曼总计168页的FBI档案，是他无法在美国政府找到工作的原因。档案直到2006年才解禁，之前赫绪曼无从知悉已在“黑名单”，几次试图申请财政部工作，都因无法通过忠诚审核，而没有下落。这个例子，正符合赫绪曼所谓“隐藏之手”的概念，因为不知道已被限制，才锲而不舍再接再厉尝试。

注五：见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页 337。

注六： 赫绪曼强调要在一个政治体系背景下理解经济，总体经济决策不可能与政权切割，不管这个政权属于右翼独裁、社会主义政府，还是多元自由主义政体。作为无论直观审视或归纳分析，具敏锐洞察的学者，赫绪曼从未让自己的经济学思考，远离基本的政治关怀，尤其他很清楚，经济分析不关注意识形态如何导引政策决定，可能产生分析的盲点。

注七： 见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页601。在阅读上，赫绪曼的涉略广泛，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旁及法国、俄国、英美文学，在学术的经验研究领域，则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专注场域。撰写论文和书籍都用英文，这是他的第三语言，母语是德文，与太太在家交谈用法文，博士论文写作用义大利文，进入田野研究讲西班牙语及有限的葡萄牙语。

注八： 关于赫绪曼的人格与学术养成，请看赫绪曼著，吴介民翻译的《反动的修辞》书中两篇推荐序：吴乃德凝练生动撰写的《赫绪曼其人其书》（页9-19）；廖美多角度讨论《赫绪曼的学术关怀》（页21-44），2013，台北：左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