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路：“996”和中国特色的技术焦虑

“上班996，生病ICU”的中国程序员们非常值得关注，但同时我们需要正视的是，除了程序员们，中国的许多其他行业，同样在忍受著糟糕的工作环境、工时甚至更差的待遇。许多人已经指出，在中国不长不短的“上班”历史中，一周工作六天（“996”里的那个“6”）才是常态。这些程序员的父辈们应该会记得，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仅需要一周工作六天，周日更有许多非自愿的“义务劳动”，因此有“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一说。

互联网行业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产业，实际上提供了相对优越的薪资环境。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的平均年薪约为15万元人民币，为中国人平均工资收入的两倍（2017年城镇私营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约为7.5万元人民币）。即使考虑到程序员们的工作时间较长，这一群体的平均时薪也是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准。

虽然这一理由并不能削弱程序员抗争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普遍缺失，劳资关系制度性地偏袒资方的环境下，农民，体力劳动者，甚至是一般的公司白领，处境都并不更好。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偏偏是程序员们，能在中国引起共振？

“996”之叹背后，是中国特色的技术焦虑。

失业的焦虑

如果说科技风口的多变所产生的失业焦虑还算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的话，当下这个“996”故事里却有许多中国元素。

根据“程序员客栈”的一份调查报告，虽然程序员行业收入不错，但仍然有94%的程序员表示有兼职的意愿，有近80%的程序员至少跳槽过一次，有20%的人甚至跳槽超过三次（考虑到这个行业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个转换工作的频率相当之高）。与之相对应的是科技行业瞬息万变的前沿：红极一时的 ofo单车从资本市场的宠儿，到公司灰飞烟灭，前前后后不过2年多时间——无数的“风口”猛烈地吹过，却不是什么东西都飞得起来。

如果说科技风口的多变所产生的失业焦虑还算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的话，当下这个“996”故事里却有许多中国元素。没有人知道中国的失业率究竟是多少。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方法极其武断，且无论晴雨，都极为“稳定”，也就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但是经济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当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压力一定会增加。

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但有理由相信2018年下半年就业出现了比较大的压力：内部“去杠杆”遭遇了外部贸易战，企业信心一时大措，以制造业为首纷纷减员以求“过冬”。中央政治局随后提出了著名的“六稳”方针（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首当其冲就是就业，今年三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反复强调2019年“保就业”的重要性。

失业往往冲击政治与社会稳定，这是全世界的普遍经验。但在中国，因为此前经济常年处于高增长的态势，因此失业从来不是太大的问题。然而在当下，可靠数据的缺失使得经济学家难以研究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到底是多少，历史轨迹的单向性也决定了，政治决策者难以判断以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能承受多严峻的失业底线。“失业”因此成为了一把高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在笔者与中国经济官员交流的印象中，大多数人承认当前经济压力很大，但不在少数的一类侥幸心理是，认为失业只集中在传统经济行业或者是一些“落后”的行业，尚属可控，甚至可能以“市场出清”的形式促进经济转型，让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行业。

这些人没有想清楚的事情是，中国庞大但是低效的金融系统，并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市场纠正动作。常年政府“窗口指导”下，中国的金融系统变成了只有“开”和“关”两个按钮的机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原本在市场化条件下可行的资源重新配置，在中国特色的去杠杆政策下，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在这样的系统中，本该因落后产能退出而获得更多资源的互联网和科技产业，不可能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近80%的中国程序员就职于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的弱势地位让他们处于脆弱的就业环境之中：中国2017年底实行以控制风险为目的的“去杠杆”政策，官方虽然也说要重点解决国企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但目前尚无国有企业破产的例子，更不要说地方政府，反而是民营企业成排倒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虽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外界常以“五六七八九”的说法概括它们的贡献：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以及90%的企业数量；但是民营企业获得的信贷却长期徘徊在30%上下。“去杠杆”的屠刀砍的几乎全是民营资本，体现在互联网企业身上，是普遍在早期无法盈利，经营几乎完全依赖新的融资，因此当出现金融收缩时，就必然出现公司倒闭及失业。

此外，“个人债务”近年在中国快速增长，中国家庭部门负债在2008-2017年这个扩张周期里迅速上升，宏观家庭部门负债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36%迅速提高到2017年的49%。中国最近几年大量扩张的“影子银行”，如P2P平台、消费信贷，都在鼓励人们借钱。程序员有较高的薪资预期，比较容易“加杠杆”上车买房。而一旦揹负房贷，即便强迫“996”也不能轻易丢掉工作。

增长焦虑

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正在成为让所有人焦虑的事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谈及科技时反复使用“卡脖子”，反映出领导层在科技问题上的极大不安全感。

经常阅读经济数字的人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中国的GDP每年以个位数增长，金融业在去杠杆前普遍两位数增长，而和互联网或者是科技沾边的公司，经常是三位数地“暴长”。中国人对隐私及个人信息安全问及几乎毫无保留，以一种乐观的国民态度拥抱科技——所有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而没有什么比科技更能代表“明天”的了。

然而以前的长期增长并不保证未来永远增长。发展经济学中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指出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之后，并不一定会自然晋级为高收入国家，反而可能出现增长停滞甚至衰退。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是一个非常宽的范围，人均GDP从3800美元到12000美元都算是中等收入。中国当前人均GDP约为8800美元，离“毕业”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能否突破中等收入的天花板还是未定之数。

要如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一般将经济增长视为劳动力、资本以及科技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此前的增长模式大体上是在资本这一项上增加投入，通过不断地投资来驱动经济——但如果厨房里有10个厨师，配备10个锅子或许会提高产出，投资200个锅子就是浪费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自有其天然瓶颈。而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无法避免地走向老龄化，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口红利”即将由正转负（厨师很有可能要变少），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因此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唯有依靠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正在成为让所有人焦虑的事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谈及科技时反复使用“卡脖子”这一比喻，反映出领导层在科技问题上的极大不安全感。美国制裁中兴通讯这一事件更是直接暴露了中国创新能力的短板。当国内经济周期改变，国际环境转差，中国的企业就遭遇是否具备足够的创新能力来应对的问题。虽然中国一直有“工程师红利”之说——每年有近500万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是美国的将近10倍——但“996”事件让许多人意识到，中国的不少互联网企业无非只是“写代码的富士康工厂”，企业的成长完全依赖于劳动保护制度的缺失。随着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压迫员工、不计代价的“血汗工厂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分配焦虑

中国一方面缺了许多基本劳动保障的课，另一方面又和全世界一样遇到了科技带来的新问题。

因为劳动者保护制度的缺失，中国的劳动者在与资方的博弈当中处于天然劣势。今年3月30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平安，在一场资方座谈会上声称，如果员工“频繁辞职”，其个人社会征信将受到影响——政府的基本立场可见一斑。

在经济增速平均每年两位数的高增长时期，中国面对各类社会矛盾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增长化解矛盾；但当蛋糕变大的速度越来越慢，人们也就更加关注自己分到的那一份是不是比别人要小。未来的中国经济将无可避免地直面分配这一难题。而中国特别的情况在于，一方面缺了许多基本劳动保障的课，另一方面又和全世界一样遇到了科技带来的新问题。

即使是完全相同的工作内容，大企业通常比小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即所谓“工资溢价”。而科技颠覆越来越频繁的后果，就是“赢者通吃”。科技企业的平台形态，对数据的垄断，以及在新融资模式下的“杀手式收购”（买下一切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初创企业），将让行业头部的企业和“大部队”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干预手段，收入分配将越来越不平等。

在科技领军的美国，这种分配矛盾已经大量显现：美国工资涨幅常年落后于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剔除通胀因素，今天的美国的平均工资和60年前几乎没有区别。而同时，美国最大的企业已经几乎全部都是科技企业，市值超万亿美元的亚马逊，营收超过其所有国内电商竞争对手之和。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格局与美国有颇多相似之处，在收入分配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迹象：中国城镇工资收入在2014年之后就一直低于经济增速，也就是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差距一直在扩大。

如果说在科技行业内，还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的话，在科技行业之外，技术所创造的赢家和输家就将是天壤之别。当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用工业机器人替代人力，中国的制造业工人，真的可以无缝衔接进入新的工作领域吗？

真实世界的劳动力远远不是自由流动的，而受到时间（年龄）和空间（地域）的限制：转换工作往往需要经历重新培训，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来说，难度成倍地增加；空间层面，因新技术而消亡和新生的工作机会往往相隔遥远。今日的深圳成为科技行业的乐土，而东北则只能“轻工业喊麦，重工业烧烤”，就是科技时代地区兴衰的写照。

技术引发的分配矛盾常常带有政治后果。19世纪初英国的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可能是最著名的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政治事件。纺织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使得资本回报上升而劳动力回报下降，不满待遇的工人以砸毁工厂机器表达愤怒，并最终引发与军队的武力冲突。今日的许多论者常以此例嘲讽当时劳工的“短视”，按照流行的说法，这些人试图阻碍技术进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历史学家指出，这只是当时工厂主污蔑工人的说辞，大多数工人并不反对机器，而是抗议恶劣的劳动环境。

今日欧美政治极端右翼显著抬头，其背后也有技术的影子。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意大利的三位学者研究了工业自动化与政治倾向的关联，发现西欧制造业自动化程度高的地区，选民也更容易导向极右翼政治立场。而在美国，面临就业压力的低学历制造业工人更有可能成为特朗普（川普）的支持者。面对不公，人们总是需要一个理由，矛头可能指向机器，可能指向外国人，也可能指向政府。

中国式技术焦虑的根源

技术颠覆带来的是社会阶层重新分配、世界格局重新分配的机会。中国此前的历史让人们无比盼望这样的“弯道超车”机会，因此往往以无比热忱拥抱科技、拥抱未来。

然而前方注定颠簸：技术带来新的增长机会，现行的经济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技术冲击社会平衡，当前的社会制度是否能够自我修复？中国式焦虑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足够的信心回答这两个问题。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