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阿富汗：他们的名字在那张撤退名单上

撤退名单

头顶有子弹在空中飞过，身边则是拥挤、慌张的人群，试图爬上围墙，进入喀布尔机场。这是2021年8月23日，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在绝望下涌向首都的机场，试图逃离塔利班，后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管这片土地。与此同时，驻扎在阿富汗的西方士兵正迅速撤离——以及那些被允许加入他们的阿富汗人。

艾哈迈德（Ahmad）知道，能够抵达机场已经是万幸。离开时已是半夜，车流稀少。他从后视镜里看到身后车里的人的眼睛。疑心重重的他，一次次让身后的车驶过，以确保没有被跟踪。

离喀布尔机场越近，就有越多的人挤满了街道。有人揹着包，有人什么都没带。最终，道路被大量的人堵住了。艾哈迈德别无选择，只能将车抛在后面，加入到四处逃窜的人群中。他继续注意著左右，害怕被跟踪；人群乱成一团。

42岁的艾哈迈德穿着灰色的阿富汗传统长袍和一件夹克，看起来是体面的——这是他仅有的衣服。起初，他准备了食物、水和衣服，但临走时都丢下了。太挤了，太匆忙了，无论他带什么东西都会造成更多的延误。试著不被周围的慌乱打扰，艾哈迈德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静下来，慢慢地、仔细地阅读了荷兰外交部前一天晚上给他的地图。

他不是一个人，他要带领著十位阿富汗记者、翻译和调停者前往位于喀布尔-贾拉拉巴德路的机场东门。这项任务是荷兰政府委派给他的——与他周围的大多数人不同，艾哈迈德的名字被列在了一张撤退名单上，这将是他离开这个国家的通行证。

那些没有证件，也没有撤离计划的人，很多在抵达机场前，就会被塔利班层层设置的检查站筛选出来。有些人是带着国外的联系人来的，后者为他们的离开提供可能；有些人为了登上民航班机等了好几天；还有一些人，虽然闯过了塔利班的检查站，却没有真正离开阿富汗的机会。

30岁的哈鲁丁（Khaluddin），他的名字也出现在同一张名单上。在那个炎热的早晨，他也被指派带领一群阿富汗记者前往机场的荷兰营地。从晚上11点到早上6点，他们排了一整夜的长队，试图找到来自荷兰的士兵，却发现，终于到了机场边缘，还有另一层障碍在等著他们。

机场的“入口”如今是一个“堡垒”般的路障。一条大约半米深的污水渠将他们和对面的一群西方士兵隔开，下水道里有一卷带刺的铁丝网。要想越过这道障碍，他们必须先跳入污水、穿过铁丝网，然后找到对面高墙上站著的荷兰士兵，伸手将他们拉上去。

哈鲁丁已经在喀布尔机场呆了一夜，脑子里嗡嗡作响。与艾哈迈德一样，他一直在打电话，发短信，协调不同的人。早些时候，他与名单上的几个人一起坐出租车前往机场，遇到塔利班士兵查岗，“你要去哪里？”卡鲁丁低头看着手机，司机答了一句“回家”，幸运地过了关。

对面是不同西方国家的士兵，其中有美国士兵向空中开枪，试图驱散人群。一个年轻人被击中，倒在了地上，就在艾哈迈德面前。艾哈迈德被吓到，停了下来。他怀里还抱着20个月大的女儿希亚（Hiya）——他带上了四个孩子，孩子们的叔叔也同行帮忙。他必须立即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把婴儿递给他们，“你们跟你叔叔回家，这里太危险了。”

当他最小的孩子的哭声渐渐远去时，他的心沉了下去。她的母亲不在国内，丢下她，她会变得无父无母。但当下，他不能拿孩子们的生命冒险。

对艾哈迈德和哈鲁丁来说，阿富汗已经不再安全。他们都曾直言不讳批评塔利班，都有与外国人合作的经历。这让他们在自己的社区得到了认可，却也让他们在塔利班掌权之际，成了引人注目的目标。

艾哈迈德来自楠格哈尔省（Nangarhar），是一名人权活动人士和政治分析人士，曾在和平进程中做过政治顾问。哈鲁丁是一名调查记者，以及老家昆都士省（Kunduz）一间大学的财务经理，参与了各种社区项目，从组织冬季为穷人收集衣服，到帮助传播关于COVID-19大流行的信息和资源，用他的话说，“城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我。”

两人此前并不相识，但因为都曾与一位来自荷兰的记者合作过，也因为他们当下在阿富汗面临的险境，使他们能够在撤离阿富汗的荷兰军事航班上，获得一席之地。自美军撤军以来，像他们这样，通过西方国家军事航班离开阿富汗的，已有超过12万人。

来自IS-K的威胁

一个月前，7月29日，艾哈迈德最亲密的朋友费罗兹（Feroz）失踪了。当费罗兹的妻子在绝望中打来电话时，艾哈迈德立即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作为楠格哈尔省清真寺的伊玛目，费罗兹是反对IS（伊斯兰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公开谴责IS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并无关系。艾哈迈德和费罗兹正在组织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国际媒体会议。艾哈迈德说：“目标是向世界解释，IS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与伊斯兰教背道而驰的。伊斯兰教是和平与人道的宗教。”费罗兹曾发表过关于IS在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活动的学术文章，还有一本尚未出版的书。

48小时后，艾哈迈德收到了来自费罗兹的一条消息，新号码，费罗兹说，他正和朋友在一起，他的网络不畅通，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再次联系他。艾哈迈德越发怀疑了，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就离开他的妻子和8个孩子，没有带走任何随身物品——这不像是他认识的费罗兹。

8月2日，费罗兹又发来信息，邀请艾哈迈德去参加一场在贾拉拉巴德（Jalalabad）的重要会议。 “这很奇怪，”艾哈迈德说，“他以前从未提过任何会议。”

费罗兹的确曾向他提过的，则是在过去的四个月里，IS-K一直在追踪他。

IS-K的全称是全称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lamic State Khorasan），是IS在阿富汗的一个分支，成员主要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圣战份子，极为暴力。

此时，艾哈迈德认定，IS-K已经抓获了费罗兹，绑架并强迫他做这些事。通过费罗兹，IS在试图引诱出他的“危险的”朋友。

“我知道发生了甚么，所以我拒绝了邀请。我回复他的信息说我的岳母病了，我不能来。”这是借口。之后，当他又拒绝了第二次会面邀请时，艾哈迈德说他要和妻子一起离开阿富汗。

艾哈迈德说，通过费罗兹，IS-K邀请了其他帮费罗兹编写过反IS书籍的朋友。不幸的是，他们接受了邀请，接著就失踪了。

在采访中，艾哈迈德停下来浏览他手机上保存的消息，“我从费罗兹那里收到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在8月7日。”费罗兹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沉默中，他的痛苦显而易见。他也担心费罗兹的家人，“8月10日，他们给他的妻子发了一条信息。然后他们就把她带走了。她甚么也做不了。”

艾哈迈德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但他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甚么。

8月13日，噩耗袭来。绑架了费罗兹的IS-K成员，残忍杀害了艾哈迈德的兄长。当兄长的遗体在一周后被找到时，身上有来自四面八方的19颗子弹。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当晚在别处参加婚礼。

艾哈迈德知道，兄长就是因为帮助自己，才被残忍杀害。

帮助她们的代价

原因要从四个月前说起。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艾哈迈德照顾著一些寡妇和有孩子的单身妇女。他接待了一些无处可去的外国人，他们很多都无法返回自己国家。其中，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妇女，身边有一个5岁和一个7岁的孩子，她曾向艾哈迈德倾诉过自己的故事。

2016年的时候，她的丈夫把她从印度带到迪拜，谎称他们要去度假。但从迪拜，他们却前往了伊拉克和阿富汗边境。这次，丈夫才告诉了妻子真相——他们是要在那里加入IS部队。丈夫警告，如果她哭了，或者声张她不是阿富汗人，他们就会杀了她和她的孩子。

2019年，IS被击败后，这家人在楠格哈尔省被阿富汗国家情报机构逮捕。5个月后，她被释放出狱，并被移交给艾哈迈德创立的阿富汗和平研究组织（Afghanistan Peace Studies Organisation），而她的丈夫仍被监禁。

她不想加入IS，她想带著孩子回到印度过正常的生活。艾哈迈德与她在迪拜的兄弟取得联系，将她的案件提交给印度最高法院，以合法地将她带回。与此同时，艾哈迈德先在喀布尔省接待了她，然后又带他们来到他的村庄，给孩子们更多的户外玩耍空间。他们住在他哥哥的旅馆里。

“当有人加入IS时，妻子和孩子被视为IS的财产。如果丈夫被杀，他们就会与另一个IS男子强行结婚。”艾哈迈德解释，他保护这些妇女免受IS的侵害，并协助将她们送回自己的国家。

而这个印度妇女的故事，费罗兹也全部都知道。

8月13日，导致艾哈迈德的兄弟被害的那次袭击中，IS-K组织带走了这位印度妇女和她的孩子。第二天，8月14日，也就是塔利班占领喀布尔省时，她的丈夫也获释了。

“我的兄长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在土地上工作的农民，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艾哈迈德说，“他是为了我、为了基本的人道来帮忙，并将他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大约一周后，艾哈迈德兄长的尸体在贾拉拉巴德郊外的一个村庄被发现，布满弹孔，并被斩首。

8月15日，同一批IS-K成员又杀害了艾哈迈德的叔叔，一位宗教人物。IS-K在艾哈迈德的家人旁周旋，艾哈迈德也被告知，他就是目标。

艾哈迈德知道，在费罗兹的死讯传出后，IS-K组织预计他会到费罗兹的家悼别，或是出现他兄长的葬礼上。但艾哈迈德避开了这些地方，并开始计划逃跑。

屋后就是塔利班的战线

当塔利班袭击了哈鲁丁的家乡昆都士时，他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没有浪费时间，直接躲到了附近的一个地区机场，那个机场仍在政府监管之下。在那里，他有国家军队的保护，他才能感到安全。除了背上的衣服和口袋里的饼干，他甚么也没带。两天两夜，没有食物，没有水，他就睡在机场的地板上。他不是独自一人——这时，已经有很多像他一样寻求庇护的逃亡者。

但是，暂时的安全感似乎随时会溜走。 “塔利班就在附近，炸弹和火箭从头顶飞过，机场周围到处都是枪击事件，”哈鲁丁说，“尤其是在晚上，我能听到爆炸声和打斗声。”

就在机场落入塔利班手中之前，哈鲁丁逃到了他姐姐在巴格兰省的家中。他认出了在昆都士认识的一家人，请求加入他们的逃亡旅程。在公交车上，都是与他一样陷入恐惧的普通人， 哈鲁丁说：“从昆都士到巴格兰，我隐藏了身份搭乘公共汽车。一路上，一个家庭让我装作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塔利班正在找我。”

哈鲁丁说，他正受到塔利班持续的威胁。

这要从他一气之下对峙塔利班开始说。塔利班在他家的房子后面建了一个基地。自2020年8月以来，政府军在他们家附近发动袭击，塔利班发动了反击——这意味著，他们的后院成了前线，“我妈妈怕极了，家人一直一直处于危险之中。”

2021年2月，一枚火箭降落在哈鲁丁的家中。他两岁的侄子受了伤，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其中一栋房子被毁。这让哈鲁丁怒不可竭，他愤怒地打电话给塔利班：为何他们要在自己家后面建基地？为何令他们处于危险之中？

“我反对塔利班的价值观，例如侵犯妇女权利、不尊重多样性、歧视公民、迫害少数宗教和种族。现在，他们试图说，他们会尊重差异，但这不是真的，”哈鲁丁说，“自从他们掌权以来，我目睹了他们的残暴和激进的信仰，塔利班是一个激进的极端主义团体，将他们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们。”

塔利班记下了哈鲁丁的电话号码。在哈鲁丁的那通电话后，塔利班就一直在给他打电话。他们让他来他们的基地，他们说，想和他聊聊。他拒绝了。母亲警告他不要回家，塔利班肯定会找到他并抓住他的。而他过往与荷兰记者的合作，也使他成了目标。

8月，当塔利班攻占昆都士时，哈鲁丁担心有人会向塔利班告诉有关他的信息。“这是一个小城市，每个人都互相认识，而且我几乎与所有不同的社区都有过合作。”

在昆都士机场挨了几天后，他去到位于巴格兰（Baghlan）的姐姐家。他说，随后，他就开始接到死亡威胁的电话，为了姐姐的安全，他再次离开。这次，他去到喀布尔躲了起来。曾经合作过的荷兰记者在试著将他与荷兰外交部搭上线，等待离开阿富汗的机会。

离开的机会

8月23日，曾与艾哈迈德和哈鲁丁合作过的荷兰记者发来信息，“快，准备离开。”他们进入那张允许与荷兰军队一起撤离的名单上了，而且由于他们领导社群的经验，他们还都肩负了一项额外的任务——各自管理和带领10名阿富汗人一起撤离。

机场那道污水渠的对面，站著许多西方士兵。艾哈迈德让其他人等著，冲水渠那头大喊：“荷兰！荷兰！”水渠那头的荷兰士兵听到他的呼喊，在检查了他的护照和文件后，士兵把手递出，将他拉了上来。哈鲁丁一行人也类似——为了让士兵辨认出他，他特地挥舞了一间橙色的衬衫，这是代表荷兰的颜色。

“水渠那头站著英国、美国、德国、比利时的士兵，”艾哈迈德回忆说，这些国家在机场都有一个自己的基地，搜集那些曾与本国国民一起工作过的阿富汗人。“美国带走的人可能是最多的。”

艾哈迈德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上午10点了。飞往荷兰的航班将持续一整天。现在，他知道了安全路线，便又联系上已经离开机场的孩子，让他们的叔叔把孩子们带回来。12个小时候后，他终于等到了再次返回的孩子，“直到他们都再回到身边，我才真正安心。”

经士兵核实身份后，这群阿富汗人被带到了荷兰营地，这也是他们几天来第一次得到水和食物。

艾哈迈德意识到，自从费罗兹出事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能够平静下来。他不再需要偏执地、随时随地地担心身周的状况。

他并不疲倦，小女儿希亚坐在他的腿上。但是艾哈迈德留下了另外八个孩子，随他一起的几个孩子只是及时接到他电话的。在他赶去机场时，很多孩子已经睡著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艾哈迈德马上会离开。

飞机上挤满了荷兰士兵和阿富汗难民，一半的阿富汗人都带著孩子，很多坐在地上。机组人员发了耳塞，来减弱引擎的轰鸣声，也让飞机上婴儿的哭声放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逃离的狂奔结束了，他们安全了。艾哈迈德还给希亚哼唱了她最喜欢的歌。

8月24日，一行人抵达荷兰，并被带到阿纳姆市附近的一个军营，那里已有数百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

8月26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发生了袭击，造成至少90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军和很多平民百姓。IS-K声称对事件负责。

8月30日，当最后一辆美军航班离开喀布尔后，数架试图撤离的飞机已经无法离开阿富汗。

希望⋯⋯

在远离阿富汗的荷兰营地里，哈鲁丁时刻都在透过国际媒体、阿富汗当地的亲友和机构去了解，家乡正在发生什么。

哈鲁丁无法想像阿富汗的未来，他渴望一个走在“繁荣、自由和进步道路”上的阿富汗，深知塔利班的到来意味著阿富汗“未来没有希望”，他能想到的，依然是寄希望于国际社会——“除非国际社会再次试图将阿富汗从塔利班手中拯救出来，并将阿富汗变成一个具有民主标准的国家。”

同时，他在媒体上读到的对阿富汗的描绘，让他不安。他看不到真正的阿富汗，“他们无法展示一切，无法展示所有真实的故事，因为暴力、人权和健康的问题太多了，这些都应该是新闻头条。而且，媒体也无法展示那些正在发生的最极端的暴力事件，因为那些事件太残忍了。”

最紧迫的担忧来自家人的安危。哈鲁丁知道自己有两个兄弟逃到了伊朗，但还有4个计划离开阿富汗的兄弟，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艾哈迈德也无法抑制住对还在阿富汗的家人的担忧——他自己没能一起离开的的孩子、他兄长的遗孤、曾经帮过他而被IS-K盯上的其他兄弟。为了躲开IS-K的搜寻，家人们已经换了住所，“我让他们千万不要出门。”

这些天，艾哈迈德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小女儿希亚身上，虽然还在牙牙学语，小女儿希亚已经会说一些波斯语和普什图语，这是她母亲和父亲的母语。他可以在希亚身上看到一些未来，“很快，她将学习英语和荷兰语，我也希望她学习阿拉伯语。”她的母亲希望希亚成为一名政治家，艾哈迈德不同意，他希望她成为一名学者。

年幼的女孩会在夜里哭泣、找妈妈，也因可以在户外自由散步而高兴。艾哈迈德说，在阿富汗的时候，因为安全缘故，希亚很少在户外活动。

“等她长大后，如果安全的话，我想带她去阿富汗，了解她真正来自哪里。把她带到她出生的喀布尔。希望⋯⋯那会是一个更好的阿富汗。”

为保护受访者，艾哈迈德（Ahmad）不是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