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实验室里的政治阴影，被FBI瞄准的中国“千人计划”

【编者按】美国《外交政策》称中美关系正在“大脱钩”（the great decoupling），在贸易和供应链、金融与投资、科技与商业、文化与教育等领域逐步剥离彼此之间的联结。本文聚焦在中美“大脱钩”中的一环——由美国联邦政府发起的对中国资金和华裔学者的“总清算”。

2020年5月11日，美国乔治亚州西北部法庭，华人科学家李晓江认罪。他承认在参与中国“千人计划”项目时对美国政府隐瞒了收入，被法院宣判虚假报税罪名成立，获一年缓刑，并支付约3.5万美金的赔偿。闹得满城风雨的一桩案子暂时有了定论。

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信息，2011年，时任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神经科学系终身教授的李晓江入选中国“千人计划”项目，在保留美国全职工作的同时，从2012至2018年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和暨南大学任职。六年间，李晓江从中国获得了至少50万美金的收入，却从未向美国政府申报。“千人计划”是中国政府从2008年启动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通常有重金礼聘，入选者皆为杰出的科学家，还有诺贝尔奖得主。

据端传媒的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因“千人计划”而遭美国政府调查的科研人员有一百余人。这项庞大的调查初衷是为防止中国势力渗透，警惕技术与专利盗窃，防范国家安全风险。遭到调查的大多数是华裔或华人学者，而他们中许多人最终没有成为“政治犯”，而是因经济或税务问题被定罪。还有一部分人与工作机构私下达成协议便销声匿迹，或对外界缄口不提，内情成为谜团。

中美“新冷战”一说在两国舆论中都颇有市场。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曾在2020年2月华盛顿的一场会议上，对包括端传媒记者在内的媒体称，“对于中国来说，成功是一场零和游戏。（For China, success is a zero-sum game.）”并提醒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警惕中国“以学术自由为幌的技术盗窃（theft of technology under the guise of academic freedom）”。

而长期关注中美科技交流的清华大学学者董洁林称这些被调查的学者是“大国博弈中的替罪羊”。曾常居美国的中国科学家饶毅则公开斥责“追究与中国相关的、特别是针对科学家和学者的案子，将是历史记载的特朗普政府的耻辱”。

警告：来自美国政府的1.8万封邮件

李晓江此前在埃默里大学工作了二十余年，在神经科学界颇有建树。2019年5月，埃默里大学一场“突袭”，在一天之内收缴了他的实验室，遣散实验室成员，并且解雇了他——理由是李晓江未披露研究资金来源和在中国机构工作的范围。当时海内外学界一片哗然。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他的太太、同为神经科学家的李世华。二人的信息被埃默里大学官方网站抹去。自那之后，李晓江夫妇来到中国广州的暨南大学任教。

李晓江一度对外表示无辜。在他落脚暨南大学后，事情原本逐渐风平浪静。但2019年11月，李晓江返回美国时，突然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逮捕和起诉。根据端传媒记者获得的起诉书，李晓江被指控欺诈联邦政府资金的罪名（theft or bribery concerning programs receiving Federal funds），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与涉案金额两倍的罚款。而发起指控的FBI探员Andrew L. Igo则专门亚特兰大地区调查经济间谍和商业秘密。

李晓江一案，源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排除外国势力”行动。NIH隶属于美国卫生部，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也有大量资金资助美国本土的大学、医院和科研机构。自2018年8月开始，NIH发出1.8万封邮件，警示美国高校与研究所，凡是接受NIH资助的研究人员，需要按规定报告与国外机构的关系。

NIH在邮件里称，已经发现有外国机构系统性地影响NIH资助的研究人员与同侪审稿人，使他们向国外转移政府资助项目的知识产权，分享还在机密阶段的科研项目申请书给外国机构，并且没有披露来自国外的资金来源。所谓“外国机构”被聚焦在中国——特朗普政府一直强调要限制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

据调查机构ProPublica的统计，截至2020年3月，NIH已经对84家科研机构的约180名科学家展开调查。他们中大多是中国人或华裔美国人，许多是在自己科研领域内受到广泛认可的学者。他们面临的最常见的指控是未披露或未完整披露与中国的关系。李晓江便是其中之一。他既是埃默里大学的全职教授，又受聘于中国“千人计划”。

埃默里大学医学院院长Vikas P. Sukhatme在知晓端传媒记者来意之后，便不再回复记者的邮件和电话。他是李晓江一案在大学内调查的直接负责人。此前，埃默里大学发送给媒体的声明中明确表示，解雇李晓江，正是配合NIH的举措。端传媒记者从NIH查询获知，埃默里大学有多个科研项目接受了NIH的资助，李晓江作为项目牵头者之一，从1998年到2018年在NIH获得共计54余个资助项目，其中经费最高的项目有108万美元。李晓江和其团队在2018年（财年）共接受了来自NIH的百万美元经费，直到2019年李晓江被埃默里大学开除的时候，手上还同时握有五个NIH资助的项目。

李晓江最有建树的领域是“亨廷顿舞蹈病”研究，这是一种主要影响中老年人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多表现为心智衰退、身体运动不协调等。2018年3月，李晓江及其团队在权威期刊《细胞》（Cell）发表了关于该病的研究，当时论文有三个通讯作者（即课题总负责人），除了李晓江夫妇，还有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赖学良。论文中，李晓江夫妇的所属机构有暨南大学和埃默里大学两个。在论文的资金来源声明中，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与转化研究专项资金、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最后一个是美国NIH项目资金。

从2017年开始，李在NIH立项关于该病的研究，每一个财年的经费约45万美元。端传媒记者从NIH处获知，作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李最终发表了近20篇论文，全部有中国科研机构参与，例如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战略重点研究计划、广东省科学技术计划等。

案子正是因这些经费而起。FBI的起诉书称：在2018年10月，NIH和埃默里大学留意到李晓江没有披露接受外国资金资助；而是否可以在其研究中优先使用外国资金，李晓江也没有获得NIH的许可。

撤销指控：最终定罪为税务问题

起诉的焦点则放在2015、2016两年。起诉书称，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中国工作，李晓江曾申请在这两年间把在埃默里大学的工作转为兼职。当时，埃默里大学出具了一份“知情书”（a letter of understanding），表明已知晓李晓江的意愿，兼职期间工资减半。但埃默里大学坚称这只是李晓江与学校商讨的起点，而不是最终的协议。李的实际工资没有被减半。

那时，李晓江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已经展开。埃默里大学事后在李晓江的工作邮箱里发现了他与中国“千人计划”签订的数份合约，其中一份显示他从2009年至2016年都为中国科学院全职工作。而2015年，李晓江向埃默里大学汇报的工作时长也是全职，尽管那一年他有近60%的时间在中国。

在2015年的前两个月，李晓江在中国的报酬是每月税前8万人民币；2015年接下来的时间和2016年，他在中国的报酬是112万余元人民币（税后）。根据起诉书，李晓江没有告知埃默里大学这些收入。

“被告人觉得他可以同时拥有两种生活，一个在埃默里大学，一个在中国的‘千人计划’。”负责该案的联邦检察官Byung J. Pak在联邦法院发出的声明中说。

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总检察长John C. Demers则针对李的案子表示，他们将继续对中国“千人计划”招募的科研人员保持警惕。

李晓江的一位学生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与埃默里大学的兼职协议，李晓江实际上是签字了的，但不知为何学校没有给他减薪。针对这个论述，端传媒没有从埃默里大学得到证实。而李之所以在2019年11月返美，“他是要去埃默里大学为解雇一事申诉”，李的律师Peter Zeidenberg对端传媒说。然而在当天早上，李晓江就遭到FBI的逮捕。

案子因经费而起，最终定罪为税务问题。律师Peter Zeidenberg对端传媒记者表示，原先的指控——欺诈联邦政府资金“是没有依据的（baseless）”，因此“政府最终撤销了最初的指控（The government subsequently dismissed that charge）”，以税务罪名判决。乔治亚州西北部法庭对端传媒表示暂不评论。

“许多类似的、联邦政府发起的关于间谍与商业机密盗窃相关的案件，最后都以和原起诉条目完全不相关的认罪协议为结束。” 提及李晓江案的判决结果，法律教授和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新任校长的吴华扬（Frank Wu）对端传媒说。“这样的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在发生。”

李的学生对端传媒透露，从2019年11月被捕至宣判，李晓江的行动受到限制，不能旅行，更不能离开美国，而李在美国已经没有实验室，在这期间只得靠线上交流和他的太太往返中美协调来勉强指导和推进科研，因此李想要尽快恢复自由，与法院达成认罪协议。因为最终宣判的一年缓刑并不影响李晓江到中国继续从事科研，只需将旅行和居住地址向法院报告。

在行动受限的时间里，李晓江撰写并发表了6篇研究报告，均仍属于NIH资助研究项目的范围内。李晓江在2020年6月初返回广州，继续在暨南大学的科研工作。而埃默里大学，重新将他的个人简介和研究成果登在了学校官网上。

FBI：建议监控中国学者和学生

在发送万封邮件警示美国科研机构并开展调查后，NIH将27个面临严重指控的案例移交给美国联邦法院审理。这些指控全部与中国有关，包括隐瞒与中国机构的附属关系， 侵犯利益冲突原则，窃取科研主题、项目设计与样本。

其中一些科研人员被逮捕和起诉重罪。2019年7月，曾在全美儿童医院（Nationwide Children’s Hospital）就职的华裔科学家周宇与陈莉夫妇，被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在中国创办公司未向医院申报、将医院的科研成果出售给中国的科技公司，谋取私利。二人涉嫌密谋、企图和窃取商业秘密指控，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这个案子正在审理之中。

另外一些案例，虽未对簿公堂，亦不欢而散。2019年四月，配合NIH的调查，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i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与数名科研人员解除合约。虽然MD安德森癌症中心没有公布这些科学家的国籍和背景，但其调查报告显示均与中国和中国机构有关。后来《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报导中指出，其中一位是著名的华裔癌症流行病学家吴息凤。

从2018年底到2019年1月，因为被怀疑不合规地泄露机密信息(improperly share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和接受数个中国医疗机构的咨询职位（accepted a half-dozen advisory roles at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吴息凤一直被FBI调查。她曾两次入选中国“千人计划”。但据吴后来为调查提供的邮件显示，她因为“出差太多”的原因中途退出了。

在美国被调查和停薪留职之后，吴息凤主动辞去职位，来到中国浙江大学担任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同时就自己遭到的对待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提交投诉。

在这些案例中，几乎所有NIH的调查都是基于FBI为其提供的信息。早在2018年2月，FBI就公开警告来自中国的”非传统情报收集者”。 FBI局长Christopher Wray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及，北京正在利用来自中国的教授、科学家、和学生，通过美国相对开放的科研环境来收集情报。“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来自整个中国政府的威胁，而是来自整个中国社会的威胁，” Wray说。“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开展全社会范围的反制。”

基于这样的调查方向，FBI向NIH和美国科研机构提供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家违反信息披露政策的情报，并建议监控中国学者与学生的科研项目。于是，NIH根据这些情报，向其资助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提供了具体名单，建议高校重点调查这些学者与中国的关系。

引起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千人计划”项目。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通过“千人计划”招募以华裔科学家为主的海外人才赴中国高校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以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十余年间，有超过一万名科学家加入“千人计划”，不少入选者是全球闻名的学术领军人，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Fraser Stoddart；亦有许多声名遐迩的华裔科学家，例如生物学家饶毅、已故的物理学家张首晟。他们中很多人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出席活动，获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享受荣誉和关注。一些人在从中国获得丰厚科研基金和安家费的同时，也保留着美国的职位。

“现在有一个中国政府的人才项目专门招募国家卫生院资助的研究人员，以窃取知识产权，在同侪审查过程中作弊，以及在中国建立‘影子实验室’，” 美国参议院议员Roy Blunt在去年四月审核NIH预算的会议上说，并要求NIH针对“千人计划”开展更多调查，对违反规定的科研人员进行追责。NIH直接接受国会拨款，每年预算有数百亿美元，近五年更是每年都超过300亿美元。

NIH的调查波及诸多美国顶尖学府。2020年1月，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Charles M. Lieber被控重罪，理由是未如实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关系。Liber是纳米领域的专家，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等三院院士，也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入选者。美国司法部称，Lieber曾从武汉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纳米联合实验室获得5万美元的月薪、15.8万美元的生活费以及174万美元研究经费，但对哈佛大学和美国政府隐瞒了实情。

“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造成更大，更严峻和更长期的威胁。（No country poses a greater, more severe or long-term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than China.)”负责该案的FBI调查员Joseph Bonavolonta评论哈佛一案时说。

1000个调查：“政治绝对是其中一个因素”

在NIH负责调查“千人计划”的是院外研究副主任Michael Lauer，也以沉默的方式拒绝了端传媒记者的采访。但在早前接受《科学》（Science）杂志访问时，他曾提起配合FBI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2019年，NIH的上级美国卫生部曾出具一份报告，点名批评NIH在选择同行评议专家（peer reviewers）时忽略了国家安全因素，要求NIH“额外留意那些在敏感技术和获利多的商业应用方面的资助申请”。

“政治绝对是其中一个因素。” 常年在中美两地撰写科技和国家安全议题的作家 Mara Hvistendahl 对端传媒表示，她在2020年2月出版了《科学家和间谍：一个有关中国、联邦调查局和产业间谍的真实故事》（The Scientist and the Spy: A True Story of China, the FBI,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一书。

“对于商业间谍的重视起源于奥巴马政府，但在特朗普政府下迅速升级。” Hvistendahl解释，商业间谍目前是FBI和美国司法部门享有最高优先级的工作重点，FBI探员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要推进工作，有所成果。

冷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和司法部门的工作重心在前苏联；冷战后则转向欧洲；到了21世纪初，在911事件之后，则一直忙于打击恐怖主义。直到2009年，联邦调查局才正式成立商业间谍部。2011年，在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当年策划911事件的本拉登被击毙后，美国政府的反恐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接着，它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商业间谍调查，并更加着眼于日渐崛起的中国。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无论是贸易、外交、科技、教育或意识形态，中美之间的摩擦都在不断加剧，来自中国的学者和科研人员也被推到了两国交锋的前线。

2018年11月，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正式出台“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表示将不遗余力地打击来自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反制中国对美国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201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发表长达109页的报告称，中国从2008年就开始有系统的赞助计划，窃取美国的科技成果，但美国迟迟没有做出反应。报告还提及，中国计划在2050年成为世界的科技大国，在倾全国之力引进世界各地的专家。

“美国司法部使用的语言是中国‘千人计划’正在引诱海外专家，”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的法律系教授Margaret Lewis说，“他们使用了引诱（lure），而不是招募（recruit）。”Margaret Lewis以前亦曾在司法部工作，并担任检察官。

在2020年2月华盛顿的一场会议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局长Christopher A. Wray对记者们说，从2003年到2020年，FBI调查的与中国窃取技术有关的案例数量直线上升，目前已经开启了1000个调查，全部是与中国科技和商业间谍有关。他举例，2019年，FBI共逮捕了24个与中国相关的嫌疑人，而2020年刚过去了两个月，他们就逮捕了19个人。

当时，哈佛大学的中国籍癌症研究人员郑灶松在波士顿机场准备离境时，被海关发现携带21瓶癌细胞样本。他后来承认打算回中国的母校中山大学，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研究论文。郑被走私物品罪与虚假随述罪被联邦政府起诉，关进监狱候审，且不允许保释。郑还供认，和他在同一哈佛实验室的两名中国研究员，已经成功把癌细胞运送回中国，其中一人并被怀疑有中国军方背景。这件事在美国社会和政界引发轩然大波。

同一场会议中，美国司法部长William Barr花了三十分钟指控中国对美国科技的偷窃，强调“几乎每个在美国的中国人都是间谍”。

此外，亦有美国政界官员出版著作，重复William Barr的论调。美国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副幕僚长Peter Mattis在2019年末出版著作《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 An Intelligence Primer》，并称中国已不再使用传统间谍手段，而是雇佣业余人员，人人都可能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

Hvistendahl曾常年跟踪中美之间的商业间谍案件。她的著作重点描述了一个案例——四年前，因为偷窃美国转基因玉米种子，窃取商业机密，前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的科学家莫海龙在美国被宣判36个月有期徒刑。莫海龙安家在美国，持有美国绿卡，两个孩子均是美国公民。Hvistendahl在书中指出，虽莫海龙被判有罪，但美国政府对其的惩罚仍然值得商榷——譬如，个体华人的行为，是否如FBI所说，是中国政府指使的举国盗窃？

“如果你去了解中国，你就知道中国有一个正式的政府（formal government），有一个党，和内外部极其复杂的系统。”法律系教授Margaret Lewis在2020年6月12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说，她承认美国遭受的一些威胁与中国党国系统和人员相关，但“是否要制造‘红色恐怖’（red scare）一般的效应？”

“我们过度威吓（over-deterrence），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Lewis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比需要合作的科技时代。

“如果说中国正处在抄袭和创新两股力量的对抗中，那么美国面临更多的是开放和安全之间的挣扎。”Hvistendahl说。

美国NIH亦进退两难，因为既要鼓励国际合作，又要维护国家安全，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中国研究学者Scott Kennedy曾对媒体表示。他曾经作为顾问向NIH介绍中国在生物、医学等研究方面的进展和野心。

同时有FBI主任和美国司法部长控诉中国间谍行为的会议，也是Scott Kennedy供职机构CSIS主办的。会后，他含蓄地发了一条推特表示，司法部长William Barrd的演讲“充满了夸张”，“降低了说服度”。

美国失利，中国获益？

回到“千人计划”，“你针对一个中国的人才项目，你当然会只发现华裔的科学家，” 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科学家David Ho说。他强调，在被调查的学者中有真正违反规定甚至犯罪的案例，也有政府过度指控的案例。

“即使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事，他们被要求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法律教授吴华扬对端传媒说。他提示在美华裔科学家严格遵守学校与国家资助项目的信息披露规定，不要存在侥性心理。

2020年5月，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崔大伟（David Zweig）和其团队发表了研究报告《美国挑战中国人才计划》（America Challenges China’s National Talent Programs），专门论述涉“千人计划”学者在美遭调查的情况。报告指出，“参加‘千人计划’的部分专家主要涉及违背学术道德，而真正的非法行为数量很少。”

“不道德的行为主要是他们同时做两份工作，一方面在美国，另一方面在中国还有一个全职工作。特别是做同一个项目，拿两份钱。”崔大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再来看看中国这边的反应。从2020年的春天开始，与“千人计划”有关的内容悄然从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消失了。在百度、新浪微博等多个平台上搜索，均是“抱歉，未找到该结果”。同样，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中国大陆的顶尖高校网站上，“千人计划”的信息也被抹去了。其中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高校教师以不具名的方式告诉端传媒，“上面尽快要求撤掉”——而这些学校都曾将“千人计划”放在网站首页最显眼的位置。

但中国没有停止在科研与创新方面的投资。2019年，中国在科研和创新领域的投资超过3723亿美元，为世界排名第二，虽然不及美国的4765亿美元，但每年的增速远高于美国。

在一些中国高校，招募海外人才的计划转为了“半地下”，譬如合同保密，签约过程加密，亦不再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位在美国东部一所大学从事医学相关科研工作的华裔学者对端传媒说，因为中美关系紧张且前景不乐观，学界人士纷纷对自己与中国的关联缄口不提，唯恐惹祸上身。而因为疫情缘故，美国开始旅行禁令，“地理上也暂时被切断了，”他补充。

“10年之前，甚至仅5年之前，美国从政府到高校到私有企业都在鼓励中美之前的接触与合作。但从3年之前，这种热情消退了，然后这些曾经被庆祝的项目开始被谴责，然后那些参与者就变成了罪犯。这是一个180度大转弯，”法律教授吴华扬对端传媒说。“这使太平洋两边的中美两方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报复。”

而当美国深陷疫情困扰、急需研发检测试剂盒时，另一则新闻被美媒挖了出来。前佛罗里达大学化学系教授谭蔚泓，在一年前因“千人计划”而遭到NIH调查被迫辞职，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任职。他带领团队在上海研发了便携式家用试剂盒，并很快被纳入中国药监局应急审批通道。

“对在美华裔科学家的怀疑、调查与指控，正在帮助中国招募这些顶尖科学家为北京效力。”美国媒体ProPublica在其报导中称。

此前李晓江在美国接受调查时，中国暨南大学的校长宋献中便公开表示，愿意全盘接受李晓江团队所有教授和人员，并愿意安排所有的场地和实验室。“中美贸易摩擦一定会对在美中国人才有影响，但只要他们愿意回来，内地高校能够把他们接纳下来，” 宋献中说。现在，李晓江在埃默里大学的一部分学生也加入了他在广州的团队。

“在过去，美国增强全球竞争力的办法是对杰出人才敞开大门；现在，美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赶出去。”上面提到的匿名医学华裔学者对端传媒说。

“（美国政府）过份‘热心’的调查，在长期来说可能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Hvistendahl说。乐于接受公开、透明、无国界合作环境的科研人员，恐怕会在正在进行的中美两国交锋中体会到更多的艰难，甚至痛楚。

2020年6月1日，以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为由，美国开始暂停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中国公民持F或J签证到美国就读研究生及以上学位，并正在制定具体名单。华盛顿亦在研究在未来限制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签证及OPT（学生毕业后的工作许可）恐再伤及一批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但在6月2日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官员告诉包括端传媒在内的记者，“请用大号加粗字体表示，我们继续欢迎并重视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和学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