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挺坚强的，也挺不幸”
被撞伤后，齐纪的身体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各器官有感染风险，身体丧失自主机能。
11月11日事发当晚，齐纪在被撞约半小时后入院。CT检查结果显示，齐纪脑部、内脏受损，全身多处骨折，情况危急。历经数个高难度手术，齐纪保住了命，进入漫长的危险期。
在医院，时间仿佛是凝固的。早上七八点，伤者家属们就带着装有米汤的保温杯到达医院，递给医生，然后坐在门口等待。门口长椅上放着家属的被子，脚边摆着矿泉水，偶尔有人提及事发现场的惨状，一名年轻女性哭着说起自己受伤的母亲。
现实的压力接踵而至。虽然医院未要求家属支付医药费，但齐纪住院一周时，医院账户显示的待缴费用已有数万。
“都要政府承担也不合理，政府也有委屈，他们现在资金很紧张的。”齐纪的家人齐靓说。有人提出民间筹款，齐靓立刻想起海南台风时，公开捐款账户下面网民骂声一片。齐靓发愁：“大家现在生活都很难，尤其是年轻人，捐款也没那么好捐了。”
事发后一周，珠海时常落雨。家人们坐在屋檐下，对着漫天大雨抽烟，一根接一根，也不知“说点什么好”。
齐靓眼中，齐纪正在度过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有退休金保障，也有充分的学习时间，有兄弟姐妹共同负担父母养老，同时没有带孙辈的负担。工作之余，齐纪常去徒步爬山，每到过节就跟朋友一起聚餐。
亲友都羡慕齐纪和伴侣的生活。两人结婚数十载，没发生过大矛盾，性格互补。齐纪性格外向，喜欢开玩笑，擅长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伴侣性格内向，喜欢宅在家里，齐纪的朋友就成为伴侣的朋友，两人经常到齐纪大哥家打麻将，去海边吹风。今年夏天两人去了外地旅游，还计划退休后“说走就走”，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本来生活挺美好的，突然就出现这种意外。”家人们难以释怀。
齐纪的个子跟撞人的黑色越野车差不多高，齐靓不断设想，车子究竟是怎样撞过去，才能对齐纪的身体造成如此严重的损伤。
事发当晚，齐纪被从跑道左侧撞到了右侧。齐靓找到齐纪时，齐纪躺在地上，呼吸微弱，头上鼓了个大血包，脸颊上有淤青，齐靓迅速给齐纪做了人工呼吸，齐纪嘴里冒出白泡，呼吸慢慢恢复了。齐纪的两只鞋都被撞飞了，袜子上排布着密密麻麻的孔，像是轮胎压过的痕迹，齐靓捡回了一只鞋，另一只再也没找到。
医生告知家属，齐纪有尿失禁，“可能是被吓得”。家人想象齐纪回头的一刹那，惊恐值一定达到了顶峰，“真的觉得惨绝人寰”。
出事后，齐纪的伴侣变得比往日更加沉默。“这个家不能没有齐纪。”这是伴侣为数不多的表达。
齐靓每天给亲友打电话，同步齐纪的情况，电话结尾，总要重复一句：“我看见齐纪昨天有反应，应该还能挺过去，这个人挺坚强的，也挺不幸……..”
“国家在降热搜、封锁消息，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事发第二天，每个受害者家庭都被派驻了七八个街道办工作人员，他们每天出现在医院，了解诉求，安抚家属，从早待到晚，还提出想全天陪同在家属身边。
一开始，家属们很感激工作人员的帮助和安慰，但时间一长，他们渐渐发现这些人没有解决太多实际问题，反而在监视自己。工作人员经常提醒家属，不要在网上传播此事，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觉得传播负能量”。
伤者家属 S 问记者：“国家在降热搜、封锁消息，作为记者，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如果我们积极接受采访，会不会引起他们的困扰？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看到事件相关报道发布后，她又问，“政府会不会去找受访者？”
伤者家属 W 则担心舆论会让医生分心，影响对家人的救治。他还认为要积极配合国家的安排，“不能给国家添麻烦”，同时也不希望这件事闹大，以至于熟人圈子都知道。
但 W 很有倾诉欲，逢人就回忆事发当晚的情况，猜测凶手的作案动机。有人劝他：“接受采访不代表输出负面观点，很多人想关心受害者。”W决定匿名接受采访，他一边讲述事发后各个环节遇到的困境，一边在每个答案后面补充，“事发突然，这也很正常”，同时对政府和医生的工作表示了感谢、理解和肯定。
事发后一周，管控也在逐渐升级。殡仪馆、ICU、珠海市体育中心……跟事件相关的每个地点都有人看守，保安、警察、政府工作人员聚集在大门处，仔细盘问每个人的身份。
葬礼前，政府工作人员和死者家属谈判，每个家庭都需签定一个同意书，“搞定一个就火化一个”，一位知情者说。有的死者尸体放置了十几天，赔偿问题才达成一致。据香港《明报》报道，珠海市殡仪馆职员透露，事发三天后已开始推进强制火化。
医院则要求探望的家属不能超过三个。谈话时，医生还特意叮嘱家属：病情记录可以拍照但不要发到网上，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伤者被分散在不同医院的各个大楼里，受害者家属之间也无法轻易取得联系。跟医生交流时，伤者家属 J 尝试询问其他受害者的情况，医生很警惕，“这不是你能打听的”。后来 J 跟一位死者家属取得联系，对方没有透露太多信息，只说“我们的状况不一样，性质不一样。”
事发一个月后，伤者家属们收到第一笔抚恤金，金额是几万元，并被告知，后续医疗费用政府会“兜底”。政府工作人员还要求家属签下一个协议，大致内容为——不能联系其他受害者家庭、不能接受媒体采访，否则抚恤金和后续赔偿都会被撤回。
伤亡者家属们被裹挟在黑洞一样的情绪漩涡之中，不仅要消化巨大的伤痛，还要面临不能正常开口说话的压抑和恐惧。端传媒发给伤亡者家属和徒步队员的采访邀约信息，大多都杳无音讯，很多幸存者一听到记者表明身份就会直接挂断，有的则一直无人接听。
有一晚回家路上，齐纪的家人们谈论起这场无妄之灾，提到凶手是有预谋地进入体育场，齐纪是躲不过这场灾祸的，正在开车的齐纪伴侣轻声说了一句，“委屈找谁说？”
那是伴侣鲜少表露情绪的时刻。
“政府说可以徒步才可以”
12月11日，距离撞人事件刚满一个月时，一个徒步队的20多位队员聚在一起，为13位逝去的队员默哀。
有七八位队员被当场撞死，包括队长——一名53岁的女性，已从社保局退休，有一个女儿。幸存者C的朋友原本已有两三天未参加徒步，11月11日那天邀请C一同前往，不幸被当场撞死。由于政府不允许徒步队员自由进入殡仪馆悼念，徒步队派了四五个代表去殡仪馆献上花圈，也去医院看望了伤者及家属。
端传媒参加了几个徒步队员的葬礼。殡仪馆门口有警察和保安看守，挨个核查悼念人士的身份，大家要登记信息后才被准许进入。退伍军人张先生的棺材里，最后陪伴他的，是一顶军帽；珠海市南水中学75届的校友们为逝者李先生献上了花圈；一名女性家属在其他家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到亲人棺材旁，突然，她双脚跃起，狠狠跺向地面，嚎啕大哭起来。
12月中旬，一位徒步队员告诉端传媒，队伍的13名死者已全部火化完成。
出事后，珠海郊外徒步队有一半人退了群，只剩下一百多人。美丽珠海队的微信群因群主被撞死而解散，队员们又成立了新群，人数从原来的250多人减少为100多人。在微信群里，成员们都尽力回避那场惨案，“一讨论又会人心惶惶的”，“不敢再聊，都只敢说开开心心的事情。”
徒步队员李春霞不敢关灯睡觉，只要一闭眼，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吓人的画面”。
事发当晚她恰好没有去徒步，躲过一劫，但看到现场的图片和视频，她吓得“腿都打哆嗦”。死伤者都是李春霞熟悉的面孔，有退休的老人，也有上班的年轻人，想起来她就难受。她甚至不敢再往人多的地方去，“能绕着走就绕着走”。
另一个徒步队幸存者左毅，也不敢再看徒步队过去的视频——队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运动场上，一旦看到相关讨论，他就会心情低落。
撞人事件后，常年在珠海市体育中心活动的六个徒步队全面停止锻炼。“要等政府通知，政府说可以徒步才可以，不然谁都不敢拉队。”左毅说。他每天上班都会路过体育中心，抬头看到“黑茫茫的一片”，门口架设了几层路障。
一些幸存者则尝试走出阴影。他们聚集在距离体育中心两公里左右的香山湖公园继续徒步。
12月中旬，珠海遭遇下半年首个寒冷预警。夜幕中的香山湖公园游人不多，漆成黑黄相间的水泥隔离墩在公园大门正对的马路边铸成一道“防线”，五六个警察在防线内踱步、巡视。
临近七点半，八、九个人陆续聚集在公园门口，熟稔地相互打招呼，围成一个圈。他们都来自本地一个徒步队，年龄在45到65岁之间。其中一人谈起事故那晚自己逃过一劫的经历，“咱们前面那个队伍领队和举旗的人一定死了。”大伙儿沉默着，脸上明显写着不自在，有人看向其他方向，有人假装没有听到。
七点半，徒步准时开始，大家商量了一下谁打头、谁垫后，然后默契地排成一个纵列，腰部别着音响的人则走在中间。
此时的画面已和过去的徒步队相去甚远：没有队伍最前列的旗手、没有统一的队服和装备、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和队员将队伍排成一个方阵，音响的音量被大幅度降低，不到十人的纵列低调地在公园步道上行进。
路过一对中年男女，男性用整个队伍都能听到的音量对女性说：“这帮人还没吸取教训吗？”
深冬的寒意湿答答地贴在身上。队伍沉默着，快步走向前方。
撞人事件后，网上出现不少关于受害者的谣言和污名化评论——一些人把徒步队称为“暴走团”，暗示受害者是因为制造噪音才遭到报复。有伤者家属向政府工作人员提出，希望针对这些网络暴力发表声明，说明真实情况。政府工作人员则回应要冷处理，以免引起更大的关注。
但珠海的变化时刻提醒着人们这件要被冷处理的事。
“你为什么要来问我？”
“大伙现在把‘珠海’叫‘石墩海’。”体育中心附近美甲店的老板娘说，那天晚上警车和救护车的铃声像是永远不会停下来似的。珠海大街上不时见到两人一组巡逻的警察，商场增加了保安和巡逻次数，几乎每一所学校、银行、酒店、小区、公园和政府部门的门口，都摆满了黑黄相间的水泥隔离墩。
记者询问她，摆了这么多石墩，你会感到安全些吗？
“都是做做样子的。”老板娘笑了。
生活在珠海的人似乎在面对石墩的态度上达成了一致。“丑！丑死了！乱花纳税人的钱，搞这种面子工程。”一个滴滴司机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从广东辖下的地级市阳江来珠海打工二十多年，认为石墩除了破坏市容外一无所长。
“买那么多石墩花了多少钱？有什么用？真有恐怖袭击能保护我们吗？”体育中心附近的五洲小区里，正在和同伴下象棋的一位年长男性说，“你看看小学门口摆了那么多（石墩），要是有火灾，消防车怎么进去？”
在珠海市体育中心前，石墩则更为密集。12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下午，体育中心大多数场馆和店铺大门紧闭。十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指挥起重机吊起隔离墩、码成一列新的路障。发生撞人事件的环道已被密密的隔离墩“切割”成很多段。两个蓝顶的临时帐篷支在路障内，路障后还有一名警察、两名保安。偶尔有路人经过，在路障前好奇地伸长脖子张望——尽管这段被隔离出来的环道上如今什么也没有。
“这是那个撞人的地方吗？”记者询问一个站在路障后的保安。他看上去40出头，皮肤较黑，用颇为得意的神色打量着路人。
保安带着一丝审视的笑意，盯了记者好一阵子，然后用低沉的声音说：“你既然都知道，就不用提问了。”
“你在这里上班会害怕吗？”记者继续问保安。帐篷里的警察将眼睛从手机屏幕上挪开，看了记者一眼。徒步队员李春霞曾告诉记者，现在本地人有一种说法，“敢去珠海合罗山墓地走一圈，都不敢去体育中心，因为那里很多冤魂。”
保安依然带着笑意：“谢谢你的关心。怕不怕都要有人站岗，不是张三，就是李四。”
距离临时帐篷不到一百米的空地上，有二十来个身着红色和黄色练功服的小孩嬉闹着，似乎在上武术课，还有几个人在空地上慢跑或快走。一个六十出头的男性告诉端传媒，他是住在附近的本地人，每天来体育中心快走两个小时，即使出事后也没有中断。
记者问撞人事件对他有没有影响。
“挺有影响的”，他说，然后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我不能再和你说了，太敏感了。你没看到么？这里到处都是武警。”他拒绝留下联系方式，也拒绝记者和他一起走一段路的提议。
记者并没有看到很多武警，却看到了很多路人对于这个话题的警惕：“没有影响。”“这是偶发事件。”“政府做得很好。”“你有记者证吗？”“你问这些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来问我？“
接受采访时，徒步队员冯春每聊两句都要表态一下，“政府帮了很多，处理得很好。”记者追问政府帮了他什么？他沉默了，突然恼火道：“你到底要问什么？”
从全网的信息封锁，到官方的惜字如金，都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制造了一种恐惧——谈论这件事是敏感的、危险的，特别是面对媒体时。
但阴影不会消失，会显露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出事后，珠海某小区的广场舞队将“舞台”挪到了地下车库；一位年轻妈妈则尽量避免带小孩过马路，能走隧道走隧道，能走天桥走天桥；另一位年轻女性L则打算为自己购入人身意外保险。
“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一切井然有序，大家脸上神色如常，会觉得恍惚，觉得大家很冷漠。”L说。在12月中旬接受采访期间，她一度哽咽，说不出话来，“我不认可政府的做法，轻描淡写，粉饰太平，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更新伤亡人数？”
徒步队的故事
齐纪原本没有特别喜欢的运动，直到七年前开始徒步。齐纪非常自律，除了有事外出，几乎天天去徒步，有时甚至连晚饭都不吃。
徒步之后，齐纪瘦了，成了全家身材最好的人，生活也更健康了。家人眼中，齐纪喜欢热闹，也喜欢表现自己，争取过做队伍的旗牌手，“这也是齐纪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出事前，每晚临近七点半，珠海市体育中心的跑道上都会集结六支徒步队伍，每队有四五十人，年龄从40岁到70岁不等，成员包含本地人和外地人，来自各行各业——退休教师、公务员、房产销售员、餐饮老板和水果商等。
七点半徒步准时开始，音乐引领着整支队伍，队员们身着统一队服、带白色手套，每一步都踩在节奏上。一群来体育中心锻炼的人也加入队伍，队长拿着话筒声音洪亮地指挥，“1、2、1”，“挥挥手，进入今晚的徒步活动”，“感谢你们今晚的陪伴，你们走得很好，为你们点赞。”
这些徒步队都是市民自发成立的。十年来，徒步队伍慢慢壮大，有了自己的名字——美丽珠海徒步队、珠海郊外徒步队、珠海户外魅友徒步大队、天泰体育徒步队、珠海田协健步分会、珠海民心公益徒步团……也有固定的口号——“我徒步、我健康、我快乐”。徒步队还设计了各自的队徽，规定每晚沿着体育中心的跑道走九圈，大约一小时结束。
一个徒步队队长曾在群里发布过详细的“队规”：
（1） 保障当晚徒步活动的领队、旗牌手、摄影师、背音箱等服务人员，接受群主(队长)的统一领导，按各自的工作职责完成服务保障任务。
（2）队列指挥员要口令准确，声音洪亮；徒友要步伐整齐，精神饱满，口号响亮。呼喊口号是增加个人肺活量的需要，也是彰显队伍士气的要求。因此要求人人张嘴，声声响亮。
（3）队员之间要相互尊重，友好和睦，诚恳包容，理解彼此感受，发生矛盾要妥善处理，不得恶语相间或者动粗伤人。
珠海市政府也在积极推广徒步运动，2019年起，每年12月都要举办“最美海岸·珠澳同行”——珠海30公里徒步活动；2023年4月，珠海市金湾区第十九届体育节亦举办了大型徒步活动。
“你看他们走得多整齐、多有士气！”一位徒步队“编外人员”李叔语气中充满了羡慕，他手机里存了很多徒步队过去的视频。李叔今年70岁，瘦削、头发花白。因为徒步队不收年纪这么大的成员，他就自己跟在队伍后走，走了两年，跟队员们也都熟悉了。
“走一走就会上瘾的，晚上睡得很香。”一个在出事后坚持去香山湖公园徒步的队员说，她今年60出头，已坚持徒步四年。
齐纪曾给家人发过一段600字左右的随笔，谈到徒步对自己身体的改变，“让我学会了倾听身体的声音，懂得了尊重每一次呼吸和心跳。”
徒步也为老伴去世后的李叔带来很多安慰。
李叔是阳江人，从小通水性，也会潜水。他做了一辈子海员，日常跟着渔船出海打渔，一次要十多天，渔船出故障时，他就要潜下去修理。
“工作很苦的。“李叔不太会描述自己的具体工作，但重复了几次这句话。
凭借海员的收入，李叔给两个儿子分别在珠海和中山付了房子首付，一个女儿则留在老家。他也给自己和老伴在珠海买了房——就在体育中心附近，老伴今年过世后，他就一个人住了。
李叔没有基础疾病，只有低血压，医生说吃药不管用，多运动就好。他从此开始认真运动。每天早上去珠海海边游泳，即使寒流到来的冬天也不例外。傍晚的运动就是徒步，他为此买了运动裤和两百多的运动鞋，“鞋子一定要软”，他说。李叔对此很骄傲，他享受谈到自己积极锻炼时旁人惊讶、赞许的目光。
与此同时，徒步队作为一个共同体，把步入退休生活的老年人连接到了一起。60多岁的冯春是内蒙人，退休后搬来珠海养老，在本地没什么朋友，幸好在徒步队结交到了新朋友，节假日大家一起聚餐、爬山，日常在微信群里热情互动。
齐纪也经常参加徒步队组织的活动，时常热心提醒队员，“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注意防寒从腿起…..”还向队友分享阅读感受，“读书就是读自己，读自己的情绪与胸怀……”研究历史是齐纪的兴趣，家人说，齐纪在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几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都捋了一遍”，周围人都称赞齐纪“有才华”。
齐纪用文字向家人表达过在徒步队获得的归属感，“在这里，我看到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们，都在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奔跑、行走……他们的身影让我明白，徒步不仅仅是个人的修行，更是一种群体的共鸣，一种对积极生活的共同追求。”
尾声
李叔、冯春和左毅都在期待体育中心重新开放，徒步活动恢复正常。
出事后的一个多月，他们开始在家附近遛弯，但楼下马路车辆很多，不好走圈。周末时，他们偶尔和关系好的队员约在香山湖公园徒步。但李叔和左毅都不喜欢香山湖公园——黑灯瞎火、场地太小、路也高高低低的，不像在体育中心——灯火通明、音响大声、塑胶跑道也舒适，还有好多其他队伍。“热闹、有气氛”，李叔说。
即使保住了性命，齐纪身体和智力遭受的损伤也不可逆。但齐靓没想过放弃，甚至做好了长期护理的准备——特地买了保温饭盒，想每天为齐纪送饭吃。
齐靓还在等待奇迹出现。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出现的采访对象均为化名，身份信息被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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