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为何佳士声援团会被扣上“非法组织”的帽子？

11月9日，中国提交的人权报告通过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审议，新华社称，120多个国家“充分肯定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在北京时间当晚，三名北京大学毕业生在北大校园内遭到便衣警察围捕，围观同学受到殴打。与此同时，上海、广州的几名工人和北大毕业生被抓捕，深圳坪山一家劳工服务机构“青鹰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也都被抓走，其中两位创始人都是北大毕业生。11月11日，又有三名相关人士被捕，包括一名工人和一名人民大学毕业生。

据佳士声援团消息，上述被捕人士均曾声援过今夏发生在深圳坪山的佳士工潮。2018年5月，深圳坪山佳士工厂的数名工人在上级工会的指示下，依据《工会法》，带头筹建企业工会并受到资方打击出厂。随后，他们在抗议资方以及警方暴力不公对待的过程中，吸引到左翼学生的关注与支持。7月27日，近三十名积极工人、声援群众被捕，因此触发一波又一波的左翼学生和热心群众来到坪山，抗议当地政府和警方的所作所为。同时，他们也在不断进行着网络宣传。8月24日，警方暴力清场声援团驻地，带走了逾五十名声援者，绝大部分是学生。在其他地方进行网络宣传的左翼活动者也同时遭到抓捕。

9月3日，四名7月27日被捕的工人被检察院批捕；在8月24日被捕的声援者中，有两名工人、一名年长的左翼宣传者、六名左翼青年被刑事拘留或者不明期限地监视居住。许多左翼学生在参与行动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校方和家长的压力，一些学生被家长粗暴对待，湖南大学的学生甚至被威胁开除。参与声援的左翼学生回到学校后，他们所属的社团都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打压。北大、人大、南大、北语、北科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工人服务社团均遭到了不允许通过年审的刁难，西安理工大学的社团干脆被宣称为“组织违法暴动”。

因被怀疑与佳士工人的斗争有关，坪山的劳工服务机构“青鹰中心”在11月9日也遭到了警方打压，创始人、负责人与工作人员都被带走。该机构与2015年被打击的劳工NGO不同，它只是一家在工人聚居区从事社区服务的社会机构，而从事社区服务的机构一般被认为是最温和、最能被政府接受的一类劳工NGO。“青鹰中心”还承接了官方机构的多项社区活动，甚至响应号召成立了当地社会组织的第一个党支部。“青鹰中心”和“打工者中心”的遭遇说明，只要当局怀疑某个机构卷入了工人群体性事件，就可以肆意剥夺它的生存空间，这些社会组织的成长环境愈发地恶化了。

通过这段回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佳士工潮起源于工友自发的合法组建工会行动，不意警察协同资方打压工人。遭遇暴力的工友随后在网上发帖说明情况，引发进步学生和热心工友的关注，同时舆论也进一步发酵。关心此事的学生、工人和社会正义人士陆续亲赴深圳坪山和惠州大亚湾现场声援佳士工友，线上也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声援行列，直到8.24暴力清场为止。从头到尾，佳士声援团均由支持佳士工友组建工会行动的学生、工人和社会正义人士组成，声援行动是完全合法的自发行动。什么受到非法组织操控和渗透，完全就是子虚乌有。

事实上，单就佳士事件而言，这种抹黑和歪曲也不是第一次了。从7.27拘捕后对佳士建会和声援工人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到8.24暴力清场后新华社将事件扣上“境外势力”策划和组织的帽子，再到11.9暴力拘捕后北大党委将事件定性为“非法组织”渗透和煽动的结果，可谓花样迭出。先用看不见的黑手打压，再戴上白手套，通过官媒发文定性，用舆论未审先判。这种做法早已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各种各样的大帽之下，一切社会矛盾都不重要了。就算官方选择直面左翼青年的理念，也可以利用“境外势力”的话语来维护镇压的合理性。绝不承认自身社会内部的问题，将一切归咎为“境外势力”，前有《大明王朝1566》里的淳安灾民被诬“通倭”，后有李大钊被北洋政府以“里通外国”罪通缉，源远流长。所以归根结底，这是既得利益者为了自保的一贯伎俩。但今时不同往日，这种做法到底还能起多大作用，甚至会不会适得其反，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和2015年的那场打压一样，当前的打压背后，是中国工人运动长期来看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当局在2015年对组织集体谈判的劳工NGO进行打压的背景，是2010年以来工人集体行动的不断增多以及诉求的不断深入，其中一些要求补偿社保的集体行动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果。这些诉求并不会由于政府的打击而消失，它们只是潜伏起来积蓄着力量。如今当局对左翼社会力量的打击，恰恰体现了左翼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趋势，它不会由于打压而停止。佳士工厂的斗争源于工人要求组建不被资方操纵的工会，这一诉求根源于工人的客观需要，经济形势的发展会使得它在普通工人眼中的重要性愈发提高。同样的，工人们对于社区服务机构的需要，也无法被这种打击所打消。而如今逆势而动搬起石头的人，终究会砸烂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