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弗朗西斯·福山（下）：“坏皇帝”回来了，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对话弗朗西斯·福山（上）：当下美国犹如被儿童驾驶的大卡车，甚至更糟》已经发表于2018年12月2日的端传媒，欢迎读者评论及分享

关于“历史的终结”，中国以及中美关系

当年仅37岁的福山1989年首次在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期刊《国家利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预言西方自由民主将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的时候，时机正是冷战终结的开端——随之很快就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柏林墙倒塌。尽管当时的中国并不在福山的导师、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列，但福山在三年后扩展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一书中对于中国在经济改革之下能逐步走向民主开放依然非常乐观。

然而，30年过去了，历史似乎拒绝“终结”。如果说苏联解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的最后一个竞争对手已被排除，那么“中国模式”的崛起就似乎提供了另一个新的备选方案——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组合显示了相当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在2014年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福山对其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强调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而言，与民主和法治同等重要。这被视为对于相对良性集权价值的一种认可，或者也称为“好皇帝”统治。但在今年二月，福山对于中国宪法的修改做出回应：“坏皇帝”回来了。

端传媒：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以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出版后的过去20多年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衰退，你几乎被当成了最著名的“西方战无不胜论”的靶子加以嘲讽，如果不是羞辱的话。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福山：是的，我想这是基于一种对我的论点的误解。其实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我从未说过自由民主一定会胜利，我也没有说过这就是最优的政治制度。我只是说，基于其他存在的竞争制度而言，很难看出哪些制度会运作得更好。

同样，人们也误解了“历史的终结”这个概念。如果真的研读过马克思的话，你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马克思也有一个“历史的终结”的概念（共产主义）。但是在美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端传媒：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词——“终结”？

福山：“终结”意思是“目标（target）”或者“目标物（objective）”，而非“休止（cessation）”。

端传媒：也就是说这并非你对于未来的预测，它更像是历史发展的目标，而非是你判断人类历史必然的最高阶段。

福山：没错，就是这样。

端传媒：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他对于后冷战地缘政治的描述以及所谓“不稳定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 of instability）”被广泛认为是与你的“历史的终结”理论相反的。很多人也认为“文明的冲突”被证明是正确的，“历史的终结”则显得乐观与盲目了。你怎么看？

福山：我想此刻通向民主的进程的确遇到了阻滞，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基于文明的冲突，我想身份（identities）或许是一个比文明（civilizations ）更合适的语汇。因为文明是一种很大的集群概念，它暗含了东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大的文明体系，然而事实上，东亚的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最多。我想亨廷顿的理论从某个角度是错误的，我们并没有摆脱国家的概念。我想危险并不是那些非常庞大和宽泛的集群，危险反而在于持续不断碎裂化为越来越小的群体。

端传媒：但是当不同的身份群体之间发生冲突，其中不是必然会有文化的元素吗？

福山：不仅仅是文化。因为文化意味着一种长时间的、固化的规范和信念。我想身份的概念事实上要比这个灵活有弹性得多，它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人们可以遵循于某一些特定的身份。这是文化范畴不会做到的，我觉得文化很难被改变。

端传媒：你认为俄罗斯对于美国大选乃至民主的干预是文化范畴的冲突还是意识形态呢？

福山：我觉得两者都不是。我认为这只是俄罗斯意图削弱地缘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我不觉得俄罗斯有一种清晰的代表他们的国家的观念。所以我不会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文化的冲突。

端传媒：在写作《历史的终结？》一文的时候，你准确预见了冷战的走向——苏联的解体以及柏林墙的倒塌。但是同时，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化也并没有发生，这或许可以被看做亨廷顿形容70-90年代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一个反例。我们能否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大多数全球观察家都判断错了？

福山：我们必须得看一看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这是否依然是事实。我想我们搞错的地方在于基于公民收入提高中国会实现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其他决定因素，而不仅仅是人均GDP。它还和你这个国家特定的历史经验有关，对于中国而言，至少1970年代末以来中共执政之下还不错。我也确实认为还有一些更长周期的纯粹文化元素，你知道中国有这样一种长久以来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传统，这种文化遗产要克服会非常困难。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就真的会永久性地改变中国政治的本质。

端传媒：在你的上一本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之中，你调整了之前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乐观，而将国家能力，比如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高速发展中所体现的那样，与民主和法治相提并论。但是那本书是2014年出版的，这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否改变了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

福山：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我认为通过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他在将中国向倒退的方向引领。之前我认为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威权体系中使得中国的制度稳定的最为关键的特质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没有在进步。不少中国人原本期待即使没有民主，但至少他们的个人生活能够享受相当的个人自由，我想他们现在也会觉得很失望。

端传媒：你曾赞赏邓小平70年代末希望将基于规则的程序引入中国的努力，我们也知道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语录，中国应该“韬光养晦”。但是随着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强势和高调，你怎么看“中国模式”的未来以及它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福山：现在没有人真正能够回答的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那种经济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大量的债务，这不是一件可持续的事情。另外，中共的领导力能否应对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将会持续面对的各种挑战也不明朗。我想，假如有经济危机发生，比如说大的衰退，这是中国1978年以来还没有遇到过的，那么会给中国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我认为面对压力的时候这个体系能否很好应对还不清晰。截至目前还不错，也和外部环境一直相当稳定有关系，但这不会一直存在。

端传媒：在当下贸易战持续的背景下，你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之间无可避免吗？

福山：没有什么是无可避免的，我认为这可能发生，这个系统面临压力。但我也不认为任何事是必然发生的。

端传媒：最近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数十年来第一次未能发表任何联合公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原因在于中美两国不断加深的分歧。你对于目前国际背景下，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中美两国关系怎么看？

福山：我判断中美关系会继续变糟，而这也并不必然和特朗普入主白宫有关系，因为目前在美国和欧洲，商界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转变，那就是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敌对了。要知道在与中国的关系这个层面，他们曾经是最期待友好的对华关系的，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很多人认为在对华贸易和商业互通之中，他们没有被公平对待。所以我的预判是，中美关系在能够得到改善之前会继续恶化。

端传媒：在中国近年来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之中，“世纪屈辱”的受害者叙事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或许和全球的民族主义上升趋势都不一样。你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国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爱国主义（ patriotism）这些概念的异同？

福山：我想或许并不存在一个很清晰的，大家都同意的定义共识，但是通常而言，民族主义总是和一种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国族群体形式相关。国族身份则在很多并不具有攻击性外交政策的和平民主的国家也存在，可能就是一种人民对于他们的国家的共同认识，一种象征，一种对于社会的共同集体记忆。我认为拥有国族身份是很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警惕它不会演变为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而爱国主义，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些人而言，它代表一种民族主义和对于外国人的不宽容态度，但它同样可以仅仅代表一个人对于他/她的祖国的自豪感，这一点我想对于一个社会是必需的。

关于福山本人

福山的父亲福山由雄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30到1940年代在洛杉矶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母亲出生在日本京都，战争之后前往美国，同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京都大学经济学系创始人河田嗣郎的女儿。

尽管一直被贴上“最著名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的标签，但福山本人从不隐晦他不自认是“日裔美国人（Japanese American）”。甚至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收到斯坦福亚裔社群的活动邀请都会感到尴尬，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名“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作为第三代日本后裔，在曼哈顿长大的他没有学习过日文，描述自己“从来没有在任何日裔社群中成长”。

在21世纪初，福山曾广为人知是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中旗帜性的政治经济学家。但伊拉克战争之后，他迅速与小布什政府决裂，随后脱离了保守派阵营。

我的采访问题就收尾在，他究竟认为自己是谁——换句话说，他本人的身份认同——究竟是什么。

端传媒：在中国，当人们谈论你的时候，身份标签总是会跳出——“最著名的日裔政治学者”，这似乎某种程度上能使得人们拉近和你的距离，也或许就像最近特别火的全亚裔卡司电影《疯狂亚洲富豪》那样，跟“亚洲自豪感（Asian pride）”有点关系。但我知道你从不认为自己是“日裔美国人”，好奇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认同标签呢？

福山：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我的种族身份没有带来任何不同。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思考。而在许多国家，拥有占主导的多数族裔的“会籍”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美国不需要担心这一点，我想这是一件好事。

端传媒：你提过你成长在一个“每个人只想做‘美国人’，而非‘日裔美国人’，不会紧紧抓住我们的族裔分裂性”的时代。你是不是觉得当今族裔身份相较于你成长的年代扮演了不应该也不必要的过大的角色？

福山：是的，完全没错。这起始于1960年代，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好事。

端传媒： 在当今的美国你还是宁愿选择这样的方式吗？

福山：我是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朝着这么一个方向发展。

端传媒： 最近，你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平等的重要性，说“社会主义应该回归”。但我们知道你在90年代是著名的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我很好奇在当下的美国政治光谱中你认为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呢？

福山：过去这些年我在相当多的议题上确实改变了观点，一部分是由于对于期间世界变化的回应。随着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90年代保守主义阵营对于“市场必然能够自我纠错”的坚信再也无法站住脚了。我想如果你无法依据现实世界的发展不断做出回应，你就会在某个时点被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卡住动弹不得。

端传媒：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现在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了吗？

福山：是的，在一些方面；但在另一些领域，我又不是。在不少文化层面的议题，我可能更偏保守。但是在经济层面，我想你是对的，我现在的确比15年前要偏向自由主义得多。

采访以英文进行，文章经过福山本人校正，由采访者译为中文，并授权端传媒发布中文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