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历史课纲调整，引起群起反对，更有反课纲的学生为阻止课纲推出而自杀殉道；政府仓卒推出有问题的课程，引起年轻人的反抗，情况一如香港数年前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国民教育虽未有成科，但洗脑的阴影依旧笼罩香港社会，市民自发揭露课本的灌输情况，比如模拟游说同学参加中共游击队、面向国旗露出神圣目光等等，有政治偏向和盲目爱国的内容经已潜藏身边。
当然，政治影响历史教育并非偶然，英治时代的文史教育，摒弃的民族主义对学生的影响，把文史纯粹当作知识的教育；而在不久之前，吴克俭提出“略远详近”调整初中古代史和近代史的比例，则反过来令人忧虑是以加强近代史为名，包装党国内容；蒋丽芸以“夏商周都系野史”的言论为政府辩护，以怪论混淆视听，更加令人哗然。
中原王朝的中国？
政府对中国历史科的动作，或许正正是一个机会，去思考我们究竟要怎么样的中史科，特别是建制阵营把中史科与必修与否、学生是否爱国，又或者塑造“通识金装上阵，中史仓皇下马”的假对立，更加是妨碍思考我们的中史科究竟要怎么样。
不论课程改革如何，中史科的课程内容大都是按皇朝顺序编排，由商周到现代，这种教学模式经已有数十年历史。但奇怪的是，中国既然自称是多民族国家，可是我们的中国历史科却围绕着以中原王朝为核心，使得中国历史就等于中原王朝的历史。虽然在新高中课程之中，已经加入诸如“北朝汉胡融和”、“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等内容，但当中编配依然以汉族为主轴，连辽、金、西夏这些与宋朝并立的非汉族王朝（即使是传统上也被纳入正史的部分），它们的制度、社会文化、治乱兴衰过程，在课程中依然没有位置，仅仅以两宋为中心。
这面对一个很吊诡的状况，中国历史科课程是一个遵循传统正史的框架，却套在一个理应是现代的多民族国家之上，呈现的面貌必定是偏颇而不整全的；如果放诸中原王朝的角度的话，某些不属于今日中国的地方可能与中原王朝有更紧密的关系，比如朝鲜和琉球，那呈现的面貌大概是汉字文化圈的东洋史而不是中史了；反过来，如果是放诸于今日中国，说中原王朝足以代表“中史”的话，那未免将其他非中原王朝的部分迫退到很尴尬的政治位置：就是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根本就不被视为中国。
一般人的历史？
而非政治史的部分，从前文化、经济、中外交流、制度史等不同范畴组成所谓乙部，而2006年后则不再与政治史分开，如今新高中课程也没有分开政治史和社会史。高中课程在选取课题时，则由于课程编排，未能把诸如经济重心转移、思想发展、社会阶级变动等范畴的整个趋势呈现，只按朝代特色而个别选取，同时另有六个专题单元以供学生按兴趣选修。
但无可否认，中国历史科课程依旧围绕帝王事迹以及制度变迁，譬如秦汉大部分内容在于秦皇汉武两位皇帝的统治；隋唐部分则集中于开皇、贞观、开元三朝的治绩；宋元明清的重心则在君权的演变；近现代史则围绕国际关系和诸如改革、革命、内战等政治发展。而所谓一般人的历史，则呈现在选修部分的某些课题，探讨女性、知识分子的经历、角色，和背后的历史变迁。
无疑这是一个挑战，政治史即使纷陈复杂，但聚焦选取某朝治绩，可以交代得到历史的基本背景；而诸如社会史、思想史、战争史等专史，范围较政治史更为多元，学生对不同题材的兴趣也不一样，但碍于课程有限节数，加上应试需要的限制下，则只能围绕政治史交代的基本背景，择题而教，其他则只有赖学生能够有自发兴趣加以深入探讨。近年几次的课程指引，都提及要调整比重，提高学生兴趣，而最终都无可避免触及十多年来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如何处理香港行之多年的应试教育，当中最为人所见的影响，就是消磨学生的学习意愿。
国家民族的认同？
若果中国历史的中学课程，出于传统习惯使然也好，出于实际课节的时间限制也好，都面对着“中原王朝──非中原王朝”、“帝王将相──一般人”之间的角力，只能呈现出的中国不单单是程度上的简单，更是并不完整，一个偏向追溯正统的中国。
若果我们要接受这个概略安排，大可以在认识课程内容外；鼓励学生探索课外知识；再让学生体会历史与现今生活的关系、独立批判思考，并能够反省修正，这都是可发挥的开阔空间；但偏偏在中史课程中就认同感和归属感限死一条直路，课程理念上讲明“本国历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素材”、目标是“提高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定要有认同感吗？为什么学生感情是可以被预期的？
概略的课程、不完整的中国概念，自然有其用处和局限；但竟然从中预设学生要爱国、有感情、有认同？这无助于学生发展和教师专业自主。放诸今日的中国──一个一党专政集权的国家，中国历史科除了改善上述所指的问题，尽量呈现一个较平衡的中国以外，更不应成为增进对国家民族单一感情和认同的工具──认不认同是学生自己的事。
如果我们相信，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从思考和探索中，作出选择，那么塑造国家认同的文史教育，无疑是与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不要因此而蒙蔽我们讨论文史教育政策时的焦点。
（郑司律，时事评论员）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