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捷潜水夫症工伤者终获赔偿，仍持续面对生活难题｜Whatsnew

11月29日一早，住在花莲市的前北捷工人李世宪就到了邮局，存折一刷，里面已确定入帐五十万元。

这笔款项来自新亚建设，是给予罹患潜水夫症工人的补偿。二十多年前，李世宪到台北做了两个月的捷运221标工程，当时的他完全没想到，自己要用一生与潜水夫症共存。

1988年，台北捷运正式动工。1993年，因捷运新店线台电大楼到公馆一带容易渗水，联合承揽的台湾新亚与日本青木公司首次使用压气工法来进行工程。

压气工法是在坑道内灌入空气，使坑道内有一定的空气压力来防止坑道崩塌。因坑道内与地上气压不同，出坑道前地下工作者需到减压舱进行减压作业。若未经正常减压，血液中的氮气泡就会在体内流窜，甚至堵塞微血管、神经系统等，造成关节发黑、听力退化、耳膜破裂、神经病变等病变，这也就是俗称的潜水夫症（减压症）。

捷运的便利与效率，是建立在这些工人们的辛劳与苦难之上，但联合承揽商却未照规章行事，工人们也不知道未减压就离开隧道的危害。前北捷工人陈定安说，他当时在221标做两年，工程进行时，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但当时不晓得跟潜水夫症有关，是直到隧道打通、水泥都固定好后，整件事才爆发。（延伸阅读：《专访工权会总干事萧倩文︰记住每一个在城市发展中牺牲的名字》）

经过长达三年多的抗争后，部分工人获得了70万的和解金。然而，包括李世宪、陈定安等八位来自花莲玉里的工人，在前几批工人开始抗争后才去医院检查，因病情未达“骨头坏死”程度被排除在赔偿名单外。只是联合承揽商承诺，未来若他们取得职业病鉴定，仍会各给付70万补偿。

20年来，他们8人的症状陆续加重。陈定安说，潜水夫症会造成身体严重疼痛，这种痛是周期性的，痛起来就要休息好几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吃止痛药；李世宪则这么形容这种疼痛“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坐也不是 ，全身不对劲”，“就感觉像是虫在咬”。

李世宪说，他们工作一阵子，就会因剧烈疼痛得休息一、两天，这样长期下去，几乎没有老板愿意聘用他们，且因学历有限，他们只能从事临时工作或务农维生。“其实我们做捷运回来的，几乎大家都是在乡下打零工， 每一个都是这样，因为没办法去上班，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

2017年底，这些工人再度提出诉讼，争取当年未拿到的70万补偿。然而虽有当初协议，一审工人却被判败诉。律师吴俊达曾对媒体表示，根据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第13条规定，须在雇主对地方劳动局职业疾病认定结果有异议的情况下，才可申请劳动部鉴定。他们仅送鉴定的行政程序就走了四年。最终，法官认为工人拖太久才送鉴定检查，不符合当初协议，虽然原告方强调，潜水夫症是慢性疾病，可能要十几年才能检查出来，但法官却未采纳此观点。

经原告上诉，二审于2023年3月宣判，改判厂商须赔偿。但因日商青木早已倒闭，法官判新亚建设仅需付一半，也就是35万。之后劳资双方再经多次协商，最终以50万和解。

李世宪说，如果没有声援者们的帮忙，工人们早就放弃了，几乎不再期待能够拿到这笔钱，“毕竟这么久了，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对这笔钱放弃了，因为真的拖太久了”。谁知这一抗争，七、八年又过去了，“走到今天事情解决就好，凭良心讲也累”。

虽然拿到五十万，但对李世宪来说，重点还是接下来该怎么继续过生活。潜水夫症的标准治疗方式是高压氧，透过将病人放置于高压舱内并给予纯氧促进身体将氮气排除，以减少病变部位的伤害。

但工人们早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段，高压氧已无法根治潜水夫病，仅能短暂的减缓痛苦。李世宪说，高压氧一次疗程要一个月，这中间要持续做，每次一个半小时，但他也只有做的时候较舒服些，疼痛的周期稍微拉长，但做完之后没过多久，又恢复成原样了。

此外，高压氧疗法的费用相当高昂，劳工难以自行负担这项支出；而医院也因担心健保局不给付费用，较不敢让工人使用健保来进行高压氧治疗。北捷潜水夫症工人战友团成员顾玉玲表示，健保局曾表示会给付费用，在1996年及1997年捷运工人抗议期间，健保也确实支付工人的高压氧治疗费用。然而抗争结束后，因担心健保不再给付，医院又不愿冒险让劳工进行治疗。（延伸阅读：《三公分，医疗权利与资源分配的距离》）

在这次的抗争中，有些医师因支持劳工，尽管不确定健保局是否会接受医疗费用申请，愿意冒险尝试让劳工先进行高压氧的密集治疗；顾玉玲表示，此次合作取得了医院的支持，随着抗议风潮过去，劳工的集体保护伞消失，医院可能又因担心须自行负担费用，不敢再让工人使用健保进行高压氧治疗。

2016年，在诉讼之前，潜水夫症工人们曾邀请顾玉玲担任劳方调解委员代表，开始与台北市捷运局展开劳资争议调解。其诉求就包括建立潜水夫症工人长期的健康资料库，每3年长期追踪，还有免费健康检查，照顾工人的医疗及生活补助。另外工人还要求捷运局未来持续向中央争取潜水夫症比照1979年台湾环境公害史上最严重油症（多氯联苯中毒）事件，跟油症同样有患者就诊卡一样（油卡），看病免门诊部分负担。

不过捷运局当时表示，在法院未认定情形下不具任何赔偿责任，导致调解破局。最终工人向法院起诉，法院则认定台北捷运局免负连带给付之责。

就如同顾玉玲所说的，工人虽拿到些许补偿，但在缺乏全面制度性改革的情况下，工人的未来仍是未知的。周期性疼痛、高昂的治疗费用以及健保的不确定性，仍然是他们须持续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