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抗议现场：百万人的怒吼，与三十年前的幽灵

智利正经历着自29年前皮诺切特将军（Augusto Pinochet）的独裁统治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

几周来，一场示威席卷全国。人们的愤怒始于政府宣布首都地铁票价上涨。而在当局决定部署军队以平息示威之后，暴力浪潮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催泪瓦斯的气味在市中心久久不散，街道上遍布垃圾。如果你出门闲逛，十有八九要穿过巡逻中的军队或者逃逸中的示威人群。全国各地的交通严重中断，几乎所有商店都只在早上营业。根据国家人权研究所（NHRI）的数据，示威至今已有至少20人死亡。其中3人被军方枪击致死，2人被警察射杀，1人被军车压死，1人被警察殴打致死，11人死于抢劫过程中的火灾，另外2人在示威途中被汽车撞死。此外，还有3000多人被拘留，600多人受伤，其中300多人是枪伤。

智利是如何掀起这场危机的？

愤怒的起源

10月17日，在票价上调0.04美元后，圣地亚哥地铁的几个车站燃起了火焰。接着，人们开始跳过地铁闸机不付钱乘车。第二天人们醒来后，发现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ébastian Piñera）已经宣布这场抗议是违法的，从圣地亚哥也传来了种种镇压抗议的传言，人们感到紧张。在我居住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当晚，大家在城里举办了第一场“敲锅游行”（cacerolazos），这是在历史上智利人表达抗议的传统形式。

大约晚上9点左右，瓦尔帕莱索的街道被人潮截断，街上的“Unimarc”超市被烧毁。大米、通心粉和狗粮被人们从燃烧的超市中拖出来，挥洒如雨，人们在这雨中载歌载舞，敲响锅底。“我们完全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来参加示威游行的雷内（René）对我说。她有节奏地敲着一口锅。当时还没人知道军队正在朝这里进发。

在瓦尔帕莱索，和其他地方一样，军队突如其来。人们一下子从开心转为了恐惧和愤怒。军队介入镇压，唤起了人们对1973年到1990年间独裁政权的创伤记忆和痛苦。那段历史是46年来困扰智利社会的鬼魂。这个国家的深重创伤从没能治愈。根据军政府委任的瓦莱赫委员会（Comisión Valech，全称监禁及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于2011年的一份报告，执政18年的独裁政府造成了3200人死亡和失踪，40000人遭受酷刑，120000人因政治原因被监禁。目前估计只有40％的案件能被统计到，因此实际的数字还会比这个更高。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说法，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失踪者已经在政府对反对派的清洗中遇害。

智利在1990年恢复了民主制度，但整个国家却仍按照1980年宪法运转，这就方便了政府用军队镇压社会运动。这个国家同样继承自独裁政权的，还有极度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例如，智利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水资源完全私有化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许多地区因为采矿业的利益而得不到饮用水的国家。在智利，一半以上的人口无法获得退休金，教育和优质医疗。这一整套经济体系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的“芝加哥男孩”们——这些“男孩”来自智利的精英阶层，被送到美国学习弗里德曼的理论。他们左右着独裁力量的政策，并公开为专制统治辩护。在独裁统治下，许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国家服务和支出也大幅度减少了。

经济数据现实，易受危机和不稳定影响的经济，使智利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拉美国家。2018年，智利GDP增长4％，2019年的预测增长则是2.5％。人们常常把智利称为拉丁美洲的“小虎”或“小龙”，当作成功典范。但是事实上，智利的国民经济主要依靠自然资源，比如铜和锂的开发出售，智利充分利用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原材料价格上涨的优势。但对中产阶级中最穷的一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繁荣已经消失了——智利的最低工资仅有424美元，而大学学费通常为每年5000美元。作为经合组织（OECD，全球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智利是其中居民受教育水平最差的国家之一。在2019年的另一份报告中我们还看到，智利还是这些国家中男女教育机会和工资最不均等的四个国家之一。

在智利，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27.5％的财富。一半的退休人员每月收入不到200美元。而除了这些事实之外，智利从北到南的居民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长年没有人能够解决它们，这其中包括了电价上涨、禁止堕胎、打击手工业部门的新捕鱼法、对少数族裔马普切人（Mapuche）的暴力镇压、腐败、勾结操纵药品价格、极端工业污染、孤儿院虐童丑闻等等。更严重的是，智利政府对持续了10年的“大旱灾”（Mega Drought）漠不关心，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旱情不断加重。农业部长安东尼奥·沃克本人也承认“有40万智利家庭无法获得饮用水”。可以说，尽管智利的GDP看起来令人鼓舞，但除此之外，在差不多所有领域，这个国家都面临着持续的危机。

很多人的另一个抗议原因是他们拒斥现任政府。内政部长安德列斯·查德威克（Andres Chadwick）青年时代就和独裁政权走得很近，并积极参与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现任总统皮涅拉则曾经在1982年被一道逮捕令吓得暂时逃离智利，原因是他卷入了盗用塔尔卡银行（Banco de Talca）管理的养老金的案件。近年来他则出现在巴拿马文件的表单上。因此当他于10月18日宣布要把那些不付地铁费用的人定为诈骗罪犯并威胁要使用紧急状态来对付他们时，人们愤怒了。声援圣地亚哥地铁逃票者的团结游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在10月19日的晚上，在我居住的瓦尔帕莱索，人们用锅碗敲出节奏。人们不分年龄聚集在一起。大家觉得过去受够了。

当晚9点，士兵们带着枪从卡车上蜂拥而至，能逃跑的示威者只能选择逃跑，那些跑不动的则受了伤。圣地亚哥则悲悼她的首批死难者……

军政府的幽灵

对民众而言，出动军队令人震惊。军人曾在过去发动政变残暴地夺取了政权，现在他们怎么能就这样回来呢？ 20日，更多谣言流传开来，有人说很多人被打死了，另一些人则开始讨论宵禁。住在智利国会所在地首都瓦尔帕莱索的人们试图去国会表达不满，但示威活动还没开始，军警就开枪了。在这个时刻，智利见证了30年来从未见过的残酷镇压。

这也是我第一次被用枪械瞄准。在远离警察的地方，我当时在街角，一名警察走出队伍，朝我们走来，他用步枪瞄准我们。我没有动，直到我听到我身后的墙壁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才意识到他已经开火了。我像其他人一样逃跑了。那大概是橡胶子弹，但就算是橡胶子弹也可以造成严重伤害。第二天在街上，我的腿就被橡胶子弹击中了。但幸运的是我离射手很远，没有造成外伤。当然，这些事情在智利已经司空见惯得令人不安。连女演员玛丽亚·帕兹·格兰吉恩（Maria Paz Grandjean）也在离开剧院时被击中头部。

在一条推文中，一位瓦尔帕莱索的外科医生表示，在他当值的过程中，见到了被普通子弹而非橡胶子弹打伤的示威者：“9毫米口径，可不是普通的橡胶子弹！这两天有很多人受伤。”

也正是在周日，宵禁开始了。六天内，军方在每个城市发布了不同的宵禁时刻表，每个城市都要服从。在宵禁开始之后，每个人都必须回家。如果还有人留在街上，军警就可以将其逮捕。如果这人逃跑，军警就可以开火。在瓦尔帕莱索，每个人都必须在傍晚六点之前回到家里。

民众还不得不忍受军队的无处不在。其中不少人在军政府时代失去了父亲或母亲。24日，我在宵禁前5分钟遇到了59岁的护士玛丽亚·瓦伦苏埃拉（Maria Valenzuela），宵禁时间在逼近，她站在路上和海军陆战队第31步兵营的士兵们争吵，几乎要哭出来。她请求士兵让路放自己回家并对他们尖叫道：“我父亲曾经被折磨，我曾经被折磨，我的兄弟曾经被折磨，我不喜欢你们，你们在大马路上！我受不了了！”这样的苦痛历历在目。在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忍受歧视言论。总统的妻子告诉她的一位朋友，“我感觉我生活在外国人、外星人的入侵中”。这段话外泄之后，很多人宁愿相信这是假新闻，但总统府很快就证实了其真实性。

在没有领导，没有中心诉求的情况下，社交网络在凝聚运动动能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人们分享着各种笑话和段子。例如，一则10月27日发布的笑话席卷了整个网络：“皮涅拉总统就像一场聚会中最让人受不了的那个大兄弟！每个人都希望他赶紧走！但不！他就想赖到最后！“

随着抗议发展下去，大公司、小企业和公路网都瘫痪了。政府为使用军队找到了更多理由。但显然，越多使用军方来镇压，抗议也就越强烈。

“外面的条子，凶手！”22岁的抗议者哈维尔（Javier）大喊着，我们在街头相遇。他是学海洋生物学的学生。“我们希望改变一切。我不得不贷款付学费。我们被迫支付个人养老金（AFP），可大家都知道我们将再也见不到我们的钱！ 这个政府在我们这里又偷又抢。我们希望很久了，然后什么也没到来。而一旦人们团结起来，他们就向我们派遣军队。我们不会离开！ 智利已经苏醒了！”。

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抢劫。最初是针对大型连锁超市，10月25号之后开始扩散到小商铺。无论如何人们都不能忽略这些行为。在运动中，最贫穷的人们丧失了理智。任何他们可以立刻冲进去的地方，就是潜在的抢劫对象。从平板显示器到婴儿用厕纸和尿布都没能幸免。这种实实在在的贫困和狂热，对智利这个每十年就向其人民许诺它将很快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而言，实在是令人尴尬。智利政府不断尝试利用这些抢劫来证明自己镇压的合法性——我亲眼目睹了军队从一些地方撤离，以方便人们去盗窃，这有时持续几个小时。瓦尔帕莱索是重灾区，因为抢劫太多，这座城市被起了“狂暴之城”的诨号。在抢劫中，不少商铺被焚毁。而据报导，火灾中有多人死亡。

既然运动没有领导者，诉求又多样，政府便开始煽动盗窃，从而把运动参与者移送刑事法庭。洗劫活动与和平游行同时进行。警察的镇压却集中在示威人群，这是民众难以理解的。

商人团体则自行组织起来以保护仓库并转移库存。胡安（Juan）的美发沙龙“ Pichara”被破坏。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没有人会帮助我们。我们是一家小公司，我们通过努力节省每个智利比索才开拓的生意，现在我们又得重新开始了。”

在许多城市，人们都体会到了物资短缺——糖或面粉等基本食品价格正在上涨。很少有商店在14点后营业，而在商店入口和自动取款机处，人们排起了长队。

但人们仍然支持运动。因为在官方暴力下太多人受害，群众因此保持紧密团结。胡安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尽管他被抢劫，但仍同情抢劫他的店铺的人：“他们是穷人。我们则是中产阶级。政府想分裂我们，好继续让一切像从前一样。”

抗争仍未结束

即使没有领导人，没有工会和政党统一领导，智利人民也很清楚他们在反对什么——军队、警察和政府。在过去的几天内，人们给出了三项诉求——撤军并停止暴力镇压、改变源自独裁政府的宪法，以及整个政府下台。

在三项诉求中，更改宪法无疑是最重要的，而政府正在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智利人民要求制定新宪法，因为现行宪法仍然是独裁时期订立的，人们认为这很不合理。其次，人们认为这部宪法不能提供足够的民主保证。政府能够轻松地宣布紧急状态，向军队求助以及实行宵禁。最后，智利宪法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挂着各种锁的保险柜，这些锁层层紧扣，使人们无法投票改编社会制度。这些“锁”当初是为了确保独裁的继承者们保有他们的特权。例如，智利宪法认可水作为私有财产，从而阻止人们将水资源重新公共化。在一个缺乏水资源的国家，私有的企业界可以在水资源上自由投机，以此自肥，哪怕牺牲基于国际法的水权这一普遍人权。

其实，智利总统皮涅拉绝非一个业余的政治家。他的上一个任期是2010至2014年。而如今，自危机爆发以来，他每天都在对群众讲话——每次讲的都不一样。

两周前，就在危机爆发前，皮涅拉宣布“智利是真正的民主绿洲”。10月19日，当人们开始在地铁中逃票抗议，他又说地铁逃票者是“犯罪”。21日，他宣布“我们处于战争状态”。随后第二天，他又提出一项“社会协议”，增长了最低收入和退休金。接下来的10月23日，他为“缺乏远见”而道歉，24日则宣布“社会在正常化”。

10月25日星期五，抢劫突然减少。这天一早，街上的气氛明显变化了。在社交网络上，有人再次发起示威，警察试图镇压示威活动，但没有成功。下午6点，胜利初具规模。圣地亚哥的示威活动规模超过120万人，是智利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抗议。在瓦尔帕莱索，智利国会被疏散，以防示威者的反复冲击。晚间，总统表示：“我们都听到了声音，我们已经做出改变”。

接下来的星期六，为了回应周五的规模巨大的示威，政府开始试图安抚民众。在瓦尔帕莱索等一些城市，宵禁被取消了，总统表示他已经要求所有部长辞职，以组建新政府，“以有能力回应这些新的要求”，“我们处于一种新的现实中。仅仅一个星期，智利变得不同以往。”

然而，政府的行动很有可能为时已晚并且缺乏诚意。智利人的要求远远超过增加最低收入，增加最弱势的人的退休金，降低每周工作时长，增加最富有的人的税收。在一周之内，智利人已经撕烂了所有保守党政府的改革誓言。但如果人们希望确立新的宪法，那又将是一场战斗，一场终结独裁的幽灵和它带来的必然暴力的战斗。

一周之内，愤怒使智利损失了14亿美元。紧急状态越延长，死伤者的积累就越多。警力再次被高机动性的、挑衅的示威活动淹没。直升机在城市上空飞行，用探照灯照亮城市。一整周，无处不在的敲锅打铁的声音伴随着音乐响彻云霄。这是在1973年被独裁统治谋杀的歌手维克多·哈拉（Victor Jara）的歌曲：《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El Derecho De Vivir En Paz）。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手机不断振动。各种不同的Whatsapp小组告诉了我新的进展，分享了卡明斯街（Cummings）街垒燃烧的照片，当我完成本文时，催泪瓦斯的气味一直钻进房间并刺痛了我的鼻子。一则新的关于抗议者被枪杀的谣言已经流传了几小时，现在无从确认，但人们将举办一场悼念活动。

（翻译：Cather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