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认罪，台湾朝野却一片冷淡？

9月8日，台湾公民李明哲在中国被公开庭审的前夕，陆委会正召开与家属、随行人员的行前闭门会议。李明哲的妻子李净瑜全程缺席，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当天，她在刺青师父那儿待了许久，双臂仅敷了一层薄薄麻药，咬著牙，大大烙下：“李明哲，我以你为荣。”

9月9日，李净瑜穿著借来的长袖衫，召开行前记者会。李案折腾半年以来，她的体重暴跌，衣服再没有一件合身。借来的衣服袖口太短，隐隐暴露了手腕上的痕迹。记者会后被人问起，她卷袖痛哭：“我什么都不能带进去（法庭），进去之后什么都不能说……，我只能举手站在旁边，让他知道我支持他……。”

只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两天后，当她在庭审时见到李明哲，只能按照中方人员安排，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她的左右坐著国保，想换到好一点的位置，也被拒绝。

李净瑜的视线穿过好些人的后脑勺，才能勉强望著李明哲。这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4000多个小时之后首度重逢，是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这对夫妻就连眼神接触，也不可得。

法庭内的记者形容，李明哲全程搓著手上的稿子，好几次，审判长话都还没问完，李明哲几乎是“抢著认罪”。就这样，李净瑜眼睁睁看著丈夫认罪、悔罪、自陈“散布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中国政府的文章与言论，撰写恶意抹黑制度的资料文字，意图颠覆国家政权。”

李明哲案开庭

接著，李明哲承认，中国友人彭宇华自2012年以来，先后在互联网上创建“两岸牵手QQ情”、“围观中国”、“围观华南”等，拉拢李明哲等对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士，还成立“以颠覆国家政权及基本政治制度为目标的梅花公司”。

这时，眼尖的媒体发现：李净瑜在笑。笑什么呢？她事后对友人解释，自己共事10多年的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1979年也是这样笑著迎来美丽岛大审。她觉得，面对敌人，不管想或不想，都必须笑。

庭审结束之后，法院宣布择期宣判李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这是陆方首次公开直播审判台湾民众，“影响非常大。”他评估，大陆以公开方式处理台湾居民刑事犯罪，未来会愈来愈常见，“向台湾展示大陆法制改革的成果”。田飞龙认为，“李明哲有认罪表现……刑期会适当从轻，但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太可能低于十年，并且估计不会缓刑。”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中方法律法界人士推测，量刑可能比照被判处7年监禁的中国维权律师周世峰，但他再三强调：“李明哲应该很清楚，关键在态度。”

正是这模糊的“态度”一说，引起了李明哲失踪以来，最亲密的家人及社会各界的分歧。在强制状态中的李明哲无法选择自己的“态度”。但必须做出反应的台湾政府、社会、亲属，面对一个从未有过的案件与受难者，又该以什么立场或者策略，选择自己的“态度”？

主张与策略迥异的母亲与妻子

和李净瑜同样赶赴湖南的，还有李明哲年近80岁的母亲郭秀秦。比起多方奔走的媳妇，她一向十分低调，直至开庭前，才首度现身媒体。据了解，郭秀秦曾在8月致电海基会，平静告诉接线人员：“我想看到我儿子。”开庭前，她接到中方律师电话，主动求助陆委会协助赴陆事宜。除了让儿子平安回家，这名母亲别无所求，也因此，她非常不同意李净瑜将案件变为公共事件的做法。

在这半年里，李净瑜数度召开记者会与发表声明，从表示亲赴北京，到临行前台胞证被注销，再前往美国国会陈情，都被外界视为高调救夫。她更曾表示，尚未亲自见到李明哲之前，不考虑替他聘请任何中国律师，原因是她对中国法庭毫无信心；若聘请律师，等同于承认中国法庭已符合文明国家的程度，并将接受其判决的合法性。此决定一出，一度引起舆论哗然。

9月10日，这对婆媳分别自松山和桃园机场出发、在岳阳法庭上毫无交集、开庭完毕分别与李明哲碰面，就连海基会11日协助两人回台事宜时，也得在同一班飞机上安排两人机位错开，下飞机后，这对婆媳一前一后步入机场大厅。

婆媳俩的迥异主张，在镁光灯下，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这个家庭在身份认同方面的“路线之争”并非一日之寒。李明哲友人透露，李是典型外省家庭独子，早在学生时期，中华认同很强的李母就表示希望儿子别再参加民进党活动，具体“行政手段”包括不发给零用钱、不洗印有民进党党徽的衣物等。而李净瑜一直是李明哲参与社会运动的同伴。与两人均熟识的运动界人士透露，李明哲大学时期原本参加新党青年军，后来成为民进党青年军。学生时代开始，李明哲、李净瑜就形影不离，一起租房、共用一台摩托车，常一同现身各种运动现场。

有一回，李明哲被众人推挤，往后摔了过来；此时李净瑜一把接住李明哲，又将他推了出去，“别人的太太也许是拉住老公，但净瑜是用这种方式，从背后支持明哲，”这名人士说。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则以拉，一则以推，皆是以爱之名。没人想到，在李明哲在中国失踪、身陷牢狱之灾时，身边人20年推搡拉扯的矛盾，也到达顶峰。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台湾社会对李案看法的激烈分歧。

相对安静的台湾社会

曾协助李净瑜前往美国国会陈情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9月11日在网上观看了整场庭审。他形容法庭提示的犯罪证据为“放诸四海皆不准”、被拿来罗织罪名的事证。

今年六月，杨宪宏曾安排李净瑜与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见面，李登辉用一句“遇到土匪”来形容李明哲夫妇的处境。遇到土匪，能怎么办？李登辉说，中共最擅长事情之一，就是分化家属。杨宪宏转述李登辉对李净瑜的建议：一定要和蔡英文政府合作，“他们（指蔡英文政府）这些人有在打拚”。

王丽萍说：“我觉得陆委会已经完全被中国压制住了。他们落入中方的逻辑。他们觉得救人为第一要务，没有在第一时间判断形势，处处陷入迷思。”

总统府曾表示，蔡英文指示本案“救人第一”，然而台湾民间更多的声音，是指责蔡英文政府无实际作为。甚至有人质疑：蔡英文是否不愿为了李明哲，枉送两岸台面上仅剩无多的和平？

对于蔡政府的作为，陪同李净瑜前往岳阳开庭的前民进党籍立委王丽萍在受访时，用词十分斟酌：“不要再去指责谁。他们（陆委会）不是不认真……，他们很认真。”她说：“我觉得陆委会已经完全被中国压制住了。他们落入中方的逻辑。他们觉得救人为第一要务，没有在第一时间判断形势，处处陷入迷思。”

11日上午，王丽萍告诉所有媒体自己决定不前去中国，随后失联。但几个小时后，她已经透过多次转机，从武汉搭车到达了岳阳。媒体、政府相关单位怒气冲冲，认为她“摆了所有人一道”。

王丽萍为此叫屈，表示行前的那个深夜，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仍告知她：中国方面只能确认李净瑜一人可以前往，其他人尚无法确认；“最后一夜，我无法信任陆委会，我也不想等待。当我选择我自己搭飞机时，绝对不可泄漏我的行踪。这就是救援工作里的临机应变。”她强调，关于救援任何人，台湾政府和民间的配合，可以更灵活一些。

黄怡碧如此看待台湾的冷淡氛围：“（台湾）民众不够了解中国是真的；而政府带头低调，动不动就说要以‘人质’为念，也有影响。”政府如何“带头低调”？黄怡碧以一句话形容：“台湾政府只在程序面打转，不去实质抨击中国法律规定与法治的荒谬。”

望向台湾民间，尽管对政府批评不少，但NGO组织替李明哲在台北办了几场晚会，人数、声量皆不如预期。即将登场的声援活动，报名人次尚未达标；就连NGO搜集台湾民众的国际连署，初期也是困难重重。

参与救援李明哲、目前在瑞士联合国总部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如此看待台湾的冷淡氛围：“（台湾）民众不够了解中国是真的；而政府带头低调，动不动就说要以‘人质’为念，也有影响。”政府如何“带头低调”？黄怡碧以一句话形容：“台湾政府只在程序面打转，不去实质抨击中国法律规定与法治的荒谬。”她解释：若只著眼于程序面，不抨击恶法，只怕将来相关救援案件会愈来愈费力，原因是，中国政府正在把所有他们想做的事情入法。

对于各界抨击，陆委会回应，自本案发生至今，始终“在维护国家尊严前提下，确保李明哲先生人身安全，救人为先的原则，尽全力协助家属。”对于争取李明哲家属及相关陪同人员均可安全入境中国，也努力到最后一刻。

回顾过往，近年两岸知名的“人质”事件之一，不能不提2012年的钟鼎邦案。台湾法轮功成员钟鼎邦当时前往中国，因中方称钟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整整失踪54天。当年，仍是前总统马英九执政的两岸交流蜜月期，执政党透过陆委会、海基会管道频繁沟通，在野的民进党砲声隆隆，高分贝的维权主张，一度引来台湾各界关注。

李明哲累计“被失踪”的时间，是钟鼎邦的整整三倍，至今仍然在押，不见自由。只是，两岸情势已经丕变，现正执政的民进党主张低调救人、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亦无声援李明哲的声量，从政府、政党到民间，对外表现都显得淡漠。而此时，李净瑜成了众人眼中不讨喜的麻烦制造者、无法预期下一步行动的“异数太太”，被指借由操作李案、另有所图。从她的个人行为到家庭关系，几乎受尽凉薄；就连刺青这件事，也被嘲讽为作秀，甚至遭部分媒体写成“刺青贴纸”。

大陆香港围观声援

与此同时，李明哲案由于是首个台湾人在中国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并庭审全程直播，引发了大陆和香港不小的舆论震动。

一名曾在李明哲的围观群活跃过的大陆网民有些激动，他在网路上告诉朋友：“他（李明哲）系统性地唤醒了一大批人，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人权、政治、政党、政府、国家、祖国、社会伦理、民主、法治、历史真相等等。”

“到了法院，就是表演，所有开了庭的都是认罪的。要是不认罪，连庭审都不给你召开，几个不服软的强硬派，连律师也不让见！”一直关注李明哲案件的湖南人杨娇（化名）约了友人，计划前去岳阳旁听李明哲案。

李案开庭前一天，她和一群公民被当地警方约谈，明白告诫不可前去岳阳。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阻挠。此前她曾“围观”过人权律师江天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也曾因围观开庭，被拘留长达七天。这一次，为了避开追踪，她和朋友们决定分头行动：有人放弃了需要凭借身份证购票的高铁，提前出发，改搭夜间巴士、出租车前去；也有人故意不购票，跳上列车才办补票。众人克服重重困难，分头抵达岳阳。

杨娇计划开庭当天清晨动身，讵料一出门就发现遭到监视。她回到家中，和其他人联络上，发现多人被限制行动，只能待在岳阳某个宾馆。几个小时后，一名国保找上门来，确保杨娇哪儿都没去，给她拍了“人在家中”的照片，这才下岗交差。又过了几个小时，杨娇的手机传来急急铃响，友人通知，有几名前去围观开庭的朋友，分别被警方带走。

“确保认罪，才可能自由；但认了罪，未必能自由。”关心李明哲案、但最终没有成功旁听开庭的杨娇说。她也读到许多李明哲家属“闹矛盾”的新闻，但在她看来，“拿你的自由来（与家属）谈条件”是中国官方的拿手戏。2年多前的“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她听说，许多拒不认罪的被告，最后都因为家属因素，不得不认罪。“他们（中共）很多手段，是外界无法猜测的，”她说。

“确保认罪，才可能自由；但认了罪，未必能自由。”

同样抵达岳阳的《中国人权观察》观察员徐秦也被拒绝进入法院旁听。当晚，徐秦在李净瑜下榻的饭店第一次见到了李净瑜。徐秦说，媒体希望李净瑜开记者会，却一再被告知“这里不许摄像”，地点换了又换、换了再换，最后李净瑜只能让记者进入房内采访。“有台办的人问我们和陪同李太太来的台湾友人：‘你们还想不想要李明哲出来呀？’”她回忆。

“我也被抓过，最长关押25天，与外界隔绝。虽然我没受到酷刑，但审讯都是安排在夜里，不让我聘请律师。”徐秦形容：“他们会带著讽刺挖苦的语气挑衅瓦解我的意志：‘妳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你看看那么多人都学会配合了，你又何苦坚持呢？’”她分析，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当事人的自我意志真实表达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遭受酷刑或变相酷刑，处境则将更凶险。

中国政府“依法治国”多年，却端不出一个“像样的公正法庭”。这带来的影响是，台湾公民恐怕对中国愈来愈不信任。

至于案件本身，徐秦解释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现象”：“‘梅花公司’是一个准NGO组织，还只有一份计划书。就算正式注册，区区一个NGO组织也不可能颠覆国家政权。”此外，“反对中国一党专政，李明哲何罪之有？”她解释，反对一党专制的主张，毛泽东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到：“一党专政（编者按：此时指的是中国国民党）已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还敢说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

就在李案开庭的同时，在香港，支联会及社民连成员举著李明哲的头像和“释放李明哲”等标语，在港岛西环集合后，一路示威游行至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声援者同时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大陆维权人士甄江华、维权律师王全璋等维权人士，并促请北京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不是一个公正的法庭。相反的，我认为这不是对李明哲的庭审，而是对中国司法的审判。”现居香港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指出，中国政府“依法治国”多年，却端不出一个“像样的公正法庭”。这带来的影响是，台湾公民恐怕对中国愈来愈不信任。

“以前不可能入罪的台湾人、香港人、瑞典人现在可能随时被抓、入狱、上电视（编者按：瑞典公民、维权组织工作者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去年在中国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行动中被捕，后来公开在央视“认错”）。”王松莲指出，中共维稳机制不断扩大、强化，维权进展严重退步，在未来，这将进一步影响台湾人在中国行使基本人权。然而，她也对台湾社会的反应有些讶异：“很多台湾人好像觉得李明哲案不关他们的事？”

“Why do we blame victims（为何怪罪受害者）？很多人批评家属作秀，但矛头难道不应该对著侵权方，也就是中国政府吗？”王松莲强调，这是台湾人第一次遭遇公开直播受审，其他公民应该有警觉。“当大陆势力愈来愈大，台湾民众受到的威胁感，将与之俱增。”

两岸之间脆弱的和平关系，李明哲案，可能会是断掉的第一根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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