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的五一劳动节游行，不少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都没有参加。部分青年学生组织在同日发表声明（下简称“声明”），解释他们为何认同争取劳工权益，却不参加职工盟（香港最大的独立工会联合会）的原因。在理念上，这些组织认为本地劳工的最大敌人，是中国来港的新移民和中国籍劳工。这当然与左翼工运强调的国际工人大团结和将矛头指向资本家的路线完全是两回事。
除了在“本地劳工的敌人是谁”这个问题与左翼采取完全回异的立场外，声明亦用另外两个手法攻击香港的基层劳工组织。首先，五一游行被贬为“行礼如仪”。另外，声明指香港的工运自九七后没有作为，未能改善香港工人的权益。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仪式论”和“抗争无用论”正是主流泛民和泛左翼社运被新兴本土右翼攻击的主要理据。但这两套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
仪式的功能
对五一游行，声明称之为“行礼如仪”，完全否定。近年来，年轻的社会抗争者对于“仪式”色彩较重的行动嗤之以鼻。不但合照、唱歌等活动备受冷嘲热讽，游行示威很多时也被视为“抗争性”不足、对争取抗争成果没有作用的活动。这种想法显然是轻视了仪式对长期抗争运动的重要性。
早于半世纪前，社会学家Herbert Blumer已提到仪式对社会运动参加者内部凝聚的价值。事实上，仪式的安排和出席人数往往对参加者的士气有很大影响。支联会的六四晚会虽然是一个仪式，但近年都能挤到维多利亚公园（维园）六个足球场水泄不通，这对鼓励参加者继续关心争取平反六四之路，绝对有正面影响。
除了凝聚支持者外，仪式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感染和改变旁观者想法。除非我们相信抗争的成败与民意支持完全无关，否则这也是游行示威这些公开仪式的一个重要功能。11年前，世贸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行。当时韩农三步一跪的游行方式，不是感染了不少对自由贸易议题原本不感兴趣的港人吗？后来在“反高铁．保菜园”的运动中，年轻抗争者的“五区苦行”也有类近的效果。如果没有“五一”这个仪式，今次不愿出席五一游行的青年学生组织，又是否会发声明整理自己对香港劳工政策的立场？
仪式是手段之一，不是目的
当然，仪式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转变。我们要反对的应是社会运动的仪式化，而不是要反对社会运动内的仪式本身。今天很多被斥为“左胶”的社会参与者，正是当初不满主流泛民“仪式化”的人，所以后来才出现了留守、堵路等直接行动的抗争手法。这里所谓的“仪式化”，是指将仪式视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将仪式看作成推动社会变革的手段。
我想没有人会指控早前梁天琦的造势大会是行礼如仪吧。因为就算一场造势大会不会令“本土民主前线”（该组织也有签署这份声明）的主张得到实践，但造势大会能凝聚支持者士气，之后拉票时就会更努力。旁观者看到当晚的场面，也无法否认梁天琦的得票率不会难看。
而五一游行不但是巩固工运参加者和支持者的平台，它也是一个场合，提醒着街上和透过媒体得知有游行的旁观者劳工议题的重要性。而且，五一游行只不过是工人运动的其中一块拼图。工会和其他基层劳工组织平日的组织、教育和动员工作，或许是外界看不见的，但没有这些扎根的工作，又怎会有早前“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在机场举办、反对梁振英一家“特事特办”的集会？如果嫌这次集会太“和平”，那么别忘记当年扎铁工人罢工时如何堵路（当时社运青年也未流行堵路呢！）、罢工的码头工人和支持者怎样占领货柜码头！针对政府政策的，近日也有围着标准工时委员会会议行动。所以，就算五一游行是一个仪式，但香港的工人运动却绝对没有走上了仪式化的道路。
只有失败，没有成功？
声明对于香港工运界的另一个指控，则是他们的抗争未能令香港的劳工权益得到改善。事实上，抗争无效正是近年冒起的本土右派攻击主流泛民、社运派，以至是左翼的一个重要本钱。说这些不同的反建制力量没有实质成果，其实与事实相距甚远。《基本法》23条、俗称“网络23条”的“版权条例修订”未能立法、梁振英对国民教育科作出重大妥协、最低工资立法、《反种族歧视条例》和《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的实施……这些都是抗争成果。既然如此，为何不少人总是觉得抗争没有赢过？
“只有失败，没有成功”这个观感的出现，当然是因为失败的经验多于成功。而且有成功的例子，很多时胜利都不是完美的。例如无论是法定最低工资还是《反种族歧视条例》，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另一个原因，或许也跟反对阵营自身的论述有关。到现时为止，主流泛民的论述强调的是对自由减少的恐惧；而不少（不是全部）基层劳工组织则强调“惨”，希望借此争得民意的同情心。因此，宣传争取成功的果实就不是反对阵营的主打了。因为有成果后，恐惧不是可以减少，惨况不是改善了吗？
以愿景取代恐惧和惨情
无可否认，恐惧和惨情可以争取人心。但如果长期都是要藉恐惧和惨情来宣传和动员，那人们就不禁要问：如果你们多年来的工作不能令人减少恐惧、减少社会的惨况，那么大家为何还要相信这条路线？不少人并不认同部分本土右翼煽动族群仇恨，但也会被他们吸引，原因就是过往主流泛民和泛社运派的路线没有效果，所以不介意试另一剂药方。
面对来自本土右翼的挑战，无论是泛民还是泛左翼，都需要建立一套可以让过去成功经验存在的论述。否则过分着重以恐惧和惨况来争取支持，很可能只会巩固“抗争无用论”。这套新的说法应该是怎样，尚需更多讨论。但一幅较清晰的理想社会蓝图，大概必不可少。因为当政府和统治阶级只会让步，鲜有完全“跪低”时，反对力量要认同那算是“成功”争取，就要指出今次“袋住先”（先求有再求好）又或者是“阶段性胜利”，到底为何对实践理想的社会蓝图算是迈进了一步。或许只有这样，大家才会一方面放弃“抗争无用论”，同时愿意为那未来的愿景继续奋斗。
如果一条路线行了二三十年都没有什么成绩，那它多数是死不足惜的。但香港的基层劳工运动，绝对不属这一类！
（李峻嵘，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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