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习近平一行的车队遭到在美访民的狙击，沿路访民高喊“习近平、见访民”的口号，更有李焕君、马广田等三人冲向习近平的座驾，最终竟然滚入车下，后遭美国警察带离。
上访现象由来已久，在最近十几年则呈现爆炸性的增长，各路访民汇中央，也促使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截访黑监狱、京郊护城河，以及最近的封村工程等等，每当奥运等重大事件，更是草木皆兵，寸土必争，最近的9月3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70周年大阅兵，各种近乎变态的维稳措施再度重现江湖，比如吃饭需要登记，如厕需要出示身份证，更不用说快递停收、大批饭馆关门之类了。不难看出，上访问题或者说访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政治生活非常重要的剧目。
上访古已有之，西汉时期著名的缇萦救父，可算是较早的上访例子。对于中央集权体制来说，允许民众上访，设立诸如登闻鼓之类的机制，首先体现了最高权力的无所不在，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既能够形成对各级官吏的某种制约，同时也能在最高权力与民众之间，建立起至少在心理上的直接联系，使民众在体制的日常剥夺之外，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舒缓效果。不能不说，这样的制度安排是相当有效的，流传千年的青天情结，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理定势，都与类似制度安排有关。
1949年以来，在党治的外衣下，很大程度上也复制了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设置，上（信）访制度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并非偶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以及在最高权力与民众之间建立直接心理联系上，现行体制与传统中央集权体制有着同样的需求，上访制度之于现体制，并非阑尾，而是必须。最新的调查也表明，当代大陆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好感，要远远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好感，除了宣传之功，洗脑之效，上访等类似制度安排的存在，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
在古代，限于交通条件，也限于经济能力，上访之类并不具备规模化的可能，秦香莲和杨乃武式的个案被写入戏文广泛传诵，恰恰是因为其稀罕，以及身份的特殊，杨、秦等人，都具有相当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文化和经济能力，方可能负担和实施告御状之类的行为。不过，上访制度这一古已有之的统治术，在进入当代后，却出现了令统治者始料不及的爆炸性后果。
当代上访的大量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大陆特有的市场化过程，一方面，市场化过程意味着旧体制的局部瓦解，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被抛弃者，如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买断工龄分流人员，以及企业中的复转军人等群体。一方面，市场化过程中，权力之手始终在场，并力图攫取市场化的大部分成果，由此产生出了诸多利益被剥夺群体，如拆迁、征地等受损群体等，被不公正对待的经济纠纷受害者，等等。上述人员，共同组成了庞大的上访基础人群，据一些学者粗略的估计，人数当在数千万之巨。
在现行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所谓的上访，最终都会指向最高权力的所在地，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人群朝向中央集权的核心部位的聚集。不过，这一过程也呈现出了由弱到强的逐步加速，如果把时间倒回到20年前，即使是在1989年后政治气氛最压抑的90年代初，针对访民的维稳都还是不必要的，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晚间是开放的，在夏天，这里是许多北京市民乘凉的好去处，但到了1999年前后，天安门广场晚间不再开放，这当然与当时针对法轮功的大规模打压有关，但是，即使法轮功群体的抗争逐渐趋于沉寂后，天安门地区的维稳也并未得到松懈，各种访民在帝都核心地区的爆炸性出现，成为了最新的压力来源。
访民的爆炸性出现，除了上述根本原因之外，在技术上，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首先，工业化时代带来了更为便捷的交通，也使得中下层民众拥有了较为充裕的现金收入，从而获得了更强的流动能力；
其次，大陆特有的市场化过程，相对计划时代，需要促进人身的自由流动，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与其说是一项德政，不如说是因为其符合了当局推进市场化的需要。
第三，市场化必需的人身自由流动，也促成了单位制和公社制的解体，从而部分解除了加诸于民众身上的直接控制，民众获得了相对的人身权利，相比改革前时代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也因此，时势丕变，农业时代貌似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制度设计，放之当代，却变成了统治者的新问题。
访民在帝都的大量聚集，带来的不仅是治安压力，而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冲击。1989年事件表明，貌似强大的体制，有着其难以克服的阿基里斯之踵：一旦在天安门这样的核心部位出现人群的大规模聚集，除了动用强力手段加以压制，现行专政体制并无可资运用的制度化手段加以应对和化解，也因此，大规模人群聚集，对于现体制乃是近乎无解的冲击。尽管从个体而言，上访者寻求的是个人利益的补偿，但成规模的游离群体在北京的聚集，且都指向政权的最核心部位——这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上访逻辑的必然，对于后1989体制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也因此就不难理解，何以针对上访群体这样对现体制依旧抱有期待和幻觉的人群，会如此如临大敌，采取了种种超常规、超法制的强力维稳措施。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行，需要上访制度的存在，现代条件下，上访人群朝向核心地带的大规模聚集，又非现行体制所堪承受，于是，各种从上访源头就开始的阻截、隔离措施遂应运而生，截访黑监狱之类的大量出现，奥运、阅兵等重大事件期间的大规模动员和强力维稳，即是这一逻辑的产物。
对体制依旧存有期望乃至幻觉的上访群体，竟然成为体制最为警惕和防范的对象，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许多人质疑，这样的维稳措施似乎并不必要，也有人认为，强力维稳将对于体制仍存有盼望的人士推向绝望，实际上不断制造体制的对立面，从而即使对于体制本身来说，也不能算是聪明的举动，于建嵘等改良知识分子，一直试图破解这一困局，而提出了诸多方案，不过，如果笔者上述分析成立，则不难看出，看似荒谬乃至愚蠢的强力维稳，实际上有着体制不得不如此的逻辑。
吊诡的是，上面已经谈到，上访群体的爆炸性出现，与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人员流动是分不开的，而人员流动又与计划时代的直接控制体系如单位制、公社制的瓦解密切相关，而种种强力维稳措施，无论是层层截访，还是大型事件期间的强力动员和大规模维稳，其实都是计划时代遗留下来的直接控制体系的重新集结和强化，如居委会、村委会的维稳功能的加强，强力部门的地位上升等等，一直到最近的网格化维稳体系，都表现为原有直接控制体系的复活和强化，这表明，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带来治理体系的改变，却以一种扭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路径，反而强化了原有的治理逻辑和体系建构。
理论上，市场化会带来对以规则为主导的治理体系的追求，而在大陆的权力主导市场化体系下，出于核心地带安全形势的排他性考量，以及对于大规模人群聚集的零容忍，带来的却是直接控制体系的复活和强化。这一事实表明，大陆特有的市场化进程，最终促成的是一个带有鲜明极权特征的体制，也因此，有许多论者忧虑于维稳体制带来的刚性，以及对想像中的良性转型的破坏，可是，只要中央集权的体制属性不变，现有的利益剥夺格局不变，如前所论，面对访民爆炸性出现，以及朝向核心地带的聚集，这种体制刚性只会继续强化下去。
如今身陷囹圄的许志永博士，曾经为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而发起三博士上书，此后多年，将很大精力用于推动截访黑监狱的废除，然而，截访黑监狱这一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非法存在，因为关涉到核心地带的安全形势，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许博士的努力自然难以获得效果。
而体制之所以如此行事，并非因为愚蠢，而是形势所迫下不得不然，放眼未来，复活和强化直接控制体系，以应对部分市场化带来的后果的趋势行将将持续下去，刚性维稳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极权体制强固，已呈不可逆转的趋势，发生在美国的拦驾事件，无非是这一国内已经无解的矛盾，在国外舞台上的模拟演出，在这个意义上，访民及其带来的威胁，其实是专政体制的不治之症，并将伴随新极权体制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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