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给兄弟交社保”后，外卖骑手的困境解决了吗？

京东开了个“好头”？

跑去京东的骑手们，陆续又回来了。

在上海送了两年美团外卖的赵云豪听站长聊起这事，丝毫不意外，手机里的几个骑手微信群早就预测到了这个走向：京东入局外卖业带来的红利，持续不了太久。

今年2月19日，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这一打破行业惯例的决定一举登上热搜，也让“京东外卖”这一早在去年3月就镶嵌在京东APP主页的不起眼业务为大众熟知。

过去，平台会通过众包、劳务外包、个体工商户注册等模式与旗下众百万骑手们切割劳动关系，对于常年处于无保障状态的零工群体而言，京东“缴纳社保”的承诺无疑是一份具有吸引力的邀请。

为了应来自京东的竞争，美团很快推出了针对骑手的“激励”计划：当日送单达到一定数量，可解锁50元至100元不等的奖金。但站里还是有很多人离开。除了社保，另一个吸引大家纷纷跳槽京东的原因，是直接收益：在“京东众包”配送一单的收入，是“美团众包”的1.5倍。

在大陆外卖平台，骑手往往被分为“全职”与“众包”，“众包”特指兼职外卖员。

北京某站点的骑手杨文杰就在这当口去了京东。11个小时、52单、460元，若在美团，最后一个数字会缩减到大概350元。“新的平台加入，对谁都是好事。”杨文杰滑著收入页面说。

2023年，杨文杰来到美团做全职骑手。“众包你可以拒单，自主选择工作时间，但是单价低。全职不能拒单，还要接受站点管理，但拿得多。”杨文杰总结。今年截至5月，他在美团只申请到半天休息时间。“京东众包”则结合了两者优点，工作时间、形式自由，收入也高。

算上此前在饿了么的两年、闪送的一年，杨文杰已在北京送了五年外卖。他今年31岁，也想稳定下来，在京东跑了两天众包后，提交了“全职骑手”的申请信。随后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

和他一样等待的，还有深圳的达达骑手张国健。去年5月，达达宣布“业务全面融入京东生态”，“京东小时达”和“京东到家”等配送业务亦统一整合为“秒送”。现在，京东外卖的订单主要由达达骑手配送。

最开始看到新闻，张国健和周围的达达骑手内心都恍惚了一下，深入了解，才明白“京东给骑手交社保”这一精简过的热搜词条下藏著一个大多数人都迈不过去的门槛：有社保的只有“京东全职骑手”这一岗位；名额有限，能加入的，基本都是各地区的“单王”。

“一天跑十二三个小时，接七十单。”张国健咂嘴，“这得拿命跑。”等了几天，没收到线下面试的通知，他就不再惦记了。过了两天，一些晋升为全职的骑手们带来了最新的消息，却让张国健不由庆幸，好在，他没通过。

大家发现，全职骑手的单价竟一反常态地比“众包”的单价还低，而且，他们不能拒绝。“四五块的单子也要跑。”熟悉的骑手向张国健抱怨。几个人一聊，拼凑出了一个早被猜想过的可能。
中国的社保分为城镇职工保险与城乡居民保险两部分，职工保险通常适用于企业职工或灵活就业人员。‌‌居民保险则主要覆盖无工作单位的城乡居民，包括学生、儿童、老年人及未就业人员等。

职工保险按月缴纳，由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单位承担约2/3，占“大头”。因此，缴纳社保后到手工资会变少，但一些骑手还是愿意给自己求个保障，“毕竟整体还是赚了。”张国健说。

平台显然也注意到了骑手群体对缴纳社保后的担忧，京东2月24日宣称，骑手现金收入“绝不会”因为缴纳五险一金而减少。可现在看来，京东并没像老板刘强东所承诺的“对兄弟负责”，而是用压低全职骑手单价的方式，来填补为他们缴纳社保的支出。

“羊毛出在羊身上。”很多骑手这样表示。

奔著“直接收益”而来的京东众包骑手们也觉出了不对。加入京东后，有几天“新手保护期”，派的单子好接送、单价高，还有“免罚券”。保护期过去后，就要缴纳押金，解锁不同档次的接单待遇。杨文杰交了“500元”，是第二高的档次，能接的单子却越来越少，收入也直线变低。不到两周，跑11小时赚到的钱就从460降到了310。

“因为整体单子少了，好单子给全职，下雨天他们接不过来了就给众包。”河南一名众包骑手说。上个月大雨，系统同时给他派了六单，他不敢骑快，导致外卖全部超时，最终扣了钱。他愤愤不平道：“我用命在跑的，平台是不干人事。”

单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可能和平台优惠力度的降低有关。北京一名居家工作者称：“最早听说京东外卖的确是因为社保那个新闻，但真的让我选择它，还是因为有优惠券。”他平时的午餐预算在30元左右，那几天，仅用一半的价格就能点到同品质的外卖。

这没能持续多久。5月13日，央视新闻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同四个部门，针对当前外卖行业竞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约谈京东、美团、饿了么等平台。

“价格战”告终后，京东作为新平台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它根本就不想让人吃到饭。”杨文杰骂，京东的接送顺序、导航远不如美团合理，但骑手若因此送餐延误，仍会被平台处罚。他明显感觉到，最近点京东外卖的人变少了。

赵云豪的站长没有为难这些去了京东又想回来的骑手，“哪里好干去哪里，大家都一样。”赵云豪说。而且，“外卖这行业流动性太大了，站长也缺人。”

今年2月，紧随京东，美团和饿了么也先后发布声明，美团称，将于今年二季度为全国范围内的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但截至发稿，两家平台均未公布进一步的举措。

“因为京东外卖不行了，（其他外卖平台）也就没必要和你演了。”一名美团骑手说。

“你都跑外卖了，还想著社保呢？”

和“平台是否承担起了责任”一同走入“骑手社保”话题中心的，是骑手“自己的意愿”。

一些观点认为，骑手往往只想赚快钱，社保会影响到手工资，因此大多人是“不想交”的。上海某美团站点负责人肯定了这个说法，他直言：“站里50%的人都背著债，等著钱还，没心思考虑社保。”海南一名有负债的骑手表示，当地两三千元的工作遍地都是，想多赚点，只有跑外卖。

以北京社保缴费标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为例，职工最低缴费为每月每人2526.78元，其中单位缴费为1807.57元，个人为719.21元；如果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主参保，仅“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两项，就已达到1940.52元。随著缴费基数逐年上调，这个数字每年还会增长。

“这已经差不多是将近一周的工资了。”一名北京骑手说。

外卖配送工作的“短工龄”和中国社保要求的“长年限”之间的矛盾，是骑手在社保缴纳问题上的另一个痛点。

受身边一些已经成家骑手的影响，杨文杰也犹豫过是否要交社保，但想了想未来的出路，简单查了下法规，最后又放弃了。“谁也不会跑几十年外卖，这两年交了，过两年呢？是不是就没用了？”他计划，这两年攒些钱，35岁以后回四川老家做点小买卖。

和杨文杰一样，将跑外卖视为人生“过渡”的骑手不在少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2024年底对某头部外卖平台3万余名骑手的调研显示，骑手的平均留任时间仅约6个月，近一半（49.3%）不足一年。南开大学社会学院课题组基于4.1万份样本数据撰写的《外卖骑手生活世界研究报告》中提到，近八成（79.76%）骑手都是跨区域流动。

按照规定，中国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施后，从2030年开始，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每年延长6个月，2039年时最低缴费年限达到20年。

对于“骑手”这一流动性极大的工作而言，即使愿意维持长年限的社保，但还要面对社保异地转移的麻烦。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教研室负责人王增文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提到，目前各地政策在缴费基数、参保门槛、待遇衔接方面有显著差别。现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仍处于“省级统筹+中央调剂”过渡阶段，骑手在流动时会面临转移困难。“以浙江骑手转至北京为例，需办理社保关系转移手续，期间可能损失3-6个月缴费记录。”

“主要还是现在的社保制度让人不敢相信，到时候取不出来咋整？”张国健担忧。

2013年起，张国健先后在苏州工业园和深圳富士康工作过几年，这些工厂按最低缴费基准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但他受不了流水线“两班倒”的作息，2017年，跟著朋友成为没有夜班也没有社保的骑手大军的一员。社保刚断缴时，他也有过犹豫，但学生时的经历，让他很快按下了杂想。

张国健在东北一个资源型城市长大，1997年他读高中时，这里正经历国企改制引发的下岗潮。学校和“矿里”挨得近，今天喝了老鼠药自杀的是哪个双职工家庭的消息，总此起彼伏地穿过墙壁；放学回家，从来繁荣的道路上挤满一排排修自行车的小摊位，骑自行车的都没这么多。这惨淡的场景给当时的他注入一连串对未来的迷茫。

“国企铁饭碗这么稳定的工作都靠不住，没有什么能靠得住的。”张国健从记忆中回过神。跑外卖一个月的工资比在富士康要多两千，对他来说，多出来的钱与其交社保，还不如握在手里实在。尤其是前段时间，在微信视频号刷到“延迟退休”“医保涵盖种类变少”的新闻后，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推断。现在，他给自己设立的保障措施就是早起早睡、多锻炼、送单别太急，不要像前两年一样，为了不超时，不得不闯红灯。

赵云豪今年21岁，在一些已成家老骑手的眼里，他有些“铺张、无规划”：几千块的电动车，说换就换；三十多元的午餐，吃起来从不心疼；对于社保，却是满不在乎。

但赵云豪觉得，比起在不在乎，社保这个概念更像是天生和他“无关”的。

赵云豪在河南乡村长大，父母能交的只有“新农合”（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只是医保，缴费低、报销比例也低。至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属于城镇居民的社保种类，他很少感受过它们的作用。

初中毕业，赵云豪来到江浙打工，美发、餐饮等没有学历门槛也不交社保的工作都试了个遍，最后来到美团，暂时稳定了下来。根据美团研究院的数据，和他一样来自乡县地区的骑手占到全国81.6%。

“这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赵云豪自嘲地说。和身边骑手偶尔聊起“社保”的话题，大家也只有一个反应：“你都跑外卖了，还想著社保呢？”

一名在上海送了两年外卖的骑手说：“大家心里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人下人的工作。”

“其实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交社保一个月会多很多钱，除了医疗、养老，还会有失业保障，以后买房补贴啥的也都会有。”赵云豪喃喃，“我们其实都知道。”

外卖业的系统性歧视

“被排挤”的感受，出现在送每一单外卖的路上。

张国健有时会害怕接到送往某个方向的订单，通往那里的道路似乎没给骑手留下任何空间。马路牙子下是机动车道，马路牙子上是人行道和开著门的底商。他在哪里骑都不对。

深圳早期的道路规划并未给非机动车留出太多空间，而是通过设置“人非共板”，让非机动车与行人在同一板块通行。2024年起，深圳才陆续在重点道路机动车道隔出一小块区域，供自行车、电动车通行。不只深圳，济南、广州等一些城市都存在“非机动车道缺少”的问题。

在这“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尚未赶上新交通形态的时间空档，执法者的严格，会让骑手进一步陷入两难境地。

幸运时，遇到老交警，对方会把张国健拦下，让他注意安全，不要在机动车道上开，但大多时候遇到的都是年轻交警，上来直接开罚单。

“深圳这个地方，没有人情味。”张国健咂嘴。

即使是正常行驶，骑手们也常面临安全风险。去年九月，林乐奕所在的小队，有名骑手被小车撞倒，抢救无效去世，有人把现场视频发到了小队群里，反复确定他并未违反交通规则；赵云豪的堂哥也在上海送外卖，前几天，他行到路口处等红灯，绿灯一到刚要通行，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猛然右转的奔驰别倒在地。“上海这边的大车也是不守规则，看不到你，不会让著你的。”赵云豪说。

“美团”和“饿了么”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这样穿梭在城市间的灵活就业人群有将近1200万人。根据公开数据，当年全国发生的外卖骑手交通事故达到1.2万宗。而平台提供的保障，只有每天2元到3元不等的保险，钱也要骑手自己出。

“其实要不到赔偿。”赵云豪扶著堂哥坐在宿舍下舖，说：“赔付规则很复杂，标准很高。”堂哥想申请平台的补偿，发现需要到与之合作的检定中心验伤，“到骨折的程度才行。”这每天三元的支出，更大的作用是，能免除因出车祸导致的送餐延误赔偿。

在许多骑手看来，本应为员工提供庇护和保障的平台才是最“没有人情味”的。

杨文杰在北京五年，熟悉了这里的几乎每一条道路，但有一个目的地，他仍有些抗拒：城中村。这里挤满了和他一样从外地来务工的人员，每月支付较低的房租，就能在工作地点附近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城中村的道路歪歪绕绕，每栋楼的编号没有规则，导航也找不准它的位置；一幢三层高的楼里，不知道藏著多少个找不上门的门牌号，每次来，都要提前打电话确认交接地点。耗时耗力，配送费却没增加半点。

类似这样发生在配送“最后一公里”的“无效劳动”对于骑手而言是常态。

去年11月，四川骑手林乐奕接了一单商超外卖：两箱水，要送到9层。当天小区电梯停电，她只能一层层爬上去。系统在计算配送费时，考虑更多的是天气状况、路线长短以及配送难度，对于“爬楼”这类在老旧小区及停电时的额外劳动，只能在配送结束后，由骑手自己申请补贴。

“难度很高，”林乐奕说，“你要量好重量，把照片上传，确定超重了才能通过申请。”如果商家没有秤，中途又找不到称重的地方，爬楼只能是“白爬”，不爬，则会倒扣钱。

类似的事件在网上多次引发讨论，网民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骑手既然接了配送费，就有义务爬楼送餐，一派认为，这是“系统”在转移矛盾，以压榨骑手的方式讨好顾客。

一名骑手试图为自己辩驳，但他说不出“漂亮话”，一开口，就被骂声评论了几十层。在“消费者”明显占据上风的小红书上，外卖骑手也因此和美甲师、私房烘焙店、宝妈一同被盖上带有调侃性质的“最不能惹四大群体”的标签。

歧视来自于方方面面。2023年，林乐奕所在的电商公司倒闭，准备送外卖过渡。她做了许多心理建设，告诉自己：赚钱面前，人人平等。但真的跑在路上，不对劲的感受还是接连冒出。有次，她穿著“阿迪达斯”的衣服送餐，小区保安态度友善地将她迎进，后来，在平台要求下穿上了美团制服，保安再看到她时立刻将她喝住。

平台牺牲骑手的正当权益来“讨好”顾客，是一些骑手的共识。

两年前，张国健在美团送餐，到了地点，才收到顾客的电话，说写错了地址，要求张国健把订单送到新的地方。张国健手里还压著几个单子，系统规划好了每个单子的派送路线和送达时间，他没法冒著扣钱的风险，答应对方这“不合理”的要求。

他和对方说明了缘由，建议对方找“美团跑腿”来送，结束了这一单。当天，他就收到了顾客的投诉和平台罚款500的处罚决定。“这也不是我的错啊。”张国健当即气愤地从美团离职，来到饿了么。一年后，在饿了么，他又一次遇到了类似的状况，这次罚得更多——算上这笔投诉，小站当月的投诉订单数量超过了限定额度，张国健只能“倒霉”地多交一份罚金。

类似的问题，骑手们也曾反映过、上报过，但平台并未推出任何有利于骑手的针对措施。一些人发觉了这个漏洞，甚至利用规则，下单时填写近一些的地址，少付配送费，骑手快到时，才告诉他们真正的地址。赵云豪前两天遇到了这样一单，多跑了十几公里。“他如果是无意写错，我们也能接受，毕竟干这行，但故意这样就真的很恶心了。”赵云豪说。

现在，赵云豪加入的美团小站每两天召集全部全职骑手开会，交流他们遇到的新问题：导航不准、定位有误……接著提出解决方案。至于将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上报给平台，让平台优化规划，他们对此已经不抱希望了。

月入过万口号下的现实

杨文杰有时候觉得，好像他们只是一批工具，不被尊重，也没法有自我。5月底，杨文杰不想在京东众包干下去了，提交了辞呈后，有了半天休息时间。待在屋子里，他心里一阵空虚和无措，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能干什么。

“你不能在太年轻的时候就送外卖，不然就出不来了。”杨文杰说。他做骑手是个巧合，2020年，他在老家干不下去，想到北京这个大城市找找机会，当时正值疫情，落地即要隔离14天，但若加入饿了么，当天就能工作。刚开始，杨文杰觉得这工作简直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可能，自由、钱多。前两年他做服务员时，连看一眼手机都会被罚款。

送久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完全全被送单占据了。九点起床，九点下班，除了送外卖，没有任何个人生活，没有人际关系，谈恋爱更是别想；几年下来，除了混个路熟，再没掌握到半点技能。最让杨文杰后怕的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别的出路了，在这个行业做过，就不愿回到钱少事多的其他服务业。

他加了几个骑手群，现在懒得再点开，一旦有一个骑手吐槽，群里的戾气立刻就会升级，止也止不住，连带著影响他。

张国健今年45岁，现有的社交圈还是十年前在富士康时积累的那一批人。他没有结婚，也没谈恋爱，在深圳城中村租了个80平米的房子，有空了大家就会来这里聚聚，他很少觉得孤单。直到有次做手术，独自躺在手术台的那一刻，他心里不住念到：还是有个人陪著好。

如果自行调整工作时间，让出一部分给生活，会怎样？张国健的答案是：会越来越接不到单。

北京某商场附近，几个骑手将车停靠在路边，坐在车上，百无聊赖刷著手机。每年春天，是外卖的淡季，一整个下午，可能都接不到几个高价单，但他们只能等，一但有单子到来，就要立刻恢复工作状态。杨文杰说：“这很磨人，一天下来也是11个小时，赚不到什么钱。”

也有骑手能豁免于这项季节规律。“有单子就接，无论几块钱的，系统后台看到你单子多了，就会给你派更多单子。”张国健说。

这两年，美团和京东等平台在“全职”和“众包”之间有加入了几种派送模式，例如“众包小队”，将骑手类型分得更具体。林乐奕解释：“众包小队还是隶属于众包，不像全职一样完全听平台管控，但是要听小队的安排，比起普通众包，会更不自由一点。”

去年年底，林乐奕找到了工作，但下班之后，她还是会跑众包，赚些外快。和她一样把送外卖当作兼职的人不在少数。根据美团2024年发布的数据，全年接单天数超过260天的高频骑手仅占11%，低频骑手和业余骑手分别为41%和48%。

安徽一名白天坐办公室、晚上送外卖的众包骑手说，这份兼职门槛低，不用线下培训，工作内容也轻松，用不著和同事内卷、勾心斗角。

“业余骑手”的名单在不断丰富，大学生群体也挤入其中。今年刚大一的王涛就趁著课后时间跑起了众包，高峰时间跑三个小时，也能赚个百来块。“现在就业环境不好，不知道毕业之后能做什么，还不如现在出来历练一下咯。”王涛说。

年轻群体的涌入，无形之间，也擡高了平台招人的门槛。虽然美团曾发布声明，不会依据年龄招募、辞退骑手，但赵云豪很清楚记得，站长选人时，会优先选年轻些的，年纪大一些的这两年就会被拒之门外。

一些年长些的骑手抱怨：“你们这些高学历、有社保的人，放著好好的工作不去做，为什么还要来抢我们的饭碗呢？”

一名河南众包骑手无奈：这两年公司效益不好，降本增效，他刚买的房子还需要换房贷，只能跑外卖来填；一名海口骑手清晰记得，两个月前，他还给一家美发店的老板娘送过餐，前几天再看到她，已经和他是同行了。

林乐奕曾刷到过不少骑手“月入过万”的新闻，现在，再看到这类消息时，她只会快速滑过去。她所在的小队有一个出名的“单王”，为了家里生病的女儿，每天从六点跑到晚上十一点。算下来，一个月到手七千多块。根据美团2025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只有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高频骑手，平均月收入才将将过万（10010）。

“这还是整月无休，拼命抢单，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才能挣到的。”一名骑手说。

如今已“退役”的云南骑手王伟习惯在社交平台上关注和外卖有关的帖子，接著在评论区留言，奉劝大家趁早远离这一行。前两年为了多赚钱，王伟总会风雨无阻地接单，尤其是下雪、寒冷的天气，单子格外多。他在裤腿膝盖的位置垫了电热毯，寒风一钻，几年下来还是得了“老寒腿”。“现在疼得上厕所都困难。”王伟说，“看似赚了很多钱，但是一无所得。”

“价格战”被官方叫停后，美团的激励计划也陆续“降级”了。“越来越难达到拿钱的标准。”赵云豪说。

2020年，自《人物》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让骑手权益走入舆论中心后，骑手相关的报道泉涌一样喷发，美团等平台也陆续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在赵云豪看来，都只是应付舆论的形式主义。

“比如超过一定工作时间就会强制下线，看似保障骑手安全，但是呢，他给设置的是14个小时。”赵云豪说，“而且，站点也会帮你上线。”

杨文杰偶尔闲下来会刷抖音，看到外国骑手的待遇，心里一阵羡慕，他不明白，为何在国外，蓝领这类让人瞧不起的工作，赚得竟会很多。他把这归结于“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中国人都不生，过几十年少一半，你看他们重不重视，会不会对骑手待遇好一点。”杨文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孙萍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中提到：随著平台零工的到来，“雇佣关系”这一在过去维持劳动持久感最重要的契约正在日渐失效。而骑手这样一群由“巨大互联网红利”和“加速城镇化”催生的劳动者，仍充满了不确定性。第九次中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骑手在内的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

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联文将新业态从业人员分为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以及不符合劳动关系情形（民事法律关系）三类。对于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但关于分类细则，以及怎样与骑手这一以“网约配送员”之名被官方认定的职业适配，目前仍只存在于民间讨论中。

张国健不再关注全职申请是否有通过了，父母今年已经七十岁，有一身老年病，上个月他们做了手术，需要人照顾。弟弟同样在外打工，他有自己的小家要顾。

刚跑外卖那两年，家人不太接受，他们早年的设想是，让家里这个大学生进入体制，和他姑父一样，退休金都能拿到5000 ，不再重蹈他们每月只领150的覆辙。随著张国健每月按时往家打钱，类似的唠叨也少了。张国健一直觉得，想真正给骑手提高待遇、保障，不能是由平台牵头，而是要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法规。“企业向善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的法律层面一定要做出改变。否则即使京东占了很大的外卖份额，那京东很可能会变成下一个美团。”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