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危机下，“被出口”去赚外汇的斯里兰卡家政女工

在“破产”的斯里兰卡，排队成为了很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排七八个小时购买国营商店的低价口粮，排两天买一罐燃气，排四五天加5升汽油，排一百来个小时来获得一本护照，出国务工。

首都科伦坡，移民与出入境部的大楼被数千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长长的队伍曲折蜿蜒，要花十几分钟才能找到队尾。等待办护照的人们靠着花坛边缘和栏杆休息，或者铺一块布席地而坐，缓慢地向入口处移动。大多数人三五成群，晚上去附近的桥洞下睡觉，换班排队。三四天后，才能迈进护照办公室的大门。

这幅场景，在过去几个月里每天都在上演。在很多政府机构因为燃油短缺而陷入瘫痪时，移民与出入境部成为了斯里兰卡最繁忙的政府机构之一。

36岁的安雅娜（化名）站在靠近队尾的位置。她的家在20公里以外的卡杜维拉县，一天前，她搭乘拥挤的公交车来到这里，等了二十个小时后空手而归，她希望今天可以排到号。拿到号之后，她还要再等三四天才能办到护照。

安娜雅之前在科威特做过两年半的家政工，2014年，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她回到了斯里兰卡。在过去的八年里，她靠在茶园打工的收入为生，但当下的经济危机让她不得不决定再次出国打工。“这八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困难。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们无法再满足基本的衣食所需了。”安娜雅说，两个孩子在读中学，丈夫也没有稳定工作，她必须要挣钱养家。

十年前，安娜雅在科威特的工资是每月50第纳尔（当时约180美元），现在，她被中介告知最多可以拿到每月150第纳尔（约490美元），相当于17万卢比。而在斯里兰卡，她每个月只能挣到几千卢比（约15-28美元）。

队伍里的女性大多与安娜雅年纪相仿，她们的去处也十有八九和她一样：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数据显示，斯里兰卡每年约有20万人出国务工，女性占40%左右，与男性劳务移民相比，她们的工种和目的地高度同质化：约90%的人从事家政行业，超过90%的人去往中东。

在中东国家，她们与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泊尔的女工们共同为庞大的中产家庭服务，填补了当地照料劳动市场的“赤字”。她们的劳务收入被直接存入丈夫在斯里兰卡的账户，不仅养活了全家人，还为深陷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输入了珍贵的外汇。2022年的前五个月，斯里兰卡共收到外汇13.36亿美元，相当于2021年进口支出的62%。为了增加外汇储备，斯里兰卡政府今年对多项政策做出修改，放宽了对女性出国务工的限制，第一步，就是给每个打算出国的人发放一本护照。

斯里兰卡移民与出入境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的前五个月，斯里兰卡已经发放了28.8万本护照，而2021年全年的护照发放量只有38.2万。截止2022年7月初，已经有15.6万劳工出境，与2019年的数字相比增加了50%以上。

排队办护照，只是这些家政女工们在劳务移民这条路上所面临的，最简单、最微不足道的一步。等她们登上飞机、降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后，故事才刚刚开始。

独自在沙特，命运如同“开盲盒”

2012年4月23日。十年过去了，帕米拉（Pamila Devadasan）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一天。那是她平生第一次离开丈夫和孩子，独自来到了遥远而陌生的沙特阿拉伯。

帕米拉的家在斯里兰卡北部基利诺奇的一个小村庄，离首都科伦坡343公里。基利诺奇曾是寻求斯北部泰米尔人独立的军事武装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下称“猛虎组织”）的行政中心，帕米拉人生的前25年，都在泰米尔人寻求独立自治的斯里兰卡内战中度过。战争结束后，国际组织和外国援助国为斯里兰卡北部的重建提供援助，帕米拉一家拿到了50万卢比，但这远远不够。

丈夫四处借贷，为建房花了110万，背上了近50万的债务。一家人靠丈夫打零工维生，他每天赚700卢比，每个月只有十天有活儿干，能勉强覆盖一家人的日常支出，但拿不出钱让孩子去上学，更不可能还得起高额的债务。沉重的经济负担之下，丈夫酗酒的毛病越发严重。“每次他听到外面有摩托车的声音，都会觉得是放贷人来催款，躲在屋里吓得不敢出去。”帕米拉告诉我。为了还债，让两个儿子上得起学，她决定找中介出国打工。作为家政工的主要输出地之一，斯里兰卡的劳务中介网络延伸到了邻里乡间，有些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出国。

丈夫起初并不同意，但这是眼前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家政女工需求旺盛，女性出国务工，中介会在月工资之外提前支付一笔预付款，但男性反倒要先向中介支付服务费。帕米拉离开斯里兰卡时，她的丈夫收到了12万卢比的预付款。

帕米拉的雇主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在踏入雇主家门之前，她对自己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雇主家里有八口人，包括一个初生的婴儿，帕米拉是唯一的家政工，承包了做饭、清洁和照顾孩子的全部家务。从清晨一睁眼，她就要开始干活，一刻也不得歇，直到临近午夜才睡觉。

对于像帕米拉这样一个从未离开家、毫无工作经验女工来说，一旦离开了斯里兰卡，命运就如“开盲盒”：她们不知道中东国家的雇主很多都是十来口人的联合家庭，没人提前告知她们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她们只在临行前的中介培训中简单地学了阿拉伯语，她们看不懂劳务合同，也完全对家门之外的城市一无所知。“合同是阿拉伯语和僧伽罗语（编按：斯里兰卡官方语言之一）的，我们一个字也看不懂，只是签字。”她拿出合同给我看，事实上，合同是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成的。

根据合同，帕米拉的月工资是900里亚尔，约合3万斯里兰卡卢比，雇主应每月将这笔钱存入她丈夫的银行账户。但她到的第二个月，雇主说不再按月支付工资，要等她两年合同期满后一次性支付。“我要养活一家人，还要为建房还债，不能等。”她拒绝了，并联系中介给她换了一家雇主，照顾一个95岁且患有糖尿病的老太太。

虽然工作不算太繁重，但老太太要吃特殊的糖尿病餐食，帕米拉也只能和她一样吃寡淡无味的食物。有时饿极了，她只能等雇主休息了之后，偷偷给自己做一点吃的，躲在厕所里吃。

“我像乞丐一样食不果腹。如果雇主问我，我就说我在上厕所。”帕米拉说，她当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建房子、生孩子和出国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只能继续工作。”她说，她怕投诉会让自己丢了工作，选择了沉默。

这样的日子她忍受了两年半，中间没有一天假期。帕米拉每天为老太太洗澡、喂饭，还要检查血压、打胰岛素并喂药，除了要不时忍受她无端的谩骂，更担心万一用错了药，自己就会被警察抓了去。在每年的斋月期间，雇主在夜晚宴请宾客，帕米拉就完全没时间睡觉了。

但是，那也是让她唯一能寻找到安慰的时刻。参加派对的客人都会带来自家的家政工，她们来自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肯尼亚……作为主家的工人，帕米拉几乎要承担厨房里所有的工作，其他的女工也会默契地聚到厨房里，打打下手，她们一边干着活一边聊，“如果派对在我家的话，那我会非常忙，更多的时候是听别人说，但如果下次去别人家遇见，我就有机会说话了。”帕米拉说。女工们都和帕米拉一样，平日里也生活在一座座孤岛，只有在这些派对上，她们才有机会和彼此说上话，分享着工作中的艰辛和困难。而她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只有不太熟练的阿拉伯语。

每次雇主说要开派对，帕米拉都会暗自欣喜。她告诉我，“虽然活儿很累，但能和其他女工能聊上十分钟，我就非常满意了。”很多女工都没有自己的手机，除了派对，她们完全没有任何机会见面，派对结束时，也不知道下一次还能否再见到彼此。

两年合同期满时，帕米拉提出要回家，但雇主，也就是老太太的孩子却扣押着她的护照，要求她照顾老太太直到去世。她坚持离开，只能花自己的钱买了返程的机票。她离开的那天，家里的房子刚打好地基，靠着她挣到的68万卢比，房子终于建起来了。

流离失所，在异乡也在家乡

不是所有人都像帕米拉这样幸运。她的邻居尼罗西尼（Niroshini Vadivelu）就花费了好几个月才逃离了雇主的家。

2012年6月，尼罗西尼经人介绍到了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滨海城市达曼，在一个十口之家做家政工。刚到雇主家，家里的另一个女工就开始向尼罗西尼哭诉自己的艰辛，她也来自斯里兰卡，虽然合同期是两年，但雇主一直不同意她离开，她当时已经在那家干了四年。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尼罗西尼的身上。女主人拿走了尼罗西尼的护照和其他文件，还要求她剪去长发，理由是长发不方便干活，还会生虱子。忍饥挨饿是常事，雇主们经常从外面点餐，女工们就没得吃。雇主家有十二间房，尼罗西尼和另一个女工要负责打扫所有的房间、洗衣服，有时还要帮厨，还连续几个月拿不到工资。

尼罗西尼一直想逃跑，但她没有护照，没有手机，身上没有一分钱，甚至没有一双鞋，怎么跑？“每次我都要哭着求她（女主人），她才会给我手机让我联系家人，允许我讲五分钟，而且他们会站在旁边听着。”尼罗西尼说。

同屋的女工帮了她不少。尼罗西尼偷偷记下雇主的名字、电话和地址，等待机会。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跑出了门，穿着以前的女工留下来的衣服，光着脚。“我浑身发抖，怕得要死。”尼罗西尼说，她怕被人看见，躲在一辆垃圾车后面，这时有个印度的泰米尔人叫住她，帮她联系了警察。在警察局，尼罗西尼才第一次见到了雇主家的男主人，她发现，男主人似乎对自己所遭遇的虐待一无所知。男主人挽留她，说要把尼罗西尼换到另一栋房子里去。

尼罗西尼拒绝了，她只想回家。等待了几天后，雇主终于办妥了她的手续，当她和其他等待回国的移民劳工坐在去往机场的车上时，尼罗西尼才确信，自己真的可以回家了。“我当时就对着旁边的人哭了起来。”她告诉我。

很多移民女工都曾面临类似的命运。富兰克林（Franklin）在斯里兰卡外国就业局（贾夫纳）工作，负责处理涉及劳工移民的人口贩运案件。他告诉我，在卡塔尔等城市，有被中介带去务工的斯里兰卡女工，在逃离了雇主家后流落街头，乞讨为生。但她们仍然不愿意主动提起投诉，因为不想被卷入冗长而复杂的司法程序，有些人最终落入了人贩子的手中。

尼罗西尼有三个孩子。她的丈夫曾是猛虎组织的成员，在战争中左手瘫痪，右腿也在伤残后植入了钢钉。“他之前经常用一条腿骑着自行车到处捡拾木柴，卖到周围的村里来赚点钱。”尼罗西尼开始啜泣，哭着说，当时家里实在太贫困了，她才想去国外赚钱。当时，她的姐姐内萨马拉（Nesamalar Periyathambi）已经在沙特做了好几年的家政工。

2006年，为了逃离战争中了无生计的绝望，内萨马拉去了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做家政工作。她的丈夫作为猛虎组织的成员在2004年战死，三个儿子中也有两个在此后的几年里被流弹击中，留下了终生伤残。

到了利雅得几个月后，内萨马拉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母亲带着她的三个儿子随着战火迁徙，银行账户资料也丢了。内玛萨拉说，那时她只能通过电视里播放的阿拉伯语新闻来了解斯里兰卡的情况，一边看新闻一边哭。2009年初，内萨马拉在新闻画面中看到了弟弟抱着自己受伤的儿子，“我很确定那就是我的家人”，她决定回国寻亲。

但她刚一落地，就因曾参与过猛虎组织而被逮捕了，内萨马拉在监狱里待了21天，最终是送她出国的劳务中介保释了她。出狱后，内玛萨拉在附近的难民营疯狂地寻找家人的踪影，找遍了瓦武尼亚的七个难民营，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却一无所获。村里人说，她的家人都在战争中死去了。

绝望之中，内萨马拉又回到了利雅得。但六个月后，她意外地收到了村里人的消息，说她的家人找到了，他们之前住在邻县穆莱蒂武的难民营。

长达26年的内战让内萨马拉的家支离破碎。父亲、大哥、丈夫在战争中死去，弟弟和两个儿子在战争中留下终身伤残，战争结束后，她一无所有。为了养活三个儿子，她唯一的选择还是出国务工，一直在沙特和科威特做家政工。直到2016年，村里分给了她一块地，她决定再也不出国了。

“我要走时，雇主告诉我，我想回去的话随时可以。”内萨马拉说，“我受尽折磨，就算我死在斯里兰卡，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帕米拉和内萨马拉一家的遭遇，是三百多万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缩影。在26年的内战中，有近百万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移居海外，邻国印度就有大约10万人，大多居住于难民营里。目前，斯里兰卡国内的泰米尔人数量约为230万人，七成聚居于北部和东部地区。

迁徙、难民营和流离失所，是几乎所有泰米尔人的共同记忆。内萨马拉原本出生于斯里兰卡东部的卡尔穆奈，随着战争的爆发，他们一家搬到了400公里之外的贾夫纳，十年间辗转流离于不同的难民营，直到战争结束。

留下来，没有希望

战争完全摧毁了泰米尔人的生计。

对于内萨马拉这样的泰米尔女性来说，留在斯里兰卡，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在温饱线上挣扎。根据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斯里兰卡的北部省有5.8万个女性户主的家庭，主要是因为男性家庭成员因战争死亡或失去劳动能力。这些家庭的女性，都要像内萨马拉一样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但她们的选择寥寥无几。

“战后重建可以说失败了的。它的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上，而不是农村经济。”斯里兰卡政治经济学家、贾夫纳大学高级讲师卡迪尔加马尔（Ahilan Kadirgamar）说，政府没有对农业、渔业和畜牧业提供支持，很多女性也因为照料责任无法进入工厂，她们确实鲜少有机会来获得体面的收入。政府曾经试图为失去男性家庭成员的妇女提供生计，比如发放动物给她们养殖，但这些项目也没有成功，“它必须以社区的规模进行，只给一个妇女一头牛或几只鸡是不行的。”他补充说，还有一些私人机构提供农村小额信贷，但没有创造收入的渠道，反倒让一些人遭受了高利贷的剥削。

“我现在经常与渔业、农业合作社一起工作。我们试图做的是找出方法来发展生计，让妇女可以有更灵活的时间来工作，通过在家工作来获得一些收入。但政府并没有真正建立这样的计划，所以这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卡迪尔加马尔说。

卡迪尔加马尔也曾是移居海外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一分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历史学家，战前也在贾夫纳大学教书，战争开始后，父亲带着一家人去了日本东京，卡迪尔加马尔在东京接受了教育，并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但他决定转向经济学和人类学，开始参与斯里兰卡的战后重建，于是，他又回到了贾夫纳。

卡迪尔加马尔小时候，一共有25家亲戚都住在临近的街区。殖民时期，贾夫纳是亚洲最大的港口之一，这里商贸发达，人民富足，一直到1980年代，贾夫纳仍然是仅次于大科伦坡的第二大城市。但战争让中产阶级和财富都迅速流失，如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聚居区的贫困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即使是相对富裕的贾夫纳，贫困率也为25%，远高于全国14.3%的平均水平，最后战役结束的穆莱蒂武则高达44.5%。

“40年过去了，我们的家族应该有上百个家庭了。但今天，只有我和另一个表亲还住在贾夫纳。”卡迪尔加马尔对我说。

在殖民时期的锡兰，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的冲突并不严重。但作为种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独立后遭到了秉承“僧伽罗-佛教至上主义”的两大主要政党——自由党（SLPP）和统一国民党（UNP）的持续性歧视和压迫。

1948年由UNP政府通过的《锡兰公民身份法》，剥夺了70多万印度泰米尔人的公民身份，他们19世纪被英殖民者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送到了斯里兰卡，几乎都是茶园的包身工，占当时斯里兰卡人口的11%。1956年，SLPP领导的政府又制定了《官方语言法》（又称“仅僧伽罗语法案”），该法案规定将僧伽罗语作为斯里兰卡唯一的官方语言，不仅排除了泰米尔语，也限制了英语作为中介语言。该法案尤其限制了泰米尔人在政府部门任职，引发了泰米尔人的大规模抗议，也激化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矛盾。

冲突层层升级，导致了双方的多次大规模攻击和屠杀，并最终在1983年引燃了内战。持续统治斯里兰卡超10年、最近才因为政治危机下台的拉贾帕克萨兄弟，正是因击溃猛虎组织、结束内战而积累了政治声望，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王朝。

战争结束13年后的今天，泰米尔人仍然生活在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下。卡迪尔加马尔说，虽然在2015年拉贾帕克萨短暂下台时，北部的军事化程度有所减弱，但2019年后又再次加强。

穆莱蒂武是最后战役结束的地方，它距离贾夫纳大约110公里。通往穆莱蒂武的路上，每隔十几分钟就能看到一个军队的岗哨，这幅场景在斯里兰卡的其他地区很难见到。穆莱蒂武到现在还随处可见被废弃的断壁残垣，斯里兰卡军方却在这里树立了“胜利纪念碑”。

但战争对泰米尔人来说，意味着亲人的死亡、失踪和一无所有。“甚至在战争纪念日，人们想要点灯纪念逝去的亲人，军队却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斯里兰卡的非政府组织“全国渔业团结运动”的地区协调员派拉达斯（Singarasa Pirathas）告诉我。

当地泰米尔人的土地、文化也正在被军队蚕食。“他们正在摧毁泰米尔的历史遗迹，用佛教寺庙取代它们。”派拉达斯说，很多当地人为求生存，只能找蛇头偷渡到其他国家，有时被骗得倾家荡产。他也因为帮助村民争夺被军队强占的土地而被警察盯上，警方已经在全镇贴出了针对他的协查通知。

对孩子来说，自己只是一个“赚钱机器”

内萨马拉的家，就安在一个军事基地的附近。从主干道进入村庄，要经过一个戒备森严的营地和一个军事医院。村里的村民，都是因战争被安置在这里的，以前这里是大片的林地，村民们用木头、铁丝网和金属板圈起一块地，就安了家。

战争改变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生态，还有当地泰米尔人的家庭和文化传统。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传统上保持着严格的种姓等级和包办内婚制。但在基利诺奇，村里有很多通过自由恋爱组成的核心家庭，比如内萨马拉和妹妹尼罗西尼。

“与其把女孩留在家里，我觉得还不如把她们嫁出去，让丈夫来照顾她们。”内萨马拉的母亲纳伽马（Nagamma Muthulingam）对我说。但事实上，女儿们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和其他的女工一样，当她们出国打工时，家庭的照料责任也主要转移到了自己母亲身上。

45岁的马赫斯（Maheswari Subaruban）也住在基利诺奇的一个村子里，从2012年起，她就在科威特做家政工，去年九月才回到斯里兰卡。丈夫平日里做些建筑、农田里的零活，家里没有房子住，三个儿子也要读书，她决定出国打工挣钱，拜托自己的妈妈和姨妈照顾丈夫和儿子。姨妈去世后，年迈的妈妈也很难再承担繁重的家务，去年，她在丈夫的要求下回来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主要是清洁和照顾婴儿，半年后，雇主家再添丁，她从孩子出生的第七天就开始接手。“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我要一刻不停地照顾他们。”马赫斯笑着说，“我还要给孩子喂奶和喂药。除了晚上睡觉和中午一小时的午睡，我才是孩子们的母亲。”

虽然全年无休，但马赫斯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好的雇主，会耐心地教她阿拉伯语，也没有拖欠过工资。甚至在疫情期间，她也得到了雇主的妥善安排，提供了防护物资，还在科威特打到了COVID-19疫苗。但长时间与家人分离，对孩子和她来说都是大问题。“我以前经常在睡前给孩子们打电话，斯里兰卡已经两三点了，孩子们半梦半醒地接电话，就我在电话那边自说自话。”她说，丈夫因为不满自己离开家，有近一年不太和她说话。

她理解丈夫所经历的孤独，但马赫斯觉得，自己必须要为了儿子的未来而储蓄。用她挣到的钱，家里建好了房子，“科威特风格的”，她笑着说，表示房间的面积非常小。“但如果我儿子将来要结婚，总不能让儿媳妇也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吧。”马赫斯说，她一直想再回到科威特，但丈夫不同意。因为姨妈去世后，没人再给他做饭了。

为儿子的未来做准备，在丈夫看来似乎并不是最紧要的事。“他挣的钱可以糊口，但这还远远不够。”马赫斯告诉我，她很高兴自己为家里做了贡献，但也希望丈夫能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只要他一松口，我马上就拿起护照回去。”她说。

考虑到女工迁移到国外可能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斯里兰卡外国就业局在2013年推出了一项政策，要求女工在移民前必须要完成“家庭背景调查”，若有孩子的年龄在五岁以下，则不得出国务工。此外，政府对单独对女性移民劳工的年龄做出了限制，称意在保护女工和“留守孩童”。但这却将一些女工推向了伪造证件的黑市。基利诺奇移民劳工协会的拉杰夫卡兰（Kenath Rajeevkaran）告诉我，伪造证件在移民劳工中非常常见，甚至有人为了更易获得中东的雇佣机会而伪造一个穆斯林的身份。

亚太妇女、法律与发展论坛（APWLD）的移民团结与权利项目官员刘嘉美（Ka Mei Lau）认为，这些只针对女性的禁令都是基于性别的歧视，认为女性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来获得保护，但往往无法起到保护女工的作用。“旅行禁令并没有阻止女性移民到国外寻求生计，而是迫使她们以危险的方式旅行，或者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她说。

但“留守孩童”确实是很多女工的最大担忧。她们觉得，母亲不在身边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问题，就算自己回家了，孩子们仍然会对母亲的缺席耿耿于怀，对孩子来说，自己只是一个“赚钱机器”。

“这充分说明了制度和政策如何对待她们。”刘嘉美说，很多国家并未给移民女工提供充分的支持，“在本国提供足够的教育、医疗服务和儿童护理支持，从而让儿童全面获得良好的照料，一直都是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母亲的责任。”

需要修补的，也不只是和孩子之间的裂痕。帕米拉说，她回家后，村里人会在丈夫面前说闲话，说他的妻子“从国外回来”，暗指她在国外做了一些不正当的事来赚钱，丈夫很不痛快。“我这才将我所遭受的折磨一一告诉他，哭了整整一天。”她说，她辛辛苦苦赚到了钱，但丈夫却听信闲言碎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痛苦。

危机时，再次“被出售”的女工

从中东回来后，内萨马拉一直靠做一些农活和打零工为生。村子周围有几个制衣厂，但她超过了年龄限制，去了三次面试都没被录用。2019年3月，她听说基利诺奇移民劳工协会需要兼职社工，就开始为协会工作，联络村里其他的移民女工，每月能拿到几千卢比的报酬。

在协会举办的会议上，很多女工第一次公开分享自己工作的艰辛。不少人都曾在雇主家遭遇过虐待，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她就被雇主用电熨斗和钉子虐待，她回来一周后就去世了。”内萨马拉说。

村里目前有17个女工是协会的成员，内萨马拉向她们传播安全信息、普及劳工权利和法律知识，组织女工们参加反映劳工困难的戏剧，也做一些调查工作。随着斯里兰卡经济的崩溃，大约有一半的女工正在考虑再次出国务工。

过去的几个月里，一场由外汇短缺引发的致命经济危机席卷了岛国斯里兰卡。食品价格飞涨，燃油和燃气极度短缺，严重时每天停电长达十几个小时，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推翻了拉贾帕克萨政府，整个国家几乎陷入瘫痪。7月初，临危受命的前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公开宣称，斯里兰卡已处在“破产状态”。

这场致命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早有端倪：2021年下半年，斯里兰卡就因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而被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接连下调主权信用评级。持续近三年的全球新冠疫情，不仅冲击了斯里兰卡的主要外汇收入行业，也让它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隐忧暴露无遗。

印度作家汉斯曼（Rohini Hensman）总结，1980年代的新自由化政策，为斯里兰卡开启了高负债的经济模式，外债在拉贾帕克萨兄弟执政时期迅速增加，“其中大部分是由该家族的虚荣心项目和无休止地让资金流向国外造成的”。前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的减税措施、化肥进口禁令则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了斯里兰卡的外汇枯竭，经济瘫痪。

在致命的经济危机中，内萨马拉和尼罗西尼这样的女工们无疑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

尼罗西尼因为年纪稍轻，在镇上的一家制衣厂做缝衣工，她的两个女儿也同样是缝衣工人。她每天工作十个小时，除了共计45分钟的吃饭和茶歇时间，要一直站在缝纫机前工作，只有周日休息，目前的月工资是2.3万卢比。

虽然家里有三份收入，但生活仍然捉襟见肘。尼罗西尼每月要还1.2万卢比的贷款，大女儿和丈夫分居了，儿子也由她来照顾，家里没存到一分钱。“我的女儿也和我一样挣扎在贫苦线上，生活还是一样。”她说。但与在沙特的工作相比，她已经很满意制衣厂的工作，甚至在疫情停工期间，工厂也发放了基本工资。

纺织和制衣行业，也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外汇收入行业之一。它直接或间接雇佣了超过一百万人，创造了斯里兰卡总出口的44%，预计2022年底的出口额将达到60亿美元。除了像尼罗西尼这样“回流”到纺织行业的移民女工外，数以万计的年轻女工们也会离开家乡，去科伦坡或南部的大型制衣厂工作。这些制衣厂低廉的价格雇佣女工，产品将被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

不管是在斯里兰卡还是中东，女工的劳动都是以低廉的价格，被出售到了全球化的受益者那端。

为了缓解外汇危机，斯里兰卡政府解除了对移民女工的年龄限制，也不再要求她们提供“家庭背景报告”。但这也意味着，更多别无选择的女工将被迫踏上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随着移民劳工数量的激增，政府能为她们提供的保护也将形同虚设，她们可能陷入更为脆弱的境地。

国际劳工组织（斯里兰卡）的国家项目协调员瓦纳苏里（Nishantha Warnasooriya）说，因为疫情中很多女性家政工从中东国家回到了斯里兰卡，所以现在对家政工有很大的需求，这样一来，移民女工也更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在当下的危机中，有很多女工会选择去中东工作。

但在特殊时期，使馆的人手十分有限，移民劳工可能很难联系到使馆，她们的第一联系人仍然只能是家人，再通过国内的中介或外国就业局联系使馆，以获得帮助。

此外，移民接收国的政府也应该为劳工保护负起更多的责任。“目前，斯里兰卡已经与16个国家签订了23项双边协议（其中18项仍有效），还通过国际、区域等多种对话机制来推动移民劳工权利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实施。”瓦纳苏里说，目前斯里兰卡的双边协议要比以前更有效，但问题在于，随着更多的斯里兰卡劳工希望出国就业，市场的供需越来越向移民的接收国倾斜，这样一来，斯里兰卡也正在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具体政策的执行问题，也需要各方继续不断地推动。他还补充说，国际劳工组织还更新了全面的“回流移民”政策，但因为政治局势动荡，仍在等待政府通过。

“移民制度和政策应该建立在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刘美嘉说，除了取消各种旅行限制之外，政府还应该提供足够的信息，让女工能在移民方面做出明智选择。从长远来看，政府还应该于解决并消除迫使女工出国务工的的结构性因素，例如国内体面工作机会的匮乏。

内萨马拉的三个儿子都已经二十多岁了，但全家还是靠她的一己之力来生活。用这些年来挣到的钱，她建起了三间小屋子，把墙壁粉刷成了蓝色，没钱买玻璃，就用纸板挡着。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个组合柜，上面的两层摆满丈夫和儿子的照片，唯一一张自己的照片放在最下方，那是丈夫还在世时，她生日那天拍的。

小儿子的脑部还留着战时受伤的那颗子弹，要取出来难度太大，他虽然目前生活能自理，但内萨马拉把他看得很紧，怕他受到村里一些年轻人的影响，沾上酒精和毒品。“战争结束了，这里仍然没什么发展，年轻人只能游手好闲。”她说。

我问她，当下支撑她的希望是什么？内萨马拉轻声说，“我相信神灵。”

该报道受到了亚太妇女、法律与发展论坛（APWLD）“移民和移民妇女人权”媒体奖学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