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舶来词汇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拥有着独特的内涵，既不能对应到古汉语的字面意思，也再也无法准确地翻译回原文，我们称他为现代中国特色词汇。这其中，大部分都和现代政治、社会制度有关，而且以日文传入居多，比如“共产党”、“中央”、“经济”……这些词让大陆人会心一笑，却让翻译家百般头疼。
“广场”也是如此。无论是英文的square、plaza，都没法准确表达那种宽阔、空荡、硬质地面的城市空地。中国的广场令人捉摸不透，它偶尔站满警卫，偶尔站满载歌载舞的中年妇女，既代表着反抗，又代表着压迫。它是中国人最常接触的事物之一，却随时能够变身为最敏感、最恐怖的词语。
严格地说，广场是西欧的传统，中国之前的坛庙、殿堂前空地，不具备完整的城市功能，所以，中国的广场历史还不足两百年。它能够变得富有中国特色，也折射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和特殊。
人民广场为何这么大？
当中国领导告知准备将天安门扩建为44万平方米时，他们严厉指责：这不科学，比莫斯科红场大9倍，简直是练兵场！
什么样的广场是中国最常见的？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低头是铺装，平视见喷泉，仰脸看雕塑，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机关。”
这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广场模板，至今，仍然以“人民广场”、“市政府广场”的名字大量存在。它以天安门广场为代表，面积奇大，空旷无比，塑造了中国人对“广场”的核心印象。
这些广场设计受苏联影响，却青出于蓝而胜之。按照50年代苏联援助专家的建议，天安门等广场设置对称的中轴线，拆掉周围民居，然后大量铺装花岗石等硬质材料，广场及周边没有绿化，没有休息设施，自带阅兵、集会使命，是极权领导最爱远眺的景观。
但中国的设计师发扬了大广场的精神，令苏联人大吃一惊。苏联的专家毕竟知道，过大的广场会阻碍交通，浪费核心区域的规划空间，当中国领导告知准备将天安门扩建为44万平方米时，他们严厉指责：这不科学，比莫斯科红场大9倍，简直是练兵场！随后中苏交恶，苏联专家再也没法指手画脚，然后“大跃进”时期，天安门广场顺利扩建。
这样的思路影响了50年代的大部分城市主政者。上海、长春、南昌、潍坊、襄阳、汕头等人民广场都修建在这一时期，面积均大于6万平方米，放到苏联都是红场级别的阅兵场所。
以兰州的人民广场为例，兰州是西部的甘肃省省会，是典型的带状城市，沿黄河分布，东西狭长，城市中很少有大块空地。1952年，按照上级精神，规划了在下东关、官园、寿山街北端、东稍外的旧街道和居民区，修建中心广场，实际上这里都是居民区。兰州市政府用了八年时间，把城墙和街区拆除，终于在1960年后建成6.9万的广场。由于经济困难，拆迁和建设多次停滞，被戏称“撂荒地”。
广场建成后没使用几次，又赶上了文革，1968年，甘肃省革委会盯上了它，决定扩建，以便于组织十万人大型集会，建成时正赶上中共执政20周年，于是命名为东方红广场。
这么大的广场平时肯定没有用处，只有每年十月一日，组织集会、游行，才有人气。1976年，庆祝“四人帮”倒台是它最后一次充分使用，之后逐渐荒芜，82年起修建绿化、休憩设施，94年后建成地下商场，周围的地块做了商业开发。兰州中心广场就是大部分“人民广场”、“中心广场”的缩影——为了政治运动而生，却在市场经济里无所适从。
而且，它还是再良好不过的运动发生场所。1986年、1989年的学潮，各地的学生都集中在城市中心广场，而此后历次的反日游行、群体性事件，各城市的大广场都成了天然的运动温床。这是最初的设计者没有料到的。
80年代之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广场的发展也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径。
超大广场承载的政治野心
这些从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市长、书记又急于彰显政绩，他们在审美上仍然偏好人民广场模式，于是，比天安门广场更大的“亚洲最大”、“世界最大”广场们就出现了。
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的建筑师、规划师开始反思20世纪初期开始的现代主义风格，不再强调昔日的宏伟庄严、英雄主义式的布局，而更加注重空间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注重创造更人性化的公共空间。
如新奥尔良的意大利广场、阿姆斯特丹的舒乌伯格广场等。尤其是美国圣地亚哥的霍顿广场，不仅是层次丰富、功能多样的建筑杰作，还拉动了市中心人气的回升，仿制了美国城市常见的“中心塌陷”现象。
此时的中国广场，却刚刚摆脱苏联风格，才接续上20世纪初期西方的设计思路。这时的城市主政者根本没有考虑社会交往的需求，招商引资，投资基建，拉动经济是主要的目标。一旦获得了大量财政拨款，这些从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市长、书记又急于彰显政绩，他们在审美上仍然偏好人民广场模式，于是，比天安门广场更大的“亚洲最大”、“世界最大”广场们就出现了。
1997年，薄熙来主政的大连率先打破了天安门的记录，建造了面积达110余万平方米的星海广场，它的面积是天安门广场的两倍多。
如此大的广场，任何人在其中都会迷失，想要看清全貌，欣赏整体图案，只有在大连星海会展中心的最高层才可以。虽然星海广场的可达性极差，长宽比失衡，最大尺寸超过周围最高建筑50倍，直到今天，仍然是建筑界出“改造方案”考题的经典例子。但对于野心勃勃的薄熙来，这实在是完美的作品。
江泽民时代后期，是大型广场的黄金时代，当时城市化率持续提高，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规划新城，而房地产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丰富的土地出让金，大型广场又是绝佳的捞钱项目——设计简单，材料单一，从出资的政府，到承建的单位，无数人从中受益。
2000年建成的黑龙江省大庆市时代广场，是当时中国大型广场的巅峰之作。它的面积为144万平方米，约等于星海广场与天安门广场的总和。时代广场位于大庆市政府着力规划的东城新区，周围是新建的市政府、法院、交通局等，既满足了宏大审美需求，又拉动了GDP增长。
这时期修建大型广场的主力，都是城区面积快速扩张的三四线城市。如2009年营口建造了耗资4亿人民币的明湖广场，面积为338万平方米，已经遥遥领先，让世界最大广场之争变得毫无意义。
将旧城区打造成商业广场
将原有的旧城区、大型广场改造，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商业投资，这是政府的重要规划思路，这样能改善城市环境，同时增加土地收入。
此时，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出现了另一种广场思路。
9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已脱离了盲目扩张城市面积的阶段，旧城区广场的商业价值开始显现。兰州的中心广场就是此时开始商业化改造，北京的西单广场、西安的鼓楼广场都时改造的例子。
西安钟鼓楼东西长270米，南北宽95米，约 2.08 公顷，1997 年 10 月竣工。它既需要保护钟鼓楼古迹，还要开发旧城的商业价值，设计的复杂程度就远高于大连星海广场等。最后，设计者用下沉设计，开发出了现在的小吃街、步行街商业区，同时覆盖植被，增加休憩设施，比较妥帖地完成了任务。
北京的西单文化广场在西单商业区南侧，原来是劝业场和一些低层简易商业用房。它的改造体现着城市广场的新的商业思路——规划为集中绿地，改善商业地区的环境条件。它被定为50周年国庆献礼工程，1999年前开放。
将原有的旧城区、大型广场改造，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商业投资，这是政府的重要规划思路，这样能改善城市环境，同时增加土地收入，远比在远郊新城建一个无人问津的大型广场划算。
2000年后，以万达广场为代表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受到推崇，大城市的广场品种有多了一项。尤其是近十年，万达、来福士们发展迅速，虽然没有圣地亚哥霍顿广场那样对公共空间的设计，但也增加了城区人气，给社会交往提供了更多地点。
人民广场，不属于人民
从西方的传统来说，广场是民主政体下，兼具政治讨论，商业买卖，社会交往功能的城市空间。
政治和商业，是中国城市广场的主要推动力，但是传统的社区功能、公共空间的功能却很少涉及。
现在居住区之中的广场，仍然多数采用硬质地面，点缀一部分植被，2008年奥运会前后，普遍铺设了简易的锻炼设施，已经较之前单一的集会广场改善许多。可是仍然很少与周围建筑风格、当地交通统一。
——大面积的硬质铺地，夏天的辐射热量大，导致白天酷热难忍；
——空间和形式上，多为沿用了矩形，虽有面积较大的绿地，但在布置形式上和广场联系较弱，景观植物的选择没有经过考证，维护成本大，效果又并不好。
——选址上，城市商业区、办公区土地昂贵，很少有规模适中的休憩广场，居住区又过于集中，建造的广场可达性差，没有为合适的日常公共生活服务，使得多数广场的利用率不高。
从西方的传统来说，广场是民主政体下，兼具政治讨论，商业买卖，社会交往功能的城市空间。20世纪后期以来，欧美的广场建筑风格已经逐渐向传统靠拢，巴洛克式大型广场基本不再出现。
中国也曾有过类似的公共广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大连、香港等租借地就由西方人规划建造了一批广场，如大连市的中山广场，青岛的中心广场。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宫门和围墙，第一次在中国建造成开放性的广场空间，它们继承了欧洲广场的风格，多呈规则的几何形状，与步行街、汽车道互相连接，为区域公共中心，剧院、市场、居住区等环绕四周。
租界广场总体面积适中（多数在两万平方米以下，且是由多个小广场组成的广场群），可达性高，中心有雕塑或喷泉，周围为有限空地，单块绿地闭合面积很小，分布均匀，便于游人休息。
这批广场有一些目前仍在使用，但总量过小，一百多年过去了，它们所代表的公共理念，仍然领先中国大部分。
2000年后，中国的一线城市广场正逐步变得精致，美观，尽量和周围的环境协调。但中国大多数的城市扩张已经完成，规划格局已定，很难有足够的空间让建筑师新建广场。只有改造旧有的部分，或者在有限的空隙里发挥想象力。
（杜修琪，媒体人，《大象公会》前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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