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与Fox争端何起？一百年来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奴役史

最近好莱坞发生了两件乍看不相关的劳资纠纷新闻事件，却正好足以拼凑成一页好莱坞百年劳资纠纷史：

一是几家传统好莱坞片厂过去几个月陆续把Netflix告上法院，指控Netflix不断恶意挖角，造成许多合约未到期的员工违约离职，而让原雇主蒙受未预期的损害。

二是美国编剧工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本周开始抵制经纪人行业，下令所有编剧开除经纪人。过去一周已经有超过7千名好莱坞编剧开始自己接电话谈生意，不再透过经纪人媒合工作。

作为好莱坞最大雇主的片厂，在事件一中扮演的是受害的当事人角色，在事件二中扮演的是受到争执波及的第三人角色。但这两劳资纠纷其实都能追溯到片厂在过去百年以各种创意方式来剥削劳工的血泪故事。我们一直以为好莱坞的专业是说故事，其实他们更擅长的是透过精心设计的奴役合约挤出水份更多的利润。且让我们来跟好莱坞学当惯老板（编注：惯老板，台式说法，意即被宠坏了的、任意行事习惯了的老板）⋯⋯

我们一直以为好莱坞的专业是说故事，其实他们更擅长的是透过精心设计的奴役合约挤出水份更多的利润。

老板最讨厌的劳动力自由市场

让Netflix惹上官司的是一张外流的Excel表格，上头明白列有被Netflix锁定挖角的各片厂高级主管姓名、职称、合约到期日等详细信息。近日刚刚被Disney并购的Fox在法院上提出这份文件，借以向法官证明Netflix明知这些Fox员工与Fox合约未了却仍恶意引诱他们违约，甚至主动提供违约的法律咨询和诉讼补偿。

Netflix的律师立刻以反诉来回击控告他们恶意挖角的Fox，指控Fox违反受雇者意志用合约绑住他们，甚至合约还没到期就提早要求续约，唯一的目的就是防止员工流入劳动力的自由市场追求更好的劳动条件并替片厂的竞争对手效力。

有趣的是，Netflix甚至引用从林肯总统解放黑奴以来已经很少在诉讼中被引用的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控诉Fox根本是在恢复奴隶制。事实上，另外一家片厂Paramount的母公司Viacom也在对Netflix提起恶意挖角诉讼中，Netflix的律师还引用了原本意在围堵奴隶制死灰复燃的19世纪加州法令，主张Viacom透过不断增订合约的方式雇用当事人长达16年，已远远超过加州法所规定“超过七年的雇佣合约无效”的基准，因此请求法院宣告该合约失效。

Netflix这家硅谷新创公司显然来踩别人地盘之前有好好熟读好莱坞历史，因为这个“七年条款”长年以来被好莱坞人士以《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女配角Olivia de Havilland为名，暱称为“哈维兰法则（De Havilland law）”。75年前正是这位Havilland女士站在法庭上引用了“七年条款”让恶名昭彰的好莱坞奴隶制一夕崩溃。

1920年代好莱坞和八卦杂志一起催生了好莱坞明星制，他们赋予明星假的名字、假的性格、假的背景故事，让观众把注意力从电影本身转移到演员身上。

好莱坞一手打造的奴隶制

雇主之所以不计代价要防止劳动力流向自由市场，就是要把劳工的谈判力压缩到最小，借以让雇主在劳动条件谈判中的优势极大化、成本极小化。

硅谷经常采用的作法是台面下的“反挖角协议”，而Apple的Steve Jobs正是个中好手。Jobs早先就和与他往来密切的好莱坞企业Lucasfilm以及他从George Lucas手中买来的Pixar（前身是Lucasfilm的动画部门），有过秘密协议承诺互不挖角。食髓知味的他随后立刻在硅谷扩大办理：一口气串通Google、Intel、Adobe与他自己的Apple等四家公司，互相口头约定不挖角对方员工，以避免漫天喊价致使公司人事费用水涨船高。几年后Jobs和这几家公司经营者间讨论反挖角的电子邮件被呈堂供证，使得四家公司在反托拉斯诉讼中不得不提出赔偿6万多名员工共4.15亿美元薪资补偿的和解条件。

贾兄当年或许应该要参考一下好莱坞的老方法——奴隶制：

1920年代好莱坞和八卦杂志一起催生了好莱坞明星制，他们赋予明星假的名字（艺名）、假的性格、假的背景故事，让观众把注意力从电影本身转移到演员身上。在此之前拥有电影专利设备的爱迪生公司卖的是“电影”这个产品，该公司根本不希望观众把焦点放在演员身上，所以演员原本是没有名字的，观众只能自己取绰号来辨识他们在银幕上不断重复看到的熟面孔演员。当制片灵机一动开始用特写镜头把明星的脸塞满整个银幕的时候，整个电影工业最重要的资产终于不再是爱迪生的专利设备，而是“明星”。

跟明星制差不多时间崛起的片厂制，让各家片厂拥有大量资金聘请律师团，得以精心设计世界上最严密的合约来严格控制他们的资产——明星。依据这些合约，当明星不再受欢迎时片厂可以任意解约抛弃你，而当明星越来越有价值时片厂不仅可以禁止你寻求更好的机会替其他人工作，甚至还可以真的把你当成资产一样租借，让别的片厂支付“租金”来租用你去拍片。不听话的明星甚至会被恶意租给二流片厂拍摄二流电影来杀鸡儆猴。

因为涉世未深的年轻演员比较容易受到恐惧情绪的支配，加上明星年纪越小对片厂来说“财产年限”相对就越长，片厂争相以类似“童养媳”的机制养自己的招牌童星。《The Wizard of Oz（绿野仙踪）》的童星Judy Garland曾被制片喂以兴奋剂来延长她每日专注拍戏的时间长度，《Curly Top9（小卷毛）》童星Shirley Temple则曾在拍摄过程中被关在密闭的录音室里当成惩罚。

种种无法无天的作法一直持续到真正的好莱坞超级英雄——工会，终于在1930年代登场⋯⋯

因为涉世未深的年轻演员比较容易受到恐惧情绪的支配，加上明星年纪越小对片厂来说“财产年限”相对就越长，片厂争相以类似“童养媳”的机制养自己的招牌童星。

零工经济的真正祖师爷

另一家好莱坞片厂Warner Bros.最近因为聘请无人机拍摄而和国际电影摄影师工会（International Cinematographers Guild）杠上。摄影师工会认为无人机操作员的工作包含“拍摄”所以也符合摄影师的定义，因此片厂必须给予摄影师所应享有的健康保险以及退休金帐户等基本劳动待遇。Warner则辩称无人机操作员对片厂来说是“个人承包商”，而非受雇劳工。

这个有点耳熟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网路叫车服务Uber向来坚称他们家的驾驶并非受到Uber雇用所以无须给予健保和退休金的终极借口。Uber甚至把这个说词做成Podcast放进APP里，强迫驾驶必须听完开示才可以接单开车。

Uber带起的零工经济风潮快速延烧到其他业种，转眼间似乎各行各业都在追求“Uberisation优步化”，借以规避劳工福利的成本，挤出所谓“新创”经济的“新”利润。事实上好莱坞早在百年前就精于此道，当年那些只想买创造力不想买单劳工福利的片厂老板才是今日硅谷零工经济的祖师爷。

在好莱坞，除了片厂必要的常任行政管销人员以外，所有参与“电影”这个产品研发生产阶段的每一个创作者几乎都是采用短期专案聘雇。仅有那些被片厂视为资产的明星得以收到周薪/月薪的待遇，剩下的其他人在职业生涯中永远不会有固定收入，更遑论其他有的没的劳工福利。

Uber采用的那个“承包商”说词基本上就是跟片厂老板一字不漏抄（致敬）来的。1930年代好莱坞的导演、编剧、演员工会陆续成立之后，片厂老板就急忙跟编剧工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主张编剧是“个人承包商”，所以才没有组工会、享劳工福利这回事。

对Uber驾驶来说更不利的是他们的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高，很难以罢工之类的方式掐住雇主要害。比起来好莱坞的工会运动更幸运一点的是，他们只要成功招募到一两位对片厂来说打中要害的明星加入工会，就有很大的机会逼雇主就范。

然后另一个关键的工运明星突然从天而降。

好莱坞早在百年前就精于此道，当年那些只想买创造力不想买单劳工福利的片厂老板才是今日硅谷零工经济的祖师爷。

从天而降的雷根总统

美国第40任总统Ronald Reagan碰巧正是带领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打败雇主的超级英雄。

演员出身的Reagan很早就加入工会，并在1941年成为工会理事会成员，接下来两度当选演员工会主席的他领导工会熬过重重难关：比如强力打压工会的Taft-Hartley Act 塔夫特哈特莱法案、参议院非美委员会和好莱坞黑名单事件等政治风暴。

然而1960年他卸任前的最后一个任务才是他在演员工会的最重要的成就，其重要性甚至不输给他带领西方民主国家打败苏联的历史贡献。

那一年，他带领演员工会联合编剧工会发动了好莱坞睽违五十年的大罢工，逼迫片厂将正在经历爆炸性成长的电视授权费收入以“重播费（residual）”的名义分给参与电影演出的演员，并争取到265万美元的开办费替这些一辈子没有享受过劳工福利的电影演员们设立第一个健保和退休基金。

电视演员所组成的广播电视演员工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Artists）比电影演员们早了五年争取到同样待遇。两个工会已经在2012年合并，不再以媒介区分管辖权。这些演员们跟现今的Uber驾驶一样接单赚钱、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雇佣合约，却早在半世纪前就打败精打细算的雇主，得到他们的前辈想都不敢想的劳工福利：比如最低薪资、工时限制、可以在不同剧组之间移转的退休金帐户，部分工会甚至还有退休老人之家的服务。

永恒的劳动就是永恒的奴役

Netflix在恶意挖角诉讼中引用的“哈维兰法则”是演员工会对抗片厂的另外一个重要里程碑。正是这条威力强大的法令瓦解了恶名昭彰的好莱坞奴隶制度——明星制。

1944年，还没以《The Heiress（千金小姐）》和《To Each His Own（风流种子）》获得奥斯卡影后的Olivia de Havillan正和发掘她的片厂Warner Bros.陷入合约纠纷：Havilland在和双方合约期间多次回绝Warner提出的电影企划，因为她不愿意演那些Warner黑帮电影中的花瓶角色。Warner则以她在合约期间一再回绝演出企划为由，主张这段没有演电影的期间应该从合约期间中扣除，并要求原订合约期满后必须另外展延合约6个月，以弥补他们损失的时间。

但后来他们还是找到取代明星、让他们赖以维生的新浮木：各大片厂开始豢养另外一个不会抱怨、不会跳槽、不会罢工的商业武器——“系列电影”。

终于逮到机会出手的演员工会立刻协助Havilland女士上法院控告Warner，并和律师翻箱倒柜找到了“禁止雇佣合约超过七年”的加州法规，随即引用该条文请求法官宣告合约失效。

1937年立法通过的加州劳动法典 2855条规定聘雇合约不得超过七年。这个规定其实可以溯及到1872年的加州民法典的类似条文一路演变而来，立法者的用意是避免解放黑奴之后无良雇主改用无止尽的聘雇合约继续奴役有色人种。

过去好莱坞片厂都擅自解释“七年条款”中的七年指的是工作天，并认为当事人没有工作的期间应该视为合约暂停履行，可以不计入七年的计算。然而这世界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演员可以连续七年每一天都在工作，这种恶劣的解释法规方式根本让该法条形同作废，片厂也因此得到无上权力完全掌控一个年轻演员的全部人生。

Havilland案一审判决总算让长久被奴役的演员得到了迟来的正义，正式向整个电影业宣告：很抱歉，七年是指日历天，从来都不是指工作天。Havilland女士的合约也因此被法院宣布失效。

上诉法院随后也支持该判决，并提出了更令人动容的正义诉求：法官认为雇佣关系乍看之下是一种只需要双方合意就好的私人关系，但其实雇佣关系有它的社会性和公共利益存在。在雇主过分强大的权力之下，受雇者非常需要来自国家公权力更严密的保护。

片厂的霸权被明星和他们的经纪人取代

此时此刻我们尚难预测Netflix在反挖角诉讼中重提这个历史性的“七年条款”会替产业带来什么变化。以该公司目前快速膨胀成托拉斯体位的趋势来看，劳工受害的机会搞不好比受惠的机会大得多。

回顾“七年条款”75年前被Olivia de Havilland引用的结果，则是一次超过所有人预期的天翻地覆巨变：

该判决随同1948年另外一个“禁止片厂兼营院线”的反托拉斯判决，一口气将片厂制和明星制通通送进坟墓里。

过去好莱坞片厂在电影产业中掌握的独大谈判权力很快地转移到明星（或像Brad Pitt、Sandra Bullock等明星自组的制片公司）以及明星的经纪人身上。经纪公司紧接著借由吸纳越来越多重量级明星的影响力，权力甚至大到足以左右剧组的卡司，还以“包装费（Packaging Fee）”的名义向片厂勒索额外费用才可以跟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签约。编剧工会本周开始对经纪人展开的抵制行动反对的就是这笔不义之财，企图禁止经纪公司再假借客户的声名收取这种过路费。

最近正逢好莱坞电视剧组替下一季节目招募编导和演员的“staffing season 招募季”，估计编剧工会的抵制行动会替各大片厂带来史无前例的混乱。曾经不可一世的片厂在此劳资争议中只能无奈地扮演旁观者角色，隔山观虎斗。

再也无法豢养/奴役明星的片厂，从此以后在产业中始终不复当年片厂制时代的实力。但后来他们还是找到取代明星、让他们赖以维生的新浮木：各大片厂开始豢养另外一个不会抱怨、不会跳槽、不会罢工的商业武器——“系列电影”。比如现今的片厂龙头Disney正是靠著无止尽的Marvel系列电影、Star Wars星战系列电影维持他们的地位。

也许这世界上的自由工作者都该衷心感谢老太太的启发。是她教会了我们：即便是实力不对等的鸡蛋碰石头，我们永远不应该放下鸡蛋、继续容忍惯老板这颗又大又硬的石头。

唱片业的绝地大反攻

反而是唱片业使尽吃奶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政治游说的绝地大反攻。

1987年美国唱片协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成功促成了“七年条款”绝无仅有的一次修法放宽。他们主张唱片业的合约关键应该是艺人完成几张专辑，而非艺人为唱片公司服务几年，而且唱片公司累计投资在艺人身上的成本极高，七年失效规定会使他们损失惨重。这次修法让唱片业雇主获得了专属的损害赔偿规定，据以用天价赔偿吓阻艺人引用“七年条款”解约跳槽。

极端的剥削就带来极端的利润。这次修法让唱片公司谈判权力大增，也间接促成了1980年代开始的另一波（也可能是最后一波）唱片业黄金年代。因为艺人无法借由跳槽争取更好的合约条件，爆红艺人的成功果实也只能任由唱片公司独享收成，即便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艺人个个都逃不出如来佛合约的手掌心。

虽然唱片业随后毁于网际网路，然而该条文对唱片业的效力一直到2009年才受到挑战。奇妙的是挑战该条文的人竟是好莱坞演员Jared Leto。

多才多艺的Jared Leto也是摇滚团体30 Seconds to Mars的成员。乐团因为对于EMI唱片公司大量裁员有所不满，打算解约换新东家却被EMI索赔3000万美元天价。乐团在法庭上成功以“七年条款”逃过赔到脱裤的天价违约金，和EMI庭外和解并重签新约。懵懵懂懂地打败唱片公司之后，Jared Leto才发现这一切胜利居然都要归功于奥斯卡影后Olivia de Havilland 七十多年前那关键的一仗，并意外得知高龄98岁的Havilland依然健在，立刻飞到巴黎当面向隐居巴黎的Havilland致谢。

“知道我当年的案子多年之后对于许多艺人以及各行各业从业人员还很有帮助，真是无比美妙的一件事。”今年满102岁的Havilland对媒体表示。

不只是Jared Leto，也许这世界上的自由工作者都该衷心感谢老太太的启发。是她教会了我们：即便是实力不对等的鸡蛋碰石头，我们永远不应该放下鸡蛋、继续容忍惯老板这颗又大又硬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