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跳街舞出身的陈颕业来说，能将Locking（锁舞）带上香港红磡体育馆1600平方米的演出空间、被逾万名观众注视，是一个集体梦想。
“Locking的朋友们上到大台，就等于街舞得到更多更多的认同。”他说。
虽然街舞在香港有20年以上的历史，一般人还是觉得演唱会舞蹈员和街头舞者高低有别，尽管今天不少人像陈颕业一样，游走两个界别。
原定横跨7、8月举行的男子组合MIRROR首个红馆演唱会中，同样是街舞出身的队长杨乐文（Lokman），就找来两个具代表性的本地街舞团参与演出。对没有参与演出的陈颕业来说，也是别有意义：出身相近的舞者中，有人在主流得到成功，又带上昔日同伴在香港最指标性的舞台上共演。
“在那些人发梦当刻，它就碎了。”陈颕业说。
7月28日，MIRROR红馆演唱会第四场表演期间，舞台中央一块悬空的屏幕堕下，砸中舞蹈员李启言（阿Mo），并随后向一边倾斜，压倒另一名舞蹈员张梓峰（阿峰）。受伤的两名舞蹈员送院治理，当中被屏幕击中、伤势较严重的李启言，送院时颈椎关节断裂，被移到深切治疗部，并在翌日接受手术。他目前情况危殆，继续在深切治疗部留医。
至于张梓峰，主办单位Makerville行政总裁鲁庭晖曾指他受轻伤，但升学顾问吕诗慧指受张梓峰家人所托，在8月2日晚上于社交媒体上载片段，称张梓峰并未出院，而是转到另外一间私家医院接受治疗，盘骨和腰部都有受伤。
事故发生后，不少演出业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对活动安全表达不满；亦有工会成员揭露行内对表演者的保障不足，指甚少会有合约和保险确保舞蹈员权益。
至于演唱会由彩排到演出接二连生发生意外，是否涉及彩排时数不足，以及主办单位是否有向舞蹈团队提供雇佣合约及保险等事宜，端传媒向两主办单位大国文化及Makerville、演唱会赞助商富卫保险查询。富卫保险回复指并没有提供任何和演唱会相关的保险，主办单位则未有任何回应。
梦想与时薪港币50元彩排费
陈颕业的第一个“大台”是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剧院。当时他参加一场大学舞蹈比赛，首次感受到专业级的舞台音响和灯光。回想当时的体验，他说：“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投入当时的角色，是一个很忘我的经历。”
2009年大学毕业后，陈颕业一直以舞蹈为业。13年后，他说跳舞依旧是为了兴趣，但同时是一份需要以专业精神面对的工作，舞台演出占大约一半时间。
入行初期，他当过只负责演出的“自雇人士”，同时靠教学收入维生，一开始家人也担心他当舞蹈员收入不稳。事实上很多表演也是季节性，不像一般打工仔每月出粮。 “过时过节母亲又会问，你在这行还要待多久，你照顾到自己吗？”
后来他亦当过“承包商”，负责主题乐园的编舞工作，要招来舞蹈员和安排表演大小事务。虽然收入较可观，但陈颕业说一年可能只做到一、两场这样的演出，变相有约港币2万元月均收入。
这些年间，他试过近年以时薪港币50元参与知名歌手演唱会的排练；亦见过有正式雇用的舞蹈员在表演期间受伤，再而争取合法工伤赔偿，却被资方列入黑名单之中。“你索偿，他们就已经觉得你很麻烦……我接触到一些办公室的人（资方），他们的说法是‘永不录用’。”
数年后，陈颕业对主题乐园的工作感到厌倦，就尝试挑战其他岗位，于2015年起参与更多演唱会工作，曾为方晧文、李克勤和林俊杰等歌手伴舞。
想得到在演唱会上表演的机会，陈颕业说舞蹈员要先在小型演出中证明自己的能力，或到排舞师班上上课。期间可能会获得排舞师赏识，或透过朋友推荐，参与更大型的制作。排舞师亦会考虑外表和年龄等因素，决定舞蹈员是乎合演出要求。
尽管曾踏上红馆以及更广阔的舞台，陈颕业在演唱会中仍自觉只是普通人——编舞或监制、明星对你友善不是必然的；工作量又不稳定，加上日子久了身体和创作力都会磨蚀；就算受伤，主办方也未必会照顾你。行内有一个“ABCD”的说法，暗示支薪的顺序：Artist（明星），Band（乐手），Crew（工作人员），Dancer（舞蹈员）。
MIRROR演唱会发生事故后，网上有人揶揄，说每天在建筑地盘不也是有很多工人受伤，甚至死亡吗？“辛苦、危险？那你就不要做呀。”陈颕业觉得那些人缺乏同理心，其实每行都有各自的难处。
他说舞台就是一个“临时地盘”，舞蹈员不时要在高台边缘演出，又要应对狭窄的舞台装置，还有四方八面的强光阻碍视线：“我们不可以戴头盔，要一边笑着跳舞，还要走位……（在一般工作场所）会不会有闪光灯照着你？”
陈颕业试过在排舞期间，被问可否参与俗称“吊威也”的钢线空中表演。他判断自己能胜任，但到演出前正式测试，他只有两小时去学习。随着近年演唱会格式变动，在跳舞以外，舞蹈员亦可能被要求参与一些戏剧演出，但额外的工作不一定反映在收入上。
尽管舞蹈员的工作给了他一些近距离“追星”的机会，又曾带他到世界各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有其残酷的面向。
发声会被标签
舞台监督Libby有十年以上的红馆工作经验，以自由身（Freelance）方式参与不同制作。她亦是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秘书，工会约300个成员，出任台前幕后各岗位，而Libby说大多都是以自由身或自雇方式参与演唱会演出。
对资方来说，这种聘用方式可以避过劳工法例一些要求，例如不得连续工作7天，或者要为员工支付强积金，成本因而下降。而工作者则受惠于税务上的弹性，亦可以同时接多个项目，增加收入。“如果没出事的话，对双方都有吸引力，但坏处就是（缺乏）保障。”Libby说。
以舞蹈员为例，主办单位可能会聘请一个排舞师，再由排舞师找来一班舞蹈员参与演出。虽然排舞师可能有和主办方签约，但舞蹈员和排舞师之间只会透过简单的口头承诺，交代工作日期和报酬等资料。工会称，这做法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保障，更遑论要求主办单位提供劳工保险。
“完全是零保障，但这就是一直以来香港演艺圈的生态。”Libby说。由于《雇员补偿条例》只适用于雇员，因此自雇人士一般不能向资方追讨因工受伤的赔偿。
就算涉及合约，Libby读过的大多以保障主办方为主：“例如（惩罚）表演者行为不当，或者被投诉、迟到早退等，这些会写得很清楚。”但对表演者因天气或意外等因素，演出场次减少而失去收入的情况，则较少列明。
“被邀请参与演出的人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充足的知识去评估合约是否合理，出意外后才发现合约没有保障他们，”Libby说。
陈颕业就试过本来100场的中港巡演因疫情被砍剩40场，到签约那天发现合约没写明如何保障他的权益：“大家都在诉苦，但就只有我一个人退出（巡回演出）。”
他解释，舞蹈员参与演唱会排练的时间较长，一般要以每星期5至6天，每天4至8小时的强度，维持约2个月。期间抵受约50元的低廉时薪就是为了正式演出时，每晚约3000元的酬劳。另一个代价是要事前需要空出日程，例如停止教学和不参与其他演出，等于减少收入。
若然一切顺利，有些舞蹈员可以靠一个巡回演出赚取港币10万元、甚至30万元，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或储钱开办舞蹈学院。相对地，要是场次被大幅削减，排练期投入的时间和因而失去的收入就变成得不偿失。
“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你们要接受？对方又没有赔偿，我已经投入了两个月（的时间彩排），减少了其他工作，你现在才说只有40场？”陈颕业质疑。
最后那场巡演因为Covid-19疫情，在香港只演了十多场就已经落幕。
对表演者来说，大舞台固然有吸引力，但Libby指近年他们的合约意识都有加强。工会较早前亦开始整合各式合约范本，希望演出者能拥有多一个保障自身权益的工具。但她说要推动一些改变或争取更合理待遇依旧是难事。
由于圈子很小，Libby说表演者担心发声会被标签，同时因为流转率和竞争大，“不会缺人到是非你不可”。“如果你不是特别有名，又很多要求，很快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渐渐没有人找你开工。”由于大部分工作都是短期，亦无须解雇要求较多的人，只是下一场演出可能不再有他的身影。
Libby期望同行能跨越心理关口，指出长久以来的问题，否则只会继续受制于体制和财团的摆布，“得不到应有的权利，自己、事业和未来皆得不到保障”。
这次事故罕有触发业内人士公开回应：行内著名的舞蹈员Charlene、编舞师邓骏铭（Zero）、曾任《全民造星》导演的舞蹈员Himtos，纷纷都在社交媒体揭露舞蹈员的辛酸及保障不足问题。
Charlene指，舞蹈员经常被视为“万能”，但在行内安全和薪金从来都没有保障，常常出现超时工作、低工资等问题。Himtos指出行内人都担心被秋后算帐，自己以往受伤也会“死顶（勉强支撑）”至演出完结才看医生，只因怕以后没有人找自己工作，更不用说医疗保障。
而邓骏铭亦提出“安全不是幸运”，争取为舞蹈员订下合约、投保才是具体的方法，清楚列明工时、休息时数、加班安排等，同时也应讨论如何加强行业的警觉性。
最花钱也是最易钻空子的是安全
以自雇人士身份参与舞台表演，是否就一定不受《雇员补偿条例》保障？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倩文指，视乎当中有否涉及“假自雇”情况。
“真自雇的意思是，很多事情是由你控制的。”例如：可以自己决定工作流程和编排、自行提供工具、以及由个人或其拥有公司承担盈利风险等，都可视之为“真自雇”。
反之，如伤者事实上并没有充分自主性，则有可能被判定为“假自雇”，能够争取在《雇员补偿条例》下得到工伤赔偿。“这涉及灰色地带，要逐案处理。”萧倩文说。
根据劳工处资料，若劳资双方实质上存在雇佣关系，即使雇主声称雇员为自雇人士，或雇员在合约中被称为自雇人士，雇主仍须向被假称为自雇人士的雇员，偿付可追溯的法定权益。如双方就受聘形式有争议，须以法庭判决为依归。
劳工处亦回复端传媒查询， 指一个人的身分是雇员抑或自雇人士，视乎其工作的合约或协议以及工作的具体内容及安排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如个别人士对其身份有疑问，可联络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寻求协助。
萧倩文指伤者可主动向劳工处申请追讨工伤赔偿，由处方介入调查，裁定所谓自雇是否成立。调查期间伤者和资方均须向处方提供证据。
她说因工伤追讨的金额多由伤者代表律师决定，当中纳入申请人工作能力是否受影响、精神及心理损伤、伤者是否需要由他人照顾以及未来医疗开支等因素。
若劳工处裁定资方毋须赔偿，萧倩文说伤者亦可于三年内循民事诉讼，就人身伤害索偿，但过程可能需时两年以上。
虽然有以上途径，萧倩文指不少“打散工（零工）”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正的自雇人士，或担心追讨工伤影响日后工作机会，加上程序繁复，因而放弃索偿。她眼见不少工友失去应得保障，随年纪增长伤患愈加严重。
“当然亦有对社会的影响，如果我们默不作声，不去追讨权益，只会令到更多雇主采用自雇形式，因为免除了他很多责任和购买劳工保险的开支，最终受害的也是‘打工仔’自己。”
端传媒翻查红馆网站上关于租场的文件，当中并没要求主办单位为工作人员购买劳工保险，或列出任何对舞台表演者的安全保障。惟政府要求租用人以自己和香港政府的共同名义，自费购买俗称“第三者责任保险”以应对“适用于任何意外事故或其他原因的公众法律责任”。
这份“第三者责任保险”用途是承担租场期间，遇有人死亡、受伤、遗失或损坏等情况所负的法律责任。每一宗意外事故保额须不少于港币1000万元，于租期内索偿次数不限。
大律师陆伟雄指，主办单位在租场期间，成为红馆占用人，对所有进入场地的人，有相应的占用人责任（Occupier’s liability）。当出现诉讼时，责任保险就可应付因此而生的赔偿。
他说当晚受伤的舞蹈员，无论自雇与否，都有权循民事诉讼向主办单位索偿，因为对方作为场地占用人，没做好安全措施，因而有物件从高处堕下。“在这件事上，主办单位是责无旁贷的，它赔定了。”陆伟雄说。
但他亦指，因为这份“第三者责任保险”，真正赔钱的其实是保险公司，而主办单位亦有机会向涉事工程承办商索偿，变相“一层追一层”。
那当晚在场观众可以就精神创伤向主辨单位索偿吗？陆伟雄认为这只能是“学术讨论”，未必能被法官接纳。“你很难量化观众见到一件这样的事，造成的（精神）创伤。”若然每个目睹意外的人都可以向某人索偿，会衍生大量法律责任。
作为舞台监督，Libby经常要协调场地、主办和演出单位的需要，但她眼中最重要的，还是安全。所以当她看到MIRROR演唱会头两天的“小意外”片段，马上感到极度不安，觉得不马上修正的话，可能会发生更坏的情况。
无奈的是，她说安全正是一场活动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最‘烧钱（花钱）’的就是安全，最容易‘偷鸡（钻空子）’的也是安全，你可以用一些次等的器材，做少一些安全措施，（演出）顺利的话就没有人会知道，”Libby说。
她说搭建舞台用到的零件和工具，例如索带和滑轮，就有分经过认证与否，会有承重力和拉力等资料。由于通常经认证的会比较昂贵，因此有些承办商会使用一些未经认证、或是已经过期的部件去减低成本。“深水埗有更便宜的选择，（价钱）可能相差10倍。”
Libby亦解释，香港的演出以短期为主，舞台和后台都只是临时结构。比如红馆本来就是一座体育馆，而不是演出场地。不少主办方宁愿多花资源在观众看得见的部分，后台只“满足最低要求”。“在红馆舞台下，大家也是拿着手电筒（走路），周遭都是钉子和柱，是很黑的。”
台上的人同样暴露在危险之中：Libby说演出时表演者不可能像平常走路般，一直望着地板，若梯级颜色一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踏空。事实上，在演唱会第二个晚上，MIRROR成员陈瑞辉（Frankie）就在高台上踏空跌倒至下一级，更差点再跌落舞台机关，并擦伤左手。
“要观众看到表演者的脸，就会有灯打在他们脸上，当下其实看不到周围，”她说。
MIRROR首场红馆演唱会，由彩排到演出接连发生事故，包括总彩排时舞者跌落舞台受伤；MIRROR成员在高台上表演时，高台呈激烈晃动等。至第四场，高空萤幕掉下，砸伤舞蹈员。有人质疑是否彩排以及搭建舞台时间不足，导致意外发生。Libby说MIRROR演唱会用的时间和其他制作相约，用了五天时间准备，但亦指要考虑舞台设计的复杂程度，以及歌手和机关数量，才可判断准备时间是否充足。
根据红馆订租指引，租用者须聘请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认可的专业人士，监督舞台搭建工程。完成后，该名人士须以署方提交报告，证实一切工程，包括悬挂的搭建物，是安全稳固。红馆网站并没提供报告范本。
Libby说安全报告一般由康文署经理接收。她质疑报告有否考虑到装置在活动状态下是否安全，亦不知道接收报告和进行实地考察的政府人员对舞台有多了解︰“东西都挂到天花版上了，他们能看到多少？”
同样提出质疑的，有制作公司老板阿杰（化名）︰“（政府人员）都只是用肉眼看……哪有可能有一个人会看齐所有（装置）。”他以业内较常见的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娱乐牌）为例，申请指引就写明文件会由发牌机构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传阅至消防处、屋宇署和机电工程署等政府部门。
问题是，文件一并交到食环署手上之后，其他政府部门有否详细参阅、有否提供意见、有否进行实地考察，申请人都未必知道。他形容娱乐牌的审批方式和流程不透明，而本身是政府场地而豁免娱乐牌的红馆，审批流程同样不透明。
阿杰担心这次意外会影响近期所有舞台演出：牌照会否更难取得；相关成本会否上升；为了通过审批，是否应主动放弃可活动的舞台装置？他质疑是否能用以往的方式满足牌照要求，尽管能证明装置是安全的。
事实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说调查须数星期才有结果，并建议在此前歌手暂作“静态表演”。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8月2日推出3项短期措施，包括要求辖下场地租用人重新检视设计及机械装置；暂停使用悬吊的摆动、旋转及载人装置；并每日由康文署同意的具“实际经验及受训练人士”检查。康文署指暂停使用的装置并不包括电脑灯、镜球、投影机等，而合资格检查人士在一般艺团都有，不是要求注册专业工程师。
工会则回应指，明白署方动机，希望相关政策有助缓和公众情绪。但亦指措施可能导致同行需要停工、甚至失业。“本会促请署方制定赔偿方案，为受肇事事件所受影响的人士作出经济赔偿，并提供补偿路线图。”
陈颕业说外国有法例规管，工作台超过某个高度就必须设有扶手。但他警告，这可能会变相限制创作自由，认为任何规管都应该具有弹性。比如美国加州规定，离地30吋以上的开放式工作台必须配有栏杆，但舞台装置可豁免。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指出，栏杆可能会影响舞台观感，但建议可在公开演出以外时间使用，减低表演者跌伤风险。
有血有肉的人
7月28日后，香港演出业仿佛定格在意外发生一刻：伤者还在医院，偶像从公众目光中消失，原定12场的MIRROR演唱会腰斩，一家又一家承办商发声明，指涉事工程和自己无关。
MIRROR队长杨乐文则呼吁公众给伤者和家人时间和空间，亦叫支持者不用担心组合成员。有MIRROR支持者认为，应该等政府公开调查报告后才评论事件；亦有人认为舆论降温只会令肇事单位有空位脱身。
悲剧以外，陈颕业觉得这场演唱会本反映出一种新气象：明星歌手和舞蹈员距离拉近，甚至安排运动治疗师到后台为演出者放松身体；不同世代的排舞师合作，有各自发挥空间而不只是竞争……
在他服务的机构，有学生要求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换走本来由MIRROR演唱的舞曲。陈颕业亦思考是否要暂停舞蹈班，让自己和学员有空间消化因事件而生的情绪。但他决定照常开班，同时透过不同渠道关心同行。
“在一个过度发展的世界，舞蹈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身体，”他说。“我们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会开心、会伤痛的人。”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