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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残障人士权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教育领域中残障学生的处境仍不容乐观。挑战是多方面的,不仅来自于残存的偏见,也来自进步的理想、具体的政策,乃至右翼的“文化战争”攻势。
2024年9月,法国巴黎一名三岁女童在幼儿园遭老师殴打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而该被告将情绪失控怪罪到班上的“残障学生越来越多”;该幼儿园的其他工作人员也表示,管理学生过多,且要管理有部分“精神障碍”学生的班级很困难。
虽然法院裁决时认为该案是孤立事件,但不可否认,法国公立教育在应对残障人士的需求时存在系统性压力。适逢2025年是《法国残障法案》颁布20周年,为何残障人士受教育问题又成为焦点?

2005年2月11日法国颁布的《残障人士权利与机会、参与和公民身份平等法》要求保障残障人士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受教育权,也就是说,在一般学校,而不是特殊学校接受教育。其中,残障指包括视觉障碍、听觉障碍、运动障碍、认知障碍和多种神经发育缺陷在内等各种身体、感官、心理、精神上的持续永久改变。自此,法国教育系统开始彻底转型,逐步形成被称为“融合学校”的教育模式。
理论上,融合学校中残障学生和普通学生一起接受教育,不过残障学生会得到一位支持型老师(AESH)的陪伴,并且拥有根据其具体需求配置的支持资源,同时学校会和家长一起为学生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也会适当为残障学生调整考试标准。
在2015年联合国《残疾人国际公约》颁布后,融合学校被视为一种教育的前进方向,逐步向全球推广。
但现实是苦涩的。一方面,在法律颁行后,残障人士的权利确实得到了更多的保障,根据法国教育部统计,2024年,有超过51万残障学生在一般教育机构就读,另一方面,正如巴黎幼儿园虐童案折射出的那样,当前法国的学校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接纳这些残障学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逐渐激化,在残障儿童家长对学校的投诉屡见报端的同时,根据公务员互助组织提供的数据,教师的离职率在十年内也上升了567%,或多或少反映了融合学校内部教学环境的恶化。
造出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根据法国国家审计局2024年的报告,政府对融合学校的资金投入不足,混乱且不可持续。目前,为建设融合学校,教育部申请的投资逐年增加,但这在当前预算案之下是无法实现的,而教育部也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知道资金的投入有什么效果:残障学生的成绩低于平均水平,人们也不知道残障学生的职业规划是否可行。与此相对,政策向一般学校倾斜导致希望孩子入读特殊学校的家长难以找到资源。
其次,根据工会的抗议,教师没有接受应有的培训。比如当面对逐年增多的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儿童时,教师们束手无策;而特别为残障学生教育设置的支持型老师,不仅人数远远不足,通常也只接受过几十个小时的培训,缺乏教学设施和场地,自身还深陷低薪工作,不稳定工作和超时工作的窘境;雪上加霜的是,法国的班级规模是目前欧洲最大的,老师难以在一个30人规模的班级中同时应对考试压力和残障学生引发的种种问题。
也有专家指出,法国的教育传统是一般学校和特殊学校并行,某类儿童“不可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而法国各类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又客观上维持着此类观念,巨大的学习压力和融合学校要求的包容性本身就是矛盾的。
面对现状,政府承诺于2025年拉开融合学校改革的第二幕,具体措施尚不明确。
但“文化战争”的倡导者们无疑已抓住机会,在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时,极右翼竞选人泽穆尔(Éric Zemmour)就曾对试图保障残障人受教育权的融合原则展开过抨击。令人担忧的是,一贯站在左派立场的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也稍显暧昧,2025年1月,就曾有小学教师工会发起罢工反对“强制”残障儿童入学一般学校。虽然该工会的措辞遭到抨击,但仅一个月后,就又有教师工会因为融合学校引发的教学困难举行罢工。

围绕残障人士产生的争议不止在法国,也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成为右派对政府发起进攻的切口。
意大利是欧洲最早展开融合学校实践的国家,该国1977年颁布的法令已经规定了残障人接受一般教育的原则,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意大利教育系统习惯为每个残障学生提供单独的教育方案,并且学校中有专人负责残障学生的教育工作的总体工作方针。和法国不同,意大利学校中支持残障学生的教师都是专业人士,经历过通常为两年半左右到培训。
但是,由于财政等原因,近年来一贯风评颇佳的意大利教育系统越发陷入不堪重负的境地,在此基础上,有来自右派政党北方联盟的欧洲议会候选人表示最好给残障学生单独开班,更有意大利学者表示,残障学生、外国学生和“正常的”意大利学生一起上课会拖累教学。
无独有偶,在德国,右派政党另类选择党(AfD)的政客也持有同样观点,该党在图宾根州的领导人比约霍克声称融合学校是一种“意识形态项目”,应该中止。霍克本人曾是一名教师。
到2025年6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将满十年。虽然取得了种种进步,但在今天的欧洲,残障人群体的融合教育又将面对包括右翼政治在内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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