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调查】死在中国远洋渔船上的印尼渔工

【编者按】“Oceans Inc.”是端传媒近期参与的一项跨境合作调查报导，关注海洋上的非法、不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IUU）。该系列报导由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ERC）与来自十数个不同国家媒体的编辑、记者通力合作完成。端将陆续发表来自“Oceans Inc.”的深度报导，本文是第一篇。

在Sepri的成长过程中，他老家的生活环境开始恶化。1990年代，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的Serdang Menang村，稻田肥沃，河里也有很多鱼；但在一家棕榈油公司对沼泽地进行排水和开垦后，洪水和野火变得很普遍，破坏了当地的生计。Sepri的父亲是一名佃农，后来在警察局找到了看门人的工作。但当Sepri成年后，他和这个全球第四大人口国家的数百万人一样，将外出务工视为他谋生的唯一机会。

只有初中学历的Sepri先去了首都雅加达。他在一家旧购物中心的工资，仅够满足基本需求。几年后，他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乡。回到村里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懒散的状态，一直待在他姐姐Rika的家里看足球。Rika很担心他。在印尼，很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陷入了毒品圈套。村里的警察最近就枪杀了一名当地毒贩，并公开威胁要杀死其他毒贩。与丈夫一起经营食品摊位的Rika，就一直劝说Sepri做一份轻松的工作，远离麻烦，组建家庭。但Sepri觉得，这还不够。

“他想赚很多钱，”Rika告诉我们，“他想让他的表兄弟和我感到骄傲。这是他的愿望。尽管我总是说，能有一份工作就好。”

有一天，Sepri在脸书上看到一个招聘渔工（deckhands，或译甲板工人，本文统称渔工）的广告，要求在外国渔船上工作。这份工作月薪350美元，是南苏门答腊省最低工资的两倍，不需要经验。这份工作听起来很有希望，他的六个朋友都想加入。没过多久，这七个人就去了邻近的爪哇岛，与一家招聘公司签约。

这本应是一次伟大的冒险。但一年后，Sepri和他的朋友Ari都死了。

根据对四名证人的采访，Sepri、Ari和这艘远洋渔船上的其他印尼人被殴打，昼夜不停地工作，吃腐烂的食物，喝肮脏的饮用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一些人患上了未知的疾病，特征是身体部位肿胀。肿胀从他们的腿开始，有的一直延续到他们的脖子和脸上。2019年12月，Sepri呼吸困难，倒在了船的甲板上并死亡。他被埋葬在海里。此后不久，Ari和另外两名渔工也以类似方式死去。

这艘名为“隆兴629号”（Long Xing 629）的远洋渔船由大连远洋渔业金枪鱼钓有限公司（Dalian Ocean Fishing，以下简称大连远洋渔业）所有和经营。大连远洋渔业是一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作业的中国公司，声称是中国向日本提供刺身级金枪鱼的最大供应商。

而“隆兴629号”上的死亡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报导团队——环境媒体Mongabay、日本新闻调查机构Tansa和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ERC），一个包括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记者组成的网络，合力追踪并采访了13名在大连远洋渔业的8艘船上工作过的印尼人。“环境正义基金会”（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是一家位於伦敦的调查捕鱼业的非营利组织，它向我们提供了他们与另外11名印尼人的采访记录，涉及该公司的另外6艘船。

这些受访者共占大连远洋渔业已知船队约35艘延绳钓船（longliners）的40%的渔工。延绳钓船是一种工业规模的船只，采用商业捕鱼技术，在海中拖动数以千计的诱饵钩来捕鱼。受访者都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为大连远洋渔业工作。我们还采访了几十位专家，以帮助了解他们的证词。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隆兴629号”上存在的情况——包括不符合标准的食物、可能有危险的饮用水和过长的工作时间——在大连远洋渔业的船队上是常规而非例外，这些船有数百名渔工，最多来自印尼，其次是菲律宾。

我们采访的几乎每一个渔工都说，他们被要求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一周七天，每天至少18个小时。如果渔获很多，他们可能连续工作两天都不休息。

除了米饭和面条，渔工的主食是他们用来穿金枪鱼钩的鱼饵。他们还得到了一些鸡肉，通常是粘稠的和变色的，以及少量的陈旧、枯萎的蔬菜。

每艘延绳钓船都有大约20名渔工，以及7或8名高级船员，后者都是中国人。高级船员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他们喝瓶装水，而甲板上的船员只能喝淡化的海水。

James Allen，一位在东南亚为石油公司协调了21年的社区健康项目的临床医生为我们的报导小组审查了这些渔工的证词。采访中所描述的发黄、有铁锈味和咸味，Allen医生说，这些特征可能表明淡化装置或贮水池有缺陷。

“隆兴629号”也并不是唯一一艘有渔工患病的船只。我们采访过的八艘船上的工人中，至少有30名渔工出现了与Sepri和Ari类似的症状。审查了他们证词的五位临床医生告诉我们，他们所描述的症状——最常见的是严重水肿的情况，但也有腿部无力和疼痛，站立或行走困难，头晕或混乱，以及胸部不适——可能是因有限的食物或饮用水造成的。

虽然临床医生在没有直接检查的情况下，不能确定甲板上的人遭受的是什么病痛，但一些人认为脚气病（一种由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营养不良疾病，可导致心脏衰竭）和肾病综合征（一种肾脏疾病，可由长期饮用未充分脱盐的海水引起的盐分超标引起）是可能的病症。

营养不良专家、法国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Frank Wieringa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认为你看到的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混合画面，由非常、非常不充分的饮食引起的，而摄入蒸馏水加剧了这种情况。”

尽管条件恶劣，一些渔工说，他们无法或害怕离开他们的船。

这些船很少回到岸上，有时在海上停留超过两年。他们将渔获物卸载到海洋中央的收集船上。这种做法被称为转运，已经成为长途捕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允许船只在海上停留数年以节省燃料，但它被广泛认为是“强迫劳动”——联合国定义为在非自愿和惩罚的威胁下从事的工作——的一个风险因素，因为工人本身是孤立的，行动受到限制。

一位渔工告诉我们，他船上的一个渔工曾经试图跳上一艘收集船逃跑，但被收集船拒绝了。另一位说，他的船上，只有中国船员被允许到港口休息。

同时，债务的威胁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激励机制，让他们继续留下来。与印尼招募移民渔民的典型做法一样，这些渔工的合同规定，如果他们不能完成两年的工作期限，他们将失去大部分工资，同时还欠下中介的费用，他们同意从未来的收入中支付，这可能会使他们成为老家收债人的目标。一些渔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规定，他们会试图离开。

受访者说，高级船员经常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就扣留工资。在我们获得证词的14艘船上，至少有一半发生了人身攻击事件；移民渔民被打、被踢、被扇耳光，以及被绳索和金属棒等物品殴打。渔民在海上没有电话或网络信号，无法报告所发生的事情。

除了2019年底和2020年“隆兴629号”上的4起死亡事件外，我们在这些年里还发现了另外5艘大连远洋渔业船只的6起死亡事件，包括两位印尼人，30岁的Rudi Ardianto和22岁的Saleh Anakota；Abdullah，一名印尼人，在抱怨胸痛和呼吸急促后于2019年年中跳入太平洋；一个菲律宾人的尸体在鱼的冷冻库中保存了几个月，直到2020年中期被带到斐济；一名中国工程师在一次工作事故中脚部受伤，尽管他要求住院，但从未被送上岸；还有一名菲律宾人Jelbert Duminag，他是2020年9月左右在塞内加尔达喀尔Clinical Casahous医院住院的4名大连远洋渔业的渔工之一。

2021年5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禁止从大连远洋渔业进口海产品，这是它第一次针对整个船队而不是单一的船只发出禁令。虽然该机构称调查发现了“强迫劳动迹象 ”，但它没有公开提供证据来支持其主张。中国外交部很快驳斥了这一指控，称其为“纯属捏造”，“只是美方炮制的谎言，意在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Phil Robertson审查了我们对渔工的采访，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些渔民的叙述包含了高度虐待性强迫劳动的所有特征：经常在远洋船队中看到的长时间海上作业，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工作时间，口头和身体虐待，任意扣减工资，以及没有出路。 ”

“从船队所有者、船员代理，一直到船长和官员，这之中的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些渔民遭受如此多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并为他们面临的强迫劳动、伤害和其他相关的剥夺行为支付沉重的赔偿。”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国外交部北京总部和雅加达大使馆发送了我们的调查结果，并提出一系列问题，但没有得到回复。通过电话联系中国外交部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回应。

大连远洋渔业并不是第一个被指控强迫劳动的渔业公司。2011年，32名印尼移民渔民从韩国最大的渔业公司Sajo Oyang的船上逃跑，当时这艘船正停靠在新西兰，对其船上恶劣条件的揭露直接导致了两国的改革和执法行动。2015年，一系列关于泰国渔船上的极端暴力和奴隶般的条件的揭露——包括被绑架和关在笼子里的人——促使欧洲发出贸易禁令的威胁，最终，泰国政府采取了新的控制措施。

但是今天，中国——迄今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捕鱼大国，在远洋水域的活动量几乎是随后四个大国的总和——经常被描述为移民渔工最不愿为其工作的船旗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印尼，尽管缺乏有效的数据，但这个国家被广泛认为是全球远洋捕捞业的最大劳动力供应国。

在最近13个月的时间里，向非政府组织“印尼外出工人联盟”（SBMI）投诉的35艘渔船中，有29艘是中国船只。非政府组织“破坏性捕鱼观察”（Destructive Fishing Watch）的全国协调员Abdi Suhufan表示，在2019年11月至2021年3月期间，已知死于外国渔船的35名印尼人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在中国船只上工作。

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与其他国旗相比，给予渔工最差的待遇”，“印尼海洋正义倡议”（Indonesia Ocean Justice Initiative）的联合创始人Fadilla Octaviani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该倡议为即将发布的关于远洋船条件的报告采访了数十位移民渔民。

自2000年成立以来，大连远洋渔业得到了广泛的投资者的支持。今天，它的股东包括一些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长期以来，其金枪鱼的主要买家是日本三菱集团的一个分支，该集团是世界领先的海产品贸易商之一。不过，该公司告诉我们，它在2020年4月停止了与大连远洋渔业的业务往来，这是在“隆兴629号”渔民死亡事件曝光前一个月。

“（大连远洋渔业）是一家大公司，有重大投资，获得重大利润，”“环境正义基金会”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teve Trent指出，2015年前后，被曝出极端虐待行为的泰国公司往往比大连远洋渔业的船更小型、量也更少。“在这个背景下，他们还以这种方式开展业务，就更加令人气愤了。”

许多在大连远洋渔业的船上工作的印尼人，每月工资为300美元，但他们没有收到全额工资，或者根本没有得到工资。据称，大连远洋渔业未向其劳工供应商支付工资，这意味着，派遣劳工的印尼招聘人员承担下了账单。有些招聘人员给渔工付了钱，必要时借钱；有些人则消失了，让渔工一无所获。

虽然已有5名印尼招聘人员因与“隆兴629号”事件有关的非法招聘或人口贩运而被监禁，但目前尚不清楚大连远洋渔业是否有人因其东南亚工人的待遇而被追究责任。该公司的运营状况也不明晰。据受访者和卫星图像显示，2019年9月左右，也就是Sepri死前的三个月，其船只停止了正常运营，继续在公海上漂流了好几个月，而不是在附近航行寻找金枪鱼。2020年年底，大连远洋渔业遣返了其全部印尼员工，并似乎将其大部分船队召回了大连，该公司总部所在的中国东北部城市。

自2019年年中以来，在中国，已经有数十起针对该公司的诉讼，涉及未支付的贷款和账单。公开记录显示，自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法院对大连远洋渔业创始人励振羽发出了至少16份“限制消费令”，禁止债务人从事乘坐头等舱、购买房地产和送子女上昂贵学校等活动。

该公司没有回复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提出的多项回应请求，包括一封概述我们调查结果的详细信函。

除了对侵犯人权的指控外，来自所有我们获得证词的船只的渔工说，延绳钓者从事了大量的割鲨鳍活动，即割下鲨鱼的鳍并把尸体扔回海里的非法行为。许多人说，他们的船只专门以鲨鱼为目标，故意使用专门的渔具。

从送餐员到远洋渔工

像许多为大连远洋渔业工作的渔工一样，Rizky Fauzan Alvian是印尼一家大型外国渔船船员机构派遣到“隆兴629号”的。

2013年，在与一位儿时的朋友重逢后，Rizky首次与这家名为Lakemba（全称PT Lakemba Perkasa Bahari）的机构签约。两人在雅加达的一个卫星城市一起长大，后来朋友的家人搬到了中爪哇省的北部沿海地区Pantura，这里已经成为招募移民渔民的中心。Rizky的朋友一直在为西班牙延绳钓者工作，他提出帮助20岁的Rizky找到一份类似的工作。Rizky没有工作，也对海上生活很好奇。

Rizky对捕鱼一无所知。他毕业于一所会计职业高中，在首都做过数据输入员和送餐员。但他觉得远洋渔工300美元的月薪听起来不错，比他以前赚的多。他最终到了Lakemba，那里有一个针对没有经验的水手的培训项目。

Lakemba成立于2000年中期，当时，印尼货币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崩溃，推动了去海外工作的外出劳工潮。男人们涌向马来西亚的油棕榈种植园和外国渔船；女人们则成为沙特阿拉伯和香港的女仆和护士。在这十年的前半段，印尼侨汇额翻了两番，到2005年达到每年54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政府和媒体称这些人为“外汇英雄”，外出劳工成为外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到2013年，Lakemba已经是台湾船只的主要渔工供应商。该公司有大约二十几名员工，分布在雅加达的总部、Pantura地区Tegal市的一个分支机构和海外的各个港口。当Rizky出现在Tegal市分部时，他不得不和其他几十个前来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一起排队等候。生意似乎很红火。

Rizky这一个月的训练有一种新兵营的感觉。他们给他剃了头，让他翻轮胎和拉绳子，以锻炼他的力量，让手上生起老茧。他主要是练习处理鱼线。该机构还帮助他获得在国外合法工作所需的文件，如护照和海员手册，这是海员的强制性身份文件。Lakemba支付了相关费用，但有一项谅解，即Rizky将按月分期付款，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对Lakemba来说，收回这些费用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将从渔业公司收到他的工资，然后再把剩下的钱转到他母亲的银行账户。

在Rizky预定离开的前三天，Lakemba把他的合同交给他。在审查合同时，他被其中的条款吓了一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不会收到全额月薪，因为Lakemba已经扣除了600美元用于支付他的培训和其他费用，还有2400美元作为“押金”，只有在他完成整个两年的工作期限时才能收回。如果他因任何原因提前离船，他就会失去押金和剩余的工资，但仍要对Lakemba的任何剩余债务负责。

如果Rizky这时候退缩，他还欠Lakemba的培训和文件费用。而且，他现在不能退缩。他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他感到有压力，要开始挣钱。他告诉我们：“我感到非常绝望。 ”

Rizky与一群大约20名Lakemba劳工飞往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Trinidad），登上了一艘台湾延绳钓船。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船长给了他们充足的休息时间，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并定期在港口停留。有一次，Rizky得知，一些Lakemba公司的员工，包括老板在内，因为伪造数百份海员手册的计划而被监禁，但Lakemba公司在港口的代表告诉他不要担心：重要的是完成合同，拿到钱，然后回家。

两年后，Rizky回到印尼，收到了所有承诺的工资，他用这些钱买了一辆摩托车，并偿还了他离开时家里积累的一些债务。总的来说，他觉得这次旅行很顺利，并渴望再次出发。

2018年，Rizky在另一艘台湾延绳钓渔船上完成了第二次两年的工作，并再次收到了所有的工资。几周后，他和妻子分居了。之后，他向Lakemba要求另一份工作。这一次，他要求去到一艘欧洲船，因为欧洲船的工资往往更高。Lakemba同意了，但在几个月后告诉他，这份工作已经落空了。不过，在一艘中国的船上有一个位置：“隆兴629号”。

Rizky不能再挑剔了。他的大女儿即将开始上学，他必须支持他年迈的母亲。他说：“当一个机会出现时，我必须抓住它……要么这样，要么借钱。”2019年2月，当他签署合同时，他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了节奏：两年在海上，六个月在家里，两年在海上，六个月在家里……

“我认命了”

Lakemba公司持有必要的文件来送人出海，与之不同的是，许多没有执照的船务代理公司经常使用更为激进的策略来招募渔工。现年36岁的Bernardus Maturbongs在商船上工作了十年，他就是被Joni Kasiyanto这样的非法招募者所困的一名水手。

Joni 是一个20多岁的瘦弱男子，他是201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一波渔工招聘人员中的一位——随着远洋捕鱼的全球扩张，印尼船员代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印尼渔民船员代理协会”（Indonesian Fishermen Manning Agents Association）的主席Del Agus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代理机构的数量已经从几十家增加到可能有600家。他告诉我们：“每个角落都有一家。”

其中一些机构是从其他行业转移过来的，如女佣招聘代理，或为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穆斯林朝圣者提供旅游服务。还有一些是由前渔民成立的，比如Joni，他们往往缺乏商业经验。“像这样的人突然成为一家公司的主管，并将大量渔工派往国外——没错，这就是会酿造严峻问题的原因。”Del说。

多年来，印尼劳工部和交通部一直主持着招募移民渔民的平行许可证制度，但一些地方政府也发放许可证。包括Del在内的许多观察者告诉我们，由于不清楚由哪个机构负责，使得不可靠的招聘者大行其道，危害了外出的劳工。

“不幸的是，现有的法律程序不能保证我们的外出渔工不会遭到人口贩运或强迫劳动，”国际劳工组织（ILO）驻雅加达的项目官员Irham Ali Saifuddin说。

与绝大多数印尼渔工招聘人员一样，Joni从未直接与船主打过交道。他的客户是一家设在斐济的中国人经营的船员中介公司，该公司自己与大连远洋渔业和其他渔业公司打交道。Joni从Pantura的一家中介公司离职后，开始自己创业，他获得了这家位于斐济的中介公司负责人的Skype账号，并在一周内达成了为该公司提供印尼人的协议。Joni后来在法庭上作证说，他雇佣的劳工在海上工作的每个月，他都会收到30美元。与Lakemba公司不同的是，Joni的公司没有给新员工提供延绳钓鱼的培训。

两名“隆兴629号”号船员告诉我们，当他们对合同犹豫不决时，Joni曾威胁过他们。其中一位名叫Bernardus的人曾前往Pantura与Joni讨论条款，然后回到雅加达附近的家中等待。几周后，Joni的姐夫在城里见了Bernardus，并递给他一份合同让他签字。Bernardus对这些条款望而却步。工资比他最初被告知的要低得多，而且他特别要求不要在延绳钓船上工作，他听说延绳钓船比其他类型的渔船要求更高。但Joni的姐夫告诉他，他们已经买好了飞机票，当天晚些时候就可以起飞。Bernardus回家，把合同给他妻子看，因为她不相信他在电话里说的话。在电话中，他试图与Joni谈判。

“事情是，他说他已经买了票，”Bernardus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取消机票，警察就会来找你，他们会逮捕你。你就必须向我支付2000万卢比（约1400美元）的赔偿金，’他这样对我说……在那之后，我就认命了。我的妻子也是。我只得离开。”

中国金枪鱼巨人的崛起

Sepri、Ari、Rizky和Bernardus不可能知道，他们参与的是“隆兴629号”易主后的首航。大连远洋渔业最近从另一家公司购买了这艘船，大连远洋渔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枪鱼捕捞企业，这艘船便是最近一连串的收购之一。

2000年，一位名叫励振羽的前汇丰银行雇员和服装出口商用3艘延绳钓船创立了大连远洋渔业。很快，它就有了7艘，产生的资金被励振羽投资在了辽宁省大连市的游艇制造和船厂企业。

在早期，大连远洋渔业受益于中国的低劳动成本。日本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远洋捕鱼国，由于愿意在海上工作的日本人越来越少，它的船队规模正在缩小。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数百万内陆省份的农民涌向更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在繁荣的工业部门工作。

当时，中国远洋捕捞的理由正在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为了粮食安全和创造就业机会而培育该行业，但在21世纪初，该行业被纳入了中国“走出去”政策，鼓励公司在国外寻找新市场。政府的宝贵补贴，特别是对燃料的补贴，很快就出现了。在这个十年结束时，崛起的中国对其捕鱼船队有更大的野心。2010年，一个由政府、渔业公司和大学的12名相关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宣布，“海洋生物资源被视为最大的蛋白质储备，因此拥有和掌握海洋意味着拥有和掌握未来”，主张进一步扩大该行业。

在中国对全球渔业主导地位的推动中，大连远洋渔业成功“兑现”。2012年和2013年，大连远洋渔业与国际投资者达成了第一批交易。三方分别购买了该公司的少数股权，总共支付了3800万美元，获得了该公司29%的股份。这些买家是位于洛杉矶的投资机构Ares Management，其创始人Tony Ressler拥有亚特兰大老鹰队的篮球特许经营权；亿万富翁、中国农业综合企业大亨刘永好；以及一个中国运营的私募股权基金，其主要投资者是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美国食品巨头Archer-Daniels-Midland、日本三井（Mitsui）集团和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大连远洋渔业用这笔钱购买了更多的船只。在2012年和2014年之间，它的船队规模增加了两倍，达到24艘延绳钓船。而这才刚刚开始。

2014年，大连远洋渔业试图通过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来资助购买更多的延绳钓船。但这个计划在遭到绿色和平组织投诉后搁浅了。在提交给交易所的文件草案中，大连远洋渔业歪曲了其计划开发的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种群的状况，使用过时的数据将它们描绘成健康的，而最近的评估显示它们已经被过度捕捞。大连远洋渔业的文件还表明，若公司违背了国际商议的捕捞限制，中国可以对其视而不见。在一份严厉的斥责中，中国渔业局说大连远洋渔业“严重误导了投资者和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此后不久，大连远洋渔业在一系列的负面报导中，撤回了IPO申请。

在证券交易所的失败之后，最初的三方投资者从大连远洋渔业撤资。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的中国投资者，包括一些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众多的私募股权公司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据大连远洋渔业的一位投资者在该年编制的一份文件显示，到2017年，大连远洋渔业每年获得超过5000万元（780万美元）的政府补贴，并准备在国家支持的船舶现代化计划下获得进一步支持。根据该文件，大连远洋渔业声称在2016年赚取了超过3.243亿元（5000万美元）的利润；它说到2020年，这一数额将翻倍，因为它将其船队扩大到56艘延绳钓船，以寻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离岸金枪鱼捕捞公司”。

第二年，中国农业部称赞大连远洋渔业建造了两艘新船，这是全国“第一批大洋性玻璃钢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开启“远洋渔业渔船装备升级的新里程”。该材料在大型船舶上的应用，意味着这些船可以节省燃料和维护成本，并在海上停留更长的时间。

2018年，在大连远洋渔业尝试上市并再次失败的两年后，中国最大的酱油制造商加加食品宣布有意以48亿元人民币（7.4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家渔业公司的100%股权。加加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而这次合并被视为比加加更大的大连远洋渔业为获得公开上市的又一次尝试。中国媒体将这一拟议交易称为 “蛇吞象”。

大连远洋渔业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远洋渔业的整体崛起——不仅受到国家巨额补贴的推动，也还受到东南亚廉价劳动力的推动。到2010年中期，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渔业公司更难用当地人为他们的船只提供船员。“印尼外出工人联盟”（SBMI）研究和对外关系协调员Dina Nuriyati表示，与此同时，雇佣一名印尼渔工的价格还不到中国人的一半。

至少早在2015年，大连远洋渔业就开始雇佣印尼人。一位在大连远洋渔业的长线渔船上工作的东爪哇人曾在当年向SBMI提交了一份投诉，声称他的食物不符合标准，并被迫每天工作19小时。Dina说，即使关于虐待的报告，特别是在中国船上的虐待，已经变得很普遍，但来自“结构性贫困”地区的年轻印尼人——比如Sepri——依然会继续从事这些工作。

Dina说：“也许你来自一个拥有大量农业用地的地区，然后有一天这些土地被清理出来用于开发。”这便是刺激印尼人出海的一个常见推动因素。高工资和体面工作条件的承诺也是一个强大的诱惑，但她说，在现实中，“这些承诺大部分都是骗局”。

“如果周围不是水，我就跑了”

当经验丰富的渔工Rizky第一次看到“隆兴629号”时，他感到一阵兴奋。这艘停泊在韩国釜山港口的船极大，比他以前工作过的任何船都长一倍，重五倍。这肯定是一种新的体验，他想。2019年2月14日这个寒冷的夜晚，他坐在一艘小型运输船上凝视着渔船红白相间的船体，这艘船正载着他的一群渔工出发去到“隆兴629号”上。

Nur坐在Rizky附近，他的第一印象相差很多。当这位当时19岁的年轻人爬上这艘远洋渔船时，身边的气温略微高于冰点，一种不安的感觉悄然而至。他意识到自己对这项工作的准备不足。

这之前的那个夏天，Nur在家乡南苏拉威西省一所海事学院的老师提出，可以帮助他和一些同学在外国渔船上找到工作。毕业后，他们中的六人前往爪哇岛，与一家船员中介公司签约。但是，像现在正要登上“隆兴629号”的22名印尼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Nur没有从他的中介公司获得任何培训。由于印尼籍船员和8名高级中国船员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工作中的学习将变得更加复杂。他们只能通过Rizky手机上的谷歌翻译应用进行交流，他在离家前下载了一本中文-印尼语词典。

当船开始为期两周的前往西太平洋之旅时，Rizky被要求培训他的同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设置”和“拖曳”。设置是是将鱼饵钩在沿主线分布的数千条支线上，这条主线可能绵延数十公里。牵引是将连接在支线上的浮标和任何附着在上面的鱼拖入水中。由于新来的渔工效率不高，每轮放线和拖线可能需要12个小时。

我们的两位受访者说，没过多久，高级船员就开始对他们进行身体虐待了。当印尼人工作缓慢时，副工头会打或踢他们。有时，他还会用铁棍打他们，力度足以留下瘀伤。南苏门答腊人Ari频繁受袭。他平时说话很温柔，但有一天他把副工头推了回去。Ari正在努力解开混乱的渔线，因此他正好拿着一把剪刀；而副工头有一把刀。感觉到事情可能会升级，Rizky迅速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合同规定，如果你与队长或其他人打架，那就是违反合同，你将一无所有地回家，并在你的家人面前感到羞耻，”Rizky告诉我们。

渔工通常连续工作18个小时或更多，每周7天，偶尔有10分钟时间吃饭。在大约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他们可以洗澡、洗衣服和睡觉。

他们通常每天捕获15到20条金枪鱼，每条重约30到40公斤，但如果他们遇到金枪鱼群，每月大概几次，船长就会更催促他们，让他们连续工作长达30小时。在这种时候，当他们一天可以捕到50条金枪鱼的时候，船长会让他们把主线切成两段，这样就可以同时进行设置和拖曳。

有时，当他们在下面劳作时，他会从船的上层向他们抛出糖果。“船长就像一个法老，而我们是他的奴隶，”Rizky说。

除了米饭和面条，甲板上的人说，他们被喂以饵鱼、腐烂变色的鸡肉和蔬菜。“大米我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其他东西常常不够吃。”现年21岁的另一位水手学校毕业生Yudha Pratama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如果有人没有得到任何吃的，我们会感到非常难过。”

中国船员喝的是瓶装水，而印尼人只从船上的海水淡化机中得到蒸馏海水。“水有一股咸味，还有一股铁锈的味道，”前商船船员Bernardus说。Yudha也说：“我们越是喝，就越是觉得喉咙里口渴。”

“在‘隆兴629号’上，没有人能够忍受这些，我们想回家，”Rizky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说，‘如果周围不是水，我就跑了’。”

旅程开始六个月后，一些渔工设法连接到了正在给“隆兴629号”加油的一艘油轮上的Wi-Fi信号。少年Nur通过一个信息应用给他的母亲发了短信，他的母亲立即回信，询问他的情况。这是自上船以来，所有印尼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或互联网信号。

Nur不想让他的母亲担心。他没有提到那些可怕的条件，也没有请求帮助。他只是告诉她他已经在海上了。五分钟后，网络断了。

“如果我能够活下去，我想结婚”

2019年12月，Sepri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受访者说，中国的高级船员第一次给他喝了瓶装水，但他的情况未能改善。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和肿胀，食欲减退，睡眠不稳。他的室友们在晚上轮流看护他，当“隆兴629号”在西太平洋上漂浮时，他们在心中默念熟知的《古兰经》经文。

12月21日，日出前不久，Sepri在试图去洗手间时晕倒了。船员们把他抬到用餐区，但无法使他苏醒。到早上7点，他已经死亡。

“他就像我的亲哥哥，”Bernardus说，“我哭得很厉害——我感到完全迷失了。”

Sepri是第一个在“隆兴629号”船上死亡的人，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患病的人。

9月左右，海事学校毕业生Yudha眼看着自己的腿变得越来越胀。他告诉我们：“我告诉我的朋友，如果我不能活着出去，请让我的家人知道。 ”

Yudha的病情有所好转，但到11月，20名渔工中约有一半——原来22名船员中的2名已被调到另一艘船上——即Sepri在船头倒下的一个月前，已出现类似症状。

受影响的人几乎不能站起来。肿胀向他们的身体推进，以至于他们都穿不下裤子。经验丰富的Rizky曾听说过这种疾病的传闻。他说：“你的脚肿起来，然后突然就死了。他以前船上的一些船员曾说过脚气病、营养不良症或象皮病”，但没有人确定，“只是道听途说。”

在我们的要求下审查了受访者陈述的五位临床医生说，“隆兴629号”和其他大连远洋渔业船只上的渔工可能患有与食物和水有关的多种疾病。大多数人认为，脚气病（beriberi）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脚气病曾经对远航的水手构成无处不在的威胁，但在19世纪，在一位日本海军外科医生发现可以通过简单的饮食调整来预防脚气病之后，脚气病变得不再常见。

但在难民营、移民拘留中心和其他严峻的环境中，仍然有脚气病的记录。

在远洋渔船上也发现这些病例。泰国流行病学局记录了最近在泰国拖网渔船上爆发的几起疫情，船员来自柬埔寨和缅甸。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的绿色和平组织在2016年说，这些事件是“由于营养不良、过度劳累和长期不回港，在海上转运而造成的。”

脚气病是由于缺乏硫胺素/维生素B1造成的，硫胺素在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能量的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艰苦的劳动和不平衡的饮食会耗尽身体的硫胺储存。虽然脚气病需要通过实验室测试才能100%确定诊断，但大多数临床医生说，大连远洋渔业船上的船员所经历的风险因素和症状与这种疾病的一种形式——“湿性脚气病”相一致，这种疾病可能导致肿胀、呼吸短促，甚至心脏衰竭。

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肾脏疾病和高血压科主任Richard Johnson医生在电话中说：“我的猜测是，他们有许多疾病，但最主要的是脚气病。”

总部设在美国的HEAL Trafficking组织，专注在公共卫生的角度为人口贩运幸存者辩护，该组织的创始人Hanni Stoklosa医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可以说，这种模式在某些方面确实符合脚气病，而在其他方面则不符合。这使我认为他们的临床情况是多因素的（脚气病和其他疾病状态）。”

两位临床医生认为，这些疾病最有可能是由有毒的饮用水造成的，也许是由于有缺陷的海水淡化装置或贮水池造成的污染。

协调了21年社区健康项目的James Allen医生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一个有缺陷的（脱盐）装置可能是一个来源，譬如氧化铁，就是黄橙色的；或硫酸铁，更偏黄色。”

他补充说，一个有缺陷的收集器也可能导致了重金属污染。“将盐水长期放置在容器中会导致腐蚀，这将解释异常的味道和颜色。”他说，如果味道不好的水里有重金属，它可能导致一种叫做心肌病（cardiomyopathy）的心脏疾病，这可能导致严重的肿胀，甚至死亡。

曾在美国和非洲工作过的急诊室医生Noah Rosenberg说，他的最佳猜测是海水脱盐不足导致的盐分超标，这可能导致肾脏问题。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肾脏只有在有足够的自由水（淡水）的情况下才能摆脱盐分，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靠喝海水存活。”

Sepri的死亡在“隆兴629号”上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处理他的尸体的冲突。伊斯兰教规定，必须尽快进行适当的埋葬。而渔工的合同规定，如果有船员死亡，尸体必须被带到岸上。船员们告诉我们，当Sepri死亡时，船长最初同意前往港口。但在用卫星电话打了几个电话后，船长告诉印尼人，Sepri的家人已经同意将他埋在海上。Sepri的家人后来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他的姐姐Rika说，几天后，船员管理机构才要求她的家人前往位于Pantura的办公室，Rika和她的丈夫才被告知Sepri已经死亡。

Rizky和Bernardus试图与船长争论，但最终感到无力改变事件的进程。“我怕如果我反抗，我的合同就会被破坏，”Rizky说。在Sepri死亡的当天晚上，他的尸体被装进一个临时的棺材里，然后被扔进了大海。没有压舱物，它无法下沉。船员们看着它漂走。

Sepri死后，船长确定了前往萨摩亚（Samoa）的路线。此时，其他几名渔工也病得很重。其中包括Yudha，他的症状又出现了。12月26日，“隆兴629号”从另一艘大连远洋渔业船上接走了一名同样患病的印尼人。第二天，它在国际水域与第三艘大连远洋渔业延绳钓船“隆兴802号”会合，并将新来的Yudha和另外两名生病的渔工Muhamad Alfatah和Karman（都是南苏拉威西海事学院的新毕业生）转移到该船上。从萨摩亚首都阿皮亚港（Apia）来的“隆兴802号”驶回港口，而 “隆兴629号”则驶回海上。

此时，Alfatah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如果我死了，请让我的家人知道’，”Yudha回忆起Alfatah的最后一句话。“‘但如果我活着出来，我想结婚。请为我祈祷，Yud。’”

“我说，‘好的，我会为你祈祷，但不要说这样的话’。”

Alfatah也被葬在了海里。几天后，Yudha、Karman和第三个渔工被送到阿皮亚港。船长把他们的护照、回家的飞机票和一把当地货币交给他们，让他们买些食物，然后乘出租车去机场。船只几乎没有接触到陆地，就又向国际水域驶去。

在机场，Yudha拖着肿胀的双腿穿过航站楼，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第三个渔工，他很害怕错过他们的航班。幸运的是，机场的工作人员有照顾他们，直到他们登上飞机。“感谢上帝，他们很善良，”他说。

当他们在雅加达登陆时，没有人来接他们。Yudha在这个城市没有亲戚。他的家乡离得很远，但是大连远洋渔业没有给他们任何回家的交通费用，而且他也没有带银行卡。最后，他在Karman的船务公司过了一夜，在那里他可以给母亲打电话，安排回家的航班。

“我感到非常愤怒，”他告诉我们，“因为我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

普遍管辖权

2020年4月26日，韩国公益律师Jong-Chul Kim在他的手机上收到了一个惊人的视频。那天早些时候拍摄的视频显示，另一名来自“隆兴629号”渔工Efendi Pasaribu正在前往港口城市釜山的一家医院的途中，在一辆面包车的后座上剧烈地喘息着。

几周前，在更多的渔工生病后，剩下的16人，此时更害怕死亡，而不是合同中的惩罚，集体要求返回岸上。起初，船长似乎只给出了空洞的承诺。然后，在他们威胁要叛变后，他终于把他们转移到另一艘驶向港口的大连远洋渔业延绳船。

但是，Ari没能幸存。他喘着粗气，身体肿胀，在途中死亡，被葬在海里。

2020年4月24日，当甲板上的人终于在釜山登陆时，他们才得知，世界已经被一种叫做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东西所笼罩。穿着个人防护装备的官员迎接他们，他们被匆匆带过海关，接受COVID-19的检测，并被带到一家华美达酒店，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接受检疫，然后才能返回印尼。

Kim有一些倡导改善韩国渔船上外来渔民工作条件的经验，他想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认识到，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外来渔民在完成他们的工作期限后经常会经过釜山，但他们通常只停留一两天就会飞走。然而，由于大流行病的影响，“隆兴629号”的渔工不会这么快离开。对于Kim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与那些在海上经历过濒临死亡的渔民交谈。

可要帮助Efendi已经太晚了，他在入院后的第二天早上去世，年仅21岁（他在印尼的家人拒绝尸检）。 但由于酒店有Wi-Fi，Kim能够与其他船员进行一系列视频通话。“他们渴望分享他们的经历，但他们对自己的声音会被世界听到没有什么信心，”Kim告诉我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些渔工通过Kim的翻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震惊于他们的叙述，Kim要求韩国海岸警卫队进行调查。但该机构告诉他，它无能为力——大连远洋渔业的船只已经离开韩国水域。

Kim仍然相信他可以迫使当局采取行动。当他继续采访这些船员时，他编写了一份报告，认为他们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并引用了他本人与立法者合作在韩国刑法中插入的一项条款，该条款赋予执法者“普遍管辖权”（universal jurisdiction），以追究人口贩运者，无论他们是否是韩国公民或在其境内活动。Kim最初认为该条款是打击性交易的工具，但现在他认为它可以适用于这次的情况。“他们面临这些人权侵犯，但他们不能离开这艘船，”Kim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不仅是劳动剥削，而且是人口贩运。”

Kim还把这个故事带给了韩国主要的新闻广播公司，MBC。2020年5月5日，该电视台在其主要新闻节目中报导了这一事件，并播放了Ari被抛下海的手机视频。第二天，当这条新闻开始获得流量时，一位精通双语的韩国YouTuber为他的印尼观众解释了这个争议。这位25岁的年轻人在视频中说：“工作环境与奴隶制没有区别。”该视频获得了数百万的浏览量，得到印尼的媒体广泛报导，议会成员呼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随着这一事件成为头条新闻，韩国当局根据Kim的报告采取了行动。海岸警卫队与仍在接受检疫的船员进行了面谈，并将此案提交给国家检察院。然而，为了进行调查，这些印尼人必须留在韩国。对此存在分歧的他们进行了投票。Rizky认为他们应该留下来，但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投票决定迅速回国。5月初，他们一起飞离了釜山，结束了韩国当局调查的可能性。

“他们受到了创伤并很恐惧，”“印尼渔业工人联盟”（SPPI）韩国分会的负责人Ari Purboyo说，他在釜山期间与这些渔工保持联系。“他们看到他们的朋友死在那艘船上。对他们来说，继续留在韩国是一种心理负担。”

“没钱”

到达了釜山，意味着这些渔工终于可以检查他们的银行账户了。这时，他们意识到，即使算上合同中规定的扣款，他们平均只收到承诺工资的11%。有5个人工作了13个月，却只得到了120美元。那些设法联系上自己中介的人听到了同样的解释：大连远洋渔业没有付款。

2019年和2020年期间，债权人、服务提供商和供应商在中国法院对大连远洋渔业提起的数十起诉讼表明，该公司甚至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就面临财务困难——大流行导致对刺身级金枪鱼的需求骤减。大连远洋渔业未能支付工资，不仅影响了在其船上工作的人，也影响了派遣招聘这些渔工的人员。

其中一位名叫Samuel Panjaitan的招聘者是一名前游轮工人，他最近创办了自己的船员中介公司，希望通过这一前海员仅有的职业路径，在海运业中攀升。他的第一份买卖便是与胡竹莲（音）签订合同。胡竹莲是一名中国妇女，在斐济经营一家为大连远洋渔业提供服务的船员代理公司。他们从未见过面，甚至没有通过电话，只通过短信交流。“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个女人的声音，”Samuel告诉我们，“我从来没能通打过她的电话。每当我打电话时，都会被拒绝。”

胡竹莲的机构——东方商业贸易公司（Orient Commercial and Trade），透过好几家印尼机构向大连远洋渔业派遣了渔工，包括派遣了Sepri和Ari的机构，以及Joni Kasiyanto的机构。根据我们的报导小组看到的银行记录，东方公司还向大连远洋渔业提供鱼饵，并通过香港的一个账户进行支付。

合作一开始还不错，Samuel说，但到2019年初，来自东方和其他机构的资金流，他通过这些机构向大连远洋渔业提供渔工，已经放缓到了。当他能与这些机构取得联系当时候，后者就会告诉他，他们无法向他付款，因为大连远洋渔业没有向他们付款。他试著抗议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但他发现自己的筹码很少。为了挽救他刚刚起步的生意，他给几个印尼驻外使馆写信，指责大连远洋渔业在进行“工资诈骗”，但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一位在中国的律师告诉他，起诉该公司会很困难。

2019年11月，在Sepri去世前一个月，Samuel得知，3艘载有他的4名渔工的大连远洋渔业船在萨摩亚停靠。在电话中，他告诉他雇佣的渔工，大连远洋渔业没有支付他们的工资，并要求他们报案，希望当地政府能扣留船只，这在船主不支付工资时有时会发生。然而，几天后，这些船再次启航——没有带走Samuel的工人，他们决定离开。其中一个叫Ivan的人告诉我们，他不得不“乞求”船长给他护照，以便他能飞回家。

大约在这个时候，大连远洋渔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船队（包括“隆兴629号”）的渔工观察到，他们所在船只的行为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大约在2019年9月，这些船突然停止了四处寻找金枪鱼的马达，而是继续在海上闲逛。渔工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年，一直到2020年5月“隆兴629号”渔工被遣返以及那之后。

他们说，当这些船在西太平洋漂流时，他们很少捕捞金枪鱼，但甲板上的人仍被要求抛出鲨鱼线，并捕获了许多鲨鱼。虽然船长们偶尔会聚在一起喝酒，但印尼人对他们停止正常作业的原因却一无所知。当他们要求中国人解释时，他们得到的只是蹩脚的英语和手势，显然是想表达大连远洋渔业正经历着某种动荡。来自西爪哇、现年39岁的Rusnata说：“我们只能理解一些零碎的内容，但我们确实明白‘没有钱’。”

2020年8月，一群大连远洋渔业的船只在太平洋的公海聚集，就在马绍尔（Marshall）群岛的领海外，并开始向中国航行。在几个星期内，他们抵达了中国山东半岛顶端的黄海附近。这是许多个月来的第一次，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两年来的第一次，甲板上的人可以看到海岸，远处的山峰在上升。

这些船在那里停泊了10天，没有接触过陆地。当一艘由印尼人组成的油轮来给他的船加油时，Rusnata了解到了席卷全球的病毒。最后，所有印尼人，总共155人，被集中到两艘大连远洋渔业延绳钓船上，驶向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比通港（Bitung）。当他们到达时，从头到脚都穿着个人防护装备的官员在迎接他们。Rusnata可以看到，他们把两个大物件从其中一艘延绳钓船上搬到一艘印尼海岸警卫队的船上。看了一会儿后，他意识到，那些是尸体。

一些船员代理，包括飞往Bitung与渔工见面的Samuel，希望印尼能扣留这两艘延绳钓船，直到大连远洋渔业支付工资。但据Samuel说，在船只抵达Bitung之前，印尼外交部公民保护司司长Judha Nugraha就告诉中介，中国大使已要求印尼不要扣留船只，并承诺大连远洋渔业将在三个月内，或在2021年2月前支付工资（Judha没有回应就此事发表评论的请求。）。Seydina Keita是设在达喀尔的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成员，通过该联合会，大连远洋渔业大西洋船队的88名印尼人在2020年底被遣返，他也说他从当地的印尼大使馆听说，中国已承诺大连远洋渔业将不迟于2月底支付。

Samuel告诉我们，最后期限到了，大连远洋渔业没有付款。截至记者发稿时，他还没有收到他的钱。他说，东方公司的胡竹连很久以前就不接他的电话了，尽管与他打交道的另一家位于中国的船员代理公司称正在起诉大连远洋渔业以追回工资。Samuel说，他的客户（主要是东方公司）欠他10多万美元，为了支付渔工的工资，他已经债台高筑了。

一些“隆兴629号”的渔工最终从他们的船务公司收到了赔偿金。但我们采访的大多数其他渔工说，他们在海上工作的整个期间，还没有收到哪怕一毛钱的工资。Rusnata上周说，他的中介还欠他11000多美元，这在印尼是一笔不小的财富。Rusnata曾是一名建筑工人，他出海是希望能攒钱自己创业，但自从回国后，他在这场大流行病中努力寻找工作，不得不靠亲戚和渔业工人工会SPPI的施舍来维持生计。

“我觉得印尼政府没有能力与中国政府达成政治协议，”Samuel告诉我们。印尼，他说，“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公民。”

“不要让惨剧继续发生”

在印尼，“隆兴629号”惨案为更广泛的公众对移民渔民困境的清算打开了闸门，特别是在中国船只上。根据我们对主要出在新闻报导中的事件的统计，在2019年3月至2020年11月期间，至少有30名印尼人死在属于8家不同中国公司的19艘渔船上。据报导，19人死于未知的疾病，通常以水肿或呼吸急促为特征。

“隆兴629号”的虐待事件被揭露后，印尼当局开始采取行动。在2020年5月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与该船有关的4家印尼船员机构中的3家的招聘人员被逮捕。他们包括Joni Kasiyanto和Muamar Kadafi，后者是PT Lakemba Perkasa Bahari的首席执行官，因将渔民置于违反合同的境地而被判入狱一年，包括不合格的食物和水，过长的工作时间和海葬。据旨在保护渔民免受剥削的SAFE Seas项目主任Nono Sumarsono称，在过去一年半中，至少有7名因其他中国船只上的死亡事件而被捕的招募者也被监禁——这是对印尼船员雇佣机构的“前所未有”的打击。

船员代理商业协会的负责人Del Agus说，他认为印尼招聘人员在涉及外国船只的丑闻中被“妖魔化 ”了。他呼吁印尼政府按照2017年移民保护法的要求，制定新的监管权力来监督招聘机构。“印尼海洋正义倡导”（Indonesia Ocean Justice Initiative）的Fadilla Octaviani说，一项法规草案已经被搁置了一年多了。国家秘书处的发言人Faldo Maldini告诉我们，该条例仍在等待多个部委的签署，然后才能送交总统。

国际劳工组织雅加达项目官员Irham Ali Saifuddin说，该条例纳入了联合国2007年《渔业工作公约》，将使印尼在与中国接触时具有更大的外交影响力。

Irham说：“我们不能（仅仅）责备虐待印尼渔民的船只的船旗国，我们应该责备自己没有准备好最佳的法律工具。”

一些观察员，包括来自东南亚绿色和平组织和移民工人工会SBMI的活动家，说他们认为印尼起诉船员代理的做法是正确的。SAFE Seas的Nono告诉我们：“从我与一些船员中介的非正式谈话中，他们说那些被逮捕的人是那些不走运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但他们也说，仅仅惩罚印尼的招募者是不够的；由于远洋捕鱼在本质上是跨国界的，所以外国船员机构和船主也必须承担责任。

渔工工会主席Ilyas Pangestu在谈到“隆兴629号”时说：“犯罪的人，歧视的人是那些喝瓶装水，而让我们的人喝蒸馏水的中国人。做这件事的是大连，但受到惩罚的是船员机构。问题出在那边（中国），为什么那边却没有做什么？”

印尼外交部的Judha说，2020年底，在印尼外长与中国外长会面讨论越来越多的印尼人死在中国船上的问题后，两国签署了法律互助条约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分享与执法有关的信息。但是，尽管在印尼对招募人员进行了起诉，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采取了任何措施来调查那些被指控虐待东南亚船员的公司。中国外交部和驻雅加达大使馆没有回应就此事发表评论的请求。据绿色和平东亚组织称，中国没有就中国船只上的印尼渔民的死因发布任何官方报告。印尼海洋事务协调部长的副手Basilio Dias Araujo上周告诉我们：“与有关方面进一步协调（“隆兴629号”）案的发展”仍然是必要的。

Basilio说，2021年6月，他的部门与中国外交部签署了一份解决海事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他称这是一个“推动政策的平台，将更好地保证印尼水手和渔船船员在中国的保护。”他说，现在是一个后续的问题。“现在，我们仍在努力讨论印尼和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的战略步骤，以使该协议成为现实。”

在公开场合，中国还没有承认有任何移民在大连远洋渔业的船上受到虐待。2021年5月，在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以自己对大连远洋渔业公司劳工行为的调查为由，禁止从该公司进口货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告诉记者，“所谓‘虐待船员’更是子虚乌有”。在提到“隆兴629号”案件时，他说：“去年曾有媒体炒作这一问题，涉事企业当即向在船上工作的印尼籍船员核实，所有船员均表示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更不存在虐待。”

“大连方面从未与我联系过，”“隆兴629号”上的渔工Rizky上个月告诉我们，“629号的船员中，没有一个人被他们联系过。这是可以预料的，他们否认了所发生的事情。大连是一家大公司。”

2020年12月，在对是否合并的决定不确定了一年之后，酱油制造商加加食品宣布，对大连远洋渔业的收购计划已经终止。公开记录显示，自2019年11月以来，由于各种诉讼，中国法院已经冻结了属于大连远洋渔业和励振羽拥有的其他公司的数千万美元资产，这些诉讼仍在国家法律体系中蜿蜒前行。原告包括大型企业，包括中国最大的造船公司，以及数十名大连远洋渔业的中国船员，他们起诉该公司拖欠工资，“隆兴629号”船的船长也在其中。

尽管有明显的财务问题，但大连远洋渔业似乎并没有关门大吉。2021年1月，一位在大连的联系人告诉我们，它仍在营业。3月，其公司股东之一发布的通知邀请其他投资者购买该公司，说它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再收购10艘船。

“隆兴629号”甲板上的几个人，包括Yudha和Nur，已经在印尼水域行驶的货船上找到了工作。他们都不愿意再在外国渔船上工作。

Rizky住在雅加达东部的一个寄宿家庭。他上午在一家快递公司工作，晚上在一家治疗COVID-19患者的机构打扫卫生，在那里他赚到了足够的钱，可以给他的父母和孩子一些。

尽管Rizky说他在大连远洋渔业的船上遭受了“创伤”，但他说他愿意再次在外国渔船上工作。他做其他事情都赚不到那么多钱。“你只需要找到合适的中介机构，合适的船，”他说。

Sepri的姐姐Rika说，在Serdang Menang村，给年轻人的机会仍然很少。她说，但自从“隆兴629号”惨案发生后，已经没有村民去外国渔船上工作了。

“如果我们在一起，也许事情就不会发生，”Sepri的表弟告诉我们，他不愿意透露姓名。他与Sepri和Ari一起去中爪哇的船员机构报名，但最终没有上船，“他们先走了，我本该是第二批。但我现在不走了。”

家人从该船员中介获得了一些关于Sepri死亡的赔偿。但是，Rika说，这不能让她的弟弟回来。“如果可能的话，让Sepri成为唯一吧，”她说，“不要让这样的事继续发生。”

本文来自Mongabay和Tansa，是由ERC组织的“Oceans Inc.”跨境合作调查的一部分。Mongabay得到了来自“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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