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月11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正式宣布，选择来自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是美国两党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正式提名的黑人女性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于结束了人们对拜登副手人选长达五个月的猜测，也意味着大选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这样一位副总统候选人人选，对拜登的选情意味着什么？她又是如何被“选中”的？
难产的副手人选
2016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和特朗普本人的关注度太高，以至于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蒂姆·凯恩（Tim Kaine）以及共和党的迈克·彭斯（Mike Pence）——无论在关注度和影响力上都远远不能与总统候选人相比，对随后的竞选走势也可以说是无足轻重。但今年拜登的竞选搭档则大不相同，可谓万众瞩目。
这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民主党内已鲜明地分成温和派与进步派两个派系。拜登作为温和派的旗手，选择谁来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会预示着他愿意做出多少让步以团结党内的进步派。比如，他如果选择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甚至史黛西·亚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等进步派风云人物，很可能意味着他在当选后的施政将更加左倾。第二，拜登现已77岁高龄。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他有可能决定只干一届，不在2024年寻求连任。这样一来，他现在所选择的副总统候选人，四年后即使不能成为当然的接班人，至少也会是民主党内总统竞选的热门。所以拜登对竞选搭档的选择，也有为民主党选择未来领袖的意味。
本次拜登选择竞选搭档的过程，也可谓一波三折。早在3月15日，拜登就在辩论中早早宣布了自己将选择一位女性作为副总统候选人，随后组成了由前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牵头的四人委员会来选择和审查潜在的副总统人选。而此后四个多月间，关于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动向却是高度保密，往往连拜登竞选团队的高层都蒙在鼓里，而且也一直没有产生遥遥领先的公认人选。于是，有希望的候选人开始了几乎公开的游说和争夺。尤其是进步派的新兴史黛西·亚布拉姆斯。她在2018年的乔治亚州州长选举中完全采用进步派的激进选举策略，结果以一个百分点之差输掉了选举，而且至今还不承认选举结果。在拜登宣布将选择女性竞选搭档之后，亚布拉姆斯十分高调地四处游说，表示自己才是副总统的合适人选。但是，她的从政经验太少，竞选策略又与作为温和派的拜登格格不入，在夏天到来之际也就逐渐淡出。
拜登的高度保密，也使得外界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公开信息和一些蛛丝马迹来猜测。拜登只有一次不小心泄露了信息：7月28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手里的笔记被美联社记者抓拍到。上面写有关于热门的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的几个要点：“不记她的仇”；“与我和吉尔（注：拜登的夫人）一起参加竞选活动”；“有才干”；“对竞选帮助很大”，等等。当然，这半页笔记，细究下来恐怕也什么都说明不了，只是增加了人们的猜测热情。
不过，热门人选在这几个月间的变化，还是有迹可循的。最初，排在前列的候选人包括了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来自内华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Katherine Cortez Masto）等等。不过到了7月，上述候选人已经基本淡出视野。尤其是克洛布彻，她此前担任检察官时在种族问题上的包袱，使得她在5月底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案发生后几乎是不得不退出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单，并呼吁拜登选择一位有色人种女性。
进入7月底，最终的“热门名单”换了一茬，共有6人，其中也多了一些人们熟悉的面孔：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Tammy Duckworth）、来自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来自加州的联邦众议员凯伦·贝斯（Karen Bass）、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瓦尔·戴明斯（Val Demings）。其中，后四位都是黑人。
拜登原定将于8月的第一个星期公布竞选搭档的人选。但是，拜登的行事风格一向慢条斯理，审慎决策，宁可不断拖延自己已经定好的日期，也不仓促做出决定。8月的第一个星期过去了，拜登方面仍然没有动静。8月8日他还跟福克斯（Fox）新闻网的记者开了个玩笑：“那我就选你当搭档了！”随后他的竞选团队还出来澄清，表示这只是个玩笑，真正的人选还没定下来。截至人选公布的前夕，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已缩减为两人：卡玛拉·哈里斯和苏珊·赖斯。一切只等拜登本人下定决心。最终，拜登在8月11日选择了哈里斯。虽然他错过了自己原定的公布日期，但最后仍在民主党党代会召开前几天宣布了竞选搭档，在历史上倒也符合惯例的。
哈里斯其人
几个月来，哈里斯在拜登副手的选择中虽不是遥遥领先，但一直被认为是最为稳妥的人选。她参加了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虽然在初选正式开始前宣布退选，但她在总统辩论和竞选集会上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拜登可能选择的副手人选中，她和沃伦是仅有的两名在选民中知名度较高的候选人。
更重要的是，哈里斯没有致命的弱点。这与其他一些热门人选形成了鲜明对比。沃伦现在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她的任期还有四年才到期。如果她成为了副总统，她空出来的参议员席位将由马萨诸塞州州长暂时任命——而州长却是一位共和党人。今年民主党对参议院可谓寸土必争，这样的风险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另一位热门候选人苏珊·赖斯虽然形象超然、有较强的实际执政能力，但她此前从未竞选过任何职位。把没有竞选经验的赖斯推出来直接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压力和风险恐怕也比较大。相比之下，哈里斯没有这样的短板，她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也是比较稳妥且顺理成章的事情。
哈里斯的人生经历也十分鼓舞人心。她是一对移民夫妇之女，父亲是牙买加人，母亲是印度裔。她的政治生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度过。2003年她当选旧金山地方检察官，七年后当选加州检察总长。2016年，她竞选参议员成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黑人女性联邦参议员。即使是在越来越强调多样性的民主党之中，她的出身和经历也足够独特。在今年5月弗洛伊德死亡案发生后，哈里斯为种族正义奔走呼号。在种族问题再次走上美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今天，哈里斯也成为了该议题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而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最大优势就是她充满活力的风格。今年55岁的哈里斯活力十足，对于被认为过于沉闷且口误频繁的拜登来说，可谓一大助益。她在总统辩论和竞选集会上总是能够激发选民的热情，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也激烈盘问特朗普提名的法官等人选。
拜登自己也在这方面吃过哈里斯的苦头。在去年6月的第一场初选辩论中，哈里斯就“伏击”了拜登，指责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与南方右翼合作，反对公立学校的种族融合。“当年在加州有一个小女孩就在一个种族融合的公立学校读书，每天都被政府的班车接送。”哈里斯说道，“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这一事件使得拜登团队一度对哈里斯十分不信任。拜登的妻子吉尔·拜登（Jill Biden）就曾表示，哈里斯在辩论中的攻击，让自己感觉像是“肚子挨了一拳”。虽然哈里斯后来退出竞选并宣布支持拜登，但这种不信任仍然存在，甚至持续至今。据Politico报道，今年7月，拜登负责审查副总统人选的四人委员会的牵头人克里斯·多德曾询问哈里斯如何看待她与拜登的那次交锋。哈里斯满不在乎地说：“那就是政治。”这一反应让多德大为不满，并对身边人表示哈里斯“毫无悔意”。不过，拜登本人似乎并不十分在意那段插曲，至少他在笔记上面写上了“不记她的仇”。拜登选择哈里斯作为竞选搭档，可能也是认为哈里斯在初选中与自己的过节在大选中会变为优势：既然她初选中能这么高调地“伏击”拜登，大选中也能以同样的力量来对付特朗普。
如果说这一事件对哈里斯而言既是劣势也是优势的话，那么哈里斯的另一个劣势就要严重得多：她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定位。去年，她早早地输掉总统初选，就是因为她定位不清，不断摇摆。她一方面认为温和派的渐进政策才真正可行，另一方面却又想拉拢更为激进的进步派，导致她往往不能自洽，让两边都不满意。在初选中，她一边像温和派一样表示自己政策中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是政策的可行性，但转头就支持“全民获得医保”（Medicare for All）。她的政治履历中也充满了这种矛盾。她想要把自己的检察官经历包装成一个“进步检察官”，但她在担任检察官时也曾不愿调查警察对枪支的滥用；她声称自己一生反对死刑，但她于2014年担任加州检察总长期间，也曾对一名法官认为死刑违宪的判决提出上诉。可以想象，她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后，一边要面临进步派对她“不够进步”的指责，另一边又要面临特朗普对她“过于激进”的指责。
哈里斯虽被普遍认为是一名温和的实用主义者，但更刻薄一点的人也可能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政坛活跃近二十年，她的实际政治贡献并不如她的履历那样耀眼，她的政策主张也往往被掩盖在她的种族、性别等身份之下。而偏偏今年的副总统选择，由于拜登的年龄等原因，又有着十分特别的含义。哈里斯如果仅仅是担任副总统，那应该还能中规中矩。但是担任民主党的未来领袖乃至总统候选人，可要思量。
副手人选重要吗？
美国建国以来二百余年间，副总统这一职位本身在政府的运转中越来越重要，已不再是音乐剧《汉密尔顿》中所嘲讽的那样，“根本不是个真正的工作”。但是，副总统人选对总统选举结果的影响有多大，则众说纷纭。目前的证据表明，副总统人选对最终选举结果的影响不大。近几十年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1960年，肯尼迪选择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作为竞选搭档。约翰逊帮助肯尼迪在南方获得了大量支持，尤其是拿下了德克萨斯州，被认为对肯尼迪最终胜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此后，副总统人选就再也没有发挥过约翰逊这样的作用。即使副总统人选有着明显的优势或短板，也没有根本上改变选举的走势。
1988年老布什的副总统候选人丹·奎尔（Dan Quayle）就以灾难性的发挥被人铭记。他在副总统辩论中完败给民主党的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但当年的总统选举中老布什仍然大胜对手。四年后的1992年，奎尔的发挥同样糟糕，在前往一所小学参加活动时自作聪明地改正一个小学生对马铃薯（potato）一词的拼写，结果还改错了。
不过，1992年的选举中老布什就大败给了克林顿。可以看出，四年间选情的变化，更多地是由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与副总统人选关系不大。2008年，温和、稳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选择了言行乖张的萨拉·佩林作为竞选搭档。麦凯恩最终输掉了大选。虽然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是佩林毁掉了麦凯恩的竞选，麦凯恩本人后来也表示后悔选择佩林，但是当时的美国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大衰退；两年前飓风“卡特里娜”期间的糟糕救灾工作使小布什不得人心；民主党又历史性地推出了奥巴马。相比之下，佩林的影响实在难称显著。
如果观察民调数据和选举结果的话，副总统候选人的影响就更小了。《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用1976年到2016年的选举数据制作了一个模型，发现副总统候选人所在的州在大选中对该党的支持率高出仅仅1.5%。而另有美国学者计算，总统候选人会给他的家乡州带来3%-7%的额外优势。今年七月底Morning Consult/Politico主持的一份民调更是显示，拜登的副总统人选对选民的投票意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份民调中列举了12名可能的副总统候选人，并询问选民：如果拜登和这些候选人搭档，对阵特朗普和彭斯，你会投票给谁？结果显示，12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仅仅为2%，与该民调的误差范围相等。
尽管如此，在近几年的选举环境下，副总统人选的影响虽小，但仍有可能足以带来变数。毕竟，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只领先了27000票，在密歇根州更是仅仅领先10000票。这时，副总统人选造成的微弱扰动，也很有可能改变天平的平衡。至于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如何影响接下来的选举走势，可以拭目以待。
（古道，自由撰稿人，关注美国政治）
文章不错，感谢作者和端。不过如今拜登已经赢了选举，是不是可以再出一篇考虑哈里斯会如何在新政权中发挥作用的文章了?
@Draconis
「隔靴挠痒，但不会脱鞋擦药膏的是Biden和Harris这一类人等。鞋底都不挠，多走走就好，烂了就不痛了是Trump这等人物。」
你這句我實在是太喜歡了，實在是痛快，我都笑了好一陣子。
但是，對於你對民主政治和強人政治的結論，我是不能同意的。精確而言，我是可以理解民主制度的缺點與強人政治在近代大行其道所持的論據，但我不認為強人政治會在最後勝出。
畢竟，強人政治在背後的權力鬥爭以及其權力交替（人是有壽命的嘛）時的腥風血雨，都是以大量的人頭作結算（在一些地區還做的特別光明正大），更不用提隨之而來的大混亂。就這點而言，民主算是相當不錯的啦。
民主制度面對時代的劇烈轉變是需要改革的，而作為民主基石的每一個人也需要為此而改變自己，而這種改變絕不會是走回個人崇拜的強人政治，因為那只是人面對面混亂和不可控時的依存本能而已。
真的，那些成天活跃在端评论区里的灯塔主义者真该来看看这篇文章的评论区：） 但凡对美国有些了解和体验的人都知道这地方系统性败坏的程度不比某大国强
嚴重右傾的原因，個人觀察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導致的嚴重貧富不均，讓政客為討好民粹而產生的現象。
@自由風
同意阁下说法。现在欧美的政治光谱都严重右倾。在我看来Warren其实只是比Harris之流多走了一步而已，还是在游戏规则内的，而真的要走改革路的Sanders则不然，立刻就会被划分到极左。
所谓中间偏左只是假球。
一，政客都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政客到底是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伪命题。另机会主义者的标签和dem2024可能的热门人选并没有任何冲突。
早在19年末到年初时候，Biden就被指控曝光对身边的女性有不正常的，过度热情的亲密接触。为了熄火+吸引liberal front及女性选票，Biden及时甩出这个承诺，把危机化为机会，从一个可能的性骚扰老白男一下子变成坚定的女权先锋。及至Floyd事件爆发，立刻又加码来个有色人种。说到底了，不过就是利用id politics来骗取选票的下三滥伎俩罢了。
个人前段时间，一旦和朋友讨论到Biden的vp人选，就会开一个玩笑：“to be Uncle Joe’s vp, there r three requirements.：female, black(so called colored pop)…. humm, sry, there ain’t a third one, I don’t really think alive or dead matters.”
要当他的副手，有三个要求，女性，黑人（所谓的有色人种/注：我认为政客讲到colored pop其实讲的只是黑人而已，亚裔6趴都没人理，一般poll连asian的栏都没有。而占小于0.001%比例的黑mtf都能让政客跳脚）嗯…抱歉，没有第三个条件，我不认为vp人选是死是活很重要。
个人观点看来，vp本身处境就非常尴尬。在法律上，vp唯一能发挥的作用大概就是作为紧急状态下总统位置的第一继承人，除此之外，无实际行政权力，也就只能作为替身拉拉票，跑跑行程罢了。vp的设置最大的意义是确保政府运作的保险，然而两百年来有多少个JFK和LBJ？当前vp恐怕最大的可能作用不过是当个吉祥物罢了。于我看来，这个提名不过是另一场政客的闹剧罢了。比起脚踏实地，真的去改革积弊，还是用最便利最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方式来拿票最好了。
不过Biden说不好用心良苦，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准备好当WHH第二。（William H. Harrison，记不清是第几任总统，约莫是19世纪中期就任，上任一个月病死，vp接任）笑。
二，
我先前几年都是在OR，到CA刚好满一年。Harris其人也是在她被提名之后才去了解一下。
我尽量避免打标签。Harris主要的政绩概要和个人经历的重点，文中也已经提到。
在我看来，美国的晚资社会已然摇摇欲坠。当今需要的是全面的暴风骤雨般的改革，而不是敷衍地隔靴挠痒，甚或连鞋底都不挠。隔靴挠痒，但不会脱鞋擦药膏的是Biden和Harris这一类人等。鞋底都不挠，多走走就好，烂了就不痛了是Trump这等人物。
Sanders提公司税率要拉到40%就立刻被打成communist要被做掉，Trump降到20%就成就了美国经济，Biden所谓的进步也不过声称要加公司税到27%，股市就如丧考妣。好笑的是Eisenhower和Truman时期的美国是税率最高的时期，个人的tax bracket最高可以到96%还是94%，这两位总统却是历史上最反共的两位总统，后无来者可比。
covid加速扎爆了美国晚资社会的泡沫。“不患贫而患不均”，然而在70年代到80年代辉煌的
在CA抱怨白宫提议的每周400的保障金会给州府带来每周7亿美元的额外开销，预算不堪重负的时候（我就读的公立大学已经连两个学期减课减预算了），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工作，无力支付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费用的时候，Buffett的Berkshire在至暗时刻依旧录得264亿的盈利（不是revenue/营收，是盈利），Bloomberg的报道表明贝索斯在疫情期间身家增加600亿+（而我有朋友在ca的amazon做包裹包装，时薪14还是14.5，疫情期间加两块），上年九月s&p500的有效税率甚至只有5%，政府却依旧和08一样，忙着万亿万亿去救援大公司和亿万富翁，甚者像McConnell一样，抱怨着保障金比工资还高，民众就不会去卖命工作。
这些政客其实是一丘之貉罢了。虽然dem上台会比逆行倒施的rep好（疯狂降税，不利益回避家族带入政府，像Georgia的完全禁止abortion, etc.)，但所谓的温和派也不过是trump攻击所说的那般，“do-nothing”. Biden和Harris这等政客绝无能力，更没有决心和动机去进行真正彻头彻尾的改革—这与他们个人毫无干系，而是与他们的身份/阶层，与当前的体制息息相关。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与资本合作，以消费民众来获得利益罢了。
看看trump和biden，内心不禁疑问，民主政制怎会走到今天这般模样。码字码到这里，突然想起高中government和us hisotry的插图，一个个戴着高礼帽的肥大钱袋在议员们的身后指指点点，以及大家都坚信的，USSR的倒台是因为西方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效率与道德水平远高于极权政体。和今日两相对比，都以为相较昨日早已脱胎换骨，却不自知似乎古今一辙。
怪不得极权和强人可以在21世纪的世界大行其道。
@張831 我個人認同賀錦麗不能算進步派，但如果連華倫也要這樣做定義的話，國會山莊就只有桑德斯跟AOC可以說是進步派，連其他公認進步派旗手，如矽谷的Ro Khanna跟波士頓的Ayanna Pressley，還有俄勒岡州的參議員Jeff Merkley都要出局了。相對歐洲，美國整體的政治光譜都嚴重右傾，基本上只要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已經算是「極左」了，如果進步派只限基進左翼，實際上沒有甚麼意義。
Stacey Abrams只是一個不斷想要解決voter suppression問題的建制派代表，她絕對不是什麼進步派風雲人物。沃倫自己說自己是一個資本主義者，把她跟桑德斯貼上同等進步派標籤未免也太隨便。想討論Kamala Harris是否有可能是進步派更誇張，建議筆者重新思考自己一些武斷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