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主教任命协议：“地上”、“地下”教会合一，梵蒂冈的中国梦

经过无数次的预言与落空，梵蒂冈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的传言成真。在重启对话的4年后，教廷外交部副部长卡米莱利（Antoine Camilleri）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9月22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在中国境内任命主教的临时性协议。

这纸中梵两国认为得来不易、但外界看来充满争议的协议，早在5年前方济各被选为教宗之初就已经启动。但讽刺的是，当年这一段历史场景，曾经是马英九任内最重要的外交突破行动之一：

2013年3月19日，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挤进十几万人参加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的就职弥撒。万头钻动中，一个微小的身影牵扯著两岸恩怨以及梵蒂冈与中国的数百年纠葛。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马英九难得以邦交国元首的身分登上世界舞台与各国政要互动，还会晤了新教宗。

与中华民国总统相遇前，教宗已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教宗方济各登基的日子万里无云，但一片乌云笼罩著台湾。

与中华民国总统见面前，3月13日被选为教宗的方济各，第一时间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示好，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的时间比方济各获选晚一天，方济各向习拍出贺电这个动作，说明了选任教宗的枢机闭门会议已经赋予新教宗“重返亚洲”的任务。

身为首位出身耶稣会、第一位来自南美洲的教宗，方济各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热爱，任命外交高手帕洛林（Pietro Parolin）担任国务卿，与北京重启停滞多时的对话，赞许伟大中华文明，并多次表示愿意到访。还没踏上中国土地，方济各已经在上空盘旋。2014年出访韩国时，他的教宗专机第一次飞越中国领空，并依教廷礼节问候途经的国家，在飞机上拍了电报给习近平。

2015年9月26日，两名分别掌管13亿人口的领袖同时经过纽约机场，却擦身而过。“这样的巧合是原本预期两人在此历史性会晤，但北京在最后一刻收手。”梵蒂冈事务专家波礼堤（Marco Politi）曾在2011年预测教宗本笃十六世将打破惯例在生前退位，今年3月，他在罗马向记者表示，中梵关系依旧跌宕起伏，“确定的是，教宗方济各下定决心要与北京达成协议。”

尽管没有见到方济各，但教宗在美国、联合国大会掀起的偶像旋风让希望摆脱韬光养晦展开大国外交的习近平见识到，教廷虽无军事、经济实力，但纵横捭阖的软实力不可小觑。习近平在2016年托好友献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丝绸拓文给教宗方济各，意味深长的厚礼表明中、梵关系渊远流长，超越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上帝代言人之争。

来自阿根廷的方济各没有欧美殖民主义色彩，耶稣会在16世纪的传教士利玛窦更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代表。北京卸下一道心防，一改敷衍态度，积极与梵蒂冈对话。每过一阵子便有主教任命协议签约在即的风声，两国建交不远、台湾邦交岌岌可危的传言更是不断。

今年先是香港荣退枢机陈日君打破保密原则，曝光梵蒂冈要求两位教宗承认的主教让位给非法主教。随后义大利《晚邮报》在2月中引述不具名的教廷高层言论：“3月底后，每天都是主教任命协议签约的好日子。”陈日君随后加码指出，签约日就在复活节前后，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面积不过0.44平方公里的梵蒂冈，结果又是一场空。沉寂数月后，中、梵终于在北京签署协议。

“越南模式”的启发

历史学教授乔瓦尤里（Agostino Giovagnoli）任教于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与教廷高层关系良好并经常前往中国，他在市区闹中取静的校园中受访时明白指出：“目前梵蒂冈与北京只协商主教任命，外交关系不在议程上。”双方从过去的经验汲取教训，决定一步一步来，首先著手解决最关键但也最难的主教任命问题。“因为这点没有共识的话，其他都是枉然。”

事实上，协议草案早在2009年就已经拟定，却因为负责主谈的帕洛林突然被调派到委内瑞拉，中方对教廷阵前换将大感不满。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态度转趋强硬，北京也再度自行任命主教，对话陷入僵局。

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时，中国的天主教徒人数远超过新教徒，如今态势反转，发展迅猛的新教约有6000万信徒，天主教徒的人数却停滞在1200万人左右，阻碍之一便是主教任命权。中共千方百计斩断中国教会与教廷的联系，1956年成立“天主教爱国会”，随后在1958年开始“自选自圣”。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权力，以此维持教会的“至一、至圣与至公，从使徒传下来的教会”，但在中共统治下却演变成效忠教宗的地下教会与顺服政府的地上教会。

尽管有地上、地下之分，梵蒂冈坚称中国只有一个教会，只是划分为两个团体。乔凡尤里指出，“教廷与中国对话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化解地上与地下教会的冲突。”长达70年的嫌隙，地下教会随著主教老死，多达70个教区陷入“群羊无首”、教徒相互挞伐的困境。

向来抗拒外来势力介入内政的中国在2000年前后发现，原来“主教都与教宗同一阵营”，爱国会的主教都偷偷要求教宗宽恕、共融。数十年来的阻拦无法消弭天主教徒对教宗的忠诚，至今地下教会人数仍超过地上教会。乔瓦尤里说，“北京慢慢理解，地上、地下教会之争不只是天主教徒对抗天主教徒，也是中国人之间的冲突，凭添社会不安。”

要让羊群合一、社会和谐，首先要解决牧羊的人选争议。“北京在意的是，要知道教宗选的主教是谁，确定人选不反政府、不反共产党。”乔瓦尤里表示。

中、梵协议内容保密到家，签约后也不曝光，外人无法得知主教任命模式。但如同香港荣退枢机汤汉指出的，同样位在亚洲的共产国家越南是值得参考的模式。

根据有限的资料分析，越南主教任命的模式通常是梵蒂冈在征求地方教会的意见后，选出一些主教候选人，然后由梵蒂冈的国务院、万民福音部官员与越南外交部、宗教局的工作小组磋商，熟悉当地情形的越南枢机主教、不驻地的越南宗座代表也参与其中。达成共识后，将人选交给教宗宣布任命，再由越南教会安排祝圣。

乔凡尤里指出，“越南的例子证明一旦签订协议，双方会为了各自的利益遵守。主教不再无所适从，越南政府与教廷难免意见不同，但在沟通后总是可以找出共识。”

但中国天主教徒占全体人口比例更低、北京态度也更强硬。乔凡尤里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协商的机制让世俗权威与梵蒂冈共同决定人选，一旦敲定后，这名主教也就确定自己得到双方背书，不会左右为难。”况且中国政府一直否认梵蒂冈的存在，一手主导主教任命，“如果北京承认教宗是中国天主教徒的领袖，教宗能够分享主教任命权，就是跨出一大步。”

反对者批评，无论如何主教仍旧都是中共偏好的人选。乔凡尤里指出这样的说法忽略了现实情况：天主教徒占中国人口不到1％，“主教的候选人本来就有限，有的太老，有的太年轻，有人不愿意当，结果一个教区顶多能够选出二、三人。”

根据总部位在纽约的耶稣会杂志《美利坚》（America）报导，中、梵同意的方式是：教区神职人员、修女和教友针对宗教局提出的名单投票，选出一名交给北京当局后，通过外交途径向教廷提交这一候选人的名字。教廷经过调查后，由教宗决定批准或否决。若提名人选遭否决，北京将再提出另一人选。

发出这则新闻的《美利坚》驻梵蒂冈特派员欧康诺（Gerard O’Connell）向记者表示，“即使签订了主教任命协议，也只是起点，未来中、梵仍有许多问题待解。”

越南或中国模式像是量身订制，可是与世俗政权共享主教任命权并非天主教史上头一遭。教廷与欧洲政权千年来多次争夺主教任命权，近代政教分离、国家世俗化，政府才放手由教宗决定。“不过直到现在，法国史特拉斯堡的主教还是由法国总统任命、教宗承认。”乔凡尤里解释，“当然，现在法国总统根本不在意谁当，因此这个权力是名义上的，但过去这是握在帝王手中实实在在的权力。”而瑞士也曾因为教派之争，当地教会迳行选出主教。伊斯兰国家如伊拉克、黎巴嫩与叙利亚因国情特殊，是由当地的主教共同推选新主教。

即使鸟笼变大，北京仍是提鸟笼的人

梵蒂冈苦心孤诣与北京交谈，为的就是中国天主教徒合一。问题是，即使教宗方济各与习近平都在主教任命协议上签字，一些地下教会可能继续抗拒中国政府的管理。乔凡尤里乐观评估，反抗者将是少数，“因为天主教的传统是，一旦教宗做了决定，教徒就要跟随。就连陈日君也说，如果教宗签了协议，他不会公开反对教宗。”

但也有相对悲观的看法。一位熟悉国际政治的学者在台北接受访问时说，“地下教会的人现在一定是无所适从，一些不愿加入官方教会的神职与教友可能延续原本的信仰方式。有些不愿服从中国政府的人，甚至会还俗或放弃天主教信仰，参加基督教的家庭教会，或另组天主教的家庭教会。”

习近平为协商保留了余地，上任来爱国教会系统从未任命主教。但他对宗教越抓越紧，外来的基督宗教无论是新教或天主教都面临威胁，拆教堂、撤十字架以及神职人员“被旅游”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这种气氛下教廷坚持推进对话，许多地下教会担忧这是向共产政权屈膝。

教廷高层受访时强调眼前情况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未来可能还会恶化，现在能做的就是为笼中教徒争取更大的鸟笼空间。

“问题是，提鸟笼的人将是中国政府。”这位要求匿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点出核心争议，“中共对境内教会施压的力道不断增强以提升谈判筹码，迫使教廷接受现状。”他也反问，“达成主教任命协议后，虽然教宗对主教人选有置喙权，但往后中国主教在教务上是听中国政府还是教廷？”

他语重心长指出，“中共可能借各种理由摆弄国内教会，教廷也连带成为中共操弄的对象。”中国的《宗教事务条例》在今年2月上路，要求宗教活动场所要办理法人登记，“像是北京在迫使教廷让步，要把地下教会的人逼上来。地下教会规模比官方教会大，教廷必须谨慎顾虑他们的感受。”

值得担忧的还有，一旦主教都合法化后，地上与地下教理当合一，原地下教会成员可能遭到秋后算帐。这位国际政治专家认为，梵蒂冈“有协议总比没有协议好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日后教廷与中国协商或处理争议有依据。现在的临时协议方式，“对教廷较有保障，期满后检讨再决定是否续约。”不过，他提醒，“中国天主教会背后的黑手是中共，中共政策随主政者意志而变，摇摆不定，这很令人担心。”

教宗方济各也明白局势不利梵蒂冈，牌都在北京手中，6月接受《路透社》专访时他已经表明：“对话有风险，但我宁愿冒险，好过不对话的必然失败。”

梵蒂冈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数次屈服于世俗政权，乔凡尤里说，“因为在那时刻，别无选择。拉长时间看，许多政权已经消失，但梵蒂冈依旧屹立不摇。”

梵蒂冈委曲求全，担心“裂教”

关于主教任命，双方的问题不只在未来，更多是过去。乔凡尤里指出，双方在未来主教任命方式早有共识，是中共早先在签约前翻出旧帐，要求教宗先承认7名非法主教。麻烦的是“汕头”与“闽东”两教区同时都有地上、地下主教，琢磨多时后，教廷要求庄建坚与郭希锦两位地下主教退让，牺牲小我、完成中国教会合一的大我。

汕头主教庄建坚高龄88岁，超过天主教须在75岁退休的教规，因此让位给非法主教黄炳章的争议较低。可是闽东主教郭希锦年仅60岁，却要从正权主教退居为非法主教詹思禄的助理或辅理主教。原本应该保密的操作却因媒体揭露以及陈日君严厉挞伐“教廷出卖中国地下教会”，闹得天翻地覆。

一名钻研欧洲近、现代史的台湾学者受访时指出，尽管非法主教在得到教宗的宽宥后可名正言顺成为合法主教，但合法主教让位给原本是非法主教的情况确实特殊，即使在东欧共产主义时代也没有发生过。“更何况，黄炳章是遭到天主教法典中最严厉的‘绝罚’重刑。”被绝罚的主教也就被排除在教会之外，不得再行使任何主教职权。

这位历史学家指出，“这显示教廷做了很大的让步，可以说是委曲求全，为的是希望可以彻底解决当地复杂的问题。”

不过，来自高雄并在梵蒂冈电台工作数十年的江国雄却表示，“由谁担任主教、何种等级是教宗的权力。”他退休后仍著作不倦，撰写台、中、梵外交史，在罗马郊区的家中受访时指出，“况且中共将会承认这两位退让的地下主教。而(北京任命的)非法主教转正之前要向教宗忏悔、输诚，公开归顺教宗了，才可以成为合法主教。”此外，教廷代表到汕头与闽东的情况是否如陈日君所描述，至今仍众说纷纭。

乔凡尤里也说，天主教的历史上不乏教宗要求主教退让的案例，汕头、闽东并非独一无二。“重要的是让中国教会合一，梵蒂冈非常担心中国教会走上裂教（schism）。”中国教会若脱离普世教会，是教廷难以承受的损失。

汕头、闽东的主教之争闹得仿佛地上、地下水火不容，然而若望保禄二世在1980年代呼吁地上、地下教会修合，经过数十年发展，两者已经不是壁垒分明，而且各地情况不一，不可一概而论。有的依旧敌对，有的相安无事甚且相互协助，而许多地下教会已经是公开运作，并非躲在暗不见天日的秘密角落。

“圣座与中国对话的反对者夸大了地上与地下教会的差异，并把这当作工具以拦阻对话进行，这对天主教在中国的福传毫无助益。”施省三神父2016年向耶稣会杂志《天主教文明》表示。他在教廷额我略大学教书30年并任职于梵蒂冈电台25年，2007年卸任后回到故乡上海徐家汇继续传教。

地下主教问题悬而未决

未来的主教任命方式有共识，非法主教可能得到教宗的赦免，但三十多位地下主教的问题悬而未决。“对话已经触及这个议题，但还不是很正式讨论。”乔凡尤里表示，中国各地差异极大，必须仔细斟酌每个案例。大致而言，地下主教多已年迈，未来将会退休。有的主教则得到中国政府承认，像是兰州的韩志海、邯郸的孙继根，接下来“扶正”的可能是曾经三度入狱的齐齐哈尔主教魏景义，未来应该会有更多主教采取这个途径“地上化”。棘手的是拒绝政府承认的几位主教，他们坚持不加入天主教爱国会，像是曾经“被旅游”的温州主教邵祝敏。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的“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会”信函中指出，控制地上教会的天主教爱国会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与民主自办”的原则，试图凌驾在主教之上，与天主教的教义不合，因此一些忠于教宗的主教拒绝加入爱国会。不过，爱国会的性质正在改变中。乔凡尤里解释，“一些爱国会的主席是由主教担任，如果主教与教宗共融，显示爱国会慢慢地只是名义上独立，但实质上不再是完全独立于普世教会之外。”

教宗方济各充满弹性的对话策略被批评是背离了前任本笃十六世设下的底线，甚至有人渲染为两位教宗之争。“2007年的信函还是非常重要，但必须依事实的变动来解读准则。教宗方济各延续了本笃十六世的路线图，像是透过特殊的慈悲圣年来促进中国教会的合一。”与教宗方济各同样出身耶稣会，曾担任本笃十六世与方济各的发言人，现在是本笃十六世基金会秘书长的伦巴底（Federico Lombardi）神父向记者表示。

国务卿帕洛林成箭靶

主导谈判的教廷国务卿帕洛林是反对者的箭靶，被陈日君指为“少信德的人，瞒著教宗与中国妥协、做邪恶的交易。”听闻这番国务卿与教宗唱对台戏的严厉批评，言谈温文儒雅的江国雄忍不住提高声调反驳，“这是把教宗当作糊涂蛋？帕洛林是教宗的秘书，有教宗的指示他才可以执行，而且要向教宗汇报。国务院里面还有委员会监督，不是国务卿一个人可以胡搞。”

熟悉教廷运作的多位专家都表示，教宗方济各密切掌握中、梵对谈，帕洛林时时向上禀报进展与困难，尤其是要求两位合法主教退让如此重大的决定，绝对是有教宗首肯，不可能是国务卿和谈判团队只手遮天的“魔鬼交易。”可是反对协议的教徒不能批评教宗，因此把箭头都指向了帕洛林。

面对指控，帕洛林在接受义大利媒体访问时回应，“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已经尊重宗教自由，就没有协商的必要，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我们想要的。”

“东方政策”不适用解读中国

帕洛林在委内瑞拉担任教廷大使时，与当时担任阿根廷枢机主教的方济各仅有一面之缘。方济各当上教宗后，不顾反对声音，坚持任命擅长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帕洛林担任国务卿。帕洛林在冷战时代跟随推动“东方政策”的卡萨洛里（Agostino Casaroli）处理东欧的教会问题，随后更成功推动“越南模式”，让教廷跨入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度。

1960年代冷战最严峻的时候，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推出“和平对话”化解僵局，有“圣灵007”称号的卡萨洛里开始展露外交长才，穿梭东西两大阵营搭起双方沟通的桥梁。支持者认为，卡萨洛里的“东方政策”让教廷与东欧共产国家重启关系，并介入调停国际纠纷，如西德与波兰的领土与教区之争。反对者则批评，在“东方政策”下教会沦为“沉默教会”，漠视教徒所受的苦难。

甚至有论者指出，反共的波兰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亲共的卡萨洛里担任国务卿是在玩弄两手策略，可是乔凡诺里认为这样的指控忽略了史实。“确实不该夸大东方政策，”但他也指出，“若望保禄二世虽然坚决反共，却从未要求天主教徒推翻政府、闹革命。相反的，他要教徒保持冷静，避免爆发内战。结果如他所愿的，波兰和平演变。”这位波兰主教延续了前两任若望二十三世与保禄六世的路线，只是情势随时间转变，当若望保禄二世1978年开始担任教宗时，东欧共产党慢慢露出颓势，因此教廷也可以坚持更强硬的路线。

不论“东方政策”成败功过，乔凡诺里和波礼堤都指出，沿用这个框架分析北京与教廷的对话会错估局势，“因为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东欧或东德虽然有不同教派，但都同属基督文明。”

教廷对中策略与冷战思维脱勾，定位为文明间的对话，让天主教顺应习近平的“中国化”预留空间。教廷在今年3月底举办了一场“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相互作用与濡化（inculturazione）”研讨会，教廷外交部长加拉格（Paul Richard Gallagher）在会上表示，“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融入中国文化的传教方式，呼应当前中共的宗教中国化要求。”

为求和平，教宗坚持与中国对话

教宗方济各是若望二十三世“和平对话”的信徒。方济各指出，若望二十三世的《和平通谕》（Pacem in terris）遏止了冷战在古巴危机时演变成世界大战，而眼前的局势犹如“碎片化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像中、美对峙的态势也越来越尖锐。

教宗方济各积极推动与中国对话，首要是为天主教徒争取信仰的空间，其次就是为了世界和平。“当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梵蒂冈在推进国际议程时，从环保、气候变迁到器官非法买卖等，都不能少了北京的参与。”乔凡诺里表示。

梵蒂冈政教合一，上帝与凯撒不分家。地缘政治对教廷也很重要，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会影响当地与邻近国家的教会发展，20世纪初日本发展迅速，教廷不顾伴随崛起的军国主义与之建交是一例，眼前中国是类似的情形。

现在中国虽以强国自诩，但宗教自由与人权饱受批评，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能够稍微遮掩这方面的赤字。

“不过，教廷不会为了建交而建交，”江国雄表示，“只有在建立外交关系才能讨论教会事务时，教廷才会考虑建交是不是对该国百姓、区域与世界和平有益。”

要不要走向建交，北京有所忌惮

北京向梵蒂冈开出的建交条件之一是“先和台湾断交”。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指出，“这是打击台湾外交的烟幕弹。梵蒂冈怎么会还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时，就先把桥切断？跟台湾断交后，怎么确保就可以和北京建交？”

一般的揣测是北京有意夺取梵蒂冈，让台湾少一个邦交国。但事实与此相反，倾向建交的是教廷方面。“在2009年时，梵蒂冈确实提出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但中国回绝。”乔凡诺里指出，中共要的只是理顺主教纷争，但不要教廷的大使派驻北京。

关键在于，教廷的大使也就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的领袖，必须享有相当的自由四处拜访主教、神职人员与教徒，这点让中共相当不自在。这也是为何梵蒂冈与越南在主教任命达成共识多年，至今没有外交关系的原因。与其他国家的使节相较，教廷大使管理的天主教徒是数目繁多的中国人；相对的，即使是美国使领馆，也只是管理在中国的少数美国公民。

上述的国际政治学者也说，“我看中共是不想建交，因为建交后的内部效应恐怕不是它可以控制的。”中共仍旧认为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府垮台与若望保禄二世有相当关联，他们担心“苏东波”效应发生在中国。另一方面，北京与梵蒂冈的互动受两岸关系影响极大，“若真要使出这个杀手锏，中共会等待适当时机，也就是当台湾政府做出非常激怒它的举措，或认为有极大外力介入两岸事务时。”

教廷虽然寻找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但没有出卖台湾。“1970年代联合国在讨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卡萨洛里询问保禄六世意见，教宗决定保持中立观望。”乔凡诺里接著说，“到了1980年代，中共施压梵蒂冈，若望保禄二世还是没有接受。”

教廷的中国政策像是停滞在1949年，因为两岸其实尚未解开国共内战遗留的问题，所以教廷在台北使馆的正式名称是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也就是“教廷驻华大使馆”。“一中各表或是两中各表，是统一、是独立，梵蒂冈说过很多次，两岸的问题要两岸自己解决，要用自己的头脑去解决。”江国雄表示。

台湾主教团今年5月到梵蒂冈述职时，台北总主教洪山川向教宗表示，“希望教廷不要把我们看成中国的一部份，不要把我们连在一起。”然而，翌日的梵蒂冈官方媒体《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斗大的标题写著：Visita 《ad limina》dei presuli della Conferenza episcopale regionale cinese，也就是“中华地区主教团述职”。在教廷的官方称呼上，台湾仍无法摆脱“中国”或“中华”字眼。

如果有一天梵蒂冈与中共建交，派驻教廷大使到北京之际，对台湾的处置方式可能是改派“宗座代表”到台北。乔凡诺里表示，“这不失一个优雅的解套方式。”从目前层级偏低的蒙席代办升格为总主教，对台湾可以说是“失了面子，得了里子。”一般而言，宗座代表与教廷大使都是总主教担任，只是宗座代表并非正式使节。

1922到1933年首位派驻中国的刚恒毅便是宗座代表，江国雄表示，“即使职衔是宗座代表，刚恒毅和其他大使平起平坐，国民政府非常礼遇他，孙中山要在南京奉厝时，也特别邀请他。”

文藻大学人文教育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客座教授梁洁芬修女接受《天亚社》访问时也说，“早在2008年，教廷已经派人到台湾谈非外交关系，台湾政府应该已经部署良多。”

“中梵即使有天建交，对台湾而言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国雄说，“这反而让中华民国理顺与教廷的关系，交往更加名正言顺，不像现在，时时刻刻要看中共的脸色。”

放下邦交的执著，台梵外交前途万里晴空，或是乌云蔽日，但愿上帝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