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见艺术家巴丢草：创作时把自己代入香港示威者角色，我不再想到恐惧

霍西尔巷（Hosier Lane）是墨尔本的知名地标，这条长约200米的小巷以各式各样的涂鸦闻名，是不少旅客到访澳大利亚的必去之地。7月20日中午，这里出现了一幅长五米、宽三米的巨型海报，上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背影。

“沉默不会带给你安全和自由。你现在选择沉默，你过去做的那些就能一笔勾销？不可能。他们只是躲在暗处，等着秋后算账。那我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恐惧中吗？”

9天之前的7月11日，时政漫画家巴丢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幅类似的作品，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那幅画中，习近平和林郑月娥的后背都被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利贴，而在霍西尔巷，巴丢草希望将画中的便利贴变成真实的便利贴，将一幅虚拟作品，变成一面实存的连侬墙。

发布这幅作品的时候，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正逐渐走向“遍地开花”，巴丢草在 Twitter 上发文：“想在墨尔本做一个连侬墙支持香港抗争，希望能够联系到墨尔本的港人组织一起发起活动。”发布没多久，就有在澳港人组织“澳港连”（Australia-Hong Kong Link）和他联系上，希望共同将这个发想变成了现实。

活动筹备的时间很短，却异常顺利，所有的交流都在网上进行，巴丢草也只是在连侬墙的活动现场才见到了“澳港连”的组织者。活动原定当天下午两点开始，但不到一点，前来参加的人群就挤满了霍西尔巷，“大家都很有秩序，排着队写下自己想对香港说的话，也让出了一条道，让来往行人可以通过。”巴丢草形容，当天大约有四五百人前来参加，不到两个小时，巨幅海报上已经贴满了便利贴，在香港遍地开花的连侬墙，也终于“开”到了澳大利亚。

“后来出国以后，才知道每年香港维园的烛光，发现繁荣背后原来是有这些良知才支撑着的，可以说，这让我心中的香港完整了。”

选择在霍西尔巷进行这次活动其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连侬墙就源于涂鸦。1980年，约翰·连侬（John Lennon）被刺杀，当时还在苏联统治下捷克人，在布拉格查理大桥附近一间修道院的墙壁上，喷上了连侬的头像和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歌词，表达对极权统治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在捷克人要求民主化最强烈的1980年代后期，这面墙更成为人们表达不满和愤怒的集中地，墙面被喷满了反对标语。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涂鸦艺术成为稀松平常，连侬墙也渐渐变成了旅游景点——与霍西尔巷的涂鸦墙类似。但在这一天，“香港加油”、“香港人，永远不要放弃”、“没有暴徒、只有暴政”、“Free Hong Kong”等字条，却在涂鸦街上“复活”了涂鸦的精神。

共振

“我虽然只去过两次香港，但香港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巴丢草说。他今年33岁，出生、成长于上海，本科毕业后赴澳大利亚读书，之后一直留在澳大利亚，做过幼稚园老师，也在餐馆打过零工，目前全职从事艺术创作，收入主要来源于给媒体的漫画供稿。

“因为我的爷爷、叔爷爷当时在 1949 年之前都有机会来香港，所以我总有种特别的感觉，香港是我的一个 possible future（可能的未来）。”巴丢草的爷爷石开和叔爷爷石挥都是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石挥导演过《我这一辈子》（1950）、《关连长》（1951）、《天仙配》（1956）、《雾海夜航》（1957）等多部知名电影，石开在其中多部担当编剧。1957年“反右”开始后，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石开被流放到大西北的宁夏劳改农场，最后客死异乡；石挥则跳黄浦江自杀，年仅42岁。除了脍炙人口的电影作品之外，他还留下了一句话：“人都是王八蛋”——这句话也是巴丢草在 Twitter 的个人简介。

和许多大陆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巴丢草小时候接触到许多香港的影视作品，因此也对香港有着许多美好的想像。“那时候觉得香港很繁华、很发达，走在上海街头，你可以看到潮流都是跟着香港走的。”他说，“但后来出国以后，才知道每年香港维园的烛光，发现繁荣背后原来是有这些良知才支撑着的，可以说，这让我心中的香港完整了。”

“以前是香港人对大陆有情有义，现在他们自己也遇到同样的威胁，他们勇敢站出来，用各种充满想像力的方式抗争⋯⋯我希望用漫画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因为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抗。”

和一般大陆的时政漫画家不同，香港一直是巴丢草的关注焦点。从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再到2016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旺角骚乱、宣誓风波，再到2017年的特首选举和最近的“反送中”运动。每次重要的香港新闻都能找到在巴丢草的漫画中找到多幅对应的作品。“有一位像这样中国背景的漫画家去持续关注香港议题，是很难得的。”香港本地艺术家黄宇轩说。

大学时意外看到的纪录片《天安门》，是巴丢草启蒙的开始，而香港三十年未曾间断的维园烛光则给了他很大的激励。“以前是香港人对大陆有情有义，现在他们自己也遇到同样的威胁，他们勇敢站出来，用各种充满想像力的方式抗争，我觉得这非常棒！”他说：“我希望用漫画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因为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抗。”

2018年11月，出于对香港的感念，和香港在中国所处的特殊地位，人生中第一场个展，巴丢草就将地点选在了香港。这场展览名为“共歌”（Gongle），海报是一张林郑月娥和习近平的脸部合成图，寓意不言自明。在展览上，巴丢草本来计划展出多件漫画以外的艺术作品，包括用霓虹灯做的刘晓波、刘霞合照，展现中国酷刑的老虎凳，以及一些雕塑作品等，让人们对他漫画以外的艺术创作可以有更多了解。“可以说，我一直认为这（香港个展）是我事业发展上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但在展览前夕，由于个人身份信息泄露，巴丢草本人和多名在大陆的亲戚都受到了来自大陆当局的威胁，“对方说会对我‘不客气’，而且开幕时一定会派人到现场。”

正因为巴丢草身份信息的意外泄露，在影片结尾，展览被迫取消的巴丢草摘下了面罩，八年来第一次以真实样貌示人。

当其时，是否继续这次展览，对他来说是一次艰难的选择。“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挑战，”他说：“当时留给我做决定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一天一夜。”最后，在和几个协办单位商量后，巴丢草还是决定取消了这次个展。他坦言，当时并没有对可能遭受的风险做好准备。

但在原定的展览开幕当天，这次展览邀请到的分享嘉宾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本地艺术家黄宇轩和俄罗斯朋克乐队 Pussy Riot 还是移步深水埗进行分享。第二天，中资背景的旺角商务印书馆大门铁闸也被贴满了巴丢草的漫画作品。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和正在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巴丢草当时选择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但这些事情我都看到了，我很感动，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以前是指遥观，但现在真正感受到了香港朋友们的情义。我就在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为香港做点事情。”

恐惧

巴丢草正在保护的纪录片，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拍摄的《中国异艺者》（China’s Artful Dissident），这部长约1小时的纪录片，原本是希望记录巴丢草的创作经历和香港个展，但因为展览因受威胁而取消，而不得不临时改变了拍摄计划。

6月4日，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的当天，这部纪录片在 ABC 播出。片中，巴丢草一直戴着面罩，很多地方也都只出现背影，该片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甚至连指纹、耳朵形状和头发的呈现都非常谨慎。但正因为巴丢草身份信息的意外泄露，在影片结尾，展览被迫取消的巴丢草摘下了面罩，八年来第一次以真实样貌示人。

“他们（香港人）在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期，我不希望为绝望添砖加瓦，我希望这些举动能够给非常黑暗的世界带来一点点的希望。”

巴丢草第一次进行时政漫画创作是在2011年，当时震惊中国的温州动车事故也刺激到了当时还在读书的巴丢草。“这是一次非常完整的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的角力过程，而是是一个持续性的角力。我之前从没有见过人们有这么大的热情和这么出色的能力去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以此和官方宣传抗衡，”他回忆道，“当时你能很清楚看到舆论场上四种力量的变化，整个事件的讨论是由民间发起的，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群体再介入讨论，并和官方主导的舆论相抗衡。整个事件中官方的宣传是相当被动的，包括那句铁道部发言人最有名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也成为了人们的笑料。但到后期，由于官方越来越强硬，媒体的风向开始转向官方，最后事件不了了之。”

当时，在微博上活跃的漫画家不只有巴丢草，像邝飚、大尸兄、变态辣椒、P 民报等都是有众多粉丝的“大 V”，一有时政议题出来，他们都会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创作。“那个时候我们画漫画的还有个群，经常讨论选题，并约好一个时间点一起发布。”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和社交媒体上“大 V”的议题设定能力，让当时的民间舆论普遍倾向于自由开放，陈旧的宣传话语很难左右舆论风向，这在后来郭美美事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打人事件中都有所体现。

但好景不长，在2013年初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后，舆论环境急转直下，同一年，微博“大V”经历了一轮大清洗，网络安全被提高到了国家高度，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网信办纷纷成立，规管互联网信息的法律法规也一部接一部地出台。与此同时，官方斥巨资培养了一批新形态的媒体矩阵来“争夺舆论战场”。当年民间集体调侃政府的情况不复存在，站在官方立场的声音越来越成为“主流民意”，稍有不同意见，轻则封号、重则定罪，当年活跃的时政漫画家们不是封笔、转行，就是流亡海外。

在画香港的示威者的时候，我是将自己代入到那些年轻人的角色中的，这个时候就不会想到自身的恐惧。

巴丢草见证了这整个过程，所以他早就放弃在国内平台发表作品。但即便在 Twitter、Instagram 等海外平台发表作品，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一方面是审查越来越渗透到了海外，8月18日，他的两幅作品就被 Instagram 平台删除，称其违反相关规定，但巴丢草投诉后，Instagram 最后道歉并恢复了作品；8月26日，维多利亚州国立美术馆（NGV）就以“安全理由”，拒绝了原定与9月4日举行的巴丢草与香港歌手何韵诗的对谈活动；另一方面，即便身在澳大利亚，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全——他也曾被四个人跟踪，被网络攻击和言语威胁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

“那你再继续创作那些作品时会不会感到很恐惧？”我问他。

“创作其实是很解压的，”巴丢草说：“在没有创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但一旦进入了创作的状态，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怎么把这幅画的主题表现好。创作其实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它能将你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代入到创作对象的世界里面，体验他/她的情感和困境。例如，在画香港的示威者的时候，我是将自己代入到那些年轻人的角色中的，这个时候就不会想到自身的恐惧。有的时候，恐惧的经验反而会对创作有所帮助，有的时候当然也没有，但创作是我喜欢做的事。我记得木心说的一句话，‘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这可能就是我为了做我自己想做的事而做的一个牺牲吧！”

行动

创作对于巴丢草来说，不单单是为了自我表达、记录历史和对抗恐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希望借由创作来改变一些艺术形式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

巴丢草的早期作品，都是以红白黑三色为主的版画风格。这一艺术风格，始于1931年鲁迅所发起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这种风格从进到中国一开始就变成了左翼艺术家的风格，这种风格很有力，但到最后却沦为了中共的宣传工具。”巴丢草说：“我认为任何的风格都是中立的，我想做的就是正本清源的工作，想让这种艺术形式回到最初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德国版画家、雕塑家）所表现的平凡人的苦难。”

最近两三年，巴丢草所用的艺术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例如在2017年刘晓波逝世时，他用极简的线条和色块勾勒出了刘晓波和妻子刘霞的最后合影，色彩上也用了明亮的颜色；在这次“反送中”运动中，他也用水墨风格创作了多幅作品。

“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这几年也见到了全世界范围内右翼的兴起，这反而让我更想去拥抱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语言，以作为回应。”巴丢草说：“我为什么要歧视自己的文化呢？我从不否定自己是东方文化的继承者。现在一提到水墨这种形式，有人可能就想到了中国软实力宣传，但我希望用这种传统形式来承载新的内容，让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多元文化之中，这样才能 protect my people, my community（保护我的社群和人们），也以此来抵抗北京对这种艺术形式的垄断。”

在不断尝试新的艺术形式之外，巴丢草也不断将他的作品从线上带到线下。

2017年7月12日，在刘晓波去世前夕，他发起了声援刘晓波的街头艺术活动“海报晓波”，他开放了刘晓波漫画的原始图档，号召网友自行打印，再寻找一个当地合法涂鸦地点将海报张贴；2018年，他发起了“坦克人”全球快闪行动——呼吁网友在六四当天，以当年“坦克人”白衣黑裤的打扮，在城市地标或家中为六四死难者默哀，并将相片以 #TankMan2018 标签上传 Twitter；在今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巴丢草也开放了所有相关主题的漫画的版权，提供给网友自由打印、张贴，我在多区的连侬墙上，都看见过巴丢草的漫画。

香港本地艺术家黄宇轩，从事抗争艺术多年。雨伞运动时，曾以“占中打气机”新媒体装置艺术为人所熟知，这部“打气机”会收集世界各地给香港鼓劲的话，并投射到金钟现场的连侬墙上。“我认为抗争艺术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图像、装置和文宣等，另一种是利用利用创意推动整场社会运动前进的行动。”黄宇轩说，“我认为巴丢草就是那种两种都很擅长的艺术家。”

在进行“坦克人”快闪行动时，巴丢草曾以“坦克人”的打扮在墨尔本街头站立很久，期间有人来拍照、也有人指骂。从小被政治运动伤害的父亲很担心他的安全，“我小的时候是孤儿，现在你还要我做孤老吗？”

但巴丢草并没有停止，“沉默不会带给你安全和自由。你现在选择沉默，他们能把你忘了吗？你过去做的那些就能一笔勾销？不可能。他们只是躲在暗处，等着秋后算账。那我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恐惧中吗？”他说，“我相信，我现在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站出来，反而会让我得到更多的帮助，香港人也是一样，他们在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期，我不希望为绝望添砖加瓦，我希望这些举动能够给非常黑暗的世界带来一点点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