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党没改变什么？他信归国与泰国政治的三十年浮沉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上月刚回到泰国并被以先前贪腐等罪名下狱的前总理他信，得到了泰王的特别赦免，其刑期减为一年。

他信长久以来一直放话要回国，据泰国X（即Twitter）网友统计，他至少有二十次表示要回国投案，此次选择回国刚好与组阁投票在同一天。

此前的8月22日，泰国国会举行第三次总理选举，以他信家族控制的为泰党为首的11党联盟共同提名商人社他（Srettha Thavisin）为总理候选人。在此前一天，为泰党宣布了一项有争议的协议：与其宿敌——军方前政府正副总理巴育和巴威各自的两个政党合作组成新政府。

这一决定让一些人大跌眼镜。当年的红衫军领袖 Nutthawut Saikua 辞职并离开为泰党以示不满。这也意味着1970年代泰国学运世代彻底淡出权力舞台。

他信选择回国，很可能也是评估了他的流亡议题已经愈发难以动员年轻选民。

学运世代的退场

他信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经济危机下，广大外省农村缺乏社会保障，新通过的1997年宪法扩大了政治参与，他信趁此机会在1998年创立泰爱泰党（其后因被禁而多次“换壳”），以经济危机下强调再分配政策带来的民望，自2001年以来赢下历次大选，直到今年屈居第二。

泰爱泰党早期执政依赖的是经济政策迎合外省农民——尤以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依善地区（Isan）为主。上一次将农民作为倚靠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的，还是1960-70年代的泰国共产党，依善地区正是其游击队的活动核心区之一。1976年法政大学屠杀之后，幸存的学运人士也有不少到达泰北加入他们。

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政治的英国学者 Michael Vatikiotis 曾经写到，他信在内政部任职时期认识了很多当年的叛乱者，1990年代中期踏入政治后还聘请了其中一些担任顾问。从而他的政策与社会动员模式借鉴了1970年代泰国学运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组织能力，更激起保守势力的警惕与恐惧。

而到了今年，同样是经济萧条的背景，扮演着当年泰爱泰党角色的政党变成了前进党（MFP）。类似的背景下，两个不同政党都具有打破既有权力结构，在动员模式上开风气的意义。

但前进党和其前身——2018年崛起的未来前进党（Future Forward Party）的动员方式与泰爱泰党、为泰党不同。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次直接与年轻选民和都市选民建立线上连接。由于主要动员对象在曼谷都市圈和外省大城市，前进党的组织成本与时间成本都极大降低——毕竟在当年，支持他信的、满载红衫军的大巴要从田间地头进曼谷，是需要不少的组织功夫的。

军方如何左右政局？

在现代泰国政治中，选票并不仅仅是选民意愿，同样也是政治交易的工具。这使得泰国的选举政治和美国等总统制国家并不相同。

最重要的是，在泰国，军方势力从1932年实现君主立宪的政变以来长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进入前台执政，其作为胜负手也时常左右内阁组成，如2008年时，时任总理的他信妹夫颂猜（Somchai Wongsawat）的政党被解散并禁止参政5年，民主党领袖阿披实取而代之成为总理，这同样是军方参与的结果。

在作为独立国家的泰国，军方是维持独立和实现立宪的功臣，其势力从来没被外力打断过。军方主导制定的2017年宪法中，还极大扩展了军方人员参与立法的权力：参议院共有250席、任期5年，其中6席由军方重要人士直接担任，分别为国防部次长、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国家警察总长；194席由军方背景的“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选任；50席为“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从10个“职业公会与社会团体”中选任，再由泰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判定其资格。这意味着实际由军方控制的议席未经选举即达到了三分之一，实际上比2008年的《缅甸宪法》还要严苛。《缅甸宪法》规定：立法机关成员未经选举即有25％是军方代表。

由于宪法还规定要由参议院和民选的众议院500位议员共同投票决定新总理人选，这意味着不依赖军方的前提是组阁一方需要在众议院掌握376席。保守势力只要在选战中拿下124席，就是胜利。而军方的巴育和巴威各自领导的政党，加上同属保守阵营的泰自豪党，在此次选举中共拿下147席。显然成为绕不开的势力。

朱拉隆功大学中国研究专业的副教授 Wasana 指出，2017年制定并通过全民公决投票的宪法，其目的是让反对党必须和政变上台的前执政党集团妥协才能组建政府。反对党至少需要泰自豪党入阁，并难以拒绝与两个军方政党合作。Wasana 的父亲 Kovit 是泰国农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曾因2019年在个人推特上揭露32位众议员持有媒体股票而被要求在宪法法院提供证词。父女两代活跃地在泰国公共领域发言。 对她而言，这次组阁结果是失望的，却又是无法不接受的必然。

如果泰国的政商精英联合起来，倒是有机会制衡军方的力量，然而2006年他信出局，也是支持他的政商精英分裂的结果——他信过度自信于泰国超过60%的农村人口组成的稳定选民盘，在2002年第一次执政之后忽视了照顾其他支持他上台的政商大佬的家族利益。军队是意识到政变不会引起足够的反对力量时才乘虚而入的。

如果从军方势力的角度看这次大选，那么来自曼谷的选民与来自北部、东北部的农村选民的威胁也是不一样的。农村选民既在空间上距离较远，又相对容易通过政策利益收买或者通过动员村镇长老、头人等桩脚来影响。反过来，曼谷的中产和年轻选民更坚定反军方，因此前进党也更不可能与军方妥协。

前进党的难题

尽管为泰党最终踢开前进党组阁，但其实两党渊源颇多。在2019年上届大选中，为泰党的分支——以争取年轻选民为主要目标的泰卫国党试图提名泰王的姐姐长公主作为总理候选人，结果违反王室不得参政的法律，而被解散后。他们无奈之下将选票投给前进党的前身、塔纳通（Thanathorn Juangroongruangkit）领导的未来前进党，令其一跃成为政坛黑马。而在2022年产生的曼谷市议会中，为泰党与前进党分别也以20席和14席联合执政。

从未来前进党到前进党的崛起，有着改变社会结构的意义——海外留学、受过良好教育的家族企业二代掌门、城市中产精英与年轻一代，试图结盟改变泰国的政治模式，限制军方乃至王室对民选政治的影响。

然而，这一切至今没有改变泰国的根本政治规则。一方面，泰国民主化进程中，存在更多选票之外的因素，如中央选委会（EC）和宪法法院。泰国的宪法是不稳定的，往往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宪法法院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候选人资格认定、解散政党，再到宣布选举无效，这些戏码在历次泰国大选中反复上演。

而在泰国的语境里，民选政府往往意味着政商关系联盟，这源于长久以来在东南亚盛行的赡徇制，又或称为恩庇侍从制度。其指的是商界及跨界关系中普遍存在的裙带关系，人们更习惯于服从和忠于自己圈子或者派系的首领而非制度本身，维持关系本身已经远远超过了按照制度做事的原则。在政治上，它则体现为机会主义行为压倒原则。

作为结果，泰国的政党普遍缺乏政治信仰与政策立场，更缺乏由智库提供的、基于特定政治理念与立场的政策建议与咨询。国会争论的政策议题常常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取决于谁在执政推行，譬如大麻合法化，中泰高铁等，激烈的反对党上台后全盘继承前任政府的政策，也无人表示意外。选举与执政的机器更类似于分赃。

在这一背景下，主动放下身段，协调乃至迎合各方利益，是在泰国政坛脱颖而出的主要路径。这要求政客少树敌，多表演。此次为泰党推出的总理社他就没有在政府中的任职经验。他最终能够成为各方接受的人选，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标签少，政治包袱小。

相比之下，单纯的选票多少所贡献的政治资本却是有限。迄今为止的泰国大选，他信的政党与前进党无论通过街头运动还是通过社交媒体的动员，最终只能是增加博弈的杠杆。在朝秦暮楚，高度机会主义的泰国政坛，前进党的铁盘在两院最多不会超过165席，在众议院甚至只有只占1席的公正党是真正盟友。尽管名义上是第一大党，前进党实际能够推动的议题却有限。这种情况在明年6月产生新一届参议院后也很难会有变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前进党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坚定的立场违反了泰国社会以及泰国政治的处事风格。曾任前他信内阁副总理李蓬民的助理的桐玮就对笔者表示说，前进党此次输在国会还没投票，国王还没御准，就自视为总理。最初的八党联合之后，当务之急应该是去拜票，向上议院和各党派充分表达诚意，但前进党却接二连三搞街头答谢，这在其它党派和上议院看来就是搞对抗，以手里有选票、有人民的支持来逼迫上议院表态。甚至经济政策上也要把泰国家族企业拉出来当靶子反垄断——毕竟在诸如酒精牌照一类问题上真正的控制者是政府而不是这些企业集团。

2020年2月，由于备受年轻人欢迎的未来前进党遭宪法法院裁定解散，活跃在网络上的泰国社运网民，与香港、台湾乃至缅甸的社运网民虚拟结为了“奶茶联盟”。“奶茶联盟”一代活跃在推特、Instagram、Tiktok、YouTube上，将很多争议话题带入公共讨论。其最大的影响是让这些话题不再被媒体与公众回避——如不敬罪问题、君主制的改革、性产业合法化等等。

由泰国这次大选来看，在“奶茶一代”的成长下，泰国的民意基础已然改变，但政治运营规则依然没有太大变化；前进党拿下了36.23%的普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却只在众议院拿下30.2%的议席，如果算上有投票权的上议院，其席位仅占20.1%，组阁失败成为反对党，这是2017年宪法导致泰国民主进程先天不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