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雨伞运动”已踏入两周年。去年此时，公民社会仍困在伞运“失败”的愁云惨雾之中，聚焦于追究“失败”责任谁属。接著的一年，一连串事件包括区议会选举、旺角骚乱、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和立法会选举等，不但将伞后新势力带进议会，改变了民主派的政治势力板块，更开始扭转悲愤无力的整体氛围，令公民社会重新起步，思考和实践更多的可能。
经历了两年的酝酿沉淀，以今天的目光回望雨伞运动，到底会带来什么新的反省和想像？为打开新的讨论，《端传媒》筹备了“伞运两周年”检讨与前瞻专题，于9月28日开始陆续发表。今天两位作者吴霭仪、朱江玮，分别从议会和地区组织工作两条路，思考民主运动的新路向。
不足一年前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新民主同盟、民协的社区“深耕模式”大胜。然而，短短九个月后，他们在立法会选举却全军尽墨，是代表这种模式的局限，还是其他原因？立法会选举后，工党民协新民主同盟的失利，让社区组织深耕细作的团体成员，出现一种失落的情绪，忧心传统的社区工作和弱势社群政策倡议，是否已被高涨的政治主张所淹盖。眨眼两年过去，雨伞运动后提出的伞落社区深耕细作，经历两次选举洗礼后，却让过往一直默默耕耘的社区组织陷入忧郁当中。如何面对运动后的社会变化，就让我们回到香港民主运动的历史里，希望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朱凯廸近日接受电视访问，认为立法会议员的任务是带领民主运动突破困局，而非将重点放在个案工作。言论随即引起争论，首先的质疑是接个案与推动民主运动是否矛盾或只能二选一？其次，立法会议员的任务又是否推动民主运动？亦有人提出朱的言论是“被剪接”的效果，被断章取义了。
公民社会团结的前提是辩论，而辩论的基础则在检讨自身。这或许是一个机会，能够检讨当下民主运动的在地经验，以及总结过往社区组织工作（俗称揼石仔）与民主运动的关系。最重要的，当然是探讨未来的方向。
阿伦斯基充权论的影响
传统泛民在区议会选区建立“椿脚”的选举模式，源自社工里的社区工作手法，而这种手法源自于阿伦斯基（Saul Alinsky）的理论。作为曾经被美国新左派所高度赞颂的代表人物，他的丰功伟绩很容易在网络上找到。而在他成名的半个世纪后，他的理论传到香港，并成为香港社区组织工作的经典，深深影响了香港社会运动的发展，尤其在社区组织手法的培养上。
阿伦斯基认为要改变社会，首先要让民众拥有权力，也是他被引为经典的“充权／赋权”组织手法，而权力来自于团结的组织。他主张愿意投身改革社会的人，化身成为组织者，以揭发问题的方式介入社区，破坏社区原有的权力架构，重建社区关系，团结民众夺取权力。他反对“烧毁体制”的革命，主张“民主改革”。个案工作本来是重夺权力的组织手法的起点。
经过1970年代的火红年代，香港战后婴儿吸收了他的理论，札根于基层社区的压力团体居民团体如雨后春笋，并且成就了今日部分的泛民政团和民间社会。香港主权移交的时代背景，令英殖政府催生香港的民主化进展，间接加速了香港民间社会、社区组织和政党政团的发展。
90年代社运政党分裂的后果
然而，在英殖民地不完整的民主体制下，港英政府使用的是行政吸纳政治的阳谋，意图收编民间的反抗力量，而这种由上而下推动的民主选举制度，只是被催生的早产婴儿；回归后，英殖时期的那种被阉割的民主制度，在一国两制的框架限制下被特区政府所继承，所谓回归祖国其实只是转换宗主国。
阿伦斯基的理论核心，本来是组织民众透过民主制度夺取权力，但在承认一国两制的基础下，香港民众最重要的民主选举权利，被行政主导所取消，社区组织工作变成民间团体和弱势社群向政府争夺资源分配的手段，而政团和议会则成为中介人和代理人。八九民运被镇压后，民主中国变得遥遥无期，而一国两制的承诺变成香港人的救命稻草。在这样的背景下，阿伦斯基的激进组织理论被部分民间团体所继承，而进入议会体制的反对力量，则被社运团体批评为包青天式的请愿游戏。社运民间团体和议会政团政党，在1990年代正式分道扬镳。
由阿伦斯基到包青天，香港民间社会中走过一段奇妙之旅。思想上的激进批判继续，后现代的理论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资源，行动上则透过个案工作作为起点，累积成为政策倡议和社会行动，民间抗争变成社会运动的主流。然而由于与议会政治的割裂，政策倡议和社会行动往往止步于政策的改变，变成政府政策的修补执漏。
这种以“唧牙膏”（挤牙膏）式争取资源再分配的手法，由于未能收割倡议和行动的成果，与重夺权力的目标背道而驰，最终成果可能困守于行动者的个人成长。充权的领域转移到个人反抗社会建构的解放，个人即政治、另类实践、小宗派式的社运团体在当时大行其道。
而且，如果行动者和团体缺乏自身的反思和批判，个案工作则会由找出问题重夺社区权力的手段起点，变成寻找案例修补政策的不足，甚或成为另一种上诉机制，演变成中国式的人大信访办。
八九六四后的20年，基层组织日益虚弱，变成小众弱势社群的利益代表，已远离阿伦斯基理论中，民众透过组织夺取权力的初衷。而议会中政团政党，透过选举拿到的资源回馈壮大民间组织，以达到所谓“里应外合”的想像，也渐渐成为海巿蜃楼。
两制神话失落，须重踏夺权战场
香港民间社会的其中一个盼望，建立在中国民主的和平演变上，所以回归前后不少民间社会的积极分子北上参与中国社会建设。但这样的盼望，自北京奥运的希望高点滑落，然后谭作人刘晓波许志永浦志强、谢文飞王默张圣雨到最近的夏霖等名字，赤裸裸的告诉我们中国政治开放的边界正在收缩。习近平上台后，民间社会由失望演变成今日的绝望。
中共政权在过去30年透过改革开放，吸收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知识，完成它现代化进程的最后一块拼图后，开始反守为攻，向外输出“中国模式”的威权政治体制，以抗衡民主化的呼声。中共对内宣扬盛世的降临，宣布改良时代的终结，限制维权活动，打压收编民间社会的力量，对外则编造“中国威权模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且限制外国力量的介入，以便关门打狗。对于香港，它撕破一国两制的承诺，由间接管治意图转变成以代理人直接管治，计划以“假普选”完成它政治蓝图的最后拼图，最终被雨伞运动所击退，演变成今日重新对峙的局面。
在一国两制承诺破产的局面里，民众意识到夺取权力的迫切，雨伞运动的爆发除了是被人大8．31和催泪弹所逼出来，“自己政府自己拣”、“我要真普选”这些口号，也演变成行动的纲领，驱使醒觉的民众自发夺回自身权力，而社区重新被视为争夺权力的战场。议会选举的战场再一次被重视，不只是深受雨伞运动影响的一批伞兵积极投入政治运动，而策略投票的影响力也增加到一个超越想像的地步，造就了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当选奇迹。
有不少民间团体的成员担心，这一批新冒起的力量，是建立在否定过去社会运动努力成果的基础。这个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香港民主体制这个早产畸婴的体内，确实存在太多问题而又未被解释和检讨清楚，网络的生态也加强了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气氛。然而，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香港泛民主派和传统民间社会，要正视一国两制神话失落后，如何重新进入夺取权力的战场里。
阵地战成果与民主运动蓝图结合
民主运动不能只有运动战，它更需要阵地战，社区尤其是重要战场，太和邨之役“太和的后裔”团结邨民反围标，做了一个完美的示范；去年区议会的战果，也被说成是社区战场的争夺将会越趋激烈，而且民主运动的力量并非只是防守还可以进攻。然而，立法会的战场告诉我们，阵地战的成果需要与整体民主运动的蓝图结合才是民众希望见到的出路。
泛民主派的支持日渐萎缩，不只是因为世代／新旧交替的欲望，更是因为它没有回答，一国两制破产后民主运动的新蓝图，这个民众相当重视的问题。像“太和的后裔”这类民间自发的组织将会越来越多，基层社区组织和政团应思考如何与之合作和结盟，共同成为民主运动的动力来源，否则将被逐渐醒觉的民众所抛弃，并逐渐被边缘化。
香港基层社区组织，以及实践社区深耕理念的政团，如何突破山头主义的阴影，回应当下民众对于夺回权力的呼声，以及找到民主运动当下的位置，实在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笔者对此有莫大的焦虑感，文章中的观点可能情急语重、挂一漏万，未能梳理完全，但希望把主要思路先拿出来，引发讨论。
香港民主发展应建立在过往运动的检讨和改进上，而非每次推倒重来万劫轮回。成败虽不足以论英雄，但拒绝检讨只会让团体和运动失去前进的动力。让基层社区组织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动力，而非渐渐被运动形势边缘化，是每一个投身运动的社区组织者的责任。八九民运27年后、雨伞运动两年后的当下香港，民主运动需要的是检讨自身的勇气，和实践改革的决心。共勉之。
（朱江玮，街坊工友服务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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