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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向留学生开刀。
5月底，白宫向美国各大使馆下指令，要求暂停处理留学生签证，并准备增加对学生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内容的审查。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会取消部分学习“关键领域”的中国大陆学生签证，引发当地中国学生担忧。
然而，对留学生的日渐限制并非特朗普的独门政策。在美国正式以地缘政治冲突为由调整留学政策之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已经以控制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涨为由，宣布要控制移民数量，留学生政策首当其冲：澳大利亚宣布会设置留学生人数上限，而英国就缩短了留学生的毕业签证有效期时长。
各国收紧移民政策，不仅反映全球化进一步崩坏，而且也是各国政府意图阻止留学产业进一步影响本地政策的举措。在COVID-19疫情前后，英、加、澳等英联邦国家的留学产业经历重大变化，也引起政府对高等教育过于依赖留学产业的担忧。
疫情后印度反超中国，成留学生最大输出国
在2010年代，中国大陆是英、加、澳的最大留学生输出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多来自中产阶级或以上的家庭，抱着“镀金”的想法，出国获得海外文凭后，回国有利于工作。这一阶段的留学生也以毕业后回国为主。澳大利亚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主席Catriona Jackson曾在2022年撰文指，澳大利亚只有28%的留学生“会使用他们的毕业生签证准许的工作权利（use their post-study work rights）”，呼吁澳大利亚效仿美国和英国，让更多留学生在澳大利亚习得技能后，留在澳大利亚为社会贡献，补充澳大利亚劳动短缺问题。
在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作为最大留学生输出国的地位，开始被印度取代。据报导，2024年印度共有133万学生在海外留学，其中加拿大为最大印度学生输入国，有超过42万印度学生；其次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中国也在近年成为印度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在2024年有超过八千名印度学生在华读书。
在众多印度留学生中，不少是前往海外高校修读医科。这是因为印度国内医学院学位短缺，将近一半的学位由私立学院提供，但私立学校学费昂贵，因此越来越多学生会选择去中亚、东欧等国学医，甚至包括乌克兰。
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国一样，在后疫情时代迎来青年失业率高企。印度全国技能报告指出，尽管在2022年，印度全国失业率为4.2%，但这当中有82.9%是年龄为15到29年的劳动力，66%拥有高等教育学位。在最为热门的医科，尽管每年有将近250万学生申请就读医科，但只有10万学生能进入医学院，而尽管印度面临2.2万社区专科医生短缺，但在2023年，只有4413人获得专科医生资格。
国内激烈的就业竞争，让印度年轻人也出现“躺平”现象，他们也和后疫情时期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望向海外就业机会。相比起要求家境万贯的投资移民，通过留学获得毕业生工作签证资格，最后以技术移民获取永久身份的方式更适合出自中产以下家庭的年轻人，留学也不再只是为了“深造”，而成了移民手段。
留学生是政府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2022年开始，随着各国开始通关，英、加、澳、美等国的留学产业逐渐复苏，有国家如澳大利亚为了加快复苏，甚至推出延长为期两年的毕业生工作签证的政策，允许就读紧缺行业科目的留学生获得三年到五年的毕业生工作签证。
但毕业生签证往往只是允许留学毕业生全职工作，留学生毕业后在当地仍然面临找工作难的困境，因此从毕业生签证过渡到永久技术移民的学生人数极低。
以澳大利亚为例，在2019年疫情之前，只有7.9%的留学生成功通过毕业生签证，获得永久技术移民签证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留学生为了能延长留在澳大利亚的时间，开始“跳签（visa hopping）”，在毕业生签证即将过期之前，报读新课程，从而获得新的学生签证。
有学生会利用这一机会就读有“移民三宝”之称的护理、幼教、社工专业，这三个专业在技术移民清单上长期处于优先地位；但也有学生会选择相对便宜、对出勤要求不高的学院，尽可能将时间留给工作。这也催生了澳大利亚的“幽灵学院”产业，这些学院出勤要求低，学费便宜，甚至帮学生“买签证”，只要他们报读学院，哪怕不上课也不会向移民局报告。
类似状况也出现在加拿大，因此在2023年，加拿大提高了对学生签证申请人的个人财政门槛，要求申请人要能够自行应付生活成本。
面对这些移民系统的漏洞，西方国家在近期均表示要推行移民制度改革，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针对留学生部分的改革，往往是因为触及国内利益，政府才决定要对留学生产业动刀。
以澳大利亚为例，一开始的改革是针对留学生签证，然而限制留学生数量，是因为国内房屋短缺危机越来越严重，政府为了保证国内租房资源优先本地民众，才宣布要控制留学生数量。
加拿大也同样，是以保证房屋供应为由，限制留学生数量；英国提出的理由是保障本地年轻人就业和接受培训的机会，而美国则是以国防安全为由。
对于西方大学产业来说，政府的补贴仅能支撑运营的一部分，需要靠留学生学费来扶持经营。然而，随着大学不断扩招留学生，多国出现教员不足、学生英语能力跟不上课程等问题，留学市场多年来失衡，业界不少人士呼吁政府和大学学界要解决问题。但如今西方政府频频以平衡国内房屋供需、控制国内生活成本上涨危机为由，收紧留学生政策，令各国不少学者和行业人士质疑各国政府是否有找留学生做“替罪羊”之意。
例如，澳大利亚的房屋短缺，不少经济学家和学者表示，是因为澳大利亚房屋长期供应不足而导致，甚至在2019年联邦大选前夕，就有团体警告，澳大利亚的房屋正面临房屋短缺危机，要求两大主要政党采取措施。
然而，直到2025年的联邦选举，房屋短缺才成为选举主议题，两党也在此时表示当选后会控制留学生数量。
当西方各国以平衡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为由，开始控制移民数量，早已与移民无法分离的留学生政策，自然也成为改革对象；但作为没有选举权的临时移民人口，留学生也被迫成为国际与国内政治角力中的替罪羊，成为全球化进一步崩坏的直接见证者。
保护“任何人”，哪怕没有美国合法身份，真是挺朴素，挺伟大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