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弹窗锁住的北京：为了回家，他们跑毒、养码、闯关

只用了一个小时不到，王丽和同事就把各自在酒店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完毕。她们决定第二天闯关回京。那天是11月7日，立冬，她们住在河北唐山的第3天。王丽已经滞留京外16天，同行的同事则已经超过20天。

当天上午10点多，王丽发现自己的北京健康宝弹窗意外解除了。另一名滞留京外26天的同事李洁决定第二天一早从上海赶来唐山。她们决定一起回北京。

11月8日，四人汇合，王丽老公开车上路。王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吵架由她负责，吵架的方法是一个成功通关进京高速检查站的朋友传授的方法。但一切都不确定。另一名同事也下了决心，无论如何，当天一定要回家。对于回京，李洁其实不抱希望。能跟大家一起，不用一个人继续在上海，就很好了。

11月8日傍晚，其中一名同事顺利送达小区门口时，大家大笑起来。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当刻的情景竟生出一种劫后余生的味道。

因为出京，不同人在自己北京健康宝上收到了同一个提示，弹窗3，即可能与京内外的疫情风险地区、风险点位、风险人员等有时空关联，需要进行风险排查。被弹窗后，人们无法搭乘任何公共交通工具返京，需要通过线上申诉和致电政府服务热线的方式才可能解除弹窗，但用时长短不一。这一情况今年以来不断发生，在中共二十大前后明显加剧。

闯关

11月7日上午，同住的一名同事让王丽看看自己的健康宝。她们已经在河北唐山住了三天，准备住够7天完成“洗码”。“洗码”是指，当过去一周的行程轨迹包括有阳性病例出现的地方，可通过前往没有出现本土阳性病例的地方停留一周的方式，让行程码只记录7天内的轨迹。

王丽、李洁和另一名同事因为10月出差上海被弹窗无法回京。但当工作结束，回家仍遥遥无期。王丽和另外一名同事决定去河北唐山“洗码”。这里距离北京不到200公里，开车只要两个多小时。王丽老公经常两地往返，这让唐山对他们来说多了一分熟悉。更关键的是，唐山连续多日零新增，他的健康宝一直处于正常状态。

已经不抱期待的王丽打开健康宝却发现弹窗3自动解除了，原因可能是她离开上海已经6天。这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他们陆续听到更多人健康宝弹窗被解除的消息，同时也听说不少从成功通过高速检查站返回北京的消息。她们决定第二天用相同方式一起从唐山开车回京，碰碰运气。

另一名同事和李洁再次在线上申诉解除弹窗3，各自给政府热线打电话，一共打了40几次电话。李洁的22通电话中，有一次被接通。接线员告诉她会集中处理。另外一个同事下午的时候再次尝试，也终于接通了一回。但结果大失所望，到了晚上，她们两人的弹窗3依然还在。

李洁11月8日从上海飞来唐山跟王丽她们汇合后，一行四人下午1点出发了。王丽老公没有选择以往常走的进京高速入口，虽然没有大排长队，但检查丝毫没有放松。检查站警察查看四人身份证后，扣留了李洁和另一名健康宝弹窗同事的身份证。警察指示他们靠边停车以做进一步查验。

大家走进检查站的房子里，除了王丽四人共十来人。不大的房间，人声鼎沸，都是准备进入北京地界的，通关流程都一样：征得社区同意后，当事人签署责任承诺书，同时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行程码绿码。

最关键也最不确定的是能否得到社区同意。警察告诉王丽他们，需要社区肯定他们属于本社区并且会对他们根据防疫政策进行管理，检查站才会放行。然而，当社区听到防疫责任需要由接收单位承担时，情况变得焦灼。

李洁是相对顺利的那个。电话在第十几次拨通时接通了。李洁告诉对方，只要社区同意接收，检查站就会放行。对方显得有点疑惑，不明白检查站为什么这样要求，但还是答应了，“那就回来”。当这句话从手机上传来时，李洁立刻跑进屋里，打开了免提。

警察问对方李洁是否为社区登记居民，对方是否知道她是弹窗3状态，是否愿意接收并承担对她的疫情防控责任。社区工作人员都表示同意，但在警察要求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时表现出明显抵触，李洁马上打圆场说自己可以帮忙填写，并在双方陷入更多拉扯前挂掉了电话。

警察同意放行时，李洁突然觉得刚才听到的一切嘈杂都淡出了。她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社区很快答应了接收。通话过程中，李洁只是不断告诉甚至恳求对方，自己已经快一个月没有回家了，现在只要社区点头，她就能结束滞留回到北京。其实在李洁决定来唐山的前一天，她在北京的小区因为出现阳性确诊病例已经被封控管理。一般而言，这意味着只能进不能出。

当李洁回过神来，她发现同行的王丽她们是另一番情况。房间里来来回回已经走了很多人，现在只剩她们和另外一行人。与丽同行的一名同事，社区始终不愿接收，和检查站在到底由谁承担责任上互不退让。检查站警察说，社区同意接收才能放行，防疫责任由社区承担。社区工作人员则说，应该由检查站判断是否放行，责任不在自己。当双方争执点集中到这名同事是否“安全”时候，同事和王丽毫不示弱，坚称自己没有问题，有核酸阴性证明、行程码绿码，愿意签署承诺书。所有人都在疯狂说话。

就这样，混乱的争吵持续了近半个小时。争执到最后时刻，检查站的警察突然笑了，他问社区到底同意不同意接收，社区一口咬死说，你要放我就收。此时，王丽这名同事已经把承诺书签好。承诺书上写明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返京地址、返京前住址、返京原因，以及社区工作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但没有人在意，大家只想尽快跨过检查站的栏杆，回到北京。王丽一行在旁边打起了圆场，社区肯定同意我们回去。检查站警察和电话那边的社区工作人员没再说什么，电话终于可以挂断了。

李洁说，当检查站和社区同意过关时，自己的心情是想立刻昭告天下，让所有跟自己情况一样的人知道，用这个办法可以回到北京。

跑毒

对张娜来说，就算“洗码”成功，她应该也不会马上回去北京了。11月11日凌晨，张娜在广州海珠区开始封锁跨海大桥前的最后时刻逃了出来。海珠区四面环江，通过大桥与其他区连结。当她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奔过大桥时，一溜出租车停在她下桥的一侧。他们嗅到商机，聚集在海珠的外围等待着像张娜这样的客人。张娜和另外一个朋友在凌晨3点半时赶到了机场。她只买到了当晚8点飞三亚的机票。

张娜以为海珠区不会封城，因为广州要封城的消息不止传了这一次。在广州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她住在不同朋友家里，一个地方出现确诊病例就去另一个地方。但11月10日晚上11点多，张娜和朋友们正在路边吃宵夜，看到远处大桥上开始有警察把守进出口，排队过桥的车也越来越多。

快12点时，警察越来越多。住的地方最近晚上营业的饭馆越来越少，菜市场也关了大半，这些都让张娜有所警觉。张娜赶紧赶回家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但不论是共享单车还是网约车，都不在服务状态。原本想问朋友能否开车送她出去，但朋友告诉她，现在开车更走不掉了，只能试试步行。张娜拖着行李箱来到桥边时，大桥的人行道上已经有两名警察值守，很多人在折返。

张娜告诉警察，自己不住在海珠区，也不是本地人，已经买好了离开广州的机票。对方检查了她的机票后告知她可以过桥，但需要扫码。扫码意味着张娜的广东健康码随时可能由绿转红，而一旦变红，张娜需要居家隔离3天，每天由专人上门检测核酸，也无法进出公共场所、搭乘公共交通。扫完码后，张娜告诉同行的朋友赶紧把手机卡拔掉，降低被赋红码的风险，但旁边的警察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没用的。张娜只能赌一把，为抢时间，她坐上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好在直到上飞机，张娜的广东健康码一直没有变红。

因为广州已变成“疫区”，张娜不论去哪儿，都需要先集中隔离再居家隔离。这意味着，张娜回北京的时间继续推迟，继续旅行也暂时不可能了。

9月22日离开北京时，张娜只带了三套衣服，她没想到自己会滞留京外3个月以上。出差结束时已经到了国庆长假，张娜发现，接近中共二十大召开，返京航班不断被临时取消，抵京的防疫政策捉摸不定。她索性决定去外地多见见朋友，等二十大结束再回北京。张娜来到了有很多朋友的广州。没几天，她的北京健康宝提示弹窗3。但此时广州疫情还未爆发。

张娜也曾强烈地想回到北京，搜罗了所有弹窗3回北京的办法。当广州确诊病例开始猛增，张娜不断听到广州可能要封城的消息时，她立刻买好机票准备离开，希望绕道杭州飞回北京。此时她的健康宝仍是弹窗3未解除的状态。不久前，一名情况相似的朋友用国际健康宝顺利返京隔离。国际健康宝可理解为北京健康宝的国际版，只需输入护照号和国别，就会获得一个绿码健康宝。张娜要走朋友走过的同一路线。但到了机场，张娜才发现原来这个方法已经被许多人使用。

还未等张娜以身份证过期的理由解释为何要用护照，航空公司职员一看是国际健康宝，直接就问她北京健康宝是不是弹窗了。“我帮你想想办法，你不要骗我。”张娜情绪决堤，她告诉职员自己已经困在广州一个多月，听说要封城想赶紧回家。对方建议张娜改直飞，因为杭州正在严查健康宝。但那段时间，广州飞北京的航班大量取消，这家航司当天也没有直飞航班。职员帮张娜咨询其他航司当天是否还有有直飞航班，但对方一听是国际健康宝，便一口回绝，还反问“她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国内的健康宝？”

最终，那位职员说，两天后还有直飞的余票，如果那时张娜能有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和没有异常的国际健康宝，对方就会让她飞。但两天后张娜没有出现，因为直飞票价昂贵，而落地后的隔离政策，北京语焉不详。这时，海珠区仍未封城，甚至还稍显放松，张娜就待了下来，直到11月11日。

因为在外时间够长，张娜见识了形形色色弹窗后返京的方法。除了国际健康宝，有人从河北张家口骑自行车，有人用到站补票的方式上了高铁为避开了健康宝检查一路藏在洗手间里……张娜觉得风险最高的是一位程序员朋友提供的可以生成各地健康码、核酸阴性和疫苗接种情况的小程序。但张娜没再尝试其他方法。这些“漏洞”也很快被官方封堵。

张娜的朋友中，有人为了能成功“洗码”跑遍了东西南北不同的城市，一个地方出现确诊病例，便迅速离开前往下一个尚未出现疫情的地方，前前后后去了4个城市。张娜说朋友是在“跑毒”。这是一个网络游戏词语，在一款大逃杀游戏中，玩家必须离开地图上不断缩小的毒圈回到安全区才能存活到最后。

到家以后

惊恐成为一种惯常情绪，只是程度时深时浅。当最后一名同事也获得批准通过检查站后，王丽一行四人一路小跑着钻进了车里。汽车开出检查站到了北京界后，李洁问王丽老公能否停车让她抽支烟。王丽老公安慰她说，再忍一忍，让我们先往前跑一会儿。大家都担心，警察会不会再来找他们麻烦，或者反悔刚才的批准。

李洁需要那支烟。当小区保安告诉她进去就出不来的时候，李洁已经离家26天零13个小时。11月8日早上5点多，李洁从上海赶上午8点的飞机到唐山，因为要处理工作，她当天凌晨两点多才睡下。在飞机上时，李洁给自己老公发信息，“我们这次回去以后，认真地讨论一下离开北京的事情。”她有点埋怨老公，因为如果不是他，李洁不会来北京，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疫情第三年，大家被防疫政策影响的时刻越来越多。北京健康宝弹窗像是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情绪又一次极限拉练。当谈到中国式过度防疫时，北京通过健康宝弹窗让人们意识到，防疫控制力之强大、影响之广泛。不同的人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觉知，然后在当下的生活里作出选择。

王丽从2020年开始，被封控在家五六次，短则7天，长则14天。她说自己在跟基层防疫人员的互动中从斗争变成了合作，因为大家都已经十分疲惫。这种感觉最早发生在她跟小区负责防疫工作的大爷之间。疫情进行了3年，大爷跟王丽也打了3年交道。今年10月初王丽再次居家隔离时，大爷跟她说，王丽非常抱歉，你又要被封控了。王丽回答说，您就按照制度，想怎么管理，我都完全配合。是不是又是7天？他说对。

王丽说：“我实在没办法再痛恨这样一个制度里的‘小零件’，我觉得没有必要。是这个制度让大家都变成坏人，那你还难为彼此干什么？”在唐山时，王丽和另外一名同事经常喝酒，没有任何理由。所有人都在安慰彼此，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先努力活下去再说。”王丽的老家正在经历疫情三年以来的第一次封控，她很害怕。“感觉火一点一点一点烧到了你家里，终于轮到我了。”

终于轮到自己。这感觉张娜也十分强烈。“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挺活该的。人永远觉得别人的苦难与自己没关系，国内那么多群体被铁拳砸的时候，你们无动于衷，现在全都被砸了。”对于漂泊在广州的日子，张娜无法具体描述。“你每天在紧急状态里，其实早就没有日常生活了。”

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