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千疮百孔的、被物化的小女孩们｜女性主义的具体生活

【作者按】好像到了人生的某个节点，有一类我曾经热爱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开始逐一让我皱眉——它们是关于饱经创伤，而过早“成为大人”的小女孩们的。

在这一叙事里，一面是《出租车司机》、《这个杀手不太冷》，另一面是《同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面是由男性书写的、跨越年龄的爱情，是纯贞而圣洁的救赎神话；一面是由女性书写的、权力失衡的关系，是破碎而疼痛的毁灭故事。

而我，也曾是那样的一个小女孩。从初中开始，因为不堪忍受的家庭暴力与精神虐待，我为自己筑起了一座高高的堡垒——在与成年男性的浪漫周旋里，并用文学性的幻想为这份“爱”撒满糖霜。它是我热切的幻想、信奉的真理，以及因为无法融入同龄世界，而为自己精心编织的一场逃亡。

在幼小的我眼中，它曾是那样地发著光。直到有一天，又像是沙子堆砌般，一阵风吹过，便快速地塌陷下去。成年之后的我，对它们产生了反胃的直觉，又在反复的沈思里，逐渐摸清了缘由，并迫切希望将之记录下来。

写下这篇自述的决心是坚定的，但过程却充满艰难。我不断思索著，比如：我正在以怎样的身份去讲述它，我是一个幸存者吗？我的个人经验，是否足以去支撑我希望讨论的现实？⋯⋯我可能永远无法回答好这些问题，但我想，我仍然可以去哀悼，那个过早进入成人世界的小女孩。

“家丑不能外扬”

父亲摔门而出，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手里抄著一根从树上折下来的藤条。他是那样的怒气腾腾，在得知我遭遇了校园霸凌后。在他看来，我居然没有打赢，是多么的窝囊。因而，他惩罚我的时间到了。下一秒，鞭打像密集的冰雹落下。我看著那根才冒出新芽的藤条，视线和大脑逐渐失焦，心想：“被粗暴地折断，它一定很疼吧。”

这样的事发生时，我总是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小小的我还不知道“解离”是什么，只知道自己又“开小差”了。家中的窗户外是不锈钢防护栏，防止小偷进入。被推倒在地的我，抬起头来望向它。那时的我，看见的世界好像也总是如此，一个倾斜的、飞不出去的牢笼。

也是在这样的事发生时，母亲会在我去学校前，抓住我的手臂，严肃地和我说，“家丑不能外扬”。那一年我也许是五岁。第一次听见这句话时，我的十指疼了一下。我与同龄世界，自此永远偏差著几毫米。

入学之后，家中的事才突然变得无比痛苦起来。家是由人与家具构成的，而在我的认知里，它包含著随时可能被抄起来的凳子，被踢裂的门板窟窿，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做出什么的父母，总是会烧到焦烂的锅，和它很快铺满了屋子的味道……我的父母用很大的力气来恨彼此，他会痛骂她是臭婊子，告诉我，她根本不爱我，而他根本不想生下我。

在对比之中，我无比清晰地看到，原来，这些都并不是家的定义，也并非普世的经验，它只折射出我所处的生活的真相。学校里，老师会隔三差五地告诉我们“天底下没有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并每年定时定点地让我们制作父亲节、母亲节贺卡。它们是被庆祝的节日，而对这一点的否认是不孝的罪证。穿著上一辈旧衬衣的我，会被同班的女孩们，围堵在洗手间的角落，然后用一盆水从头浇到脚。接著，她们会拽著我的头发说：“你没有爸爸妈妈吗？梅超风！”水帘和泪水晕在一起时，随之而来的笑声，也像她们的彩色裙摆一般，层叠而错落。

由“没有父母”而引发的欺凌，又成为了回家挨打的原因，多么完整、逻辑自洽的一个回环。

当一切超出认知时，它就不再有任何的真实感。每天起床，这个回环让我将自己一分为三——同龄人前的我、家中的我，和纸笔之间的我，熟练而机械地像将洗好的衣服叠成三个豆腐块。

后来，母亲离开了家。走时，她带走了电视机，那台我与虚拟世界的连接器，于是书店成为了我的庇护所。我也很快意识到，比起同龄世界，好像《悲惨世界》更能带给我共鸣。我喜欢看一块面包引发的救赎，或是在战乱的德国，逃亡小女孩的内心世界。只要坐在书架旁，我便能被纸页中的宇宙坚定地陪伴著。尽管第一次看到《现代汉语词典》，我的下意识反应是，用它打人一定很疼吧，但很快，我也喜欢上了那些看不懂的词语，任由它们在我的脑中构建起一个幻想的世界，像是一种遥远的抚慰。比如，孑孓是一种怎样的小虫呢？怎么就想到用它来形容独自而缓慢的行走？我会和它们做游戏，随机翻开字典里陌生的一页，挑选一个词，然后为它写下新的注释。

入学：一个真空被迅速地搭建了起来。
裂谷：两张课桌之间的距离。
电视机：父亲狰狞的倒影，母亲压弯的脊梁。
……

“风扇吹起了她的裙摆”

后来，我升入初中了，在父亲正式重组了家庭之后。直到他搬出去前，我愈发的像个外人。有时，他的妻子会朝他歇斯底里地大叫，而随之而来的，是他来到我的房间，边踹我、扇我耳光，边怒斥“我的存在是如何毁了他的家庭”。

在荷尔蒙像草一样疯长的年纪，我正变得愤世嫉俗，并不可抑制地感到了一种深刻的无聊。春游时，会偷偷捡别人丢掉的糖果吃的我，不懂零花钱不够的烦恼。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甜蜜的烦恼，是赤裸的炫耀。有同龄男孩向我示好时，我会因为关于生活的、巨大的秘密而认为这听上去像一个谎言。与此同时，应试教育让我困惑极了。比如当我问到一个公式如何得出时，会因为“问无关的问题”、“你是猪吗，不会背诵吗？”、“你自以为很了不起吗？”而被叫去罚站。

在班主任眼里，我叛逆且有严重的问题。直到她叫来我的父亲，并目睹他抢过值日生的拖把，把我从走廊的这一头揍到那一头，于是再也不管教我，甚至对我敬而远之。

找不到呼吸的空间，我越来越频繁地将自己埋进虚拟世界里。我将自己写的小诗发在文学论坛，和陌生的网友在留言板几页几页地聊天。在那里，我几乎从未遇到过同龄人，他们更多是程序员、大学生写手或是全职母亲。隔著网线的交流是多么深度和友好。

在那里，我和一位中学教师 J 结识了。那一年我也许是12岁。不知为何，在和成年人的交流里，我本能地担心因为自己太年少，而被区别对待。但 J 会和我说，他惊讶于我的年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我的看法，因为它并不重要。他说，我的诗让他想起了辛波斯卡。在微信还不存在的那一年，我们交换了QQ。

我将学校与家中的事，毫无保留地说给 J 听。而他会和我说：“‘充满情节的书本，总是从一半开始看起。‘（注：出自辛波斯卡的诗，《万物静默如谜》）我时常想，你就像一本为我翻开的书。”看到这一句，我才好似第一次与世界有了真正的连结。

因为这一秘密，我与学校、与书本的关系不一样了。我会在打开教科书时，因为想起了 J 的话，而羞红了脸，然后久久地出神；或是偷偷地在书桌下和他发消息，而他也会在课间和监考的间隙，和我说起班上的不顺心事。他说，上班很累时，他会幻想我是他的学生。他说，教育制度是抹杀天性的，这也让我的特质愈发珍贵。

尽管如今回过头去看，我知道这并不只是我的问题。但在那一年，当几乎构成一个初中生全部生活的家和学校，都无法让我产生归属感，我毫无理由不去相信是我哪里出错了。J 的话，像是一束光照进来。我越来越期待小企鹅的图标在屏幕上闪烁起来的那一刻，我就从世界的这一端滑到了另一端。

有一天，他告诉我，夏天的教室里，电风扇是如何吹起少女的裙摆的。她害羞的样子是多么可爱，让他在讲桌后的下体久久地发烫，也让他多么想要见到我。

收到消息时，我不安极了。我将发热的脸埋进臂弯里，过好久才看了一眼黑板上的数学题，它们像另一个时空般那么远。那一刻的我，将暧昧不明的字句，视作是通往成人世界的通行证。尽管我并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但它是发著光的。在那些消息面前，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但 J 好像也并不需要我的回应。再后来，我会在暴力降临时，在脑海里想象 J 的温度。这份温度之所以甜蜜，正因为它与我不得不藏起的家丑一样见不得光。它顺理成章地将我与同龄人的世界推得更远，但在那一刻，我十分确信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并不是从未感到一种禁忌般的不正确，但每一次的犹豫，都很快被另一个声音盖住：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下水道一样的人间，我找到我的同盟了。

我已经记不得和 J 的交往持续了多久，但我记得从交心的对话，到他给我发自拍裸照，并没有过太长的时间。我记得他和我提到，自己的女儿和我是相仿的年纪。后来，他开始叫我“我的小女人”，提出要来我所在的城市与我见面。那一天，我梦见他的妻子来找我算账，最后全校都知道，我是怎样和一个中年人绞缠在一起的。我和他提起这个梦，而他只是淡淡地和我说“别怕，有我在”，但这份波澜不惊只是加剧了我的失控感。他是怎么做到毫不慌张的，是我不够成熟吗？整夜整夜的失眠里，我最终还是删掉了他。

在成年男性的“爱”里幻想“家”

高中，我靠亲戚的经济支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在 J 之后，我开始习惯性地与不同的成年人聊天，好像一种奇怪的上瘾，一种对缺席的家庭之爱的报覆。他们是我在喜欢乐队的贴吧、酒吧或是理发店认识的。我很快发现，我的年少与家庭破裂，几乎从未成为一种阻碍，它甚至让我充满了独特的吸引力，像是“电影里走出来的女孩”。文学与影视作品是高效的粘合剂和共鸣制造机，我会和他们讨论《出租车司机》、《这个杀手不太冷》、《V字仇杀队》、《美丽人生》。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许多事。比如，这份浪漫化投射是多么的可复制，而我却将它当作是爱的表现。比如，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内心孤僻，喜欢邪典电影，从我身上找到了一份难得的“懂得”。比如，这里的成年人从不包括任何女性，而这是一件多么诡异的事。

在后来遇见的人之中，其中一位是 A。他在大厂做程序员，每个月有几万的薪资。而在 A 的想象里，我是洛丽塔，是《魂断阿寒湖》里的时任纯子，是《恶之华》里的仲村佐和。他说，我有一种毁灭性的凄美。这句显然是物化的评价，却好像让我看见了一种“出路”。我可以在虚构的作品里，寻找一种“坏掉”的女性形象，以抵消与同龄世界差了一整个语境的孤独感。

不愿独自待在家中的我，高三那一年，常常在夜里走在河边，和他打长长的电话。我们交换著压力、梦与性幻想。他说到职业的瓶颈，说等攒够钱，就要在海边买一个小屋，和我一起住在里面。没有“家”的我，很快地沦陷在这句话里面。

当时的我，也从未想过，幻想与一位素昧谋面的高中生在一起的未来，是一件多么错位的事。又或是，“它超越了一般经验，而恰恰是一个受过创伤的未成年女孩，才不会有心智去怀疑它”这件事本身。有时，我会感到我们和普通的情侣没有什么区别。也好像，那些逾越了边界的亲密感，恰恰是因为那份不正确，才让我心安理得。

A 会给我买日系洛丽塔风格的衣服，和我说，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年纪的女孩应该是什么样的。有时他会黯然而自恼地说，总有一天，他会被一个同龄的男孩所取代，而我总会因此想尽办法取悦他。我会因为他袒露的脆弱，而感到这是一段平等的关系。

我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原来一个人是可以无端地对你好的。当有同龄男孩对我表达单纯的好感，因为它超脱我的经验之外，反而会激发我强烈的不安，并很快成为一种生活里的背景音。而当 A 开始控制我的行为举止，和我玩“惩罚游戏”，这份有所图，反而让我有安全感。他越来越频繁地告诉我，女孩不应该做的事，比如穿著暴露、关心政治，告诉我他喜欢乖巧听话的、纯洁的女孩。我小心翼翼地记住它们。这些未经审视的规则，都进一步强化了我已有的羞耻感。

那段时间里，我的解离症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高考结束后，因为奶奶的重病，我没有去读大学，而是开始一天干三份工。未满十八岁而个子高挑的我，选项只有发传单、做调酒师和礼仪生，或是夜总会接待。从未给过我赡养费的父亲，仍然会找我借钱。那句“家丑不能外扬”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在大多学生都在为大学生活而欣喜期待的那个夏天，我感到自己像是一辆脱轨的列车，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切断了与所有人的联系。

夜总会的工作分为坐台和出台两类，坐台顾名思义，就是只陪酒不陪睡。我挑选的夜总会都在城郊，以免遇到熟悉的人。面试几家之后，我很快找到不需要查看身份证的会所。它在一栋繁华的大楼里，我们会穿著清一色的、镶嵌著假钻的紫色礼服，被领队带入一个包厢，站成一排供客人挑选。而选择我的男人主要分两类，有善心的和有色心的，总体来说，前者是少之又少，而后者身上的烟酒臭都相似。问起我的年纪之后，他们会一边说著“哥哥来疼你”之类的话，一边飞快地把我灌醉。而我则一面在心里嘀咕“什么哥哥，都够做我爸了”，一面强忍住恶心，露出僵硬的笑。

好在同事的女孩，大多很照顾我，会不时提醒我保护好自己，不想做的事一定要拒绝。但我的上级显然不这么想。某一天下班后，他叫住了我，让我和他一起去楼道里说点事。他和我说，今天的客人不太满意，我要学会逗客人开心。正在我不知如何回应时，他的脸突然凑了上来：“需要我教教你吗？你知道吗，我一直想找个当地的女人结婚……”

下一秒，他捏紧我肩膀，湿滑的舌头便伸进来。大脑宕机了一会，我开始高喊救命。他将手伸进我的下体，人来人往的楼道里，没有谁因此停下来。后来，我哭著冲他吼：“我要从窗户跳下去！”他有了一秒的楞怔，我才趁机逃了出去。

成为文学容器的女性

写下这些经历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害怕的女孩，因为长期的习得性无助，诱发了一系列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在当时，我只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变成一具空壳。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产生了剧烈的恶心，而最让我恶心的，是自己的存在。

我在那个夜里疯狂地催吐，刷牙直至牙龈充满血丝。A 打来电话时，我的声音是抖的，但他并没有察觉。他和我讲起渡边纯一笔下的时任纯子。他说，她神秘、破碎、纯洁，一如我。浑身发冷的我，在内心乞求著一种死去。A 说的话，让我有了一个可以去依附的形象，而只要不是我，成为谁都好。于是，我将自己附著了上去，像是在溺水时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问他，“那我是你的纯子吗？”他笑著说，是呀。

和他通著话，我再一次来到河边。我很少看见河堤白天的样子，但在夜里，它黢黑湿润，空气里混杂著臭水味、草腥气，垂钓人的便当与尿味。那天，我穿著 A 给我买的裙子，我看著白色的层叠的蕾丝，想起了儿时霸凌我的小女孩们。它洁白得那么刺眼，我心想，然后在泥泞的河堤上躺了下来，迫切地希望弄脏它。我们关系的天平倾斜了，尽管 A 并不知情，但我永远不再是纯洁、干净的女孩。

那一年，我变得非常怕光。如果没有工作，就从不在天黑之前出门。哪怕穿著宽大的T恤走在街上，和路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就感觉自己还穿著那件紫色的礼服。我觉得他们的眼神非常怪异，好像总有戏谑。我脱不掉它了，也洗不干净了，漱一万次口也没用。羞耻感像是毒液浸入了我的五脏六腑，而我的每一寸肌肤都是脏的。这个秘密，也分开了我们。在我越来越长的沉默里，A 也变得越来越暴怒。但我又怎么有勇气告诉他呢？我再也不配与他相爱。

不久之后，奶奶去世了。亲戚又有经济能力，可以供养我读书。十八岁那一年，我去派出所改了名字，换了手机号，注册了新的社交账号，在内心向过去的一切告别。我来到了当地最知名的复读机构之一，回到了曾经生活的“背景音”里，学校与宿舍的两点一线。

那一年，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原点，什么都说不出的我，解离的我，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有过去也无从谈起未来的人。我有了喜欢的男孩，非常迟钝地学习著如何重新融入同龄世界，至少看上去是那样。

但熄灯后，躺在宿舍的床上，它们还是会时不时地入侵我。我希望能更准确地描述发生的事，但事实上，很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我记不得我的记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差的，它成为一块常年挂满雾气的毛玻璃。玻璃的另一面，一团黑色的浓雾，总是猝不及防地拖著我回到一个湿冷的地方去。活著的重量让我止不住地发抖。

我也时常会想起，在夜总会遇见的人们。想起他们不约而同地劝说我，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继续念书。叫小蝶的姐姐才二十岁出头，用坐台的薪资来养在外面赌博的男友。间隙他来找过她一次，我看见他把她拖进一个空包厢里然后摔在地上。他走后，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抱歉：“对不起，让你看见了这些。”在往后的人生里，我慢慢读懂这份女性普遍的歉意。

一股强大的重生欲牵引著我，作为沿海城市的学生，我选择了一所西北内陆的大学，只想走得越远越好。在与故乡的遥望里，我才开始重新审视我过于漫长的青春期。还是爱看书的我，这一次，接触了许多女性主义和心理学的书籍，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近乎强迫性的自问里，那些被关闭的意识开关，好像突然被打开了。我看到原来自己为了忍受一种生活，而多卖力地去抹杀“我”，将创伤变为剧本，经年累月地演一场为男性服务的傀儡戏。而让我尤其不安的是，我的直觉（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具有新闻严谨性的词汇）告诉我，我绝非唯一一个。

如果青春期是一片泳池，那么对于我们，它早就变成了一汪深海。在这里，下坠是永无止境的。而我甚至庆幸于，我终于偶尔有机会浮出水面。这件事给了我力量与决心，去深入地审视它们。

被物化的不只是女孩，还有创伤

随之而来的，我再也无法以同样的目光去看待那些曾经喜爱的影视作品了。某一天，我再次点开它们，却不由地眉头紧皱。它缠满了那个小小的我与成年男性之间的“共鸣”，像是常年塞满了头发的下水道口。

我逐渐明白了，那份共鸣里的认同感，可能来自于对创伤浪漫化的，甚至是物化的想象。于当年的我而言，那份想象是支撑著我生活下去的稻草，但对于他们来说呢？

娜塔莉·波特曼，《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小女孩马蒂尔达的饰演者，五年前在一场女性主义活动上致辞：

“当我 13 岁时，这部电影上映了。我非常兴奋——我的作品和艺术将引起大众的反响。我激动地打开了我的第一封粉丝邮件，却读到了一名男子发来的性侵幻想。当地的广播节目开始倒计时，等待庆祝我的18岁生日，委婉地说，这是与我‘睡觉’将会合法的日子……”

她坚定而勇敢地陈述著那些水面之下的真相。与此同时，在《这个杀手不太冷》正式上映前，它曾有过一幕被删减的床戏。而它的导演吕克·贝松，在一位女演员15岁时与她相爱，对方在16岁时生下了他们的女儿。此外，有9名女子正式出面指控他的性骚扰行径。

我忍不住想，虽然里昂从未对马蒂尔达有过越轨行为，但从电影制作的层面来说，这份刻画是否完全合理呢？而作为观众，我们可以将它纯粹地视作超越年龄与世俗的爱吗？又为什么，这些作品总是更多地由男性写作，而来自女性视角的作品，更为耳熟能详的，却是《同意》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之所以提到文学作品，是因为上大学之后，我花了很大的力气，试图去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尽管我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但我意识到，与成年男性的这类关系，在实质上，可能是高度文本性的。我看见种种“未成年少女”与“创伤”被符号化的迹象，而它们让我的存在，成为了一种文学容器。

与受过创伤的未成年少女恋爱，在影视作品的表现手段里，被称为“受伤的女孩”（damaged girl）或“破碎的小鸟”（broken bird）桥段。这些女孩们的面貌往往是美丽的、性化的。她们往往是独立的，有著超乎同龄人的早熟，但她们的主体性，却时常不在场。创伤在角色塑造上并没有起到深化的作用，而更多的是作为创造出吸引力的手段。这样的视角，似乎成为了与现实的某一种互文。

此外，这一类角色的自我价值，也往往通过与异性相爱，或是成为英雄来实现。浪漫关系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救赎。但在现实里，一旦我开始深究我与成年男性关系中的种种，那份幻想便难以存续。上野千鹤子曾将男流文学与爱德华·萨依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对比，并提议将之作为“关于男人性幻想的文本”，而不再是“关于女人的文本”来对待。而主动去迎合那份想象的我，是迷失的。创伤的无法承受之重，对自我的损害，让这份投射近乎成为了一种必然。孟菲斯大学在201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3岁至15岁期间，与年龄至少大3岁的男性恋爱的少女，在进入恋爱关系后，以及成年后不久，抑郁水平会升高。

即使在成年后，我的创伤背景也时常会被异性爱慕者冠以浪漫化的想象，他们会告诉我，这份悲伤让我变得特别。但在个人经验里，往往是对悲剧色彩抱有浪漫幻想的伴侣，在亲密关系里，更难以进入实际的深度沟通。而恰恰是放下幻想的伴侣，我们才有机会更好地去分享创伤知情的正念、非暴力沟通或是对依赖共生关系的反思。对我而言，那份在爱的学习里的彼此照见，去浪漫化的过程，才是最浪漫的部分。

住在真实的女性生命体验里

写作这篇文章是艰难的，有时写一写，我就要停好久，没有力气动弹。那些个人历史里的暗角，一下子变得无比得近。无数的自我怀疑像小蚁一样啃食著我，而其中最刺人的是“太不堪了，我会被怎样看待？”或是“通过这些经历，你以为能说明什么？”

再其他的，比如开篇提到的自问。如果从报道的严谨性出发，这份女性的切身经验和感知，它有著无处安放的主观性，连我自己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质问它。在这样的不确定里，我也将它一搁再搁。然而，用最批判的声音去审视一段创伤性体验，试图去形成一种完美的论证，是否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消声与异化？

很长一段时间里，遭遇性骚扰后，我仍然习惯性地去美化它的本质。我会说，我和他亲吻了，我们之间的精神连接⋯⋯以此来摆脱那份羞耻感。好像再糟糕的事，也不过是精美的盒饭里一颗不知道为什么坏掉的甜豆，而我只是把它挑了出来，为什么要特地拿出来说呢？

在香港读研时，我向我的咨询师提出了这一问题：“可是，美化记忆、制造假象又有什么错呢？”我已经记不得她具体的回复了，但记得她是如何向我分析创伤的。她说，这些创伤事件，无法从“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转换为“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它们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身份认同，不再随著你一起成长了。

在“将创伤性记忆转化成一个供人观看的故事”这件事上，我好像永远也无法做到“准备好了”。比如，在写作特定的经历时，我的大脑仍然是蒙了雾的，情绪是堵塞的，只能像流水账一样，机械地写下发生的事。也有一些细节，因为记忆的受损，而无法再去细写。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完成它，是因为不愿再看见更多的未成年少女与其创伤，被错位地放逐到男性幻想的领地，成为文学的符号。我希望，真正住在女性生命体验里的文本，即使是带著疼痛、疑问和雾气，也可以成为一种对抗。我仍然想要将真实的世界还给自己，在里面建立真正的诚实与勇敢。并且也希望，如果可以，即使再痛，将它还给小女孩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