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垃圾年代重新走进一家书店：香港崩坏时的独立书店新浪潮

书店不好做这件事已说了很多年，不独香港，全世界亦如此。每有书店倒闭的消息传来，总令爱书人惋惜。然而过去两年，香港虽百业摧残，却意外迎来了独立书店的“春天”，多家独立书店在不同地点开业。

例如去年6月，“蜂鸟书屋”和“夕拾x闲社”分别在中环和观塘开张，9月和10月有深水埗“一拳书馆”和梅窝“瀞书窝”的接力，后来又有太子的“阅读时代”和元朗的“书少少”赶在2020年结束前开业。这波独立书店的热潮在2021年继续延伸，3月有炮台山的“Vhite Store”，4月有观塘的“纸本分格”和西贡的“神话书店”。经历了乱世，香港人怀着复杂的心情，也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沉淀，而新冒出的独立书店是否正好可以回应这些需求？

元朗“书少少”：当老板写“我不卖书”

“书店这个空间本身就预你停留好久，不像以前可能不喜欢你打书钉。大家来到一起坐，一起看看书，谈得来就一起聊天，不是进来就要消费。”

“书少少”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不太像书店的名字，因为一般书店即使书真的很少，也不会说自己“书少少”，而且“书”和“输”同音，总让人觉得不太吉利。这家书店位置偏僻不说，在它的网页和Facebook专页上连地址也欠奉，如要前往，需先咨询店长。店长阿信说，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地址真的不知如何说，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址。我们照着阿信提供的方法前往，在元朗西铁站外叫了一辆的士，跟司机说了一个书店附近的“地标”，司机一开始也仅仅知道大概的位置而已，打了电话去问人才弄清楚。

阿信一开始是想在外面找铺头的，但最后出于租金的考虑，还是选择了在元朗这个新建成不久的村屋，用来安置他开书店的梦想和自己的日常起居。“这样变成有一个好处，来的人真的是好有心才会来。”他说，“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其实来这里的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不是我朋友都不会来，因为这个空间私人性较高，直接让客人看到我的私生活，会无形中令人却步。我有反思过，但又想，其实我就是想和他们做朋友，而并非一个老板和顾客的关系。来这里要经预约，沟通过程中已知道大家谈不谈得来。”

书店偏远，又行预约制，来的人不会像一般书店那么多，阿信甚至在网上写了几篇“我不卖书”的系列短文，但他的的确确是把这里当作一家书店在经营的，书仍是这个空间的主角。当你跟随他踏入书店的门口，看到玄关两侧的书架，你不会怀疑这是一家书店，反倒可能会思疑：他平时真的就睡在这里吗？

书店的确不大，从玄关进去，便是主体部分，也是客人来到可以看书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地方。中间放了两张沙发，其中一张摊开的大概就是阿信的睡床，但客人来到也可随意坐在那里聊天。墙上则挂了一张银幕，有时会用作放映。说到书，绘本是阿信主推的类别，其次是宗教书，文史哲当然必不可少。主推绘本，是因为他相信绘本较易阅读，他希望更多人能通过绘本提升对阅读的兴趣。

开这家书店之前，阿信已有多年的书店从业经验，直至去年年中终于下决心要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然后用了半年时间去筹备。他坦承，在这个时势下开书店，也算是时势推了一把，他坚信一个再普通的人，也可以在这个时势下做一点事，而开书店刚好又是他想做的事而已。

阅读可以是一种表态，也可以为身处漩涡的人指明方向，而人在经历巨变后，文字也能给予精神上的治疗。“有些东西只能书店才能提供给你，在其他地方未必。”

“台湾有家书店分享过一篇文章，记得里面有句话是，当一个城市步入黑暗的时候，书店就担任著灯塔的角色。”阿信说，做书店或出版的人，往往比别人更早感知到社会的转变，比如言论自由的收窄。

“书少少”网页的左上角有一句话特别引人瞩目：“当阅读作为一种反抗，书店就系革命基地。”社会运动被镇压，不少人被抓了去坐监，阿信认为，当大家仍在一起阅读，某程度上仍是在维持一种“齐上齐落”的感觉。他也不讳言，书店当下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围炉取暖”。

“书店这个空间本身就预你停留好久，不像以前可能不喜欢你打书钉。大家来到一起坐，一起看看书，谈得来就一起聊天，不是进来就要消费。现在书店的市场分明，走入一间书店便知它会有什么客人，释放也会比其他地方来得容易。书店首先能做到一种放松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给予知识。”

在阿信看来，阅读总是和社会运动脱不了关系。阅读可以是一种表态，也可以为身处漩涡的人指明方向，而人在经历巨变后，文字也能给予精神上的治疗。“有些东西只能书店才能提供给你，在其他地方未必。”阿信说。

梅窝“瀞书窝”：书里看见更真的世界

“对我来说，书真是救我一命，如果一本书救一个人，那一间书店呢？”

另一家同样神秘的书店，是位于梅窝的“瀞书窝”，它也位置偏远并采用预约制。在梅窝码头下船后，沿着海边的路仍需步行二十分钟左右才到书店，这一路上环境也逐渐从喧闹变得安静。喜欢自称为“掌柜”的店长蔡刀，路上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公开地址。除了从中环坐船， 以陆路的方式从东涌坐巴士亦可抵达，同样是在梅窝码头下车，然后步行前往。总之，如非自己驾车，那二十分钟的路是免不了要走的。蔡刀还嫌不够远，他觉得最理想是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他说，根据他造访台湾山上书店的经验，愈远愈有人来。

事实上，关于走路的书，也是“瀞书窝”主推的一类书。在蔡刀心目中，走路是一门学问，他说：“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行路，像卢梭、笛卡儿，行路就思考，停止行路就停止思考，同时所有的宗教领袖也都喜欢行路，像朝圣。”自开了这家书店后，他自己也走多了很多路，还设定了每天走路的目标。

步行可说是一种体验，而“瀞书窝”是一家很强调体验的书店。“如何才能静，静了又如何”，是蔡刀在布置这家书店时所一直思考的问题。他把书店分成六个区，分别为“知止”、“定”、“静”、“安”、“虑”、“得”，是参考了《大学》里的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基本上每个区域都有一样东西做。”蔡刀说。进来书店前要经过一段阶梯，然后在门口脱下鞋子，便是“知止”，蔡刀形容，“脱了鞋后整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了”；进来后是一条通往书店主体部份的走廊，称为“定廊”，书店提供一本薄给来客签名，留下自己来过的印记，甚至还提供了毛笔和字帖，让来客通过写字来准备进入安静的状态。

在“定廊”写完字，用一根小木棍敲一下悬挂在墙上的钟，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书店的主体部分“静厅”。“静厅”算相当宽敞，四周放了书架，依照不同的主题而放满了不同的书，蔡刀又将它们分成三大区域，左手的书架是“认识自己”，右手的书架是“认识世界”，而中间则是“东西交汇”。

“静厅”有一条规矩，所有人进入之后都必须保持安静，不能说话，不能拍照，也不能使用手机。整个“静厅”的布置颇有点日式的感觉，使用了日式的窗户、日式的榻榻米。“严格来说是禅风，最紧要是能给予人宁静，心情可以放轻松一点。其实我们最想的不是来到才安静，而是想要来的那一刻已开始心情的转换。”

环境太静太放松，会不会让人睡着？蔡刀并不介意人在店里睡着的，他甚至在“静厅”安排了一张很容易让人入睡的摇椅。他说：“我每次回来一坐这个位就睡著。”

“书店的功能有些像诗，诗就不会有开心的事情写，书店亦都是这样。有些人带着自己的问题来，他们知道我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来到这里可以得到片刻的放松。我相信每个来过的人，他再来的时候都会有所期待。”

“安室”是两间分别供男女使用的洗手间，位于“定廊”的旁边。从“静厅”出来，再次经过“定廊”，左转即是“虑堂”。“虑堂”的空间布置像“深夜食堂”，是喝茶和喝咖啡的地方。“我们一般都是先来这里喝一口茶，然后去静厅，再回来喝咖啡。但这里不是咖啡馆，喝甚么咖啡甚至有没有咖啡，都要看掌柜的心情。不收钱的，不过要说一件感恩的事情，所以这里叫感恩虑堂。这源于一本书叫《幸福，从谢谢这一杯咖啡开始》。”说着，蔡刀就随手从旁边的书架拿起一本书，“我现在每日都会写三个感恩，譬如今天会感恩你们过来，感恩天气好。写到没甚么好写，就感谢仇人。我已经这样维持了年半，每日临睡时用起码三分钟去感恩，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再一样。”他希望每个来过“瀞书窝”的人，回去都可以尝试做这件事，就算未必像他那样坚持每天写三个感恩。

“虑堂”的功能，虽以吃喝、聊天为主，但四周仍安装了一些小书架，放了一些饮食题材的书。每次聊到相关的话题，蔡刀就熟练地从书架上拿来一本书，开始讲书里的内容，动作非常自然。蔡刀打算之后从“静厅”里面各分类的书都选上一两本放在这里。而“虑堂”外面的室外空间，则是书店的最后一个部分──“得”──“得”后面该加个什么字，他还没想好，他希望每个来客能帮他出出主意。至今为止，来客已经起过这些名字：“得着”、“得空”、“得觉”……有个诗人来了之后，还即场作了首诗，写在了分隔“虑堂”和“得”的玻璃门上：“开开心心过一天，欢欢甜甜又一年，清静神畅又欢乐，得益匪浅乐绵绵。”

“清静神畅”四个字，可说是“瀞书窝”的灵魂所在。“瀞”这个字便是将“清静”两字结合在一起，而“神”与“畅”又可组合成另一个并不存在的字，蔡刀再把这组合而成的四个字写成牌匾，挂在“虑堂”的墙上，似是在提醒每个进来的人保持清静神畅。

说起开这家书店的原因，蔡刀想起去年6月的一天。“那天，我在观塘走了一个圈，当时整个工厂区没有人，好恐布，但行路给了我思考的空间，脑筋特别清晰。对我来说，书真是救我一命，如果一本书救一个人，那一间书店呢？”

“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专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下和疫情之下。经典的说法是罗浮宫起火你救那幅画，就是救最接近自己的那一幅⋯⋯其实太平盛世的时候我未必会开书店，正正是最坏的时候，就是书店最值得开的时候。”

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蔡刀感觉到香港人的精神健康近两年明显地变差，可能是因为疫情，也可能是因为社会运动，或其他原因，他并不在乎来的人是蓝还是黄。他知道书店不能给人提供快乐，但至少可以是一种情绪的出口，一种寻求心灵安静的选择。他说：“书店的功能有些像诗，诗就不会有开心的事情写，苏东坡的诗通常是死老婆、贬官、兄弟分离，因而流传千年，书店亦都是这样。有些人带着自己的问题来，他们知道我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来到这里可以得到片刻的放松。我相信每个来过的人，他再来的时候都会有所期待。”

蔡刀说，现在香港很多人都有情绪问题，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看精神科医生，而且即使去看精神科医生，他也会说要靠自己努力，而阅读其实就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从书中认识自己和世界，又或者从书店中重获心灵的安宁，人便可重新出发。

乱世之下书店可以做些什么？蔡刀不假思索地回答：“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专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下和疫情之下。经典的说法是罗浮宫起火你救那幅画，就是救最接近自己的那一幅。”

在深夜食堂，一碗拉面能给予身心疲倦的人予慰籍；在“瀞书窝”，一本书或一杯咖啡，又何尝不是想给人一点抚慰。蔡刀说：“其实太平盛世的时候我未必会开书店，正正是最坏的时候，就是书店最值得开的时候。”

西贡“神话书店”：用阅读抵抗愚昧

“历史某程度是循环的，总是有高有低，每行一步都不会没有意义。既然如此，不如尝试放大历史的图象去想一些事，心开阔一点，眼界开阔一点，可以令自己不用那么灰心，因为做过的事将来会有一定影响。历史书的治愈性就在于此。”

位于新界西的西贡向来有“香港后花园”之称，是城市人散心休闲的热门之选，疫情之后，外地游客减少，但本地游客却有增无减。书店在西贡向来少见，几乎算是唯一的“悠闲书坊”也在2015年结业，直至“神话书店”于今年4月开始试业，西贡才又有了书店。书店所在的西贡大街，实际上更像一条小巷，店铺则以食店居多。店长Stephanie相中这个地方，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业主是亲戚，可提供较为优惠的租金。在香港，租金开支始终是影响书店能营运多久最大的因素。

Stephanie在西贡已住了十年，丈夫Samuel是西贡原居民，本职做IT，偶尔会来书店帮忙。Stephanie说，她因为厌倦了办公室，在2019年前辞去了原本的工作，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人生方向，也因此开始经常在社区做一些义工活动，又在区议会选举期间参与助选，对社区组织多了认识。“社区组织比较缺少空间发展他们的事务。”Stephanie说，“大家经历过社会运动及各样事情，去到今时今日好像甚么都做不到的时候，心里会有点儿不甘，也想尝试其他方法来凝聚公民社会。”

开书店，既是源于Stephanie对书的喜爱，也是她希望借书店这个空间能与社区组织合作，推动社区发展。由社区组织“贡想”主办的“在地西贡”，便是是神话书店参与的第一个项目，Stephanie借出地方给“贡想”举办工作坊等等。

西贡虽然偏隅一角，但同样跟随社会大气候转变而变化，2019年后的变化尤为明显。Samuel说：“2019年的社会事件之后，你会看到西贡并非只有一把声音，黄蓝之分在西贡也明显了。近来新开的小店都是所谓黄店，会多了很多人来支持。2019年之前，西贡只是用来住和睡的地方。前后的分别就是地区活动多了，多了人参与，也感觉有了些活力，年轻一辈会出现多一点。”

社区气象生机勃勃，与居民的归属感增加有关。据Stephanie所言，以前区务由乡绅把持，而乡绅会觉得西贡是属于原居民的，由外面搬进来住的居民不算西贡人。“任何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这个地区的人，只要他对地区有感情，为地区做事情。好像我们现在地区组织的主要成员，他们也是搬过来的人，但就是因为他们太爱这个地方，所以会做很多保育的议题，很多是那些乡绅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就是认识了这班人之后，觉得书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通过书店可以看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更多可能性。”

神话书店十分注重历史书的推广，门口的第一排书架就摆放了Stephanie精挑细选的历史入门类的书，她说读了这些可再由浅入深，在里面的书架上找到更深入的历史书。其实她自己也甚为喜爱历史书，更直言历史书治愈了她。

“如果连最后一张有异议声音的报纸都没有了，那么当你想要一些知识，就只可以在书店寻找答案。当你每日看到各种荒谬的事情，你反而会想建立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去抗衡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反抗的一种，即是抵抗愚昧。抵抗愚昧你就可以武装自己。”

“我自小喜欢听故事，而历史也算是故事的一种，但不知从何时开始，香港的教育会令你不再喜欢这件事，他们对历史的诠释好无聊。我因为工作不开心而重拾读书的兴趣，一开始是看文学书，后来回想起自己对历史的兴趣，而且文学离不开历史，所以觉得不如自学一下，也算是一种补偿。”Stephanie说。

运动过后，社会氛围陷入低潮，通过阅读历史，Stephanie重新审视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某程度是循环的，总是有高有低，每行一步都不会没有意义。现在如何灰心也好，其实在历史长河都只是在某一个点，未来仍有不确定性。既然如此，不如尝试放大历史的图象去想一些事，心开阔一点，眼界开阔一点，就可以令自己不用那么灰心，或者觉得有一些寄望，因为做过的事将来会有一定影响。历史书的治愈性就在于此。”

开书店后，Stephanie明确地感受到，社会环境愈差，人对书本的渴求就愈大。“如果连最后一张有异议声音的报纸都没有了，那么当你想要一些知识，就只可以在书店寻找答案。当你每日看到各种荒谬的事情，你反而会想建立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去抗衡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反抗的一种，即是抵抗愚昧。抵抗愚昧你就可以武装自己。”

至于香港将如何变化，书店会如何受到影响，Stephanie明言无法预计，但至少现在仍可以卖她想卖的书，“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任何书都入不到，我就结束营业”。

观塘“夕拾x闲社”：做播种的工作

“人就要不断适应社会，遇到阻力太大时，再重新评估自己能力可去到那里，作出相应的调适。”

在访问的四家书店中，“夕拾x闲社”是唯一一家开在市区的。观塘原是工厂区，近年已转型为商业区，除了新建或改建的商业大厦，也有很多旧工厦变成工商两用，吸引了不少小店进驻。旧工厦环境也许不如商厦，但租金却便宜得多。“夕拾x闲社”就开在工厂大厦里面，店长Sharon特别找到了一个位于高层又有大窗户的单位。大窗户引入了自然光，也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可看到天空，也可看到楼下的小公园，在观塘这个大楼和人口都密集的地方，倒是十分难得。

Sharon是抱着“多一间独立书店就对独立出版多一份支持”的态度去开书店的，可想而知，书店主推的书也是以香港本地的独立出版物为主。选择在观塘，一是她熟悉观塘，知道这一带没有独立书店，新的书店能提供新的选择，二是觉得这一带人多，书店可以担当“播种者”的角色。她说，随着人们消费模式的转变，不再那么喜欢逛大商场，工厦里的小店会得到更多的生存空间。

“我们卖两样东西，一是书，一是空间。”Sharon认为，香港人最缺乏的是空间，无论是看书的空间，还是喘息的空间，而“夕拾x闲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个空间分成两部分，一半是书店，一半是共享空间。在她一开始的设想里，出租共享空间带来的收入，可以帮补书店，令经营得以持续，但是书店开设一年来，她发现书市比她想象中好，关键在于“找对了书给香港人看”。心灵类的书籍是“夕拾x闲社”最畅销的，其次是政治类，另外绘本也很受欢迎。

社会运动之后，人们从街头撤离，香港的公民社会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压，Sharon希望书店可以发挥“围炉取暖”的作用，让同路人有个地方重聚。“现在社会上弥漫著敏感的气氛，但在这里会遇到有共同理念的人，不用说一句话都怕得罪人。”她说。

她很乐意和来客倾谈，这一年来在书店遇到的人，也让她感到温暖和舒服。“我听到很多的事情，这些也都会滋养我的人生。我重视这些交流，我想，来这里的人也都是这样。大家都很开放去讨论事情，这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参加者可以放开一点自己的包袱。像是一个套餐，不只从书中得到心灵的满足，而是更多可以聚在一起，找到谈得来的人⋯⋯”

共享空间不止是共享空间，还会用来举办活动，或租给一些手工艺艺人、导师开班教学。“除了卖身心灵书，我们也有举办身心灵活动，参加者可以放开一点自己的包袱。像是一个套餐，不只从书中得到心灵的满足，而是更多可以聚在一起，找到谈得来的人，又可以有一些合适自己的活动，有导师带著，把自己的情绪洗涤一下。”Sharon希望保持这个空间的灵活性，想到有什么可做的就尝试去做。书店部分书架装了滑轮，随时可以通过移动书架来改变空间的格局，令空间的用法多了些可能性。

当初开书店，国安法仍未实施，Sharon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只想在能力范围内尽力去做。国安法后，禁区越来越多，对于一家书店而言，自然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但Sharon说：“人就要不断适应社会，遇到阻力太大时，再重新评估自己能力可去到那里，作出相应的调适，不然我自己都会病，心灵上的那种病。”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