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突厥主义的尴尬，与土耳其的苍白中亚梦

7月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中国，除提及加入一带一路框架的意愿外，也对新疆议题有了新的表态。埃尔多安首先谴责有心人滥用、消费新疆议题，破坏土中关系；至于再教育营的争议，其表示“这个问题十分敏感，我们两边可以一起找出解决办法”，并提出土耳其未来或许可以组派代表团前往新疆考察。此番对话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吹皱一池春水。

过去的埃尔多安，在新疆议题上曾多次语出惊人，还因此被称为“泛突厥主义”的现代最佳范例。2009年新疆爆发维吾尔人大规模打杀汉人的七五事件，彼时状况外的埃尔多安一听到维汉冲突的消息，立即将其定调为汉人杀害维族人的惨剧，怒呛中国“这形同汉人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事后证明是埃尔多安搞乌龙，土国外交部这才出面缓颊；然此后埃尔多安当局仍屡屡抨击中国的治疆政策，直到今年2月，其外交部发言人还谴责再教育营是“人类之耻”，没想到才过5个月，埃尔多安就在访华之旅中递出橄榄枝。

其实若仔细回顾埃尔多安的对疆立场，就能察觉其在“泛突厥主义”大旗后的暧昧秋波。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看似多次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却往往会在某些关键时刻来个低调发夹弯，例如2015年出访中国大谈反恐合作，2017年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党（简称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等。

这并非埃尔多安个人见风转舵，而是作为北京官方长年谴责的“双泛”之一的“泛突厥主义”，早就没了过往的国际荣景，甚至连在土耳其也是非常冷门的意识形态。普罗大众很容易就字面意义来理解“泛突厥主义”，从而将其源头追溯到突厥人所建立的奧斯曼帝国，并认为当代土耳其理当继承这种精神；然由历史观之，泛突厥主义最先是在俄罗斯的鞑靼（Tatar）穆斯林社区燃起柴薪，再由英、俄、奧斯曼添油打火而成。其虽曾粉墨登台，却在土国建国初期便早早退场。往后，土耳其不是无意经营，就是没有宣传资源，只能偶尔在外交场合拿出来晃个两招，又深怕遭人察觉剑刃的锈斑。

要了解这段过往，我们可以先从土耳其的政治符码谈起。

“狼的传人”

狼可说是泛突厥主义最著名的政治符码，除图画、徽章与雕像外，也包括埃尔多安偶尔会比的“灰狼手势”（grey wolf gesture）。这个食指与小拇指上翘、其余三指向掌前捏拢的手势，看上去像极了手指游戏里的温驯小狗，但与可爱外表不甚相符的是，此符码其实承载了泛突厥主义的血腥历史。

狼的图腾之所以会跟泛突厥主义有所挂勾，源于19世纪初俄罗斯的扎吉德运动（Jadidism）谈起。扎吉德运动诞生于克里米亚与窝瓦河下游流域，是由鞑靼族穆斯林发起的伊斯兰改革运动，主打现代化教育、宗教个人化，希望借此让鞑靼人摆脱落后状态。过去的鞑靼教育系统以宗教为核心，由乌理玛阶层（Ulama，意指阿訇、毛拉、伊玛目等伊斯兰教法学者）担任老师；然而19世纪后，少数鞑靼知识分子赴欧留学，发现自己不仅是俄罗斯帝国内的文化劣势族群，更远远落后于欧洲现代文明。在这苦涩的双重刺激下，知识分子们纷纷认为以乌理玛为首的伊斯兰保守势力要负很大的责任，若不改革宗教、改变教育方式，鞑靼人便注定要落后下去。“扎吉德运动”可说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支流，具浓烈的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色彩，知识分子们主张个人对伊斯兰的实践应回归经文本身，人人都有诠释经文的自由，无须依赖乌理玛的解释；并且大力推行现代化教育。

而扎吉德学校有两大特色，一是科目的宗教比例极低，多授地理、历史、数学等新课，即便中亚地区的学校仍保留些许伊斯兰宗教课，也不似过去强调经文背诵，而是改授“伊斯兰历史”、“伊斯兰思想方法”等；二是其破除过往教材多用俄语、阿拉伯语的习惯，由知识分子亲编新式本土语言教材，使用各类突厥语族的拼音、文字系统，这点正是日后促成泛突厥主义崛起的重要关键。

以俄罗斯为例，在扎吉德运动前，鞑靼人普遍的自我认同为“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然而在读了新式教育的鞑靼语书报后，他们体认到外于俄罗斯主流文化的民族感，更发现在不远处的中亚也有一群与自己说著类似语言的邻居。久而久之，鞑靼人又多了一个身分认同——“俄罗斯帝国内的突厥人”，这股情绪逐渐演变成主打民族解放的建国运动，泛突厥主义于焉成形。

但民族情绪的跃动，向来少不了国际强权的扶持。19世纪末，英俄开始在中亚玩大博奕（The Great Game），意欲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便各自在中亚鼓吹出了各种民族主义扰乱对方，泛突厥主义恰好搭上这波顺风车。到了20世纪初，奧斯曼土耳其也加入这场帝国大乱斗，土耳青年党人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领导了中亚突厥穆斯林的反俄大起义——巴斯马奇运动（Basmachi movement，1916-1934，最后被苏联红军掳获杀死。），这便是土耳其有史以来对泛突厥主义最成功的一次动员，却也是最后一次。

谈起奧斯曼帝国的泛突厥主义，除了主要受扎吉德运动影响外，还有一度盛行的“图兰主义”（Turanism），这本是为抵抗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而生的产物，源于德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所提出的“图兰语系”，“图兰”源于波斯语，意指“中亚”（توران）。
19世纪初，浪漫主义随拿破仑战争席卷欧洲，激发了日后的泛日耳曼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而在当时的大国政治氛围下，某些欧亚国家乃至拥有欧亚渊源的国家，为抵抗这两股泛民族主义夹带的侵略野心，决定透过语言学理论来寻求政治资源，芬兰、匈牙利、奧斯曼土耳其与日本纷纷响应，图兰主义应运而生。奧斯曼土耳其引入图兰主义的途径，一是留学德意志帝国的年轻军官，二是某些东方学家的相关理论著作，例如匈牙利东方学家阿明纽斯·范伯利（Arminius Vámbéry）。

图兰主义主张从阿尔泰山、中亚到乌拉尔山脉一带的人民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及语言连结，应共为“图兰民族”团结而努力，所谓“图兰兄弟情谊”的口号，其实就是把“斯拉夫兄弟情谊”原封不动照抄过来。但图兰主义的收效却远不如泛斯拉夫与泛日耳曼主义，主因在于各国的政治需要不甚相同，生活、语言与文化习惯更是天差地远，故图兰主义的论述只停留在知识分子阶层，难以动员一般群众，例如土耳其人就对乌拉尔山、阿尔泰山附近的民族没什么认同感，因此图兰主义传到奧斯曼后，很快就收缩为泛突厥主义，与扎吉德运动的遗产合而为一。

奧斯曼土耳其接纳泛突厥主义，与帝国窘境息息相关。奧斯曼自19世纪初便内忧外患不断，不仅边界战争屡屡受挫，在内政上也面临民族独立运动的挑战。为求整合，苏丹们试过奧斯曼主义，也试过泛伊斯兰主义，但都收效不佳，泛突厥主义终于赶鸭子上架。1909年，由医生、鄂奧斯曼流亡者、少壮派军官组成的青年土耳其党人（Jön Türkler）废黜了奧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II. Abdülhamid，1842－1918），并于1913年发动政变，，实行由恩维尔帕夏（巴斯马奇运动的领导人）、塔拉特怕夏、杰马尔帕夏共治的“三帕夏寡头制”，泛突厥主义遂成国策，“阿史那传说”因而受到标举，这才有了我们今日所见的狼之图腾。

“阿史那传说”（Aşina）原是突厥民族的起源神话，中国的《北史》中也有相关记载。故事男主角是位苦命的男孩，家人全因部落战争而亡，他虽孤身逃出，却身负重伤，多亏一头路过的母狼照料，才侥幸活了下来。母狼陪伴男孩直至成年，最后他们生下十位半人半狼的后代，其中一子名叫阿史那，阿史那长大后带领众兄弟征服草原，建立了突厥人的家原，狼也因此被视为突厥之祖。在泛突厥主义盛行的年代，阿史那传说家喻户晓，狼的符码也因此成了重要的政治图腾，在1925年的土耳其共和国国徽竞赛中，画有母狼的作品高票中选，但当时凯末尔已决定放弃泛突厥主义，改走突厥至上路线，故最终版本的国徽只有新月与星星。但符号的涵义总能与时俱进，凯末尔虽查禁某些泛突厥主义符号，但狼的图腾却逐渐演化出突厥至上的隐喻，最终又跳到了法西斯阵营的旗帜上。

“突厥至上”与亚美尼亚屠杀

在当代土耳其政治中，还有一个与泛突厥主义息息相关的符码，那就是所谓的“亚美尼亚禁忌”，其并非可见图像，而是存乎实践。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就曾说过：

“1915年，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共有3万名库德人、100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但全国除了我之外，没人敢公开谈论这件事”

极端土耳其民族主义组织立刻悬赏200万里拉要他的人头。

在当代土耳其社会，亚美尼亚大屠杀还是个不能随便公开评论的话题，且为配合政治正确，名字还得改成“1915年事件”。

著名的泛突厥主义知识分子优素福·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曾于1904年发表文章《三种政策》，里面写到“奧斯曼主义的多元民族制并不可行；泛伊斯兰主义虽有优势，但多数穆斯林国家都已落入殖民者之手；帝国若要存活，便只能标举一种身分，也就是突厥人。故奧斯曼帝国应果断放弃巴尔干与东欧，转而专心经营突厥人民居住的中亚，才是上策”，从某个角度来说，其虽为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宣言﹐却精准预测了奧斯曼帝国的思潮走向。

奧斯曼不是没打过败仗，但当其碰上“民族主义”这个强敌时，却似乎注定要一败涂地。19世纪初以来，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传入奧斯曼帝国，激发了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例如1821年的希腊独立战争就让帝国十分头痛。为应对此困局，苏丹先是采用了奧斯曼主义，即强调帝国人民不分族裔，同为奧斯曼人，这类似于中华民族的论述。然而奧斯曼主义经历坦志麦特改革（Tanzimat）、第一二次宪政后，终究还是失败了。主因在于许多穆斯林不愿跟其他“奧斯曼人”平起平坐。在过往的米利特（Millet）制下，非穆斯林需要负担较重的税赋，如今人人平等，穆斯林等于没了特权。

在多元治理的蓝图崩坏后，奧斯曼帝国转而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便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哈米德首先打出哈里发的大旗，要求欧洲各国穆斯林起身反抗殖民统治，最终成功动员了奥匈帝国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俄罗斯帝国的鞑靼人与库德人、法国的摩洛哥穆斯林、英国的印度穆斯林等，对上述国家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哈米德更出资兴建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由伊斯坦布尔一路开向麦地那，既能防止阿拉伯半岛独立，更能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捐款的过程中巩固自己的哈里发权威。然而尽管苏丹的海外人气不错，但帝国内部的穆斯林却不怎么买单，更别说是不信伊斯兰的亚美尼亚人。

自从保加利亚在1885年成功独立后，奧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便羡慕不已，从而开始了一连串独立诉求，加上俄罗斯的煽动，“亚美尼亚问题”于焉成形。然而苏丹哈米德明白独立运动就像推骨牌一样，倒了第一个之后若不力挽狂澜，结局就是雪崩式独立潮。于是其暗中收编东部省份的库德人匪徒，并赋予其半官方地位，容许他们大肆迫害亚美尼亚人，结果引发了哈米德大屠杀（Hamidian massacres，1894-1896），从而导致40万人命丧黄泉，其中还包括3万名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与亚述人。亚美尼亚自此成了民族问题的代罪羔羊，甚至连奧斯曼军队偶尔打了败仗，也会推给亚美尼亚人，指其充当内奸，泄露军机，亚美尼亚人在奧斯曼的处境于是日渐艰难。

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苏丹哈米德，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就此下台一鞠躬，换上了泛突厥主义的独角戏，血腥的序幕由此拉开。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下，泛突厥主义发展出内外两面向，一是诉求对外联合的“突厥兄弟”、二是强调国体纯粹的“突厥至上”。首先将外交重心由巴尔干移向中亚，企图让奧斯曼与其他突厥民联系起来，以恢复破灭的民族自豪感，这才有了后来的中亚巴斯马奇运动；另一方面，其也著手将奧斯曼“净化”为突厥人的国度，但揭开“净化”的高尚包装，其本质就是残忍的种族灭绝，意在驱逐、消灭所有非突厥裔的奧斯曼人，自1913年三帕夏寡头制开始，军官们策划了希腊种族灭绝（1913-1922）、亚述种族灭绝（1914-1924）、亚美尼亚种族灭绝（1915-1923），断送了几百万人的性命。而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戮尤其令人发指，集中营、死亡行军与人体实验，遇害人数总计超过100万。

然而这股嗜血的疯狂最终结束在一战的硝烟中，奧斯曼帝国因战败解体，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就此失势。凯末尔就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后，便采行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1876-1924）的理念，放弃经营泛突厥主义，转向建构土耳其民族身分，只继续用文化政策强调“突厥至上”的概念。故凯末尔所建构的“土耳其身分”其实是调和“奧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而成，在凯末尔的定义内，所谓“土耳其人”其实无关民族，而是指共同居住在土耳其共和国内、愿为共和国牺牲奉献的所有人民。

然而凯末尔主义下的“土耳其身分”仍带有浓厚的“突厥至上”色彩。例如其于1928年推动土耳其文字改革运动，除将原本的奧斯曼土耳其文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外，也让学者删去许多波斯语、阿拉伯语借字，再另创符合突厥语逻辑的新字予以补充，以求“净化”土耳其语；此外凯末尔也下令改去各地的亚美尼亚、希腊、阿拉姆语、库德语地名，不是置换成土耳其语词汇，就是变动其中一个字母，使地名本身毫无意义。例如切尔米克（Çermik）原名为Çermuk，是亚美尼亚语的“温泉”。凯末尔虽为少数民族建构一套“土耳其认同”论述，解决了部分民族独立问题，但突厥至上的元素也因此被镶嵌在国家身分中，导致亚美尼亚大屠杀永难被平反，甚至成了土耳其史学的禁忌。“突厥兄弟”与“突厥至上”最终成了难以分割的一体两面，本为泛突厥主义象征的狼，在1970年代后成了土耳其极右派法西斯份子“灰狼队”（Ülkü Ocakları）的爱用符号，“灰狼手势”便是这股风潮下的产物。2004年，探讨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电影《A级控诉》（Ararat）即将在土耳其上映，当时灰狼队（已转型为文化基金会）便跳出来严厉谴责此片“捏造历史以羞辱土耳其”、“绝对不能上映”，只是土耳其当年一心想加入欧盟，故犹豫了一下后，还是选择当人权乖宝宝，让电影上映，但减少其场次。

最后电影放是放了，但土耳其官方态度仍如片尾那行字幕：

“直到今日，土耳其政府仍否认1915年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

埃尔多安的苍白“突厥魂”

泛突厥主义曾经有三波高峰：第一波始于扎吉德运动，终于巴斯马奇运动。中亚在30年代经历了苏联大清洗，扎吉德运动知识分子与泛突厥主义领导人皆被视作资产阶级，铲除殆尽；第二波高峰始于二战，纳粹德国在中亚挑起泛突厥主义，偷袭苏联的后花园；第三波则始于苏联垮台，中亚各国在独立后皆提出自己的泛突厥主义叙事。然平心而论，三波热度一波不如一波，如今中亚较为常见的泛突厥主义运行模式，除了知识分子赴土留学外，便是出于解殖需要，提出“解放突厥人民”等论述，几乎动员不了基层群众。

而以土耳其的历史脉络观之，泛突厥主义在奧斯曼末年一度成为救国猛药，但从凯末尔上任后，便急速缩水成突厥至上主义，多年后才逐渐放宽。如今除了狼、亚美尼亚禁忌、被和谐的地名外，偶尔也能在外交场合看见“16个伟大突厥国”的相关符码。这16国包括西元前200年的匈奴国到亡于20世纪的奧斯曼帝国，兼具了时间与空间上的泛突厥义涵。然而这个概念看似深具历史意涵，但实践起来不过外交场合蜻蜓点水一下，正如埃尔多安也只有在参访特殊群体时才会比出灰狼手势，炒热一下气氛。自巴斯马奇运动后，土耳其便已将泛突厥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拱手他人，凯末尔的文化政策更意味著对中亚事务的冻结，忽要重返，谈何容易？

在新疆议题上，埃尔多安虽屡屡发言，但这不过是其外交语言之一，意在凸显自己是中亚与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人；而由政治现实来看，土耳其除放炮外，已没有实力去支持任何海外突厥兄弟的起义。

细究埃尔多安近来对北京伸出的橄榄枝，多是为了经济考量，毕竟里拉刚遭遇前所未有的重贬，埃尔多安既希望能与中国开展新的贸易合作计划，也有意让自己推行的中间走廊铁路计划（The Middle Corridor）与“一带一路”对接，此计划以铁路连结高加索的乔治亚和亚塞拜然，并跨越里海，穿过土库曼和哈萨克来到中国，一旦建成，将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核心。由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埃尔多安所带领的执政党刚经历地方大选的惨败，败选关键正是低迷不振的经济与高失业率，故与其做个有名无实的泛突厥主义代言人，不如努力“拚经济”，才是上策。

在过去，泛突厥主义曾是段家户传唱的主旋律，如今却走上极雅极俗的两端，不是在学术象牙塔中低吟阳春白雪，就是去外交场合当个没内容的背景伴奏，在土耳其如此、于中亚亦然。

（刘燕婷，《中东研究通讯》专栏主笔，习阿拉伯文与科普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