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到这一刻，我都无法相信刚才三小时所发生的一切。香港真的还是一个我们引以为豪的自由的国家吗？”

6月12日傍晚六时许，我和Justin坐在中环一个角落的楼梯上，他摘下口罩，“国家”这两个字自然而然从他嘴里说出来，可能是这个世代的“心口如一”。此时，警方的防线已经从金钟夏悫道推进到太古广场，离我们大约十五分钟路程。眼前匆匆来往著戴口罩、稍显狼狈的示威者，他们正抱著一箱箱矿泉水、口罩、保鲜纸、生理盐水，奔向前线。远处不时传来不知是催泪弹还是橡胶子弹的发射枪声，还有隐隐的人群嚷叫的声音。偶尔，一两个刚下班的白领闲聊著从街上走过，仿佛两个平行世界。

早上9点多，我第一次见到Justin。他坐在马路栏杆上晃著腿，手臂缠著软垫，这是示威者常见的“装备”，可以挡警棍。这里是龙和道与添华道交界处，成千上万的年轻示威者平静站立，正对著添华道铁马后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就在早上八点左右，Justin和他们一道，冲出龙和道，占领了这条马路。他们要求香港政府撤销《逃犯条例》修订，在Justin等年轻人之后，越来越多市民来到金钟。

2014年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四年半，香港人再次占领这座城市的中心。

民主派议员许智峰早早到场。他站在示威者与警察之间，透过扩音器不断为身后的年轻人们打气，呼吁他们克制、保护自己，又向前方的警察喊话，要求他们不得找借口清场。

许智峰向占领者喊道：“现在，立法会已经被我们完整包围了！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也已经赢了！今天的（草案二读）会议已经取消了！是不是！”（编注：至早上约10点45分，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称将会议延迟，至下午秘书处才确定取消。）

占领者齐声答：“是——！”

许智峰又说：“答应我，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不要流血，不要受伤，好不好！”

占领者再齐声答：“好——！”

身处一场和平的占领与对峙里，Justin没有想到，约七小时后，他将亲身体验五年前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警方发射多枚催泪弹，白烟弥漫如战场，铁马、栏杆、雨伞堆叠在地，尖叫、怒斥、口号声此起彼伏……

暗夜追捕

“一百万人的民意，政府不可能不理吧？对不对？”

就在三天前，6月9日，Justin响应民阵号召，出来参与反《逃犯条例》修订的大游行，民阵呼吁游行人士身穿白衣。那时的他还未曾想过，自己会站到运动的更前线。

9号下午两点，他和朋友们各自从家里出发。刚出门的时候，看到路上好像人不多，他心里一阵忧虑：要是今天游行的人数很少怎么办？这个时刻了，大家为什么还不出来？直到他踏入地铁站，发现月台上站满了人，全部穿著大会呼吁的白恤衫时，悬著心一下落地，随之而来是一阵涌上心头的感动。当来到湾仔，走在示威人潮汹涌至无法前进的马路上时，Justin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强烈希望。

“一百万人的民意，政府不可能不理吧？对不对？”三天之后，坐在中环一个楼梯上，他问我。

“可是2014年雨伞运动也有过百万人，最后政府也没有动摇？”我反问他。

他仿佛没有听到，仍坚持：“一百万人㖞！系一百万人！”

6月9日的游行路线不长，但由于人数众多，Justin走到立法会，已经天黑了。听到“香港众志”号召人们在立法会门口静坐，他感觉这个做法行得通，便坐下了。

深夜11点，游行大潮还未散去，政府就发出书面回应，明确表示修例将内容不变、二读时程不变。

这一刻，Justin愤怒了。从小到大，他只跟著父辈参加过七一游行、六四维园纪念晚会，他从未做过更进一步的行动。而这一刻，他做出了决定：要留守立法会，直到12号条例修订二读。

现场有点纷乱。他先是听到有婆婆在海富中心被警察围困的消息，赶紧跑过去希望帮忙；再而听到警方在立法会“煲底”（立法会大楼示威区）强力清场，那里曾坐著数百甚至上千名示威者，他又赶紧朝立法会跑去。此时已经午夜12点半，示威者已被防暴警察及速龙小队全数赶到立法会大楼外回旋处，Justin刚到达不久，防暴警察便发起冲锋，将人群赶至三个不同方向。他被赶往龙汇道方向，一直被追到告士打道。他仍记得，一齐逃跑的，是11个和他一样的“00后”少年。

“太恐怖了，好害怕好害怕。”

“这是我第一次站出来，面对面见到防暴警察。以前都是电视上看到。”他说。

他从未曾想过，自己会在这样一个深夜，成为被警察驱赶的人，在香港的大马路上，至少二、三十个警察排成一线，在后边追赶，他只能拼命狂跑。

“我们跑了好久好久，一直跑到码头附近的工地，真的跑了好久。”

半路突然有一队速龙冲出来追赶他们，这群年轻人夺路而逃，跨过栏杆，不顾一切逃命。当他们穿过只有半人身位的巷子时，同伴在前艰难移动，速龙小队的黑衣警察就在身后挥舞警棍。在这些年轻人的心里，速龙对示威者不会手下留情。Justin快要被恐惧吞噬：“太恐怖了，好害怕好害怕。”

就这样跑到码头一个隐蔽的位置，大家躲在那里，不敢说话，屏息凝神，直到天明，才敢出来。而这一晚的彻夜狂奔后，他感觉，“我对警察剩下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回家后，他重温了儿时印象深刻的一段视频，是时任香港警队助理警务处长李明逵在1997年前的访问。片段里，李明逵正在巡视示威人群，他向记者讲述，自己担忧香港政权移交后的未来：“我们可能会被要求违背自己的意愿，执行我们不想执行的任务。以控制人群为例，现在我们只需维持法纪和秩序，但九七后或会使用不必要的武力。我们害怕被逼做违反意愿的事情。”

“我会抗命，如果我被要求做不道德或错误的事。”李明逵最后如此说。

这段视频，Justin反复看了好几遍。

当警察，曾经是梦想

Justin今年19岁，副学士读了一年刚辍学，在做兼职工作，他说自己对未来仍在摸索。小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

“作为00后，我们出生的时候，正是香港最繁华的时代。我小学、幼稚园，都一心想做警察。20年前，警察一身制服，穿出来，那么有型。那时候警民关系又很好，你会觉得他找到一份好工作。电视剧都有播，TVB那些，我真的好想成为他们。”

2014年雨伞运动，他还是一个14岁的中学生，父母不准他到金钟参与占领。那时候，他天天看著电视新闻，看到警察打示威者的画面，幻灭的感觉无法释怀。他记得那时在网络视频里，看到有警察对著一位民众的脸喷胡椒喷雾，至今无法忘记。

两年前，2017年，中学生的他从电视上目睹刘晓波的死亡。“说得难听些，我真的好讨厌中国啊。”他说，“我觉得太羞耻了。这个国家这样对人权。我好生气，虽然香港和中国很不一样，但的确仍然属于中国，我还是希望中国能做得好一点。可是现在，我觉得要讲出自己是‘中国人’三个字，真的好羞耻。”

两年后，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倘若通过，香港将彻底打破以往不往中国移交嫌疑人的惯例，在香港居住的人士将可以被移交到中国内地受审及服刑。社会各界均在质疑中国的司法状况，不能保障基本人权。

“香港会不会也将有自己的刘晓波事件？我们越来越害怕，‘一国两制’的第二种制度正在消失。这个条例修订，正正让这一切成为可能。”Justin认为，“这将会从法治上打破香港与中国界线。这令人恐惧。”

一颗种子

“好想有一天，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走出来。”

6月12日，早上的龙和道，Justin一度站在了占领者最前方。看著对面两三排防暴警察，持盾牌、警棍，甚至持枪，他不觉得太害怕，因为身边有成千上万人在一起。

他这天非常早就出门了，大约七点左右，他在地铁里，再次见到满满的人潮——这一次，他发现身边的人，都是十几二十岁的中学生、大专生。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最好的是，我们经历过雨伞、鱼蛋革命，这两件事对我们的成长真的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雨伞运动的时候，我们只有14、16岁，我们自己话唔到事，要听家里人的指示，不能出来。但有一颗种子埋在我们心里。”

“好想有一天，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走出来。我们会做一件事，会尽我们本分。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给我们，我觉得我们香港年轻这一代，是真的尽到我们的本份了。我觉得好自豪。”他说。

12日早上七点多，当他来到添马公园，已经人山人海。没多久，忽然看到一些人冲到龙和道上，边冲边回头朝他们喊：“过来啊！过来帮忙啊！别怕！大家一齐过来啊！”

还没想好什么，他发现自己已经往龙和道跑过去了。回头一看，他没法忘记身后人们脸上的表情，那么犹豫，夹杂一丝害怕。他忽然就醒悟过来：我不是也曾经这样吗？

他突然就坚定了，开始和占领者们一起朝周围的人群大喊：“过来帮忙吧！别害怕！”

“当你去到那一刻，你真的好想多做一些事；当你明白，你坐在那里真的没用的时候，你明白你一定要作出第二步的行动。”

半小时不到，龙和道被占领了。

白日枪声

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举旗，警方直接向我们发射了催泪弹。

在议员许智峰长达约七小时的持续呼吁下，占领者和警察基本能够和平共处。

“我真的好明白他在做什么，我好感谢他。有他在，我们真的感到很安心，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受到议员的保护，原来是这样的。”Justin说，曾经他也和很多同辈人一样，批评泛民“和理非非”，不够激进；他其实也理解这些泛民政党人士的立场和想法，而到了这一天，他觉得，彼此之间过去十年以上的缝隙，似乎弥合了。

“真没想到，《逃犯条例》有这样的效果。”他笑说。

下午三点左右，对峙的警察突然全部撤了回去，只留下20人不到的速龙小队。此时，处于龙和道的占领者们看到隔著添华道那边的夏悫道，警方正在那里举起红旗警告，Justin听到后面有人突然喊：“他们只剩下这么几个人！不用怕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一群占领者忽然就向前冲去，推动铁马，一度占领添华道，再被警察赶了回来。

他和另一群占领者没有动。他望向许智峰，看到对方双眼通红，感觉他非常悲伤。他走过去，对许智峰轻轻说了句：“谢谢你。”

“感觉浪费了7小时的‘和理非’行动，给了借口警方清场。”Justin说。

此后的一切，不再平静。他身处的这群龙和道占领者，与夏悫道等其他道路的占领者一样，被防暴警察和速龙沿路追赶，胡椒喷雾很快就出动，这一次，催泪弹也上场了。

“我很确定，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举旗，警方直接向我们发射了催泪弹。”他回忆著第一枚催泪弹丢下的瞬间，睁大了眼睛，“我们根本没有准备，我们处于惊慌之中。我们当中有不少哮喘病人士。”

多枚催泪弹在人群中迅速炸开，白烟四起。有经验一点的示威者拿著矿泉水瓶追著弹头浇水，希望把烟雾扑灭。

Justin再次狂奔起来。这是三天里，他第二次被警察在大马路上追赶。

“有人跑，有人尖叫，成件事真系好恐怖。你明白吗？”他说，“求生的本能驱使我奔跑。我们没有任何还手能力，也根本没想过还手。我真的像逃命一样。”三小时后，他仍心有余悸。我们坐在楼梯上，夜色里，大街上，示威者仍在准备物资，奔赴太古广场那边警方的防线。

“警察被政府推出来做挡箭牌和棋子，不是他们做错事的借口。政府也不能这么做啊。”他如此总结。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戴著头盔，拎著盾牌，后面是我的上司，前面是一些为我们自己家争取民主的年轻人，我会怎样做？”他说，“我给自己的答案是，我一定不会做警察这份工。”

从6月9日的百万港人大游行，到6月12日占领金钟再被清场，短短三日，Justin说，他感觉自己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再到希望不死的历程。但在希望、幻灭、惊恐之后，Justin能够想到的，并不是绝望。

“我们今天至少包围了立法会，让会议取消了。我觉得香港人是有能力让修例撤销，但香港人会不会这么做，我不清楚，也不敢想。但我觉得香港真的还有希望的。”他说，“但就不要给任何希望这个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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