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吴强：无处不在的雾霾，无处不在的中产抗议政治？

过去一周，中国内地被雾霾笼罩。一些城市紧急颁布各种雾霾警告、取消中小学户外活动。而在四川成都，政府发布了天府广场的集会禁令，当局似乎在害怕着什么。果然，就在周末，一些成都市民出现在市中心的春熙路和天府广场，有的戴着口罩静坐，有的打出了抗议标语。

2016年雾霾锁国的寒冷冬夜，成都市民的抗议恍如流星闪过。

这就是中国的雾霾政治。自2015年2月柴静放出《穹顶之下》纪录片以来，雾霾几乎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景观。一方面，在“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一体化规划的名义下，北京开始整治雾霾的社会工程：强行关闭、停产、减产河北的重污染工业，在北京展开“低端人口疏解”，京郊农村今冬全面推行“煤改气”（燃煤改为天然气）。另一方面，在时断时续的雾霾笼罩中，中产阶级的不满也间断性地弥漫在社交媒体空间，并且随时因为“毒跑道”、“雷洋案”、“罗尔众筹救女”、“中关村二小霸凌”等等个案事件，演变成插曲性的公共话题。

似乎，一个充满不确定却又生机勃勃的新中产阶级，其阶级政治正在雾霾中快速形成，其中既有“早发早移”（早发财早移民）的移民倾向；也有借助社交媒体结社化和私底下的大量不满表达；更有总是出乎意料的小规模抗议行动。

在当局先后镇压人权律师的镇压、重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以雾霾政治代表的中产阶级政治，却以一种极不确定的诉求和方式，开始取代此前的维权运动，悄悄地扩散中。

例如，12月11日晚，成都天府广场的静坐者，多是当地的艺术家、文化工作者，他们的行动或是自发，或是受到数日来社交媒体上火热的抗议帖子、号召帖子的影响，也可能受到近年来各种各样艺术与政治的结合的启发——比如艾未未的各种艺术创新、北京宋庄艺术圈子的抗争艺术表达、还有北京马拉松的抗霾行为。他们仅仅戴着口罩在天府广场边一坐，便招来了当地派出所警察，被带回讯问至凌晨才释放。这也坐实了成都当局对可能发生的雾霾抗议是何等担忧。当地社交媒体周一甚至流传着中小学开会重申校园禁戴口罩、拒绝安装空气净化器的通知，地方当局之恐慌，几乎到了视雾霾为当地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佩戴口罩为颜色革命动员的地步了。

政府如此杯弓蛇影，足见穹顶之下中产政治的力量：几乎无须行动，或者只要极小规模的抗议，尽管实际上可能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效果，都可能令当局万分紧张，不惜全面动员，以临战态势面对。成都周边被认为可能影响环境的彭州石化项目，或许不会因此岌岌可危，但是成都和四川的主政官员们，不会因为能推卸责任到前任决策官员身上而有丝毫放松。反而，他们可能如坐火山口一般，在未来继续煎熬。这或许就是雾霾的均质化效果：集中在大城市，却无人能幸免。

雾霾政治因此区别于过去几年的邻避运动。在彭州石化上马之初，成都没有爆发类似厦门反PX 那样的运动。那需要积极的环境运动少数，也需要广泛的市民认同，当局的预防和镇压能力都在快速提高，足以避免。但是雾霾却在几年后将市民转为集体受害者，转为每天日常生活的失败者和怨恨者，并且愈中产，挫折感愈强烈。其中最不满的人群，并非那些当局能够侦知或者事先抓捕的维权分子。更甚者还在于，抗议行动再微小，如手机摄像头前的一张抗议纸，但抗议一旦发生，雾霾政治所带有的阶级均质化特点，却可以让抗议被所有人都看到。那便是穹顶之下的抗议了。

任何人，不仅包括华北、长江沿岸的城市居民，也包括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包括为彭州石化辩解的“环境专家”和周小平之流，都因此进入到一种空前的不确定博弈之中。没有均衡解，只有依赖北方冷空气或者夏季台风的到来，才可能暂时化解这令人难堪的尴尬局面。而这两股自然力量，对成都盆地似乎都鞭长莫及，成都地方当局或许只能悲哀地永远埋在雾霾之中，不得不站在“三个自信”的反面，然后演出“成都无需口罩”的荒诞剧。

那么，只要成都盆地的雾霾继续着，中国的雾霾政治就将继续着这一标本的象征意义，然后扩散开去，在城市中产阶级中继续议论、发酵、结构化，提醒着各地人民发起他们自己的邻避运动。届时，那些有关“公民社会不存在”、“中产阶级无意义”的谎言也自将不攻而破，时时证明着这个体制是由哪些人在统治。犹如1789年前的法国社会。成都人民任何不经意的抗议，都可能因此随时穿透雾霾，创造一场净化空气的行动，那或许就是雾霾政治的终极时刻吧。

（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社运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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