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代理孕母再掀论战：同志的生育困境与女性身体自主的两难｜Whatsnew

2025年3月初，台湾一名男同志于 Threads 上分享海外代孕产子经验。文中提及代孕过程中自己“吃不下也睡不好”，但对代孕者在孕产过程中的身心状态只字未提，文中“不是来听你教我子宫要怎么用”等争议字句，引发社群强烈反弹。

约莫同时，国民党籍立委陈菁徽在脸书分享一名产妇案例，该名妇人原未有生育规划，但在同志弟弟出柜后承接家族传宗接代的期望，历经三次流产后求助人工生殖技术，才稳定怀孕。

陈菁徽强调，该名个案的生育选择完全出自个人意愿，然而，此文仍引发舆论挞伐，有网友留言直指该个案家庭“将姊姊身体工具化”却浑然不觉。

台湾对代理孕母的讨论已延续近三十年，迄今仍未形成社会共识。2024年《人工生殖法》修法期间，各方团体立场激烈交锋，反映议题的高度争议性。近期两篇引发热议的文章将代孕议题推上舆论焦点，又因两案皆涉及男同志生养困境，同志族群生育权与女性身体自主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再次浮上台面。

人工生殖近二十年，代孕议题寻求共识未果

台湾现行《人工生殖法》于2007年三读通过，规定人工生殖技术仅适用于不孕的异性恋夫妻。且怀孕及生产胎儿的过程，需由女性委托人亲自进行。

部分不孕症伴侣无法自行怀孕，需寻求代理孕母协助。2004年，台湾曾举行代孕公民会议，达成“不禁止，但有条件开放”的决议，然而后续未再取得更进一步的社会共识，《人工生殖法》最终未纳入对代孕生殖的规管。

历来持续有不孕患者试图推动修法，像是患有先天性子宫发育不全的民众党籍立委陈昭姿，2024年上任时便发下豪语，要在任期内完成代理孕母修法。除异性恋不孕夫妻需求，随著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以男同志伴侣为主的代孕需求亦逐渐浮现。

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对婚姻与家庭的想像已有相当变化。晚婚、晚生的趋势唤起民众对“婚育脱钩”的讨论，同性婚姻合法亦改写家庭组成形式。当前《人工生殖法》仅适用于不孕异性恋夫妻，更将单身女性、同性伴侣等潜在生育群体排除在外。

2024上半年《人工生殖法》的修订成为立法院攻防焦点。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在同年5月提出的修正草案版本中，将单身女性、女性同性伴侣及代孕生殖纳入适用范围。

此版修正草案中仅开放“利他型代孕”，禁止代理孕母向委托配偶收取必要费用外的工作报酬，且每位孕母代孕生殖以一次为限，避免代孕成为商业工具。此外，草案也规定孕母需通过经济、心理、家庭状况等各方评估，才能正式接受代孕委托。

然而，该草案内容未消除反对方的疑虑，各方意见存有诸多分岐，最终仍未达成共识。国健署于2024年12月宣布，修法将与代孕生殖脱钩，先处理已有共识的单身女性、女同志伴侣适用条文。至此《人工生殖法》修法争议暂告一段落。

同婚之后，同志家庭未竟之路

不过，社群上，与代理孕母相关的争论持续进行。近期Threads上男同志针对代孕经验发表的争议言论，引发许多女性对身体商品化焦虑的同时，也带出男同志的生养困境。

根据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网页资讯，前往开放商业代孕合法的国家进行代孕生殖，费用高达400至600万台币；部分伴侣基于经济考量选择乌克兰、乔治亚等灰色地带的国家，却可能遇上亲权归属不明、证明文件缺漏等问题，最严重可能导致小孩无法顺利入境台湾。

2023年修法后，同性伴侣尚可透过共同收养，与无血缘关系子女组成家庭。根据卫服部社会及家庭署统计，截至2024年底尚有384个孩子等待收养，其中约八成来自特殊背景家庭，或本身有身心状况，照顾上需要更多专业协助。此外，台湾收养评估流程严谨，平均需花费1至2年才能完成收养。

媒体人邹宗翰指出，收养更需准家长审慎评估自身能力与支援系统，并非外界想像容易。实务上，部分伴侣在衡量自身所有资源后，仍选择寻求代理孕母的协助。

代孕开放与否，各界怎么看？

支持代理孕母的观点认为，不孕者或同志伴侣的代孕需求始终存在，透过明确立法，可保障有代孕需求者及志愿代孕者。

立委陈昭姿在此波讨论中，于脸书发文声援代理孕母法制化。她指出，代理孕母的法制化是为了提供无法怀孕的伴侣家庭选择权，并真正防止剥削与黑市乱象发生。她呼吁，台湾人不该假装“没有法案，问题就不存在”。

邹宗翰则分享自身与美国代理孕母互动的经验。他表示，该名代孕者乐于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在代孕过程中更与他建立深厚情谊，成为孩子在海外的家人。因此邹宗翰相信，在完善的代孕制度保障下，“代孕可以不剥削女性”。

曾在美国担任代理孕母的Lily响应，代孕应该建立在合作关系之上。她指出，美国代孕相关纷争案件，往往发生在代孕法规相对不明确的州，因此台湾更应考量以完善法规保障代孕相关者的权益。Lily自身的顺产经验，使她产生帮助不孕者成家的想法，她也希望社会能倾听多元声音，而非一味将代孕视为剥削女性的工具。

然而，反对意见多强调，开放代理孕母制度恐造成剥削女性与子宫商品化。

台湾女人连线秘书长陈书芳在2024年曾指出，代理孕母不仅代理怀孕，更需承担怀孕与生产的风险，部分健康风险可能对女性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而委托代孕者与代理孕母间的经济条件落差，可能使经济弱势女性更容易落入选择担任代理孕母的地步。

女同志伴侣 YouTuber 组合兔女狼细述两人赴美进行人工生殖过程与身心变化。兔女狼点出，受术女性需注射大量药物与针剂，还需面对漏尿、子宫脱垂等无法复原的身体伤害，以及可能伴随的产后忧郁。因此，她们反对部份发言过度强调代孕生殖所带来的感动，却忽略背后代孕者的辛劳与付出。

至于合法化是否更能保障代孕当事人相关权益？台湾大学法律学系陈昭如教授此前受访曾表示，市场上有供需双方，不代表有需求就一定得被满足。此外，合法管制之下的代孕服务未必能满足所有需求，无法彻底解决黑市问题。不应以此做为证成代孕生殖合法化的依据。

谁有资格谈论代孕议题？

在这波社群论战中，也延伸出“谁有资格谈论代孕”的争议。

一派声音认为代孕涉及性别权力不平等与身体自主，未有怀孕经验的人不应轻易替代理孕母代言。作家李屏瑶便指出，男性，包含男同志，不应主导相关讨论。

另一派意见则认为，不应以性别或身分认同划分在议题中的位置。性别平等讲师蒋琬斯表示，在讨论代孕时先放下加害与被害关系，并应确保每个性别身分认同具之间平等，以此为原则讨论，才能找出方向。

中研院学者刘文则指出，代孕议题各国经验差距大，台湾社会目前更需要听见各种经历代孕者（特别是孕母）的声音，讨论才能更接近议题中人的处境，过于资格论的判断，反而可能限缩须考量的问题及可能盟友。

卫福部长邱泰源日前受访表示，开放单身女性、女同志伴侣适用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已于2025年1月送行政院审议。卫福部另将启动委托研究计划，探讨订定代孕专法的可能性。

代理孕母议题牵涉层面广阔，除了性别结构外，更涉及经济、制度、文化层面的层层交织，未来如何在其中寻求各群体间最大公约数，仍待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