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水货的澳门青年：黄金时代已尽，在“放下身段”之前，先赚一点快钱

关闸，澳门边境。那里接通中国珠海拱北口岸，是80年代人们移居到澳门的第一个落脚地。在密密麻麻的民居大厦中间，有三条规格一模一样的街道，上面贸易行、药房林立，占了不止20个舖位，人流如鲫，多年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水货集散地。

每早七点，东主会把各式各样的红酒、猫狗粮，还有当季的货物拿出来，贴上张张白纸，用醒目的红字列上价钱、毛利，还有过关后接头的地点。从早到晚，这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忙。店员开箱分货，水货客四处比价，买好化妆品或烟酒，装进袋子便一路穿梭，15分钟后到拱北交货。

晓丹挤进人群里，在店门口看来看去，买了一瓶茅台。他指指前面的阿姨，教记者看︰凡是背包塞到“起晒角（鼓的满满）”，手提着两大袋的，都是老手、拼命的人。他今年25岁，大学时期开始在香港做收藏品买卖，“炒家为主，水货为副”。但2020年中港封关，几乎砸断了陆路水货产业链，货物转移，澳门“由辅助成了主力”。他一人到澳门闯，从搬货的蚂蚁爬到上线，现在成了数个微信水货群群主，安排水货客接货。

疫情三年，澳门对外实施严格入境限制，对内博彩业受创，总体失业率升到4%，重返2005年水平。但水货产业依赖珠澳通关免隔离的优势，迅速壮大，并在收缩时代下，成为人们快速补足开支缺口的救命药——2021年尾，太阳城贵宾厅全线结业，是晓丹观察到的分水岭，本地人走水货的比例从三成慢慢升到五成，“真的好踊跃”，当中更不乏年轻人的身影。

阿任是其中一个，今年23岁，6月刚从大学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你始终要吃饭、买东西有开支，你一定要找些事来做啰。”走一趟水货有多好赚？晓丹买的一瓶茅台1400元（澳门币，下同），出关交货以后，能赚上230元。

片段时间的快钱

疫情之前，尽管阿任的家一直住在关闸附近，他也没想过要走水货。当年中学毕业填志愿，家人不断碎碎念︰选了商科，有专业知识，出来找文职很简单了。阿任觉得有道理，文职薪水不错，“轻松舒服”。最后他选择会计专业。

可是大学四年，疫情占上三个年头，重击博彩旅游业，失业率攀升。到2022年阿任毕业时，本地居民失业率已经飞升到5.5%，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峰。“你知道博企裁员吧？（现在）再也不是人选工，是工选人。”吃香的职位僧多粥少，毕业以后，就是一场场残酷的汰弱留强。

阿任向博企、银行、私人企业投去十来份履历，只有两家有面试机会，但最终都没有回音。他又去过劳工局办的配对会，发现只招一人的职位，有不止三十人在同时竞争。自己的GPA（绩点）不到3.0，“那公司会择优嘛，就不会选你。”阿任平静地说。

但一毕业，没有工作，空闲下来就很可怕。此时，水货产业正在澳门野蛮生长。

晓丹估计，在2020年后，像他一样来到澳门闯水货天下的香港人，至少有几千人。当中不乏具备经验的业者，把做熟了的一套带过来，盘下货库买货卖货。贸易行的涌现，扩大了居民接触水货的机会。像阿任的祖父母就是在喝茶、上公园的时候，从旁人口中听到走水货很好赚的消息。

Tom是阿任的中学同学，从小也住在关闸一带。十多年前，妈妈已经“放工走两转”，赚点买菜钱，是个“老水货客”。所以成长以来，他对水货客现象早早见惯不怪。他向记者分析水货客变多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贸易行增长，重点是连带工钱也涨升了，“好赚，就多人走（水货）。”

水货产业是双向的：有货量，也要劳动力支撑。Tom提到，虽然澳门一直保持跟大陆通关，但在两地出现一定确诊个案时，会实施熔断机制；而凡到疫情平复，关口松绑以后，水货价必然会涨一波——“他最怕的是散不到货啊，”水货商必须调高回报，才能吸引到足够的人手快速搬运积存的货物。

用晓丹的话说，走水货就是“赚个流水”。当水流不动了，怎能赚呢？今年7月，澳门“相对静止”了半个月，到8月一开关，带一瓶茅台的工钱由平日的180元涨到300元。于是，“走水”人群的面貌连带也有转变。以前，晓丹接触得多的主要是移工，以及拿着三个月探亲证来澳的老人。

关闸位在澳门北区，是低收入人士居住的核心地带。因为地理位置靠近，走水货是帮补开支最便捷的方法。水客带的物品从80年代的衣服、小电器，到90年转为传呼机、电话，直到自由行开放后，罐装奶粉则成为最广为人知的走私货。用最短时间，带最多的货，是水货客专业户的心法。

可是一般澳门本地人很少参与。“他们都会出大陆玩，但你叫他拿瓶酒过关，他们是不愿意的：‘那200元（价差）我懒得赚’。”但是现在社会涌出一批从赌厅失业、被放无薪假，以及找不到工作的人。“只要你开一些适当的价钱，已经有一大班人争着做、帮你拿货走。”

一方用时间和劳力换金钱，另一方用金钱换更多的金钱——双方在这产业链碰上，各取所需。根据澳门海关截获水客人士的数据，2021年水客人数较2020年攀升4倍；当中，澳门居民的数目升近3倍。另外今年11月，保安司司长黄少泽曾表示，根据中国大陆执法部门提供的104人走水黑名单，当中有五成四是澳门居民。

“那么方便简单就有钱赚，没理由跟钱过不去吧？”在祖父母不断怂恿下，阿任尝试跟他们走了一趟，带点化妆品和零食，已经赚到200、300元，他快速心算一下，“基本上是上一天兼职的钱。”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把“走水”当全职。对阿任这样的年轻人而言，那只是一个“自由又方便”的临时工——它可以卡在任何兼职、吃饭买菜的空隙之间进行。用阿任的话说，就是在“片段的时间”里赚钱。

那什么时候需要临时工呢？“你等钱用的时候。”

“赌业不就是合法的捞偏门吗？”

跟阿任不同的是，25岁的阿美有稳定正职，带货只是想抵销验核酸的钱。去珠海按摩、食酸菜鱼，随意玩一玩，是她的日常消遣。目前，澳门居民前往珠海必须持24小时核酸证明，而验一次核酸要45元。带货剩下来的钱还可以在大陆消费，“对我来讲，走水货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从8月到现在，阿美一共带过3瓶茅台，平均每次都赚200多元。

你过关时怕不怕？“不怕，合法的嘛。”阿美数次向记者确认。根据中国海关规定，在15天内首次入境，居民旅客可带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自用物品过关，包括200支烟或50支雪茄，以及一瓶750毫升的酒；超过这个量就会被征税或者没收。

“每次一枝酒，加些化妆品也行；化妆品最多赚30元，小小一捆，带两捆这样。”这是阿美的第一手经验，只要不超量不超额，每次都顺利过关。比如最近的一次，阿美怕酒会摔碎，没有把袋子过X光机，被关员拦住抽查，“他问我够15日没？我说够。他就让我走。”在她看来，关员放行的举动，也就证明自己没有犯法。

不过，入境的物品因为“合理自用”而免税，如果拿去倒卖，已经是走私；换句话说，水客赚的钱，正是逃掉的部份税款。阿美不是没有想过交收时碰上珠海那边扫荡，但如果真的那么倒霉，她说会马上把酒喝掉，“自用啰。”“其实政府好难捉的……我觉得我们这些蚁民要生存，就是要找这一些灰色地带。”

针对水货滋长的卫生和秩序问题，曾有澳门网民在脸书成立“水货举报关注组”，不定期发布水货活动及集散地消息，希望“啊蛇（阿Sir）跟进”，不过各帖文下只有寥寥十多个赞好。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大部份澳门人对于这种灰色行业，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眼。

“水货是没有可能完全杜绝的，”访问一开始，立法会议员林宇滔劈头这一句。“走水”在经济好的时代，其实都有人带货，“带几枝洗头水、日用品，你说它是不是水货呢？根本就没办法处理。”

然而跟以前不同的是，林宇滔在下区视察时也发现，年轻人虽然不是“走水”的主力，但参与比例确实相对以前多。谈及背后原因，除了社会经济不景，他提到还有个体的家庭和背景因素。

“澳门始终是一个移民城市，本地人口相对比较少，”林宇滔指，很多澳门人的上一辈都是80、90年代来的新移民，跟大陆的联系相对紧密，加上部份年轻人闲时会到珠海消费，朋辈之间又互相影响，“当你知道有差价、这些灰色地带的小便宜……何乐而不为？”

不过，年轻人是如何跨过犯法的道德关口？阿美说，自己“有把尺”去衡量。“我看不到逃税对经济有什么不好。我不逃税，我的生活质素会不会更加好？我看不到。”Tom则把责任归咎于源头，“近来（海关）捉了好多走私手机的人，那为什么不捉一些贸易店呢？”他觉得，这个政府“好像有点欺善怕恶”。坐在旁边的阿任也和议：“我们非常同意政府可以执法。”

过去半年，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徐建华一直在研究澳门水货议题。在他看来，上述的理由都是在合理化自己的非法行为。不过，只要看到澳门那只“房间里的大象”，这种心态似乎不难理解——“澳门整个经济是靠赌业，赌业不就是一个合法化的捞偏门吗？你赌博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我（走水货）只是赚几十蚊而已，那能比吗？”

徐建华提到，博彩业长年以来给澳门形成一种快钱文化，弥散在社会里，“每个人、方方面面都觉得快捷很好”。尤其当政府也是靠博彩税收支撑，不用投资太多就有高回报，那么走水货时间短、位置近，人们图快钱，“只是觉得是靠劳力赚点小钱而已。”

城市风气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道德门槛，但这时徐建华打趣说，“我在这个城市我也没去‘走水’啊。（但）假如我一个月只赚几千蚊，我肯定也会去。”让人屈服的大多是现实。“做水货本身就是属于中下阶层、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劳工阶层、跨境学童的家长。如果澳门有房子，跨什么鬼境？”徐建华觉得，从某程度来说，赚外快也是一种“自救”。

但他提醒，“当这个城市里面没有比较多合法的、向上的工作机会，（导致）一批年轻人只能够做这个事情，那肯定something wrong、结构性的wrong 。”

二十年一觉黄金梦

毕业两个多月，阿任还是找不到工作。他报了劳工局推出“带津培训计划”，需要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选读指定课程，结课后再参加局方安排的职业配对，才能获得6656元津贴。但阿任对配对结果并没有信心。

事实上，计划早在2020年9月推出，目前开展到第25轮，然而居民失业率仍持续居高不下。在林宇滔看来，相比单看失业率，在2022年澳门的就业市场，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就业不足率。

所谓就业不足，指在调查日前7天内，非自愿地工作少于35小时。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统计，自2012年有记录以来，本地居民就业不足率几乎徘徊在0.8%到0.6%之间，后在2020年疫情时升到了5.2%。然而吓人的是，截止2022年第三季，即经历过相对静止阶段之后，瞬间就飞升到了17.9%——人数达到5万人，占整体劳动居民的1/5。

劳动市场的收缩，其实早在2020年疫情时开始。每年3、4月，都会有大学生找林宇滔做访谈、写毕业论文。当年就业市场迎来第一次收缩，学生的出路就是“全部继续读上去”，读硕士延长两年毕业，“就不算失业啰。”他们等着疫情过去，但到两年后才发现，企业已经很少招人，自己身处的待业圈子则越挤越满，包括阿任这些应届毕业生。

近来，林宇滔的议员办公室在招助理，他面试了一批年轻人，当中有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但更多的是找工作已经找到很迷茫，想来试一试。林宇滔摇头，说感受到现在年轻人的信心跟气氛，明显比以前差很多。

曾经，澳门赌业带旺经济爆发，年轻人从未担忧过未来——2002年赌权开放、2003年开放自由行、2004年首家美资金沙赌场开幕，外资来了，人也来了，“社会充满机会，新赌场建立，他什么人都要。”

林宇滔在大学读环境科学，2003年毕业后进了一家传媒公司做广告，但却被经理叫去做记者，入职以后又发现记者前辈都跑光了，“很多政府的人去了做赌场高层，传媒的人就去了政府。我这批年轻人去哪里都有机会。”

对林宇滔一代而言，直观的资源错配对却是黄金一代的体现，“是我们迎接了澳门最黄金的时代。”

“但现在是逆转、在收缩嘛。”2021年澳门博彩收入仅为868亿元，较2019年2900多亿元相比，下跌七成。林宇滔坦言，身边不少朋友也开始担心位置坐不稳，“那新的那批人怎么办？以前一杯奶茶4元，现在一杯是15元㖞。”

在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建新眼中，时下的年轻人需要重返一个务实状态，“今时今日你想摆烂都好难。”他形容，博彩业长久以来的荣景，让很大部份年轻人产生一种想法：“找不到工大不了做荷官、开的士。”——这些年，抱着不愁没工作的心态、到他班上“混日子”的学生，差不多有八成人。

2006年，澳门博彩收入首超美国拉斯维加斯。当时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课程副教授娄胜华曾预警，庄荷的劳动力价格严重背离了它的价值，当博彩业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时，首受冲击的就是这些技能单一的职位。

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都在腾飞，没人顾得上远未看见的危机。忙着投身于热钱当中，澳门人也无暇增值自己。为什么？“你用唔着啰（用不上）。”阿任一下就回答，“你好运的话，（毕业）已经万多元人工，做个文员或者庄荷，那你还去考TOEFL、雅思认证试没必要啰，而且还要浪费一千、两千元。”

在阿任看来，在澳门拥有语言认证、技术认证远不及大学文凭有用。自2003年开始，博彩酒店业所提供的职位已经占到就业市场的3成；不止吸收了失业人口，更吸引大批中学生投身进去。阿任以自身为例子，说家人虽然只有中学学历，但做庄荷和博企保安工资都有2万元以上。那么按道理来说，随着学历的提高，大学生自然成为各大企业的首选，在需求中更容易获得机遇。

但来到2020年，做了20年的黄金梦要醒了。疫情持续给经济带来三年震荡，2022年12月初，虽然澳门逐渐放宽防疫措施，但国际评级公司惠誉估计，2023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GDP）仍会低于2018年的水平。“所以回头一望，如果我们今时今日还在奢望、但求一张沙子（大学文凭）就可以混过关，我觉得好困难。”陈建新说，“你不务实，真的生存不了。”

“放下身段”，然后呢？

阿任有时会安慰自己。班里成绩较好的同学即便已经找到工作，人工也只有8、9千， “连一万都没有”，“但他们已经是最top了”。那么自己成绩差一点的，晚些才找到工作也合理。

根据统计暨普查局的就业报告，在失业人口中，超过一半人寻找工作的时间超过4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市场职位空缺与失业人口的数字，在2020年开始出现了交叉——每位求职者由疫情前平均可获得两个职位，开始变成由两个人争一个位子。

当毕业生无法从能力硬拼，只能不断降低自己薪酬期望值。“可能两年前起薪点1.5万、疫情前、中位数喔。”林宇滔说，“现在跌到1万、甚至更低。”2022年3月，澳门大型招聘网站曾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认为合理薪酬应该落在1.3万元，但8成受访企业认为应该更低，最多人说1.1万元较合理。另有3成受访企业表明不会招聘毕业生。

在阿美看来，找工作并不如人们想像中难。她也有朋友在投完无数履历、收不到通知后开始自我怀疑，可是市面工作还是有的，“一些会展都需要人，他们就散打王一样、一直做散工。”她觉得，主要是看那个人有没有心去做。

阿任表示认同，但前提是“你不挑工作、你学政府‘放下身段’”——2020年11月，面对攀升的失业率，特首贺一诚被传媒追问会否主导外雇退场，他说那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但问题是澳门人“肯不肯放下身段”。

端传媒翻查澳门劳工局的网站，统计在11月到12月期间，局方至少办过20场配对会，主要提供售货员、餐饮服务员、客服、仓务员及保安员等职位。“你去见麦当劳、做外卖车手那些一定有得做，但我读完四年大学，读到会计专科，我出来没有理由做服务业嘛。”

阿任的目标很坚定︰一份合心水的文职、人工只要过1万。然而在失业的现实当前，这种想法是否正正“放不下身段”？ 徐建华倒不是这么看。他觉得放下身段，本来就需要一段很长的、自我跟社会互相调适的过程。

以前澳门繁荣，把保安、服务业等相较辛苦的工作外包到移工去，但如今经济不好，“你没有那么快就放低身价，去做那些以前瞧不起、不想做的事情。”“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人的地方都是这样，不只是澳门。”

对澳门年轻人来讲，他们才刚刚开始面对现实，“可能还在抗争、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程度”。 徐建华认为，走水货也许是在调适的过程当中，他们找到的其中一个方法。

“我觉得都是向前行而已，在很难找到工作的时候，身边有朋友‘走水’，带着你一起，试过一次又赚不少，总比待在家里百无聊赖好。”Tom说。

最近，林宇滔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对比自己当年，澳门最璀璨繁华的时代好像真的用尽了。现在政府叫年轻人放下身段，“那之后呢？”

2021年，为再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央公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敲定在横琴重点发展科研和中医药、文旅会展以及现代金融四大产业。陈建新觉得，这或是年轻人的一条路。

徐建华说他知道这个方案，但没有深究。“那是个口号而已啊，something很远很远。”一种产业，靠的不仅是人才和实体建设，还需要时间来打磨细化。如今，年轻人站在失业的危机关头，“那是画饼，让你有个方向，但是我还未吃到饼啊！吃到了我才不去‘走水’。”

而很可能的是，饼就算做好了，吃第一口的也不是澳门人。

四大产业目前有没有实质内容？“我看不到。”陈建新望着记者，很快接着说，“难听一点讲，当事情做实了，机会又不到你（澳门人）了，”澳门缺乏专业人才，不是那上就能培养出来。但他很相信，“先要有个庙，才有和尚。”

那年轻人是怎样看呢？Tom马上反应过来：“四大产业？‘走水’？外卖（外送）？”——坊间讽刺疫情时代下，“走水”、外卖车手、核酸和掘路，是澳门新兴四大产业。他反问，“有人（才）吗？有都外流出去啦。”阿任搭上一嘴，颇肯定地揣测，“政府只会引入中国人才。”

他们并不觉得落实四大产业，最终受惠的是他们。“澳门太小了，要扩阔眼界就需要出去。你出去了、目标够远，其实没有必要回来。澳门本身就是这样、只能够这样。”

“我终极目标就是平凡过完一生”

晓丹来到澳门3年，一直都没有回去香港。最近知道父亲身体不太好，决定回去一趟过个年。他在社交媒体发了条动态，说下次回澳门，“就不再是漂浪，而是定居。”近一年，他认识到一位澳门女朋友，打算下年结婚。

记者问他，是不是已经打算以“走水”作为终身事业。晓丹笑了笑，说自己还有很多门路，“百足咁多爪（身兼数职）”，不怕没事做。更何况，“走水”产业根本不会消失。

记得一次，他在香港带高额邮票过境，三千多元，被大陆海关叫了进房间抽查。一个关员问他，“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们不‘走水’呢？”“我说，阿Sir，你要我们不‘走水’好简单，你中国政府明日取消所有增值税，我保证听日开始一个水客都没有。”关员笑了笑，把东西还给晓丹就让他走。

“只要有价差，什么都会有人带。”——新年最多带朱古力和曲奇，夏天是防晒，中秋带月饼，冬天到面膜。有时候，水货的种类也能嗅到当期的中国外交和内部状况，比如因为中澳关系紧张，红酒被课征超过200%的反倾销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水货客买一支60元（的酒），可以有40元工钱。”晓丹说。

但物品总是千奇百怪。像是前阵子被海关抓到的500公斤牛百叶，晓丹也不明所以。最近，他还发现走公仔面（泡面）也有市场，不知是否因为封城隔离，供不应求。

三年以来，几乎每日穿梭珠澳，晓丹以极快的速度熟悉澳门各个地方。访问这天，他穿着一双黑球鞋，走路极其快，带着记者在小巷穿来穿去，还能拨空跟不同店舖的人打招呼——水货链需要的人际网络，在人与人关系密切的小城很容易搭成。

他如何感受港澳的分别？“竞争没那么大、比较随和，也好明显有少少与世无争的感觉。世界变成怎么样，这里的人好像不是很理会。”那你呢？“世界发生什么事我都会𥄫一𥄫（看一看），始终我有买股票。”

港人常用“港猪”形容一些只求生活安稳、政治冷感的香港人；澳门也有“澳猪”这一说法。你们觉不觉得自己是“澳猪”？“我是澳猪！我一直都是澳猪！”Tom跟阿任马上用手指着自己，几乎同声抢着认。那如何定义澳猪？“信政府。”

“真的？”记者问。“真的！”他们提高声量回答。

但调侃以后，阿任坐靠近了一些，正经地解释起来。“你说澳门没有出声？你看澳大科大，是有响应这些事嘛，但好快就被压下来了。”11月末，中国各地掀起反封控浪潮；28日，澳门科技大学一名男生在校园里举起白纸，被保安带走；澳门大学也有人在公共打印机旁，放上印有“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标语的纸张。

人们要相信政府，因为“澳门政府比你想像中更加落力、努力用心‘工作’。”想起澳门早前半封城、政府突然说要修订国安法，网上都有一批人嘲笑澳门人“乖孩子还不是那样”。阿任慨叹，年轻人不出声，不是不想追求自由民主，“但讲完之后，你还有没有命啊？”说完，他笑了起来，“你应该要支持现在统治的人，爱国爱澳。”“对啦！”Tom积极附和。

“我开始分不清你们是不是在反讽？”“有少少、真心啦。”阿任边说边点头。

“你很难强求这个地方一定要种到咖啡豆，事实上它的纬度不对，怎么种都种不到。这个地方政治环境是这样，你好难做到那些事。”Tom说，他目前的目标，是至少存够60万元，自己开一家餐厅，从低做起。而在澳门，“我终极目标，就是平凡过完一生。”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阿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