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語教學風波：模範自治區不再，北京不要朋友，寧要敵人？

1995年，谢飞导演，张承志编剧的蒙古语电影《黑骏马》上映。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内蒙古歌手腾格尔出演一位蒙古青年。青年离开草原十二年，再回乡时物是人非。

电影里探望故人的青年教草原学生演唱歌谣。那是腾格尔1980年代创作的《蒙古人》。歌词源于蒙古国诗人奇·其木德（Choijil Chimid）：“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江河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蒙古人》和腾格尔的嗓音传唱于中国大街小巷，从演唱会到中央电视台节目。没人会认为这首歌有何敏感。更没人料到它会在2020年一场抗议中被唱响。九月初，抗议在内蒙古自治区爆发，反对在蒙古族学校引入普通话教学的国家统编语文课。几天之内，网上流传着各式消息和现场录像。某影像片段中，数百群众聚在一间学校门口，高唱蒙古语的《蒙古人》：“蒙古人啊，是热爱故乡的人。”

一切源于2020年8月底的消息：新学期开始，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中小学的三门科目——语文，政治和历史，要逐渐转为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政府称，原蒙语语文课将继续，和普通话语文课并行不悖。但诸多家长和学生担心改革将冲击原有的双语教学体系。更有人担心这是进一步“汉化”或“同化”的开端。围绕着这道“新政”，种种不安发酵、扩散，最终变成在2020年中国少见的一场群体性事件。

过去十年，中国边疆民族问题愈发扎眼，内蒙古却几乎风平浪静。但如今这场抗议，让北京治下的这个“模范自治区”站到了一个路口。

一场文化保育运动

内蒙古的抗议传出后，有中国民族主义者随即将之解读为“蒙独”。外界则有人认为这是“南蒙古觉醒”或是对“文化灭绝”的激烈反应。有评论员认为这场抗议像2014年的香港。

在新闻和消息都被严格封锁的时代，网上消息倾向于夸张演绎抗议的性质。反而，综合各种信息，这场运动看起来更像是广州2010年“保卫粤语”运动的内蒙古翻版。

9月2日到3日，通辽市（哲里木盟）警方在网上公布了一系列征集线索悬赏，查找数十名涉嫌“寻衅滋事”的人士。网民打开链接，发现里面是一个个抗议现场摄像头拍摄到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照片里有白天也有黑夜。一次性能贴出如此众多的“寻衅滋事者”，多少意味着运动的自发性质。

网上还能看到抗议者在基层传统社会中的动员：微博上有人上载据称是牧民的签名和手印，围成圆形，呼应着上世纪初草原群众运动的“独贵龙”（Duguilang）运动。看起来，相比城市，更紧密抱团的牧区人际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动员渠道。

尽管如此，大多数视频和消息都和学校相关。这可以意味着运动并没有在社会其他空间中大规模爆发。学校的抗议则结合了个体行为和学生的集体行动。9月初，自治区各级政府连续发出文件，要求保证学生返校。这意味着有不少有蒙古族家庭拒绝将孩子送回学校上课，或是希望将孩子接回家不去上学，以实现一种个体化的、变相的“罢课”抗议。正是因为这样，许多视频和传言才都围绕着学校的大门拉锯。一则视频中，一群中学生冲过学校大门，口中用蒙语呼喊着“让我们出去，我们胜利了！”，围观的人群则高举手机拍摄，警察和保安没有阻止，停在一旁。同时，在内蒙古东部流传着一个目前无法确证的传闻，声称有一名女生因为学校不给出校门，心急之下从教学楼跳下。

抗议运动的议程又是高度具体的。翻看诸多民众签名的网络图片，几乎都以反对教学改革为核心诉求，语言也和汉族常见的“请愿”并无二致，更不像新疆、西藏等地曾经的抗议运动那样包含对政治权力的进一步诉求。

运动也在网上积攒能量。尽管蒙古文社交平台Bainu在抗议爆发前夕被政府暂时关闭，但有关抗议的信息还是出现在了快手、抖音和微博等平台上。不少蒙古族人士，包括学生、乐手、普通市民、农民和牧民，通过展示签名，分享书摘等方式表达对运动的支持。但这也意味着有大量的行动是通过网络“展示”完成的。看起来，对非学生和非家长的蒙古族群众而言，抗议的线上热度似乎大于线下。

这些特质都类似2010年广州的“保卫粤语运动”。并且，相比那场运动，内蒙古爆发的抗议看起来更为温和，更加节制。

保卫粤语运动是2010年广州市的一次群体性事件。当时，官方有计划增加市营电视台普通话节目。有市民认为粤语长期被普通话打压，面临危机，以此为导火索，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串联、表达不满。当年7月25日，上千人聚集在江南西地铁站抗议；8月1日，又有数千人在人民公园呼喊口号，高唱包括《海阔天空》、《光辉岁月》在内的粤语歌曲。

内蒙古的抗议运动，和保卫粤语运动所共享的，是对自身独特文化所面临的处境的担忧。相比其他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中的蒙古族无论在人口比例，还是母语的使用程度上都偏低。2010年数据显示，自治区中蒙古族人口422万人，远少于汉族的1960万人。许多蒙古族已经以汉语北方方言作为母语。而当地蒙语也大量混合普通话词汇。对许多蒙古族来说，生活习惯已经和北方汉族愈发交融，使得蒙语和传统文化确实面临一场危机：缺少继承，母语人口变少，受主流文化影响越来越大。

统编教材只不过是为这样的焦虑增添了一把柴火。

值得指出的是，这场维护蒙古语的文化保育运动，甚至比“保粤运动”还要温和得多。2010年时，为了反击普通话，广州人举出了“广州人讲广州话，唔识讲就返乡下”（不会讲就回乡下）的海报，“煲冬瓜”（普通话）和“捞仔”（对北方人的蔑称）等词汇时有耳闻。而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在内蒙古抗议的视频和照片中，看见反对普通话或反对汉族的标语或口号，更没有传出汉族人士被攻击的报导。

“模范自治区”的由来

温和的抗议背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模范自治区”身份与特殊的历史地位。对照今日的危机局面，这显得格外讽刺。

中世纪以来，中华帝国的广大疆域端赖于内陆农耕地带和草原游牧地带的结盟，若没有草原民族相助，中原王朝最极致的疆域也只能沿着农耕地带扩张——塔里木盆地周围的西域农耕绿洲要比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更容易并入中原王朝版图。而越过长城控制草原的清帝国，依赖的是和蒙古的血缘姻亲——皇太极时代开始和蒙古科尔沁部的制度化联姻，是帝国扩张的一大支柱。

而如今爆发抗议的通辽市（哲里木盟），就是科尔沁部的核心地带。也是历史上孝庄皇太后的出生地。

满蒙联姻的“帝国柱石”在近代几番流转。俄罗斯通过蒙古国的独立削弱北京（南京）对东方和北方的控制，日本和蒙古东部结盟来向察哈尔和长城内扩张，北洋政府试图把内蒙古切成数个省，归属内地管辖“分而治之”。而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最终胜利，蒙古人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支因素。

根据官方历史叙事，早在1920年代，中共就开始积极培养蒙古族干部，乌兰夫、多松年、李裕智等人被中共远派莫斯科接受系统的共产党干部训练，回国后投身革命。二战中，乌兰夫等人领导的中共蒙古族部队协助延安维持了黄河河套一带的防线，让中共可以依靠黄河阻隔日军。日本投降后，又是蒙古族共产党员帮助中共完成了对今天内蒙古的控制——1945年，草原东部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内蒙古东部自治，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单刀赴会”与其谈判，阻止了后者的独立倾向，最终以内蒙古自治政府，即之后的内蒙古自治区为解决方案，成为中共治下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时至今日，乌兰夫的后人都是自治区的重要政治力量。

抱持更蒙古民族主义倾向的日籍蒙古族历史学家杨海英在《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一书中，感慨中国蒙古族缺少民族意识，对汉族的统治听之任之。但事实的确是，至少在近三十年来，中国蒙古族的处境，和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大为不同——蒙古族的干部在体制内已经上升到了高位——前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前驻英大使暨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不用说在文化、教育、科技及其他领域的诸多蒙古族名人。这和蒙古族数百年的“共治”地位无法分开，也和中共建政中蒙古族的角色有所关联。

甚至，中共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最残酷的肃反和清洗事件之一——1960年代文革中造成至少数万人无辜死亡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事件，也在今天被蒙古族知识分子理解为文革普遍创伤的一部分。许多蒙古族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会主动将之和内地汉族知识分子、官员干部受到的冲击并列——尽管事实上，“内人党”清洗明显源自北京对蒙古族干部的不信任：北京担心内蒙干部勾连外蒙，在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时为苏联进攻打开大门。

在中蒙边界毫无冲突的今天，内蒙古蒙古人的身份认同，完全不对北京构成威胁。尽管在外人看来，蒙古国好像是蒙古族的“祖国”，但内外蒙古之间却有着不一样的认同。在看中部族和血缘关系的蒙古政治中，外蒙古以喀尔喀部（Khalkha）为绝大主流，和内蒙古的察哈尔、科尔沁、土默特诸部区分开来。长期的俄罗斯/苏联影响，又让蒙古国和内蒙古在文化、思想、语言文字乃至饮食上拥有相当大的差异。蒙古国人时有蔑称内蒙人为“huojia”（汉语“伙计”的谐音），足以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区别。

过去三十年里，北京非常精明地用一套蒙古历史叙事成功地维系了内蒙古蒙古人的双重认同。北京允许蒙古族将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帝国视为自己的祖国，而又宣称大蒙古国——及元帝国，也是中华正统的一部分。这套叙事的前提是认同中国曾经一度是一个蒙古国家而中国本身带因此有某种“蒙古性”。而相比之下，蒙古国只是成吉思汗遗产的部分继承者，无法独自代表蒙古。内蒙古出身的剑桥大学教授乌·额·宝力格（Uradyn E. Bulag）就认为这种对内蒙古蒙古性的认可，使内蒙古的蒙古人和蒙古国认同拉开一定距离：“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都没有权力否定或者是取消我的蒙古性……另外一个蒙古部落有什么权力来否认、取消我的蒙古性呢？”言下之意是，国家对蒙古性的认可，是内蒙古蒙族能够认同中国人身份的一个前提。

内蒙古在各项指标上也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从建政起，内蒙人口中就是汉族占大多数而蒙古族占少数。经济上，内蒙古的数据则类似东北省份，对中央政府经济支援的依赖度远低于新疆或者西藏。

蒙汉也堪称中国——哪怕是以“皇汉”大汉族主义者标准——民族关系的“典范”。比如内蒙古人口最密集的通辽也即科尔沁部一带，已经农垦上百年，大量蒙古族人口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和汉族也是大量混居，蒙古族忘却蒙语，汉族学会蒙语的情况时有发生。熟习蒙语者的日常会话中也几乎都混合着汉语词。“说普通话”在广大内蒙社会根本没有阻力。这和新疆、西藏乃至不少南方汉族地区都格外不同。事实上，近代以来内蒙古的民族关系完全是温和的“同化”趋势——这令许多蒙古族知识分子担忧文化保育和身份维系，但也印证了中共在内蒙古的成功。甚至，这次引发危机的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在内蒙古已经愈发边缘化，近年来蒙古族学校的招生渐少，许多学生为了前景会选择就读汉校，蒙校的很多学生是较为底层的牧民或农民子弟，这使得不少蒙古族学校毕业生和家长因为焦虑教改后的未来就业前景而加入抗议。

在蒙古族中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的家族，是蒙古齐步樵氏或齐穆克氏等分支的后人。这个传说使不少人宁愿相信，就算中央对其他少数民族严苛，也会对蒙古族有特殊对待。在民族政策日益收紧的近年，内蒙古社会仍然保持着之前的惯性，尽管此刻，风声渐渐入耳，终于抵达了草原。

到如今讽刺的是，无论是历史或革命传统，还是族群交融的现实，都没能阻止“全国一盘棋”的语言政策在内蒙古落地。8月31日，微信中流传一篇蒙学学者“白音小姐姐”的文章，呼吁在内蒙暂缓包括淡化族群意识和改革教学语言在内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蒙古族过去是和我们一起闹革命，从血与火中携手站起来的兄弟和战友……跟我们是一个妈的双胞胎，是最亲的同胞。”

这篇呼吁很快被全网删除。而9月2日，自治区政府召开会议，会上指“推进统编教材使用是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关怀，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落实好这项政策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随后，自治区各地的警方纷纷“亮剑”，警告不会容忍聚众抗议向政府施压的行为。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牺牲品

平心而论，相比八月末自治区中流传的消息，最终推行出台的教改措施是“温和”的。一开始的传说是，在未来，自治区内少数民族学校的所有教学语言都要改为普通话，仅仅保留一门少数民族语言课。但最终出台的方案中，暂未取消蒙古语的教学语言地位，只是将北京最在意的、和意识形态最紧密相连的三门科目——语文、政治、历史——改为普通话教学。

同样是平心而论，这一政策也仍然是激进的。真正激进之处，是其背后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与其中专横、武断、颠覆性而“全国一盘棋”的思维模式。这意味着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彻底改变，而新的制度，又不可能为少数民族提供其宣称的好处。

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始于2014年的“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会议上强调要形成“中华民族”认同，淡化“民族”这一源自苏联民族政策的概念。尤其是关于语言，会议上强调“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

按照大力鼓吹将“民族”由“nation”翻译成“ethnicity”，积极推行融合政策，以图见证“中国版奥巴马”的前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对2014年会议的解读，在这次会议之后，先前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几乎是注定要淡化了，只是因为其涉及许多利益，不宜直接取消，但总体的方向是推向“民族大熔炉”，“效仿”美国，打破民族之间的“藩篱”。实现基于同样身份（“中华民族”）的“平等”。

由此才可以理解，为何在内蒙古如此没有民族矛盾，蒙古人又无不将自己视为中国一员的今天，北京宁可激起蒙古族的反对，乃至宁可将原先的朋友一步步推向敌人，也要强行推动普通话教学政策的统一安排。这是因为第二代民族政策显然被视为“长治久安”的百年乃至“千年大计”之一，在政策制定和决策者的眼中，这些当下的阻碍绝对都是要“被克服”和“被越过”的。如果蒙古族产生了意见，那在他们眼中就恰恰是政策合理性的证明，证明了蒙古族并没有想象中对中央那么忠诚；如果内蒙古由此产生了民族问题，那么在他们眼中就恰恰反映出铁腕推行政策的必要，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消除潜在风险”。

更令人无法回避的是，无论“第二代民族政策”如何宣称自己追求像美国那样的民族熔炉，它都无法赋予少数民族追求不被歧视的公民权的空间。因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不以公民权利作为基本的运行模式。另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的“皮”仍然为了门面而撑着，这使得“熔炉”中的个体仍然要携带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个身份为民族歧视提供了条件，却淡化了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教育和民族的社群纽带。这等于是逼迫少数民族个体“公平”地和主流民族在市场中竞争，又系统性地仍然为他们打上少数民族标签。他们既无法以公民的身份开展反歧视运动，却又也不再有任何系统性的优惠福利。而他们必须投身的市场竞争的规则，又明确是主流民族所主导的。

这就意味着，在新的模式下，把汉族视为现代的、优等的群体，认为少数民族要学习如何像汉族一样生活的那种汉族中心主义或曰大汉族主义，一定会得到更大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少数民族个体如果在这个体制中受挫，就一定会转向更抽象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寻求安慰。汉语说得越好，甚至越有可能产生隔阂感和与汉族不同的族群意识。

换句话说，“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天生畸形，后天不足。在这样的政策主导下，中国的族群/民族关系走向恶化和冲突，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无论其“初心”为何。

这样一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就被推向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历史渊源和对北京权威的接受，曾经让蒙古人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如鱼得水，也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极度讲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灵活”制度下生存得最好的少数民族之一。而如今，仿佛1990年代东北国企工人被经济剧烈改制的国家抛弃，下岗，蒙古族是否也要面对被施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国家抛弃的命运，一夜之间从“天之骄子”变成时代的弃卒？和维吾尔、哈萨克、回、藏一样，成为“民族大熔炉”中再无差异的一个数字和“治理对象”？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这句语录近些年被张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街小巷。但眼睛显然是脆弱的，一旦受创，就极难复原，就像通辽城外那些经历了长期的农垦和采矿，沙化了而极难再复原的草原一样，草和土混合在一起，覆盖在流沙上，一旦扒开，就变成了沙漠。

当局会如何处理内蒙古的这场文化保育运动，也许将直接影响未来对“中国”的定义。

（田沙，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