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下午，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判决即将公布，各方在围绕南海问题的外交、法律、舆论和军事上不断角力。由于中国拒绝参加仲裁案，也预先明言，无论结果如何中国都不会接受，这种“无视国际法”的做法无疑在国际舆论上落了下风。

为了在舆论上反击，向世界说明“不接受仲裁”的中国反而是“遵守国际法”的一方，五月中旬，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联名在《中国新闻周刊》（中文）和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英文）撰文，为中国的立场辩护。由于两位的职务，此文可以被视为中国官方的最新说贴。

中文读者对南海历史的认识，大都止于官方灌输的知识。有趣的是，即使西方世界的读者和专家，对南海历史也大都不甚了了。那是因为在70年代南海争议最早被西方学界关注的时候（主要因为中越西沙海战），在西方发表的论著，不是出自海外华人之手，就是西方学者参考了台湾和香港学者有关论述，它们都是一面倒倾向中国。

直到今天，西方世界对南海历史所知还很不足。于是，西方学者经常说，中国对南海无疑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权利，但在现在的国际法上，这些权利都难以作准云云。这种说法，中国人听来，似乎是只讲法理，不讲道理。这反而引起了中国人对“西方制定的国际法”的反感，更不利于双方客观地认识南海问题。

在此，我总结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十个误区。其中前面六个误区更多涉及历史事实，后面四个误区则主要针对2009年南海矛盾激化以来产生的问题。文章旨在阐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求读者能够兼顾另一个角度深入思考，而非断定谁对谁错。限于篇幅与目的，本文不求面面俱到，而是聚焦讨论对中国“不利”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以便读者对照中国官方论述，思辨比较。

误区一：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中国宣传：“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主张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从2000多年前的汉朝就开始发现和逐步完善了对南海、特别是南沙诸岛礁以及相关海域的管理。”但其实，南海并不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

根据“走出非洲”理论，从非洲到达南海一带的智人分早晚两批（注1）。第一批走出非洲的“早亚洲人”，沿著海岸在六万年前到达亚洲东部形成南岛民族，他们是东南亚和大洋洲人种的祖先。第二批“晚亚洲人”三万年前走出非洲，沿著内陆到达青藏高原东南部一带，在此分为两支继续迁移。一支南下到达印度支那半岛（老挝、越南一带），再从那里迁徙到现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地，成为了“百越”族。另一支则北上发展，他们分别成为藏族、苗族、羌族和汉族。

可见，最早到达南海的人是现在东南亚各国，包括马来西亚、汶莱和菲律宾等的先民；其次到达的是百越人（以其后裔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只有越南）；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人，要迟至秦朝征服岭南之后（公元前214年）才开始到达南海。这么看来，菲律宾人、马来人和越南人比中国人更早地“发现”南海。

当然，上古时期的民族迁移不能直接构成主权论据，但不妨碍我们利用这些线索去重新认识南海历史。

中国把“发现”南海诸岛的时间定得很早。最常引用的，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中国认为，涨海指的是南海，崎头指的就是“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南海所有岛屿”。这个判断犯了“以个体代替整体”的逻辑错误。崎头是否为珊瑚礁还有争议（因为珊瑚没有磁性）；但即便是珊瑚礁，也不能说发现了一个珊瑚礁，就发现了所有的珊瑚礁。凭这段话，并不能证明“崎头”在哪里。它可能只是一个近海的珊瑚礁，但中国专家却没任何文献根据，就把它说成是几千里之外的南沙群岛。

发现南海诸岛的前提，是在南海航行。而宋朝之前，中国人在南海的航海活动极为有限。
根据《汉书》记载，中国第一次出使东南亚国家，是对“黄支国”来“朝贡”的回访。黄支国大约在马来半岛一带，能先来到中国，自然比中国更早开发了这条航道。中国使节回访的交通是“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也就是乘坐外国商船去的。此后，东南亚的航道相继为占城（原位于越南南部的古国，后被越南吞并）、扶南、波斯、天竺、大食（阿拉伯）等国的航海家把持。

现在常提及的“南海丝绸之路”并不是中国人开发的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确实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直到唐末为止，中国最主要的功能是产地和贸易市场，而不是海上交通的提供者。中国人记录了一些航道，但这不等于中国人开发了这些航道。到了宋朝，中国才开始在南海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既然如此中国人在唐末之前于南海的航海活动极为有限，那么和其他把持航道的国家相比，中国发现诸岛的可能性就小得多了。

其实，在唐代同期的阿拉伯人航海游记中，已经有一些可能是南海诸岛的记录。在文献中第一次能确定是西沙群岛的记录，是占城人留下的。据《宋会要》记载，1018年，占城使者出使中国时说：“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塘，即累岁不达矣。”这里的石塘应就是西沙群岛。也就是说，占城人告诉中国人关于“占城人往广州途中遇风暴而漂流至西沙”的事情，中国人把这个信息记录了下来。

根据这个记录，占城人是最早发现西沙群岛的人，而中国人只是信息的记录者。占城现在是越南的一部分；从主权继承来说，是越南人而不是中国人最早发现西沙群岛。可是，由于这段文字是中国人记录下来的，中国一般把这个记录作为“中国对西沙群岛的历史证据”之一。中国记载南沙群岛的时间更加晚（1209年），而且也是外国人告诉中国人而被记载下来的，其知识来源的最大可能还是占城人。

在宋到早清，中国有很多关于南海诸岛的记录，但这些记录都大都是关于地理和水道的记载，简略、零散而混乱，没有确凿证据说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中国一直强调，从宋朝开始已经把西沙和南沙划归万州，其证据是一系列方志上说的“万州有长沙海石塘海”。

但只要把仔细检视这些方志，就知道这个说法相当不可靠。比如《雍正广东通志》记载：“长沙海石塘海，俱在城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长沙海石塘海，然俱在外海，莫稽其实。”其他方志表述大同小异。这些记录都有两个关键词：一，“古志云”，说明这是因循古说的（这里的古志是指宋朝的《琼管志》，已佚）；二，“莫稽其实”，即不知是否确实。也就是说，长沙石塘只是因循古说记录下来的地名，连官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又怎能算作是“划归万州管辖”的证据？

可见，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历史依据，并非如此“无可争辩”。

误区二：南海其他国家，都没有历史性权利？

南海的其他沿岸民族也有悠久的历史。菲律宾人、马来人，占城人以及越人都比中国人更早生活在南海周边。即便把视角放在“国家”的层次，如前所述，占城人很早就知道了西沙和南沙，甚至可能其是发现者。占城后来被越南吞并，从国家继承的关系来说，越南自然能主张有权继承占城的“历史权利”。

而越南本身，更是从17世纪开始逐步建立对西沙的统治。17-18世纪，阮主统治了越南南方（又称“广南国”）。他派出黄沙队，到“黄沙”打捞失物。此事首先被记载在越南北方人杜伯在17世纪所撰写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上。17世纪末，中国僧人大汕厂翁游历广南国，也提及了阮主命人在“万里长沙”（当时中国对西沙的称呼）打捞失物的事。18世纪中，一个到广南国的法国人 Pierre Poivre 亦记载了类似的事件。

1770年代，越南北方（郑主）趁广南国西山阮氏叛乱之际，占领了阮主的辖地顺化（Hue），并派越南史上最出色的学者之一黎贵惇前往主管。其间，他写下了《抚边杂录》，详细记载了黄沙队及其事迹。根据当中对黄沙的位置、地貌和物产的描写，可以非常可靠地推断就是西沙群岛。里面还记载了一段中国给越南的公文：“乾隆十八年，安南（越南古称）广义府彰义县割镰队安平社军人十名，于七月往万里长沙探舍各物，八名登岸寻觅各物，只存二名守船。狂风断捉，漂入青澜港，伊官查实，押送回籍。”鉴于“万里长沙”正是中国当时对西沙的称呼，这个史料更加证明了，越南黄沙队所到之处就是西沙群岛。

19世纪初，嘉隆帝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统一越南的阮朝，进一步加强对西沙群岛的控制。1815-1816年，嘉隆帝“命水军及黄沙队乘船往黄沙探度水程。”多条独立的西方记录都提及此事，包括在越南当大官的法国人沙伊诺（Jean Baptiste Chaigneau，阮文胜）、英国外交家和东方学家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曾为新加坡总督）、以及在越南传教的塔伯尔主教（Jean-Louis Taberd，他编写了当时最详细的越南拉丁文字典）等，都认为越南正式确立了对西沙的主权。

明命帝时期，越南重视海军建设，建立了东亚最强大的海军。根据正史记录，从1833至1836年，明命帝每年都派水军到黄沙作业，包括建庙、植树（相当于灯塔之用）、探测水文绘制地图、设立木桩宣誓主权等。1830年代，南海海盗为患，中越联合打击海盗。中国公文记载“副将李贤等巡至岩州三亚外洋玳瑁洲，与越南夷洋接壤”，则确立当时中国水师的巡逻界限只到海南岛崖山（三亚）沿岸小岛玳瑁洲附近；以南则由越南水师负责。而同期一份1839年的英文报纸记载，越南的海军在帕拉塞尔群岛（即西沙）巡航反海盗，有时会把打鱼的中国渔民当成海盗逮捕，并送到越南港口处置。

可见，越南对西沙的管治经历了完整的演化，从派服劳役性质的黄沙队打捞失物，到派出水军和黄沙队一起行动，最后完全由水军负责西沙的治理。这种有效统治在19世纪中叶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不少百科全书和地理书上都记载西沙是越南的一部分。只是后来越南被法国侵略，丧失主权，才失去对西沙的有效管治。即便如此，在之后的越南官方文件（如《大南一统志》），仍然把西沙视为国土的一部分。

菲律宾和汶莱（包括现在的东马）很少对南沙提出历史性的证据。但其实她们对南沙的历史权利，也在中国古籍中得到反映。比如，明朝黄衷《海语》中写道：“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这里的万里长沙指南沙群岛，西南夷就是指汶莱以西的国家，是指当时的汶莱或苏禄。这句话的意思即南沙群岛是她们的传统活动范围。

误区三：中国在二战前管辖南海诸岛，并无争议？

大概从清朝早期开始（有人认为是明朝），中国渔民开始前往西沙捕鱼，晚清时期更进一步到达南沙。海南渔民使用的《更路薄》也记载了到南海诸岛的航行路线。他们在南海诸岛上的渔业活动，可能比周边国家都早。这些活动可以视为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部分“历史权利”（捕渔权）。

然而，中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地方的主权。1890年代两艘经英国公司投保的船在西沙触礁，货物被附近的中国渔民抢掠一空。英国向中国政府交涉，中国的官方答复是，那里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负责。1899年出版的《清会典》以及《清会典之皇舆全图》当属最权威官方疆域文件。前者记录了中国的四至，最南端在“极南广东琼州府崖山北极高十八度十三分”，后者只画到了海南岛。这和前文提及的巡逻界限完全吻合。

19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在南海的殖民地政府，在南海开展多项旨在保障航海自由的公共服务，包括测量水文、绘制海图、编写航海手册（并公开发布）、打击海盗、建立海难救助系统、预报天气等。南海沿岸诸国中，唯有中国一概缺席。中国此时没有承担在南海上的公共责任，也不免削弱其主张权利的空间。

当时南海诸岛既为无主地，各国也不乏采取主权行动。英属汶莱政府在19世纪后期对南沙的南威岛和安波沙洲颁发开发许可证；西属菲律宾对黄岩岛的管辖更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在世纪末准备在西沙建立一个灯塔，却因资金问题未能实现，否则，越南“丢失”的西沙主权，就可以这样被“续”上了。

20世纪开始，日本推行水产南进，开始涉足南海诸岛。直到这时，中国因为与日本争夺东沙岛，才幡然醒觉应该重视南海的岛屿。1909年，水师提督李准到西沙巡行声称主权：“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这被视为中国第一次主张对西沙的主权，中国的版图这才推进到西沙一线。法国因为刚刚拿到了广州湾的租借权，碍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对此提出抗议。沦为法国保护国的安南政府，则似乎对此事一无所知。直到1925年，安南政府给法国殖民地政府写信，要求法国取回“原属越南”的西沙群岛，引发中法两国在1931年对西沙群岛的争议。

南沙群岛在国际法上一直是无主地。1918年起，日本一间公司长期在南沙开发磷矿资源，没有国家提出反对。日本于是积极考虑对南沙主张主权，为此还询问了法国、美国和英国对南沙主权的态度。在没有明确反对之下，日本甚至已经在南沙竖立主权碑。不料突而其来的经济危机，中断了这个进程，反而让法国捷足先登。

法国在1930年主张南沙主权，1933年公布“六小岛”位置，引起日本的外交抗议，双方进行了五轮外交磋商。中国一开始以为这些小岛是西沙群岛，外交部发言人称“菲列滨与安南间珊瑚岛，仅有我渔人居留岛上，在国际确认为中国领土”。但得知并非西沙群岛之后，立场变软，只是向法国提出，“中国政府未经确实查明前，对于法国政府上述之宣言，保留其权利”。最后官方也并没有向法国提出外交抗议。

因此，在1930年代，明确在外交上争夺南沙的只有法国、日本和英国。

但是，中国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地图开疆”。1935年，一个新设立的以核查地图准确性为目的的委员会，悄悄地在一份新印行的，以地图出版商为对象的刊物上（它总共只发行了三期），公布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把南海诸岛的岛屿都定下了中文名。这些名字绝大部分都是外国海图或航海手册上记载的各岛礁的译音。

整个过程中，没有实地考察或历史调查，没有向其他国家咨询，也没有向国际通报，既没有经过高级机关的颁令和国民大会的表决，更没有真正控制这些岛礁。主事者大概也不清楚这些“岛屿”的实际情况，否则无法理解为何会把深藏水底18米的曾母暗沙（James Shoal的音译）列为“中国最南的领土”。

从那之后，中国的地图上就纷纷把南沙群岛也画在中国的地图上。中国认为，这个行动已经算是中国主张南沙群岛的主权了。但相关国家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地图开疆之事，比如美国在1938年讨论是否要主张黄岩岛主权的时候，就没有提过中国对此处主张过主权。

误区四：南海诸岛在二战之后划归中国？

中国（及台湾）一直宣称，战后四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以及《中日和平条约》把南海诸岛划归中国。但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

仔细检视《开罗宣言》，完全没有提及南海诸岛；在整个开罗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南海诸岛。战争结束前后，在美国为二战后领土安排而准备的文件中，西沙和南沙被归到开罗宣言中“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之列，而不是“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之列。美国考虑过处理西沙和南沙的多种可能性，包括属法国、属中国、属菲律宾（南沙）以及被（以后的）联合国托管等等（注2）。

因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并未把南海诸岛“归还”中国。事实上，战前中国和法国之间就已经存在西沙争议，而双方都是美国盟国，又怎么会把岛屿“归还”给中国？至于南沙，美国甚至认为中国的理据非常薄弱，理由是中国1935年之前出版的地图都只包括西沙，并无南沙，故更不可能贸然将其“归还”给中国。

在《旧金山和约》议定的过程中，南海诸岛从一开始就只被视为“日本放弃的领土”，但没有说明应该给谁，只列为“未定”。根据顾维钧和杜勒斯的讨论记录，中华民国并未对此表示异议。这与台湾不同；台湾在一开始的草案中是写明“归还中国”，后来因为国共内战和国民党到台湾，而才改为“放弃”。

在《中日和平条约》中，台湾要求日本在条约中写上“把台湾及西南沙归还中国”的字眼，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认为，如果在和约中这样写了，就违反了日本对其他盟国的承诺。双方能够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日本在条约中，把这放弃台湾、南海诸岛的条款单独写出来；而中华民国把这条款解释为：已经把西沙和南沙“归还”中国。但当时日本和法国达成的外交照会中确认，日本在这个条约中的立场不超出《旧金山和约》的规定，故无论是从条文还是从立法原意，都得不出双方同意把这两个群岛交给中国的结论。

至于中国北京政府单方面的声明，与越南及菲律宾等的单方面声明一样，无法构成在这两个群岛的领土处理上的法律证据。

误区五：九段线是中国的传统海疆线，符合国际法

南海诸岛（特别是南沙）之所以有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通过它们而获得海洋利益。如果海洋利益划分已经确定，这些岛屿自身的实际价值反而极小。南海其他国家对海域的声索，都依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唯独中国，坚持其单方面划定的“九段线”，并声称公约管不了九段线。

中国在南海划的九段线，几乎贴著南海邻国的海岸线，把南海85%的范围都包围在内，导致邻国渔民“一出海就进入九段线”。必须清楚指出的是，九段线是1947年才被画在中国的官方地图上（类似的线在民间地图上出现也不过是1935年才有的事）。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一个“三无”产品：无坐标、无明确定义、无法律地位。

无坐标：断续线刚出现在官方地图时是十一段线。但在颁布之后的各种出版的地图中，断续线画法都不一样，有的甚至是连续线，范围和形状也差异甚大。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把南海诸岛包括在内。到了中共建制后，十一段线又不加说明地去除了北部湾的两段，变成九段线。九段线的各段位置与包括的范围，又和十一段线的不一样。变成九段线之后，画法才逐渐固定下来。但地图中没有坐标，而各段之间空隙过大，以致根本无法确定准确的范围。

无定义：从断续线产生初期的混乱来推测，断续线设立的唯一意义就是“岛屿归属线”，即线里面的所有岛礁都属于中国。这也和史料一致，即此线是当年中华民国政府为了对外宣布“接收”南海诸岛的范围而制定的。在国民政府的讨论中，确定南海各岛的领海只有三海里，此外即为公海的立场。1958年北京政府总理周恩来宣布“中国领海扩大到12海里”的时候，也明确表示南海诸岛和大陆之间存在公海。可见，中国当初划定九段线，只是为确定线内岛屿的主权，以及岛屿周围最多12海里的领海主权。2003年5月国家测绘局印发的《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中说明，九段线是“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除了这份不甚为人知的文件之外，中国没有对九段线的官方说明。

无法律地位：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并未出现过九段线或断续线这个名词。中国官方的表述是“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台湾的表述是“南海诸岛及周遭海域”。2009年，中国给联合国的照会中，附上一张画有九段线的地图，那是第一次在外交文件中出现条线。但文件正文中并未ˋ提及这条线。直到菲律宾提出仲裁案之后，中国才在官方文件中（被动地）提及九段线，但仍没有澄清九段线的法律地位。

因此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和台湾官方眼里，九段线以前长期一直是岛屿归属线。

可是在1982年公约通过以后，这个情况有所转变。按照公约“揸正来做”，中国肯定无法获得九段线这么大的海域。于是，台湾最早在1993年通过《南海政策纲领》，提出历史性水域的概念，暗示九段线内属于台湾管辖之海域，这个说法当时就在台湾内部和国际上引起极大争议。在各方压力之下，台湾在制定《领海法》时放弃了这个说法。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南海周边国家和相关利益国才开始关注九段线的问题。

之后，中国大陆也开始试图扩大九段线的内涵──除了有人附和“历史性水域”的说法之外，有人提出中国对九段线内水​​域有“历史性权利”，还有人提出它是一条“海上疆域线”，甚至有人提出九段线内是中国的“领海”或“内水”。于是，九段线争议逐步成为南海核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各国当然无法接受中国把九段线变为中国疆域线。因为那样一来，九段线之内的水域、岛礁、海底和上空就变为中国私产。各国如果承认九段线，就等于将南海这一重要战略区域拱手让给中国，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放弃九段线的重要的石油和渔业利益，把南海的航行自由控制权全部交到中国的手中。

诚然，正如吴士存所辩解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九段线内是中国的领海，但中国也没有澄清过九段线不是中国的领海线。中国的一种说法是，九段线只是“重申中国的领土主权以及相关海洋权益，并不是因为划这条线才拥有这个权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如上文分析的，在划出九段线之前，中国从来没有控制过南海，更谈不上拥有除了捕鱼和航行之外的历史性权益。

中国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当年在地图上画出了九段线，各国并没有反对，那就等同“默认”了中国对九段线内水域的“管辖权”。而随著“管辖”时间的推移，中国就拥有历史性权利了。这种说法也完全经不起推敲。

首先，把九段线内水域视为中国拥有管辖权的水域，并不是当年划线的初衷。其次，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九段线内水域实现“排他性”的“管辖”，又何来历史性权利？第三，菲越马等国对九段线内南海诸岛的主权一直有争议，现在还实控著很多岛礁。这些国家既然否认九段线内的岛屿的主权归中国所有，又何来“承认”中国对九段线内水域的“管辖权”？第四，中国长期没有声明九段线的意义，台湾最早提出“历史性水域”之说在九十年代，一提出就遭到美国和越南等国的抗议，又何来国际社会“默认”中国“管辖权”一说？

中国在这几年积极推进海洋大国战略的同时，越来越多体制内的“专家”开始宣传中国在南海上的历史性权利，越来越多媒体上的文章都把九段线称为中国的领海线。而中国政府一方面鼓励各种专家的言论，一方面用各种不同的措辞将九段线的定义模糊化，同时大规模在南海展开“维权”。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的目标是要夺取九段线内所有水域的“管辖权”。
可见，如果中国按照最初的设想，澄清九段线乃岛屿归属线，那么在国际上定然不会产生如此多的争议。但中国的困境在于：九段线本身不符合国际法，但中国却不愿放弃超出公约范围的“不合法”的“权益”。

误区六：南海会有争议，只因各国眼红石油？

南海矛盾的激化，确实和石油资源有很大关系。但把别国对南海的主张简单视为“红眼病”，既不公平，也没有历史根据。

越南和菲律宾很早就已经声称对南海诸岛的主权。1931年，越南就由法国代表自己提出了西沙的主权争议。战后法国继续代表越南与中国展开西沙主权谈判，并占领了西沙西部（中国占领了东部）。直到1974年，中国才把越南从西沙赶走。

南沙方面，菲律宾在1946年刚刚独立后，就声称南沙群岛主权应该归菲律宾所有；法国也在1946年率先“重返南沙”；越南保大皇帝的代表在1951年旧金山会议上发表声明，称“黄沙（西沙）和长沙（南沙）一直是越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各国1970年代开始相继常驻占领南沙岛礁之前，菲律宾、越南（南越）和台湾在南沙玩争夺岛屿的擦边球游戏已经玩了十几年了。

1946年底，中国派出林遵为首的舰队“接收”南海诸岛，但当时，岛上的日军早就被英美处理完毕，没有所谓“受降”一说，该行动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国际认可。近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常强调，当年部队乃搭乘美国军舰接收南海诸岛，暗示美国支持中国行动。但其实，那些军舰是美国已经赠送给中国的战后物资，是“中国的军舰”，和美国的立场无关。这次行动前，中国要求高度保密，“先占了再说”，之后还经过长达半年的讨论，才确定如何向外公布领土范围（断续线就是这样产生的）。如前所述，多国在这时期都声称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并没有“承认中国主权”。

中国又称，“美国通过外交询问、申请测量、通报航行飞越计划等方式，显示了其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的立场”。其实，美国当时“同时”向台湾、菲律宾和南越通报了这些计划，以显示在这个问题上的中立态度。美国从来没有承认，也没有默认过中国或台湾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中国和越南都举出不少第三方的地图、百科全书和报刊资料，来证明自己对西沙和南沙的主权得到国际承认。这些资料如果是出版在20世纪之前，那么可以从“历史证据”的角度论证其法律价值。但如果是出版于主权争议出现之后的，其作为“证据”的作用就极为有限。特别是民间出版物不受政府操控，最多只能代表私人意见；而报刊文章更是只能代表作者立场。事实上，由于各国的民间态度迥异，无论中国、越南还是菲律宾，都或多或少能找到有利于己方的证据。

可见，在1970年代之前，南海诸岛的主权就一直存在争议。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

还须指出，关于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诸岛的主权问题，中国还存在两种误区。

第一，中国常说菲律宾的疆界在美西战争后已经确定，不包括南沙和黄岩岛。这有两个错误。首先，在美西《巴黎条约》中划出的条约界线，确实不包括南沙和黄岩岛，但随后的《华盛顿条约》已经说明，西班牙割让的岛屿也包括在条约界线之外的，但被西属菲律宾实际管辖的岛屿。所以菲律宾的领土并不限于条约界线内。

这点对黄岩岛有重要意义。因为菲律宾在18-19世纪，有对黄岩岛实施管治的行为。其次，一个国家的边界不是永远不变的。即便在美西各条约中不包括某些岛屿（比如南沙），并不能否定随后（特别是菲律宾独立之后）有主张新领土的权利（正如中国有权主张对南沙的主权一样）。这种主张是否合理合法，当然另当别论。

第二，中国常说越南承认过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现在和中国争岛是“反言”的行为。这种理论，其实把“北越”等同于整个越南。在1976年越南统一之前，国际上存在北越和南越两个在国际法上互相独立的国家。双方都认为两国最后必将统一，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朝鲜与韩国。而南越又存在两个不同的政府，一是大部分国家承认的“越南共和国”政府，另一个是小部分国家（包括中国）承认的“南越南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这两个政府都宣称自己才是南越的代表，这种关系好比内战中的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中国和北越以及南越的“临时革命政府”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是北越，南越则从来没有承认过。而实际上，控制和争夺南海诸岛的都是南越。根据1956年日内瓦协议，南北越以北纬17度分界，北越也不应拥有西沙和南沙。现在的越南是北越和南越（临时革命政府胜利后国名为“南越南共和国”）合并而成；当统一后的越南继承南越的主张，并不能轻易认定其违反了国际法的“禁止反言”(equitable estoppel）的规定。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近年专注东海与南海史、国际法与东亚国际关系）

（注1） 李辉、金力〈重建东亚人类的族谱〉，《科学人中文版》2008年8月，78期，35页。

（注2） Post WW II foreign policy planning State Department records of Harley A. Notter, 1939-1945. Microfiche。T-324，CAC-308，1192-PR-41、-42和-43等。也可参见，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Routledg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