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兵还是抗争者？罢工香港医护到底在争取什么

香港公立医院呼吸科医生郭辉浩（化名）最近心里很矛盾。2月3日，香港两千多名医生、护士罢工抗议，郭辉浩这天一直在医院的隔离病房工作，照顾几十名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患，不时查看罢工的消息。

“我很想参与的，相信罢工有机会迫使政府进一步行动。”郭辉浩对《端传媒》说，但他又放心不下病人和同事，“若然我不上班，那病房会变成怎样呢？”他任职专科医生6年，拥有传染病科的经验，自1月2日起就被派驻隔离病房，是该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Dirty Team的主将之一。过去一个月，他总在假期加班，因Dirty Team中不少人都是临时从其他部门抽调，对传染病管理不够熟悉。直到大年初一，他才终于休假回家，但为避免传染，在家也全程戴口罩，与家人分两张枱吃饭，不敢抱一下女儿。

面对传染病来袭，将医护人手分为负责隔离病房的Dirty Team和负责其他病患的Clean Team，以避免医护与病人之间交叉传染，是香港医院自SARS时期习得的经验。2003年，SARS在广东爆发，后传至香港，在人口稠密的社区快速蔓延，香港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之多，居全球第二，当中两成多感染者是医护，最终带走8名医生和护士的生命。整整17年过去了，悲痛和恐惧的记忆却并无消散，当与SARS类似的新冠肺炎病毒来势汹汹，不少香港普通市民和医护人员，第一个想法是：尽可能多的阻止病毒携带者来到香港，SARS不能再重演了。

“现在的数据好明显，未来14日必有社区爆发，全面封关是唯一可以控制爆发程度在可处理范围内。”看著香港确诊案例一日日增加，与郭辉浩想法相似，不少医生和护士一边在病房忙碌，一边期待政府会快速阻止疫源地的市民来到香港，但政府的反应似乎并非依循这一逻辑。对此，一个新成立不足两个月的医护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决定直接组织罢工，以此向政府施压，回应封关及确保医疗资源等诉求。该工会短时间内获得超过9000名医护签署罢工宣言，并在2月1日发起投票：3164票中，3123票支持罢工。

昨日，首阶段罢工展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傍晚宣布再度封闭数个关口，但仍未包括深圳湾、港珠澳大桥、机场和启德邮轮码头，根据2月2日数据，深圳湾为最多旅客入境的陆路口岸。林郑月娥强调，上述措施与医护人员罢工“完全没有关系”。另一边，经营直通巴士的中旅社今日凌晨表示，会加密香港深圳湾口岸直达香港各区的班次，每15-30分钟一班。全面封关未成，民众忧虑更大，部份地区有市民抗议，而工会今日再发动第二阶段罢工。

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多的医生、护士离开病房，罢工抗议，他们的选择并不是完全没有惹来非议。有人批评他们是贪生怕死的逃兵，有人说他们罔顾患者需求，而在内地微博舆论上则把封关与香港对内地人的歧视联系起来。我们采访了郭辉浩等多位香港医护，他们有的连日罢工，有的选择留守病房，但共同感受到的，是愤怒和恐惧。

隐形“炸弹”

当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的会员在2月1日投下历史性一票决定启动罢工的时候，护士家安（化名）并不在现场。他正在自我隔离，等待著自己是否患上新冠肺炎的化验结果。

两天前他刚接到医院通知，一名在1月24日入院的75岁男病人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期间，这位香港居民一度隐瞒到访内地和澳门的纪录，他因此未有被隔离，同房的医护及病人或有感染风险。病房经理向职员逐一查问，之前有否佩戴N95口罩、曾否进行高风险的护理程序等等。

“我当下不知道怎样处理，不知道回不回家好，也不知道去哪里好”，家安叹了一口气，“我对了他几日，期间每天还是回家休息，家人更与我睡同一间房。”此后数天，家安如坐针毡，在家也戴著口罩入睡。

连同家安在内，约有20多名员工在病房内工作，多人曾看医生并进行新冠肺炎的测试，暂时结果全属阴性，不过部门主管提醒，“此刻阴性，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新冠肺炎存在未知，有说法指，要待患者出现病征，病毒才能被检测出来。

家安的经历并不是孤例。《苹果日报》报道，香港昨日录得一宗初步确诊个案，疑似患者前日入住伊利沙伯医院的内科普通病房，昨日病况急速转差，要转去隔离病房并插喉，情况危殆，将会转送玛嘉烈医院；原来的病房有至少5名护士出现症状，包括发烧或腹泻，需要入住隔离病房留医。

根据目前已知的案例和研究，与SARS相比，新冠肺炎的患者病症更加隐形。有患者最初并无发烧，或只是低烧，而即使未有病症时，病毒携带者已经具有传染性，再加上病患可能瞒报的风险，未知的恐惧很快在香港的医护间扩散弥漫。

家安不得不承认，面对传染病，每日照料的病患就如同“炸弹”。“我们的病人是炸弹，同事的感受是：若收症时，没有做到隔离病房级数的防护，我们就在行钢线。”

当一名病患走进香港公立医院时，他第一时间接触的，很可能是一名仅配戴普通防护装备的医护。根据目前流程，病人入院时，院方会根据有没有发烧、外游史等进行筛选，若有相关纪录，病人才被送往隔离病房；在隔离病房的医护，会穿著全副标准个人保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简称PPE），包括防水保护衣、保护帽、护目镜或面罩、N95口罩和手套，全部为一次性，不会重复使用。

不过，普通病房没有要求医护穿全副PPE。在家安工作的病房，医生和护士本来只佩戴普通的外科口罩，只是刚好在瞒报事件前，有医护感觉部份病人或许出现新冠肺炎的征状，故自己转为戴上防护力较佳的N95口罩。

N95口罩、外科口罩、眼罩、防护服等装备的存量到底是否足够，也备受质疑。香港医院管理局（医管局）是管理全港公立医院的法定机构，在1月29日，该机构在记者会强调，有备存三个月的防护装存量，但未透露具体数字。而仅仅一天之后，该机构再表示存量已跌20%。

端传媒曾向医管局查询具体的防护装备存量，未获回复。根据《明周》2月3日报导，医管局一直对外宣称有“三个月存量”的医疗用品，然而，这是指“一般使用”状况下的存量；面对疫情，连普通病人在病房内也戴上口罩，一名护士说，她工作的医院，目前只有一星期存量的医疗用品。

面对起源于内地的、未知的汹涌疫情，装备不足的香港如何防备？早于1月20日北京大规模披露疫情之前，1月19日，杏林觉醒成员、香港公立医院内科医生黄任匡就指出，当时内地披露的疫情可能不全面，“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可能只是在武汉发生？”他建议香港口岸增设健康申报，甚至封闭与内地连接关口。

不久，民主派政党和一些学者也发出封关呼吁。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则在其Facebook上贴文，支持全线“封内地关”，封关是上策，更是单一及最有效的措施。数天之后，1月28日大年初四，香港最大建制政党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与特首林郑月娥见面时也表示，“封关”是其中一项阻止疫情爆发的措施，政府必须考虑；同一日，开明建制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也在脸书指出，希望香港政府“暂时对内地封关一个月”。

“对于一个一生都支持中小企、创造公平营商环境的我是极度痛苦，但是人命关天，非常时刻，做非常事，我真的希望政府今次可以与香港市民同一阵线抗疫！”田北俊写道。

1月31日，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表涉及1.5万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受访者支持全面封关，即禁止所有内地居民入境；逾六成受访者表示，若政府未能有效处理疫情，将支持前线医护人员发动罢工。

医生郭辉浩同样认为，在装备不足之下，面对快速传播的传染病，封关是最有力的措施。“只要你不入来，就不会有人有感染——在公共卫生角度，这是最有效阻止疫情的方法。”

和平示威是没有用的，一去就去罢工

疫情爆发之初，香港的反应和防疫措施在内地舆论中一度受到褒奖，不过在香港本地，这些措施却显得无法回应不少市民和医护的忧虑。

1月8日，在北京尚未大规模披露疫情和承认人传人现象时，香港政府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将新冠肺炎列为法定须呈报传染病，政府可以将患者强制隔离。不过随后，政府始终并未计划进行全面的关口管制。

1月20日见证疫情的重要拐点，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武汉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3日之后，武汉封城，湖北省其他城市也陆续封城，阴霾一时笼罩。与此同时，在香港，封内地关的呼声愈发强烈，但政府却始终未作回应。

相比学者和不同政党的谏言和建议，“医管局员工阵线”直接提出工业行动，要求政府回应诉求。1月23日，该工会表示，政府须于1月28日的死线前回应诉求，否则考虑升级行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25日的记者会回应，“封关不切实际”，针对医护罢工，她表示，“可能过去7个月大家习惯了用激进手段去表达，但大家应该和平理性。”

在随后几天，政府出台的政策显得半推半就：27日凌晨起禁止湖北居民和14日内到访湖北人士抵港；翌日宣布，会在30日关闭西九高铁、文锦渡等 6 个口岸，来往内地航班减一半。

不过数据显示，实施“局部封关”前后的入境内地访客人次仅仅下降不足三成，意味仍有大批人士经其他关口来港。

就在这一天，1月28日，不少医护由于不满政府未有全面管制所有口岸，纷纷前往加入工会。该工会在旺角租借的办公室开设招募会员，高峰时，大约700人在大厦内排队至街上的行人路，准备缴交会费，工会的会员人数在几日间由12000人增至18000人。根据医管局数据，医管局目前有近8万名职员，包括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医护社工等不同岗位。

这意味著，医管局中超过20%的人加入了这个提倡罢工的组织。

这个工会是一个新生组织，去年12月刚刚成立。2019年反修例风波席卷全港，不时响起罢工之声，惟民间没有建全的工会网络，难以支援行动，故后期各行各业纷纷筹组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正是在这时候乘势而起的工会。

“游行、请愿、和平示威是完全没有用，他一句也不会回应你，”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尧向《端传媒》表示，经历大半年的运动，大家早已有这样的认知，因此工会没有打算采用“发声明、游行、示威、请愿才罢工”的渐进模式，“而是一去就去了罢工”。

罗卓尧说，另一个重要考虑是疫情急速，“若待至游行示威请愿后慢慢升级，届时才封关，应该会死了，若社区爆发后，封了也没有用，病毒到处也是。”

参照数据，香港疫情目前未见大规模社区爆发，舆论也因此认为，封关仍是最有效的防疫措施之一。截至2月3日，香港录得15个确诊个案，当中有11个属输入个案，患者曾到访或来武汉，另有2宗个案曾接触来自或到访武汉的家人，估计为家庭内有限度人传人。至于余下2宗、较近期的确诊个案，患者分别到访顺德及深圳，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源不清晰，不排除在社区感染。

不过也有医护人员的其他工会，无法就此次罢工达成共识。1991年成立的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HKPDA）目前约6000名会员，代表医管局、卫生署及大学体系内的医生，此次难以就罢工取得共识。该会在1月31日发表声明，指出“未克策划或参与任何工业行动”，“但尊重同事行使劳工权利”，会提供包括法律的支援。

协会主席马仲仪表示，有不同意罢工的医护或基于道德责任，另外，她也担心工业行动或成为政府、医管局秋后算帐，解雇医护的借口。“可能有人觉得我畏首畏尾，我不想做一个冲动的行为令同事送头，当他阵亡了，我保护不了他。”不过，马仲仪也曾指出，医护罢工需要承担被谴责或解雇等具大风险，他们走这一步是迫于无奈，背后原因是政府的不作为。

作为一种施压手段，罢工会否带来负面影响？罗卓尧不否认，罢工必定会影响部份病人的权益，“只是孰轻孰重的问题”。

他指出，著眼未来，假若疫情在香港如SARS般大规模爆发，将会带来严重的民生和经济损失，对此，他们只能选择罢工这一“最不想用的手段”。罗补充，若最近有大规模的社区爆发，或会考虑呼吁罢工者返回岗位。

而另一方面，医护罢工，剑指封内地关，也引发部份舆论认为，此举是歧视内地人。

对此，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多次强调，封关绝非针对内地人，而是针对所有非香港居民经由中国大陆入境香港，同时要求所有香港居民经中国回港之后，亦需要接受强制14日隔离。

每日应对多名疑似病患的郭辉浩特别提醒，关口和人流以外，瞒报是防疫的另一个难点。“无论哪里的人，integrity（诚实）才是最重要，”他说自己对瞒报信息的行为感到愤怒，“因为他这样会害到人，他的行为是可直接杀死一个，或者杀死多于一个人。”

不过郭辉浩强调，医护照顾最终不分种族，“无论你是什么人，你来到我们手上，我们也会是这样治疗，给他们最好的。”

政府不重“防疫”，只重“抗疫”

要给病人最好的，特别是给传染病病患最好的，意味著一整套细致入微的管理流程和系统。

Dirty Team 和 Clean Team是两套人马，但如果Dirty Team同事要回到Clean Team工作，要给出一段时间Washout Period （清洗期），以防止有被感染的医护进入Clean Team工作，造成交叉感染。Dirty Team的医护每日下班之后的去处也是大问题。最好有隔离住房，防止医护传染家人。

然而，医管局未有明文安排Washout Period，有医护向《端传媒》反映，只能在隔离病房工作期间，减少休假，将假期安排在Dirty Team工作后，自制Washout Period。医管局虽表示为医护人员安排每日额外住宿津贴，让他们自行租住酒店，但有医护亦担心，若在工作期间沾染病毒，或招致社区爆发风险。

在隔离病房内工作，需遵循非常严谨的指引，如何关门开门，如何穿、如何脱防护服，到如何走路，都需要培训。

突然得知自己被抽中进入Dirty Team工作的护士 Alex（化名）说，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愕然。他对端传媒表示，在这次被排入隔离病房工作前，医管局仅仅提供了一天的培训。

“没有预计到计医管局帮不到前线同事，隔离病房有好严格的措施要跟从，病房划分为干净区及污糟区，单是在里面走路也有次序。高层是否太久没有到前线工作？”Alex说，他年资尚浅，原在内科病房工作，从没有隔离病房的经验。如何穿戴防护服也是学问，他也担心，病人助理岗位的同事能否应对突如其来的复杂知识。

Aelx表示，他有同事接触确诊病人后不适，担心防护不足会感染家人，曾向医管局查询住宿安排，局方公开说有租金津贴，但至今细节未明。

在同一间医院工作的内科医生郭辉浩也观察到，临时组成的Dirty Team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护士经验不足，团队仍然需要磨练默契。他担心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压环境，同事培训不足，会容易出错。

自17年前的SARS一疫之后，香港不同医院均有增设负压隔离房。该病房采用双门密闭设计，空气不直接流入室外，而是在室内抽取消毒净化，再排出室外，防止造成医院内的交叉传染。医管局多次强调，目前全港常规隔离病床有480张，可于72小时内增至1400张，将被占用的负压病房恢复原本作用，全部合乎标准。

郭浩辉说，因应公立医院的入住率已爆满，1400张病床当中大部份也被视作普通病床使用，需要一定程度改装才能转回隔离用途。最新资料显示，现已有841张隔离病床，使用率达38%。熟悉传染学的郭辉浩却担心，这些经改装抽调而来的隔离设施“多年没有维修、检查”，甚至有部份病房原有的双门隔离措施已经坏掉，忧虑未达到防疫标准。

在郭辉浩看来，香港政府过去一个多月的政策，一开首就预备隔离营、隔离病房，而非主动封关，方针不是预防疫情爆发，而是预备若多人来港，怎样医治，其主要目标是“抗疫”而非“防疫”。

“没有想过防止疫情，而是在想如何用香港这个地方来打这个病毒。由头到尾，也没有想过不让这个病毒进入香港。”郭辉浩说，他对此感到不解和愤怒。

艰难的决定

特首林郑月娥2月3日傍晚宣布扩大边境管制，但强调与医护罢工无关，“任何人如果认为用极端手段可以威迫特区政府都不会得逞。”护士Alex说，他听后感到无奈又愤怒。

“医护人员罢工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加薪、减少工作量，奉上自己的前程，甚至冒着被解雇的风险都要罢工争取封关，但换来林郑一句‘‘威迫政府’。”

从2月4日开始，他计划一连四日罢工。今天早上，他到了医管局参与请愿，希望医管局向政府施压，回应全面封关、增加口罩供应、为医护人员提供足够配套等诉求。突然撇下了病人，Alex说自己也有挣扎，“但你要想想，最后是哪一样帮到更多人？我罢工，是为了减低疫情爆发。”

同日，香港出现第一宗新冠肺炎死亡个案。Alex得知后感到更忧虑，“如果唔阻止，疫情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护士家安也参与了罢工，和很多罢工的员工一样，他收到一封医院联网署名的电邮。电邮指出医管局不同意员工参与罢工，要求他们立即返回岗位，如参与罢工，必须确保按照有关香港法律行事。他说，这封邮件“打压了出声的自由”，但今日还是会选择罢工。

郭辉浩依然留守隔离病房，他说考虑到自己的岗位，他只能默默支持罢工的同事。他也希望其他界别会投入罢工，和医护一起争取。

根据《基本法》第27条，香港居民享有罢工的权利和自由。按香港法例《雇佣条例》，雇主若因雇员参与合法工会罢工活动而将其解雇，有机会触犯刑事罪行及被罚款。但罢工法例一般针对雇员争取劳工权益，无明文保障面向政治诉求的罢工，而罢工必须要经由相关工会向雇主递交罢工通知。

2月3日晚上，医管局员工阵线及多名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与医管局对话，要求高层向政府施压实行全面封关，及承诺不向罢工者秋后算帐。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未有正面回应诉求，仅多次重申认同减少两地人流，“我不知大家指的全面封关是什么”，另称会一视同仁，按照人力资源守则去处理。现场医护多次不满起哄。工会主席余慧明随即宣布谈判破裂，展开第二阶段罢工。

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主席马仲仪说，她担心工会活动，会成为一颗子弹，他日反过来被政府用来伤害业界，指控其不专业，甚至成为进一步输入海外或内地医生的借口。

再进一步，马仲仪害怕的是，此刻支持医护罢工的不少市民，以后会改变立场，放弃医护，她引述一个曾在香港工作多年的外籍医生的看法：

“香港人好自私，你现在替他们争取封关，他们会say yes back up你（支持你），但当你真的罢工了，你影响到他们那天没有服务，他就会turn around attack你（转向反对你），may be they are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可能他们只不过是同一批人）。”

已经离开病房一日，Alex仍然觉得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为了全港整体利益，必须走出来，亦感激留在病房工作的同事。”若然罢工过后，最终政府不回应诉求，有什么打算？他说，自己真的不知道下一步可以怎样做。“真的是很悲哀，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懂得回答。”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郭辉浩、家安及Alex皆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区婥媛、梁中胜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