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7元替人“坐牢”一天，一场“冤案家属”的抗争艺术

“刚刚法院通知，葛林林案二审不开庭。”9月11日，收到辩护律师的消息时，葛林林的妻子唐洁正坐在安徽阜阳家里。她整个人僵在原地，脑袋嗡嗡作响。

距她几步之外的客厅，深蓝色窗帘拉得密不透风。一束苍白光线由天花板斜射下来，照进一只锈迹斑斑的巨大铁笼。地上贴了一层灰色仿水泥地板革，铁笼内有一张行军折叠床，铺了纯白色床单，右边是一个用黑色塑胶袋罩住的马桶。在普通居民楼内的三室一厅，铁笼的存在显得突兀又可怖。

这是四位艺术家坚果兄弟、郑宏彬、武老白和小明为唐洁设计的“饥饿艺术家”计划——一场表达抗议的行为艺术。

过去一年多来，唐洁一直为拯救狱中的丈夫四处奔走。据她的说法，2015年至2016年间，葛林林与当地房地产商褚安江发生口角，后被对方举报，扣上了“黑社会”的帽子。2019年12月17日，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对葛林林案做出一审判决，认定葛林林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涉及11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上访、递投诉信等一连串行动均告失败后，走投无路的唐洁在律师介绍下，于今年5月结识了这四位艺术家，以求通过“非常规”手段——艺术，在9月底二审前为案子争取更多舆论支持。

郑宏彬的一位朋友听说唐洁的决定后，非常惊讶地说，这一定是被逼疯了。作为艺术家，郑宏彬自己也不禁问：“在这个社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才会尝试跟艺术家一起折腾呢？”

“当法院不再依据法律，冤案只能依靠艺术”

四位艺术家中的坚果兄弟从2011年起便致力于自由艺术创作，作品多涉及社会议题，最知名的是《尘埃计划》。2015年，他拖著一个吸尘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走了100天，收集空气中的雾霾，把它们烧成一块砖，塞进了某工地的砖墙里。

2018年，为引起外界关注陕西和内蒙古边界小壕兔乡地下水污染问题，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等人发起“重金属音乐专场”。当地政府五六个部门出动了数十人，文化稽查队也前来盘问，把他们演出的乐器、同行记者的相机全部抢走，一股脑扔进一辆看似运猪载羊的卡车笼子里。

在中国，做抗争艺术有什么意义？坚果兄弟曾被人这么问，他专门开了家“深圳市无意义公司”，作为自己的回应。

所以，当唐洁找到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等人，想要借用艺术来伸冤，她先被泼了盆冷水。“艺术手段没法达到她想要的有效性，希望她不要抱太多幻想。”郑宏彬后来告诉端传媒。

唐洁当时很果断，说：“当法院不再依据法律，冤案只能依靠艺术。只要能救葛林林，我什么都愿意试一试。”

于是便有了客厅里的“饥饿艺术家”计划。它的概念和名字源于卡夫卡1922年的短篇小说，讲述在笼子里绝食抗议的艺术家从风靡全城到被人唾弃，最终在不被理解的痛苦中死去。

8月31日，“饥饿艺术家”计划开始在豆瓣、公众号、微博等平台招募参与者。最后入选的11人会在唐洁家客厅的铁笼轮流体验24小时“坐牢”、绝食，按照被分配的抗议形式代替他人发声，并进行网络直播。完成后，每位参与者可以得到2777元报酬。唐洁早前获得的一条录音中，案件举报人禇安江声称愿意花2000万买葛林林坐牢二十年，金额便是照此换算出来的均日价格。

艺术家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向参与者介绍葛林林案，反而强调了彼此之间单纯的雇佣关系，一是为了突出监禁语境下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二是让参与者与葛林林案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中国社会不主张强调个人意识和权利，艺术家将铁笼视为所有人被集体监禁的实体化表现。郑宏彬认为，压抑的政治环境是计划参与者、网络观众与唐洁的共同处境，希望这种相通的语境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构成彼此认知、甚或产生共情。

铁笼放置在唐洁家的客厅，参与者可以看见唐洁的日常状态、与她交流。这种刻意安排期望借由“坐牢者”的眼睛，让公众更多看见唐洁身上除标签式“冤案家属”外活生生的一面。

这些参与者之中，有导演、记者、性少数者、建筑师、舞者……有人直到“出狱”仍不太了解葛林林案，有人在“坐牢”期间反抗由艺术家扮演的“狱警”，有人则只顾在24小时内睡觉、发呆……

他们合共完成约288个小时的直播，中途被封号了至少五次。许多时候，他们的抗议无关唐洁，更无关自己。

他们为何愿意替别人承受痛苦？如何度过自我监禁的一日？对中国的普通人而言，抗争艺术又意味什么？带著这些疑问，端传媒逐一跟他们聊了聊，并节选了其中五个人的故事。

参与者们的故事

1）王胜华，纪录片导演

抗议形式：读葛林林的家书

我对监狱的兴趣始于一位坐过牢的朋友。

那是2000年吧，我们还小，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和我的另外两个发小去城里抢钱。他初中毕业就辍学了，想赚第一桶金，又觉得没前途，就走错了这么一步棋。当时严打，有人被判了五年，有人被判了七年。

2017年，我跟拍了他四个月，也去了他蹲过的监狱。

监狱除了限制自由，是否也可以让人有技能、人性上的提升，而不只是把人关起来？好的监狱会采取各种方式，艺术的方式，通过戏剧、写作、音乐、绘画，让囚犯对情绪有更好的把握，变得更有同理心，出狱后也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这些艺术介入案例大多发生在国外监狱，我们这里不太喜欢社会团体介入。还是保守、政治第一。

这个铁笼其实没有监狱的感觉，它只是概念上的，我可以看见外面的人说话、走动。真正的监狱是四堵墙，只有一个小孔。

我在“狱中”的任务是背葛林林写给妻子的一封信，有时执行组的人会来抽查，看我有没有把它原封不动地背下来。信写在印有红色直线的白纸上，字迹很工整。

他被关了一年多了，这是他2019年第一次给家里写信。我现在还记得开头是，“亲爱的唐宝贝：分别近一年了，第一次给你写信。看守所人性化规范管理，允许和家人互通家书，只要不写与案情相关的事，都可以互通信件。”

他肯定想家、想小孩，希望她（唐洁）照顾好孩子的学习，还提到妻子腰不好，要多注意，不要太辛苦。后面一段提到寄点书给他，大致内容是这样。

她老公在信里叫她“唐宝”，我读这些时，唐洁就坐在客厅，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这是人家专属的称呼，读的时候我会刻意很小声，她倒好像没什么。有时说我读的不太认真，开玩笑。

读的时候，我也会动情。字面上，都非常情真意切的。我尤其受不了普通人的这种真情流露。我是挺感性的人。他的孩子还小，儿子才6岁。他说心疼妻子，对不起她。我之前也见过他的孩子。“爸爸是生我气吗，为什么不回来？”这些都会触动我。

为什么我关注了这么长时间监狱，因为它很现实。世界上有这么多监狱，1000万人关在监狱里，它有很多隐喻。我的公众号里有许多犯人创作的艺术作品，或者别人创作的以监狱为主题的作品。那里也有很多美好的，人性的东西。这是很少人关注的领域，应该给多点人看到。

记者注：

后来，端传媒向唐洁提起王胜华读到“唐宝贝”时她不怎么在意的事。唐洁却透露，“那一刻，我非常崩溃，非常卑微。信里写的都是我们夫妻间的私密话，现在却由另一个陌生男人于大庭广众之下读出来。但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了救他。”

当时，唐洁为避免尴尬，与众人开玩笑，“他把好好的一封信，一些情话读成这样，我听了都不想救葛林林了。”

大家笑成一团，唐洁却独自别过脸，流泪了。

2）冯瀚辰，学生

抗议形式：戴纸手铐的“话痨囚犯”

“入狱”之前，我就与艺术家敲定了怎么“表演”。我们要一起做个行为艺术，同时传达我的理念。形式上，我会饰演一个“话痨囚犯”。双手戴一副纸手铐，想要说话必须挣脱手铐；但手铐一破裂，又要受罚。而惩罚方式，由艺术家担任的“狱警”从网上观看直播的网友中征集。

我想传达的是要掌握表达的自主权。我分享了好几个自己的故事，包括我与外公、爸爸、同学的关系，还有我爸爸养的一只狗。这些故事非常个人，我认为它们牵扯到人的共情，人和人之间应该是能够彼此理解的。手铐则是一种观念上的牢狱，想要发声，讲述自己的故事是需要勇气的。这是我与艺术家一起想出来的idea。

征集网友惩罚是想反映集体对个体的压迫，还有些袖手旁观的犬儒在吃人血馒头。这在直播盛行，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容易表现。

起初，我照做了几次惩罚，但心里渐渐有点不满。我挣脱手铐，掏心掏肺地给你们讲我的故事，网络观众却不停迫害、惩罚我，说明我们失去了共情的能力和渠道。

比如，有网友要求我对著镜头说100遍——“能，明白”（被称为2019冠状病毒疫情“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曾被迫在训诫书上写下“能”和“明白”，他病逝后，中国网民通过在口罩上写“不能，不明白”来悼念他）。

后来，还有个惩罚要我用摇滚风唱李志的《人民不需要自由》。我唱的很犹豫，不自信。我唱出来的不是自己认同的东西，觉得自己在受辱。

这时，镜头外有个声音说，“你没权利不认同。”另一个声音说，“你可以不认同，但必须照做。”

我还是跟著旋律，现学现唱了几句。没多久，直播账号就被封了。

我认为不该为了抗议而抗议，也不该为了惩罚而惩罚。“狱警”选择惩罚方式时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这个环节，纯粹只是为了完成说定的任务，搭不上我的戏。

后来，我干脆把抗议纸牌、手铐撕得粉碎，不抗议了。光抗议没法让人产生共情、彼此理解，还是要先选择相信、沟通。

这个项目其实设定“坐牢”时是不能说话的，与网友互动是个例外。后来我发现，这是个很好的事情。生活中，有人和你说话，你不回复，那很没礼貌，但这里有不说话的自由，我完全可以不理他们。我把撕碎的纸片堆到一起，拼成了爱心。纸片上密密麻麻写著爱、不怕、委屈了、我理解你、我不走……后来，我还活用手里有的各种东西，板子、纸、笔、水，来表达自己，除了语言。

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剧本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牢笼，把我们限制在里面。只有把约定俗成的东西扔掉，开始个人表演，才是最真诚的表达。艺术家后来也给了我反馈，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创作。

如果不能按设定的剧本走，那我干脆自己演自己的。

3）蔡菜，记者

抗议形式：根据描述，绘制雷闯画像

为什么要来？我实在没办法。我是个记者，但找不到选题了，只能来这体验写篇稿子交差。去之前，我就花光了2777元报酬。那时还没拿到钱，我只是习惯提前花钱。这些钱加上我的工资，就月入过万了，我从来没有过的感受，买了些有的没的，化妆品、衣服，还吃了很多。

我一进门，发现铁笼的马桶只是个套著塑料袋的足浴盆，空气里有股不知从哪飘来的刺鼻味道，觉得头昏脑涨的。艺术家之一的小明提醒我，上午别吃东西，只能喝热水，“你不会想在笼子里拉屎”，他们的语气挺严肃的。

进铁笼前，我点了份汉堡王。三小时后，我又点了份肯德基。“入狱”准备时，饥饿和对排泄的焦虑相互拉锯著。好不容易能参与一回艺术，脑子里还是对屎尿屁挥之不去的焦虑，想到这点，我惭愧地抱住了头。

我的抗议源于一个名叫“花花”的女子。2018年7月，她发文指责中国知名公益人雷闯性侵。其后，雷闯不仅未履行自首承诺，还持续骚扰“花花”。

我进笼子后，外面的人各自挑了一张雷闯的照片。在我“入狱”的24小时，他们会对著照片，向我描述他的模样、穿著、拍照的背景。我就根据他们的描述为雷闯画刑侦画像。

我从没见过雷闯，也没看过那些照片，甚至不会画画。我很清楚，自己是被雇来在笼子里体验他人痛苦的。准确地说，我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人。

我跟你说，冯瀚辰那样不对，他还在里面讲故事，与热心观众连线。我看他的自我比牢笼更大。他就该像我，头脑一片空白地进去。给钱不就是为了让他帮别人抗议吗，可他在里面自我表达得特别爽。我不需要自我表达，我就是被雇来表演痛苦，替另一个人痛苦。

他们让我想象雷闯的样子，我就边想象边画。

他们描述，“雷闯戴著草帽，一条带子系在下巴上，瘪著嘴憨厚地笑著。”

或者，他们告诉我，“他的脸又方又圆，但大致是圆的，下巴像接上去的一样，嘴的形状像被蛰过的梁朝伟。”
……

这些描述有时加入了许多主观、感性的成分。我想象时不仅想他的长相，也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画了几十张，可以出一本画册了。

我把这些画像贴在后面的笼子上，越贴越多，过程挺折磨人的。关键是我睡觉的时候，一整面雷闯都在望著我，非常诡异。

我吓的睡不著，半夜也没人给我描述了，我就开始画雷闯在做我想象中的事，他的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我想象雷闯就坐在客厅沙发旁的凳子上，想象他和我一起在笼子里。我猜，他就算进了笼子，也是镇定自若，面带微笑。

很怪异，想得多了，就觉得这个人越来越真实，很具体，好像我真的认识他。

我出来后也不想看雷闯的照片，觉得不重要。但后来朋友和我聊天，我还是不小心看到了。我觉得我画得挺像的。我和雷闯“心灵感应”了。

那个铁笼太真实了，锈迹斑斑，像从一个拘禁的地下室搬出来的一样。两个机位离我很近，我觉得特别不自然。上厕所时有一块黑布围著，但头会露出来，我还控制了表情。餐厅和客厅连著，几步之外就有人在说话。人很多，根本拉不出来。

我在里面一直想吃肉，出来后先洗澡，再喝粥。一小时后，我吃了排骨，吃了很多肉。

4）小禾，舞者

抗议形式：戴著镣铐跳舞

进入铁笼时，我的右脚和右手就戴上铁链了。铁链是他们当天买的，很粗，也很沉。我先做了些拉伸、韧带恢复的动作，踢腿时铁链会“哐”一下砸到我后脑勺，挺疼的。

报名时我说自己会跳舞，他们就让我跳。我想也可以，打算按照流程完成这个任务。

我读中专学的就是舞蹈。我们这种艺校非常注重外在条件，我那时条件不错，排舞都是站在前排中间，非常好的位置。

后来我得了过敏性紫癜，开始服用激素，体重一下从90斤飙升到130斤。回了学校，我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做跳舞前的准备，但老师叫我站到后排去。当时没什么感觉，因为我那个学期基本没怎么上课。可直到期末，我也没能站回原来的位置。那时我就明白了，哭著给妈妈打了电话。

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聊到专升本考哪间学校好。她不停说自己的理想学校，我就问她，你怎么不问问我想考哪间？她听完笑了笑说，你还是回去当幼教吧。当时对我们来说，幼教几乎是最后选项。

我一直觉得体重可以减下来，它不是一个人能不能跳舞的标准，但总觉得因为自己的体形受到很多羞辱。我尝试减肥，曾经试过一个星期不吃饭。

2018年10月，考完最后一次试，我毕业了。之后，我再也没跳过舞。但最初的一整年，我其实不太能接受不能跳舞的事实，常常半夜12点多在外面没有目的地闲逛。

那晚在铁笼里，我半梦半醒之间听见唐洁开门进来，说要去法院门口喝农药，要不给法官下跪，求他们二审。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平静得让我难受。她看起来也很理智，但我知道她这是挣扎太久，已经不正常了。

她发起这个计划希望别人能关注她丈夫的案子。我突然之间有种使命感，如果我没能完成自己过去的愿望，希望她可以实现她的。之后，我不再觉得我们之间是雇佣关系。我就是想为她跳一支完整的舞。

第二天早上醒来，绑著铁链的那对手脚瘀青了，肿了一圈。我申请换另一对手脚绑，然后我就开始跳舞了。舞蹈是我现编的，依据从前上课的记忆。没有音乐，只有铁链摇摇晃晃发出的声音。

太久没跳过舞，我的压力很大，害怕观看直播的人会像从前的老师、同学一样指责我跳得不够好，姿势又不够标准。我跳得小心翼翼，很谨慎。摆出最后一个姿势定格时，我心想，刚才镜头有把我拍得很漂亮吗？

5）张奇，纪录片导演

抗议形式：在朋友家屋顶画地为牢

他们不是给钱吗？一开始我是不想去的，因为两千多块钱都不够来回路费。后来我朋友说路费可以报销，我才觉得可以过来玩一下。我比较信任我的朋友，否则还要考虑一下风险。信任，所以其他东西不需要想太多。

我是在广州一个朋友家的天台“坐牢”的。我带了一对哑铃，晚上先健身了一会儿，也没什么娱乐，很早就睡了。那个天台很凉快，广州很热，肯定比房间舒服。

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后来时间就越过越慢。太无聊了。最后三四个小时有点难熬，反正除了偶尔做运动、发呆，大部分时间就睡觉。

我就是游戏的心态，没把它当艺术项目。我不知道这么做对别人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游戏、一种交易、一种商业行为。他购买了我的这种行为。

活动的目的性比较强，很注重外面表现出来的东西——关注度，与意义之类的比较割裂。我不看重这种艺术行为，只当能挣钱。背后能实现什么意义，我也不关心，那只是他们关心的东西，因为我对其中的许多逻辑不太理解。

有人因为自己的事情花了一笔钱，让别人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自由，才有了这个铁笼。背后其实都有些不由自主。虽然你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这个活动，但如果有经济上的困难，需要钱，可能选择的自由就少一些。

工作也是。它是你选择的，但又不是，背后也要考虑经济情况。换句话说，如果你有钱，可以用钱来买让人失去自由；如果你没钱，可能会选择为它交出自己的自由。

主要还是需要这笔钱。如果是个很有钱的人，你给他两千多元，让他在铁笼里关一天，他肯定觉得你有病。

我之前因为打架进过两次拘留所。

不，我不会把这件事和过去的拘留所经验联系到一起，我觉得，它和我每天的生活有关。每天的生活都像在监狱里，中国就是个大监狱。拘留所只是小监狱。

有一次，我和朋友们闲聊，谈什么是重要的。朋友说，政治很重要。我说，政治是不重要的，艺术和科学才重要。他说政治对每个人都像空气，人无时无刻不活在政治里，当时我不太认同。

后来，我慢慢了解了一些被屏蔽的信息。我觉得自己不是一天、两天改变的，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我现在在西藏拍纪录片，因此采访了当地人对香港民主运动、新疆和西藏人办签证难等问题的看法。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它变好或变坏都与我有关系。过一段时间，它也许还会有史料、反思的价值。就像多年后，我们回头看文革、六四，会发现当年有人竟然这么想，或有人竟然这么冷漠、愚昧。留一个证据吧。

拆除铁笼，“一个没有退路仍在坚持寻求公正的人”

二审不开庭意味葛林林案很可能维持原判。当时，所有人都在等唐洁拿主意：“饥饿艺术家”计划是否要就此中止？

唐洁耳边似有把声不断重复：这次必须豁出去，搏一把。但她的抗议行动接下来会不会引起执法部门留意，招惹新的麻烦，她没有把握。将四位艺术家和余下几位参与者牵扯进去，她又过意不去。

犹豫了两天，她与艺术家决定出于安全考虑，终止铁笼项目。余下的参与者各自选择了其他地点“画地为牢”，继续抗议。

铁笼监禁结束那天，唐洁也走了进去。她身穿黑色卫衣，扎著马尾，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些。她眉头微皱，声音平静却有力地对著扬声器喊道，“我抗议葛林林案程序不公，我抗议侦查、起诉、庭审每个阶段都存在重大错误，我抗议法律在这里毫无尊严。”

参与者的离开让唐洁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有多家媒体闻讯找来，唐洁又忙起来。她开车带记者去见辩护律师团队，也去了法院。中秋前夕，她发现有篇关于自己的报导收获了超过6.4万条跟贴。

唐洁很欣慰，在转发报导时评论：“第三年的中秋，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从这个角度看，她觉得这次用艺术抗争算成功了。

铁笼计划后，四位艺术家又为唐洁接连发起了“饥饿艺术家”的两个子项目，让印有“花2000万买你坐牢20年”的五个大台球滚过阜阳某座大桥，又用几十辆共享电动车拼出巨型SOS向社会紧急求助。

“没有成不成功这回事，只是在社会参与中使用了艺术，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失败的。”郑宏彬仍没有改变当初“泼冷水”的态度。

但他认为唐洁愿意这么做，因为她心底还想成为一个“人”。“一个被压迫到唯有反抗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人，一个拥有抗议权力就该奋起抗议的人，一个没有退路仍在坚持寻求公正的人。”他如此告诉端传媒，“生活在相同社会语境下的人们如果能反观自身处境，或许就有启发性的意义。”

抗议改为“画地为牢”后，唐洁家的铁笼拆了，被移出客厅。按理说沙发、吊灯、电视，一切都可以重归原位了。

可唐洁再也没回那个家住过。起初，她说贴仿水泥地板革用了双面胶，很粘，清理不干净；后来又说清理地板擦了汽油，屋子里味道很大，住不了人。

她和端传媒谈了些别的，又绕回这件事，“其实本来也可以回去，但家里冷冰冰的。”很奇怪，之前铁笼在，她心情不好，总望著铁笼发呆，想像丈夫究竟被羁押在一个什么样的看守所；现在铁笼被移走了，她又总是想起它。

后记：葛林林案与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018年8月29日，葛林林被捕后第四天，唐洁拿到一段录音，偷录了案件举报人禇安江与朋友的一次谈话。

“花1000万，我出1000万，花2000万，我出2000万，葛林林必须得弄倒。”“现在这个案子保准是涉黑了，省公安厅的许刚厅长，都专门安排。”

据唐洁所说，禇安江与葛林林仅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发生过口角，但无禇安江在笔录中所称收到葛林林的几十通电话恐吓威胁、敲诈勒索。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为葛林林案所撰写的二审辩护词指出，这起涉黑案共24名当事人，17人根本就不认识或不熟悉葛林林，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据安徽纪检监察网今年6月通报，禇安江口中的许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许刚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常务副厅长等职务。

葛林林案原定于9月底二审开庭，后被取消。目前仍无进展。

过去三年，中国正在展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黑除恶的标语见诸城市、乡村。各地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少争议规定，并对黑恶势力存在不同解释。比如，湖南湘潭、山西忻州、河北井陉三地，将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摸排对象；山东省检察院在2018年要求每个基层检察院当年至少处理1起涉黑案；山东济南警方发布黑恶势力外表特征，鼓励市民举报，第一条即为“佩戴夸张金银饰品炫耀的人员”等。

目前，该“专项斗争”正临近尾声。8月，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披露，已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20.7万起、打掉涉黑组织3,226个、涉恶犯罪团伙26,071个。

小禾、蔡菜为化名。

感谢特约编辑徐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