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曾钰成：我们要研究，香港凭什么让中国政府保留一国两制

【编者按】：2017年11月13日，“中国香港特区二十年：跨学科视野”研讨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幕，一连四天巡回四间美、加大学，并邀请到多名中港政界学界人士出席，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及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由于王振民最终未能成行，仅通过预录的影片传达观点，曾钰成成为会场内唯一的建制派代表。曾钰成在几天的会议期间，数度谈到了十九大后中国与香港关系的前景。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坚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香港建制派最大党民建联的创党主席、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在去年11月13日的一篇专栏《利在何方》中，问了以上的问题。在文章结尾，他这样回答：

“这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显，在十九大报告里似乎也找不到。”

在文章刊登当日，曾钰成身在美国，正出席一个一连四天的大学巡回研讨会，与李柱铭、程翔、王振民等中港政界人士讨论中港关系近年的变化。在会上，他再次抛出专栏中的问题。

曾钰成认为，十九大报告中传递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央政府仍会严格遵守一国两制”，“我希望，在习重新确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严格遵守一国两制后，那些（说中央政府会放弃一国两制的）威吓就可以停止了”。

不过，好消息背后的隐忧仍挥之不去。曾随即指出，有别于两个前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为何要坚持一国两制，只提到需要维持香港繁荣稳定。

有台下观众问他，香港对中国的谈判筹码有什么？
“香港的谈判筹码只来自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支持。如果他们不再拥护一国两制，那香港就不再有任何谈判筹码了。”

面对中港关系近年天翻地覆的变化，香港应该如何自处，走向何方？香港各派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又有什么改变？研讨会期间，端传媒问了曾钰成一些问题。

问：端传媒

曾：曾钰成

“他们来了香港，肯定还是会受一些影响”

问：近年香港愈来愈受国际关注，一些国际评级，如穆迪、标普、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等，香港都一直下跌，而这与中国因素的关系非常大。北京政府、港府和香港人，应该如何看待、回应这些负面评价？

曾：国际社会关注香港，这是好事，证明香港还是受到重视的。另一方面，这也让中央和特区政府都明白，维护香港地位的重要性。例如司法独立，这的确是香港非常重要的基石，我们不能让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失去信心，这是需要注意的。

问：你做召集人的智库“香港愿景”也提出，在“一带一路”中，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也可以成为新的优势，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作用，成为国际法律枢纽。

曾：是的。

问：香港如何保持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进入中国大门的跳板等地位？

曾：简单地说就是维持一国两制。第一，要是香港不能维持原来制度的特点，或者变成跟中国其他城市没分别的话，这个角色就没了。第二，香港也要维持自己的政治、社会的稳定。譬如占中那年，本来有个国际会议（编按：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财政部长会议）计划在香港举行，因为北京担心香港会乱，就改到北京去了。所以如果要让国际投资者愿意来，我们自己的一些矛盾都要好好解决，不能让它成为乱的因素。

问：大湾区是未来中港融合的发展重心，香港的位置是什么？融合过程中，香港人要留意什么？
另外，香港在一带一路上，能有什么作为？

曾：我的智库刚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能说有很完整、成熟的看法。习近平把大湾区放在十九大报告上，我们也看到，被纳入的城市都非常积极。这两届特区政府对这方面的发展机遇，也比过去积极，最近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也讲了一些想法。但特区政府也承认，一般的市民，包括专业人士，对大湾区和一带一路，都没有准确的认识，所以也太不重视。特区政府需要带头，让香港更多人能掌握正确的信息。譬如说鼓励年轻人创业，就要谈具体怎么利用这机会，而不止步于大湾区这个概念。

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譬如我的智库在研究，如果香港的家庭到大湾区工作和居住，那么教育、医疗、安老怎么解决？过去的政策，一条深圳河隔开，不用考虑对面的情况，现在可能不行了。至于香港的角色，特区政府也常挂在嘴边，如何利用一国之利，两制之便。这没有问题，确实现在还有很多事是在香港能做的，内地的其他城市还做不到。

问：你在专栏中提到，香港对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大不如前了，中央政府愿意坚持一国两制的理由已经剩下不多……

曾：我没有说（后面）这句。我的意思是，过去很多年，一直认为香港对国家的重要性在于“经济”，但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问题就是，我们凭什么，香港还有什么最重要的价值，让中央保留一国两制？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我绝对没有说我们现在没有贡献了，剩下不多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举个例子，发展一带一路战略，要解决国际合作的一些纠纷问题，香港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另外，为什么内地这么多人对香港还是很有兴趣呢？为什么一些企业还要来香港？虽然说“经济总量”占全国很低的一个比例，但为什么他们还要来？用这样的数字（GDP比例），不能准确反映制度上仍然存在的优势。譬如内地的证券市场出现很大的问题，他们也要看香港，也要来香港取经。香港是一个比较复杂、发展程度很高的社会，很多复杂的问题，我们有怎么去解决、应对的经验。我也出席过不少在香港办的培训班，很多内地的中下层干部来学习。为什么来香港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经验。

问：在改革开放前期，大陆学习的是，通过参照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建立自己的体系；而现在还可以继续学习的，是香港处理这种制度衍生出的问题的经验。

曾：可以这样说。另外，香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信息的流通还是自由的，这一点在内地还没有做到。那很多事可以在香港发生，在内地就不行。这也是制度上的优势。还有，香港七百多万人的地方，有八个大学，全世界的学者都来交流，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现在香港的大学当中，有很多内地来的同学。我相信他们在香港上学的体会和经验，是内地没有的。

问：许多在香港的内地学生，也许只是简单地希望获得一个好点的学位，在香港或回内地找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们很在意香港的独特价值吗，譬如你说的“开放”、“自由”？

曾：这是正常的嘛，绝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要是很多年轻人都有政治的诉求，其实反倒不正常。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来了香港，肯定还是会受一些影响。

“没有一个新出现的团体能在香港政坛发挥多大的作用”

问：你作为政治观察者，认为香港的政治气候有没有改善的势头或可能？

曾：林郑月娥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有一些政治、社会的矛盾，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不是一下就可以解决。她的长处大家也能看到：政府工作经验很丰富，和班子之间的合作非常好，也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这些条件都可以利用，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解决什么问题。

问：香港建制派现在还有说服和影响中央的议价能力吗？传统建制派会否担心未来中央会替换香港的建制派？

曾：第一，替换香港的建制派谈何容易？建立新的政治组织不容易，也需要发展。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团体。我这样说也可能会得罪他们，但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新出现的团体能在香港的政坛上面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不想说太多关于他们的负面看法，因为他们肯定要不高兴，但事实是这样，包括从区议会选举、立法会选举，都看得出来。

另外，关于“议价能力”，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假设，中央有一些看法，建制派非常不同意，需要和中央议价，这是不准确的。我可以这样说，中央的全部决定，都已经充分地考虑了建制派的意见，所以当中央提出来，建制派肯定支持，不存在什么说服不说服。当然，中央和建制派的交流、沟通比中央和反对派要好得多。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8．31”（政改方案），我个人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也跟中央的官员反映了。但在建制派中，比我多得多的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这是中央做决定的基础）。你有没有一个例子，说香港建制派的多数意见，和中央的不一样，而且中央还不理会？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问：谈谈建制派的改革吧。

曾：每个派别都需要改进。民主派也需要，大家都一样。这个社会变得很快，尤其是香港。任何组织，不光是建制派、政党，怎么能不改革？

问：那可不可以谈一下具体的改革方向？例如你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政治人才的培养。经常有人谈到，建制派中生代以后人才不足。

曾：我不赞同这种看法。好，你举一个民主派的议员，质素最高的，你拿出来，那我也拿一个建制派议员，保证质素不会低于民主派。

问：的确这种批评不光是针对建制派，也有人对民主派议员提出过。其实这一类对议会政治的批评，也牵涉到另一个现象，即年轻人政治参与，越来越多从各种社会运动开始，而非传统政党，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曾：我们还要看具体的情况。首先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香港当然也有香港特殊的环境。过去，例如2003年，出现过七一大游行这样的大规模反对政府的运动。当年的区议会选举，就冒起了很多新的小型组织──或者现在叫“政治素人”──打进区议会。但过了一段时间，全部都不见了，下去了。两三年前的“雨伞运动”，出了一些人，但这些人能不能组织起来，凝聚力量，成为比较持久的政治势力，我们还要看。年轻人可以说很有冲劲，但是你要他稳定、长期地在议会政治里坚持，他们不一定会做得到。林郑的政府看起来很重视吸纳这些声音，当然这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些年轻人参与政治，本身就是反建制的，所以她愿不愿意、能不能把他们吸纳到建制里面，这个还要看。

问：你如何评价现时的建制派，尤其是现时的建制少壮派？有意培训新的建制领袖吗？

曾：我对每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是有信心的。我们这些老人家去指手画脚，说怎么培养……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的。现在的政治环境也和我成长的时候不一样，这个我不会来指指点点，年轻人应该怎么样。他们邀请我去讲讲课，我是很乐意的，但我不会主动去干预。他们会在时代的要求下成长，不需要我。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吧，你能说习近平是谁培养出来的吗？

问：谈谈中央与民主派的关系吧。中央政府还在意民主派吗？

曾：毕竟香港市民起码一半以上都支持民主派，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也好，特区政府也好，绝对不能不把民主派放在眼里，拒绝和他们打交道。我也注意到中央有些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包括习近平，在香港7月1号的讲话里面也讲了，你不能冲击“一国”或者国家对香港的主权，在这个底线之上，谁都可以对话。起码他们是这样讲的。你注意泛民阵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公开声明反对港独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意冲击底线。所以为什么不能谈呢？

问：你未来会推动与泛民的和解吗？之前无论学生、智库还是政府，都提议过建立跨党派的政治讨论平台，你觉得有用吗？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会专注办智库吗？特首选举过后，你的智库定位会是什么？

曾：这个怎么说呢，我是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我已经七十岁了，是个老人（笑）。我会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写写文章我是还可以的，然后在学校里面教点书。在对香港的管制和一国两制的发展特别重要议题上，智库都会关注。在智库上我花的时间不算太多，但每一份研究我都有看。现在发展还算比较好，能做多少也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