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3月底,Oran使用15年的豆瓣账号因“涉政言论”被永久封号。多次申诉无果后,同年5月初Oran在朋友帮助下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豆瓣,要求解封账号。近9个月时间里,他们不断碰壁,直到在另一个城市以“脱敏”后的案由立案成功,但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意料之中的败诉。
这段诉讼经历告诉所有曾“天真”地以为,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能倚靠修改案由等“曲线救国”方式获得司法救济的人一个残酷现实:涉及政治敏感的炸号起诉,在司法系统的入口就已被故意拦截。
Oran的豆瓣账号被“炸”了。这是今年30岁的她用得最久的社交媒体账户,有15年。看到页面提示信息时,Oran说:“我的大脑就像我的账号一样空白。它没了,所以我也就空白了。”“炸号”发生在2022年3月30日,疫情正在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封控和次生灾害轮番上演。
“炸号”是中国大陆网民描述自己网络账号被突然封停时的用词。一旦被炸号,社交媒体上的所有痕迹都会被抹去。Oran的豆瓣登入页面里只留下一个名字和一小段提示账号已被封禁的字,即使是她曾经留下的细小痕迹,比如对某个豆友的留言回复,所有都变成了“内容不可见”五个字。
Oran决定起诉,她想要回自己的账号。从发现炸号到决定起诉再到立案,最后到开庭和宣判,整个过程将近1年时间。Oran败诉了。2023年2月初,她收到判决书。和一直在帮自己的律师朋友一样,谁都没有感到意外。但对她来说,失去几乎每天使用并且连续使用15年的社交媒体账户,Oran的自我从此缺了一半。
用豆瓣的15年里,她从未想过自己会被炸号。Oran早就感知到国内舆论环境的大幅收紧,也眼见着豆瓣紧跟形势对自己进行适应性改造。她认为自己是能摸得准一些规律的,但还是因言获“罪”。在疫情封控期间,她在豆瓣上对政策发表批评意见,尤其是暗示了对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被豆瓣判定为“发布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管理规定的内容”,因此账户永久停用。
但像Oran一样走进司法程序的被炸号者寥寥无几。为Oran提供法律意见的朋友吴彦,曾专门在法律文书检索网站上搜索这类案件。他发现,能查到的账号关停纠纷中没有一例是因为“发布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管理规定的内容”。对于立案艰难乃至最终败诉都在Oran和吴彦预料之中。他们触碰到的是公开的秘密,在中国,看不见的政治红线控制着所有人的公共言论,而宪法中所谓的“言论自由”从立法之初就不过是一条“观赏性条款”。他们的故事在不断上演:在社交媒体平台和上位监管者共同构成的权力黑箱中,一条条赛博生命死去了。
“傀儡”豆瓣
一位曾在承接审核工作的外包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吴彦,公司会根据上级部门给出的敏感词进行审核,如果因为这类原因被炸号,平台其实也没有权限恢复账户。
Oran本来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她说,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情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所有社交媒体中,Oran用得最多和最久的就是豆瓣。豆瓣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早期社交媒体公司之一。据豆瓣官方网站介绍,截至2019年底,豆瓣注册用户超过2亿人,月活跃用户超过4亿人。
Oran怀念2007年刚开始使用豆瓣的年月,她觉得那个时候的聊天就是观念的碰撞,说话自由,氛围也特别好。大家可以找到不同的同好小组,自由地聊艺术、聊人文、聊兴趣。而现在被视为禁区的调侃和恶搞国家领导人的图片,那时也曾风行一时。她记得自己有一篇日志是某一任国家领导人的恶搞图片。“早年都可以随便发,特别好笑的那种图。那时候很自然很无所谓,但是现在再看的话,就是非常敏感的东西。”
政治并不一直是Oran和豆友们常常讨论的话题。“那时候我不常聊政治,关注得也不多。渐渐地很多和政治有关的事情发生在生活中,发生在身边,才慢慢更多地去关注政治。”
2022年,全城休克式防疫在中国多个大城市中轮番上演,Oran所在的人口超千万的城市也在一夜之间被“静默”,她被封在家中。在物资最匮乏的那些天,Oran每天只能吃清水煮菜叶,有一次饿到低血糖。她接连在豆瓣上发了几条批评疫情政策一刀切、置人生死于不顾的内容,认为中国当时的防疫措施是“开历史倒车”,暗示某人“为了连任”罔顾法治。
作为一名有着15年“豆龄”的豆瓣老用户,Oran自认为深谙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早在2015年,她就感觉到越来越多以前能说的话变成了敏感词,以往发过的多篇日志也被豆瓣悄悄删除,其中就包括国家领导人搞笑图片的那篇。Oran以为不指名道姓就可以,但这一规避风险的方法显然早已失效。
吐槽防疫政策后没过几天,Oran的豆瓣账户被禁言60天。她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在豆瓣的申诉网页上发起申诉,写道“我说的是某人。某人可能指的是我爸。如果我说某人是肥猪呢?你们也要说我是涉政吗?”
Oran没有等来解禁,却等来了“炸号”。“不敢相信,本来是60天禁言,没想到永久炸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不同的社交媒体的审查尺度的确各不相同。在一些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似乎具有一定的自主权。Oran在自己微信朋友圈发布了跟豆瓣上几乎一致的内容,但她的微信账户平安无事。另一个朋友为她感到不平,把她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内容直接粘贴到自己的豆瓣日志里发布,没多久这位朋友的豆瓣账户也被禁用了。“她的号以前几乎没用过,没什么历史行为,就这样都要把它炸了。”
在Oran看来,豆瓣通过删除广播、日记以及禁言乃至封停账户等不同力度的审查方式,让大家自己去感受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只要是它觉得不满意的、不符合的,(对用户来说)这是完全主观的政策。”
一位曾在承接审核工作的外包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吴彦,公司会根据上级部门给出的敏感词进行审核,如果是因为这类原因被炸号,平台其实也没有权限恢复账户。“这种情况下,平台自身都没有办法。”而敏感词中,政治批评是绝对红线。此外,一些社会热点也会因为舆情大小被划入敏感词范围。
常用的豆瓣账户被封后,Oran用小号发布了一篇她看完《使女的故事》后的观后感,但几天后她的这一账户又被禁言180天。“一些观后感而已,我没有骂谁,就是讲了一点观后感,联系了一下现在社会女性的处境。还没有(丰县八孩母亲事件)那么敏感。”Oran知道一些朋友因为评论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同一个手机号码注册的账户,甚至包括支付宝都被封禁。再次被禁言后,Oran把小号也注销了。
豆瓣的审核机制相较其他社交平台更为严厉,也更难以捉摸。吴彦一个朋友曾发布一条跟政治毫无关系的内容但也被“莫名其秒”地屏蔽了。
豆瓣审查的不可预测早有迹可循。在几次互联网整顿专项行动中,豆瓣都被点名和处罚,其审核尺度也一再收紧。2022年3月15日,中国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派出工作督导组进驻豆瓣网,督促整改,称当前豆瓣网存在严重网络乱象。网信办入驻后,豆瓣关闭了私密小组功能,想要继续存续的小组必须转为公开。而私密小组曾经是豆瓣最有特色的一项功能,一些小组因粉丝量巨大而颇具影响力。
在私密小组功能关闭之前,此类小组就是豆瓣整顿的重点。2021年“饭圈”乱象治理运动中,粉丝数近70万的娱乐八卦小组“豆瓣鹅组”被豆瓣暂时关闭,整顿两个月。当年11月底重新上线后不久,旋即迎来豆瓣被网信办约谈,整体限期整改。到2022年北京网信办入驻后,豆瓣鹅组等大流量小组被停用至今。
2021年年底,国家网信办约谈豆瓣网主要负责人、总编辑,责令豆瓣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据官方披露,2021年1月至11月,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对豆瓣网实施20次处置处罚,其中多次予以顶格50万元罚款,累计罚款金额高达900万元。
频繁的监管重锤后,豆瓣对平台上的用户管理也日趋严厉,似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彻底沦落为审查机制的傀儡。被封号的不光Oran,她关注的不少对政治感兴趣的友邻,也在这几年收紧的过程中被封号。
被挡在司法门外的“涉政言论”
缩减和脱敏起诉书的办法似乎奏效了。法官直到看见豆瓣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时才意识到,Oran发表的言论是在批评疫情政策、影射最高领导人。吴彦说:“法官就明白了,他后面就特别紧张。”
发现自己被封号以后,Oran在能想到的渠道都进行了申诉,其中甚至包括消费者保护协会。一直申诉无果的Oran想用法律手段做最后的抗争。她联系到了法律从业者朋友吴彦,觉得只剩这一种办法有可能“威胁到他们”,争取把号要回来。但法律并非Oran想像的那样是维权的有力武器,也再次颠覆了吴彦作为一名从业人员的基本常识。
2022年5月,Oran第一次在北京互联网法院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线上提交起诉书。这是涉及社交媒体账户使用纠纷时常用的起诉案由。一审阶段的互联网案件由互联网法院集中受理,所有步骤均为线上。目前设有互联网法院的城市有北京、广州、杭州和上海。提交申请半个月之后,Oran收到了“申请内容不符合法院网上立案工作的相关规定,终结审核”的通知。
在收到终结审核的第二天,Oran再次提交起诉书,申请立案。这一次,吴彦他们大幅缩减了起诉书的篇幅,尤其去掉了第一次起诉书中诸如“言论自由”“宪法”等“敏感”词汇,只留下基本事实的描述,希望能以此过审。然而,等待两个多月后,Oran再一次收到了终结审核的通知。
又过了一个月,吴彦和Oran再次对起诉书进行修改,他们甚至去掉了“封号”这样他们认为“敏感”的字眼,将其改为“限制账户正常使用”,然后再一次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线上提交立案申请。结果等来第三次失败。
吴彦介绍说,北京互联网法院的这一举动明显区别于其他民事案件。Oran的起诉申请被终止既没有得到具体解释,也没有收到不予立案的裁定文书。这些在普通民事案件中都是必须的程序。他起初认为法院超期审核已经违法,但通过检索吴彦发现,北京互联网法院被开了绿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经发文明确表示“立案法官认为无法通过网上立案系统完成审核的案件,可以终结审核”且不受“收到材料三日内作出审核”的限制。“这给了法院一个很大的审核权利,可以不给任何解释直接终结审核。”而没有不予立案的裁定文书,起诉方也无法继续上诉。
“这几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因为相似的原因被炸号,全国肯定更多,我觉得肯定有人去起诉过,但为什么找不到相应的判决?”吴彦的这一疑问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在起诉豆瓣的事情传开之后,不少有炸号经历的人找到吴彦想要咨询。他们多因为涉政发言被封禁账号,想起诉的平台不仅包括腾讯微信、新浪微博传统社交网络,也包括网易云音乐这类以娱乐功能为主但兼具社交的平台。
没有先例可询,他们只能一点点摸索可行的方案。一方面要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比如,账户被炸后如何证明它是自己的,证明账户属于自己后又该如何证明它被“炸掉”了;再如,注册时的手机号码已经停用或者遗忘要如何找回等。解决完前述小问题后,他们将面临最难以解决的障碍——如何立案。吴彦在帮助Oran的同时,还在同时帮助其他像Oran一样因封号想起诉的朋友。他们都不止一次地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申请立案失败,并且被不同程度地拖延。有人因此最后放弃了起诉。
一名代理过类似案件的律师给出了吴彦疑惑的答案:北京互联网法院会在立案环节就就把涉政敏感言论的起诉挡在门外。据这位律师介绍,北京互联网法院内部在删帖、封号等网络侵权类案件的立案要点中明确,涉及封号的案件多存在敏感点,仅通过原告提供的上诉材料较难排查有无政治敏感因素,所以法院要与互联网平台建立沟通机制。“就是在立案阶段排查这种法律风险,即使不提交详细的材料,它也知道你这个案子,知道(账号)因为什么原因被封。(被认为)有点政治敏感性的这类案件,就不会给你立案。”吴彦说。
吴彦另一个起诉腾讯微信炸号的朋友遭遇了跟Oran一样的情况。腾讯深圳总部所在地的深圳南山区法院的做法跟北京互联网法院如出一撤。“不立案、不解释,也不出具任何法律文书。”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等地是互联网企业集聚的地方,这意味着,普通人在目前几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如果因为涉及政治批评等言论被封号去法院起诉,都很难绕过这些法院。这在吴彦看来,就是“把这类案件的司法救济渠道给堵死了”。
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吴彦认为法律是个体维护自身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法院会作出裁决,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是一个基本原则。但因为涉及政治敏感因素,在炸号起诉这件事情上,吴彦发现,个体在司法系统的入口处就已经被故意拦截。
外界看到的是,炸号行为和最后的处理都由社交媒体平台自主决定。但它们的决定背后其实是网信办等国家监管部门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更高的监管部门是隐身的,个人也无法直接去追究到它的责任,”吴彦说。
司法系统内基本找不到类似案件的判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使成功立案,原告也极有可能被法官调解,与被告达成和解后撤诉。
吴彦和Oran感到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无望后,决定最后一试。他们在另外一个城市以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再次申请立案。新的案由在法律上允许上诉人在自己居住地法院申请立案。这让Oran他们能够绕过豆瓣法律主体公司所在的北京。终于,他们成功立案了。Oran收到立案成功的短信时已经是2022年9月底,距离第一次提交立案申请已经过去半年。而同时再次提交给北京互联网法院的立案申请继续毫无意外地“终止审核”。
缩减和脱敏起诉书的办法似乎奏效了。法官直到看见豆瓣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时才意识到,Oran发表的言论是在批评疫情政策、影射最高领导人。吴彦说:“法官就明白了,他后面就特别紧张。”
在开庭前调解阶段,法官苦口婆心地劝说Oran撤诉。他告诉Oran,自己很多律师朋友对于疫情封控措施也很有意见,甚至也有人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发表批评言论被封号。他明确表示,即使Oran坚持起诉,结果也肯定是败诉。但自己愿意帮她跟豆瓣协调,看能否把涉政内容删除后恢复账户。
几天后,Oran告诉法官无论结果如何仍想起诉。法官劝她撤诉,还提醒她留下案底可能影响以后找工作。但Oran并不在意,她在意的是能留下点什么。“号肯定要不回来了,最起码还得留下点痕迹。直接撤诉的话有点太怂了,是吧?”
吴彦说,对法官和豆瓣来说,给Oran恢复账户换取她主动撤诉,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因为涉政言论的敏感性,此事决定权已不在豆瓣手中。“豆瓣的人反馈说他们也有类似想法,但这件事情不是他们能决定的。就说到这里,也没有说到具体谁能够决定。”
虽然自知希望渺茫,吴彦还是期待过法官在判决书中能够作出一些对于言论自由和权利边界的表态引发一些讨论,哪怕是以十分隐晦的方式。但在最后的判决书中,法官只说到根据证据材料,Oran的确存在违法违规发言,豆瓣关停其账户的决定合理。
无法重生的赛博生命
一条赛博生命没了。这是Oran对豆瓣炸号事件的自我评价。“失去了这15年的记录,就像被车撞失去了记忆。”
很多朋友听闻吴彦在帮Oran起诉豆瓣之后都觉得难以理解。他们认为“这事肯定是大象的问题,为什么去起诉豆瓣?”吴彦认为这些平台公司不能免责。“这里的具体机制我们不太清楚,但他们相当于共同构成了一个权力的黑箱,外界只能靠猜测。”
不同社交媒体对于相同言论的管控尺度不同,这让吴彦认为,公司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然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删还是留的最后决定依然在公司手中。他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和用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微信、微博、豆瓣等公司有能力和资源直接影响整个公共舆论,它们具备准公权力的性质。而当下网络监管和舆论审查愈发严厉,这在吴彦看来,这些公司越是应该更加慎重地作出禁言、封号等决定。“随便一个决定可能就让一个人十几年的心血就没了,这可能比政府某一个行为对个体的影响更直接更具体。”
在安全和用户之间,豆瓣显然只能选择抛弃后者。吴彦曾是对豆瓣倾注了感情的用户,他觉得豆瓣曾经靠书影音、同好小组等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文化青年和独立思考者。但是“现在相当于豆瓣把这群人给抛弃了,会有这种感觉。”
吴彦现在只把豆瓣当作一个备忘录,用来标记想看的书籍和电影。“我能理解(豆瓣的选择),但不能接受。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感受。大家都知道问题的根源是‘(房间里的)大象’,至于豆瓣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大家还是不能确定,很失望很愤怒。”
疫情期间,官方审查全面升级,讨论和批评不允许出现在公共空间,很多人直接放弃了在墙内的表达,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吴彦说:“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对这种趋势是很一致地厌恶,但在更大群体里,比如同事或家人,他们没那么关心政治,很容易被官方叙事引导,觉得官方说什么就应该听什么。我们在墙内又无法进行政治表达,就造成你跟他们的距离越来越大。”
隔阂和距离,让Oran从一个很喜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观点和意见的人,变得越来越“自闭”。
豆瓣账户用了15年,她几乎每天都会在上面写点东西,从个人日常、读书笔记到电影观后感。一夜之间消失以后,唯一带给Oran一些安慰的是,她意外想起来自己曾经给账户做过备份。有豆友曾开发一个插件,可以将豆瓣账户的一切内容原封不动地备份到本地。插件的名字叫豆坟。但Oran只追回了一小部分。“比完全没有肯定要好的,”她说。
大号被封停,小号被禁言后,Oran开始用一款记事软件记录自己的一切。她笑说:“完全变成‘单机’了。”Oran曾因其他事情被警察约谈,那段时间里,她甚至开始重新捡起纸笔写日记,因为无法再相信手机。现在,Oran在努力减少对网络和手机的依赖。虽然一直自嘲记性很差,但Oran还是开始训练自己把事情记在脑子里。
一条赛博生命没了。这是Oran对豆瓣炸号事件的自我评价。作为一名职业心理咨询师,她仍在艰难消化这件事给自己带来的影响。“直接把我的半个自我给毁掉了。我本来记忆力也不太好,就指着它承载我的生活记忆和感受。失去了这15年的记录,就像被车撞失去了记忆,你不舒服。”
豆瓣对Oran来说,原本还能成为职业发展的新机会。Oran在豆瓣创建了两个小组,自己平时也经常写一些心理学分析笔记,一些豆友会跟她请教交流,甚至线上咨询。“虽然人不多,想着以后有空了可以好好经营一下。有很多想法,也是一个窗口,可以去做心理咨询或者科普,结果都没了。”
最无形的影响是Oran失去了最熟悉和最喜欢的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方式,失去了跟线上世界的深度连接。日常生活中,她很少跟身边的人像在豆瓣里那样,关注和讨论时事、人文或者艺术,线上和线下两个世界几乎没有交集。她和为数不多的几个豆友交换了其他联系方式,其余所有友邻都只通过豆瓣联系。炸号后,Oran自然跟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整个世界给我砍掉了。”
Oran直到现在都不敢去细想到底丢了什么,只好往前看。自我世界里空掉的那部分原以为可以在墙外的社交平台得到弥补,她用手机号注册了Twitter账户。但后来被警察约谈,对方翻出她在Twitter发的所有批评言论与她对质。“推特也被找到之后你会彻底自闭。我在他们的要求之下,删掉全部(推文),关闭了账户。”
Oran的赛博生命死去了,而她不打算重生。虽然目前生活和心态还算平稳,但能否从豆瓣封号后的一系列打击中彻底恢复,Oran也很难确定,“至少这里还是自由的,”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部。
文中Oran、吴彦均为化名
舉張白紙尚且能訂你罪,不指名道姓就可以繞過紅線嗎?
豆瓣公司在北京,服務器在北京,被鐵拳打中並不意外,作為2006年註冊的豆瓣用戶,我前幾年就做好了隨時被封禁的準備。
但更可悲的是,從香港到北美,幾乎所有中文論壇都已被中國控制。我在北美華人網—這個理論上的美國網站,經歷了比豆瓣更荒謬粗暴的遭遇。豆瓣刪帖封號前至少會發郵件告知哪個帖文違規,而北美華人網則毫無預警封號,三天內所有發帖被刪除,無法得知到底是什麼帖踩了中共紅線。後來甚至發展到提及中共歷史就被株連封號,沒發敏感議題的ID也被莫須有炸號。荒謬到不能想像這是一個美國華人的網站。
從中國豆瓣-香港討論區-北美中文論壇,可知只要中共一旦有錢有勢,就會將控制的觸角伸向世界各地,無孔不入。
「至少這裡還是自由的。」——說得真好,但是看哭了。
Mastodon+NeoDB 替代豆瓣
是时候搬家了
To:duen0721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大环境已经糟糕了,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小日子一步步过起来,要保住性命和信念,坏人落井的时候,活着看到的人才有机会去吐口水。
去年年底十几年微博号也炸掉了,当时并没有多气愤,早在几年前互联网朋友就在一个接一个炸掉,一直觉得这一天迟早会来,但现在还是会觉得很不甘心,十几年的回忆就这么没有了,真的恨!好想离开这里,这里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这里已经没得救了,可是自己没有早点行动起来逃离这里,如今身体不好还负债,真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晚晚失眠,看到更多明白更多,却无法自救,太痛苦。
前段时间用了十几年的微博账号也被封杀了,迟早有这么一天也不意外,所以也没什么情绪。
记得去年四通桥那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很多没有这种“聊政治敏感话题会被封号”的大陆网友在微信转发四通桥横幅的图片,一晚上腾讯封了几万个微信号……我记得那会大家都在微博哭诉自己微信号被永久禁封,毕竟微信对大部分大陆人来说还是挺重要的社交软件,印象很深有人说自己有去世的亲人只剩下了一些微信聊天记录,此后再也没法找回来了……就,唉:-(
外宾故事
好多年前就主動註銷豆瓣了,有一個叫Bonnae的人被豆瓣送去行政拘留,太恐怖了
从豆瓣要求实名的那天起我就弃用了
这种事情诉讼豆瓣,某种程度也是对权力的认可,很无奈。
法官说出”留案底影响工作”这种话,不愧是你法我笑。
「截至2019年底,豆瓣註冊用戶超過2億人,月活躍用戶超過4億人。」為什麼月活躍用戶會比註冊用戶還多?
之前就听闻豆瓣应该是目前国内审查最严格的社交平台了…但同样作为14年书影音用户,对豆瓣还是保留了一层滤镜。基本上一直以来在豆瓣也就是标注书影音,写几句短评,偶尔说两嘴不想让熟人看到的心里话,对社会的关注和评论都在微博了…
想起以前在豆瓣回复,回复一句话,涉及好几个敏感词,不知道哪一句敏感,一句一句替换,替换到疲惫,觉得算了不发了。再然后,连回复的机会都没了,小组都消失了
很早之前就因为禁言、删帖而不玩豆瓣微博,原以为饭否会好一些,没想到发了一条关于伊藤诗织的《黑箱》的读后感也要被删。就觉得任何简中社交网站都逃不开自我审查的机制,没劲透了。可就像吴彦说的那样,“跟身边同学家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知道该去哪里发声。
twitter也不行,可以转移到mastodon,我在表达上的压抑和痛苦在mastodon上得到了一些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