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推著抽血车走向病人床边,一位婆婆把我拦截下来,想问邻床病人的情况。
“我不是他的主诊医生,不太清楚情况,麻烦你去问护士吧。”我的口头禅几乎脱口而出,忽然想起,她就是护士口中的那位婆婆,于是把话硬生生咽下去,艰难地道:“是的,请问有什么问题?”
当被家属问及病人情况,我们这些路过的、非其主治医生的,总是有点尴尬,尤其是该病人病情不明朗的时候。
如果病人进展良好,自是能向家属如实相告,病情急剧转差,也得叫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偏偏是这一种需要仰赖机器维持生命的长期病患,病情不上不下,我们说得太好,让家属产生错误希冀,不行;说得太差,让他们白担心,也不行。
于是,面对婆婆的问题,我支支吾吾几分钟,最后除了“深度昏迷”、“一切都差不多外”,也吐不出其他有用的信息了。
“他还有感觉吗?”
终于有一道我懂得回答的问题。前天我帮该病人抽取腕动脉血时,以为他不会挣扎,便没有牢牢固定他的手,没想到针扎下去,他马上把手缩回去,结果没刺到对的位置。
“啊!”我很生气地大叫。“你不要动!”他当然没有理我,最后得靠护士帮忙按住他。我也真是傻,对著听不进耳的人讲话。不过我也曾见过好几位护士对著甫过世的病人说:“婆婆,现在帮你换枕头。”大概做我们这个行业的,都有这个习惯吧:明知对方听不见,仍对著他/她讲话。
无论如何,有感觉总比没感觉好吧。我回答婆婆“他有感觉”后,她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很担忧地问道:“那他戴著呼吸面罩,不是很辛苦吗?”
纸巾与安慰
“欵?”我一愣,呆呆地回道:“那也没有办法,先维持他的呼吸吧,辛苦都没有办法。”
从前,有自杀未遂的病人的家属问我:“他现在有想要康复的意志力吗?”当时我也是一愣。我以为能活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从未想到家属会关心到那一层。
与婆婆点头作别后,我走向自己负责的病人,完成自己的工作。病人跟我投诉:“隔壁病人一到夜晚就不断叫,吵得我睡不著,好辛苦。”
我低声说:“隔壁都很辛苦的,你就忍耐一下吧。”
“大家都有病,谁进来不辛苦呀?”
无法反驳。我细声答道“会有一点点痛,忍住”便将针扎了进去。抽针而出那刻,我听到一阵呜呜声,分不清是哭声还是笑声。扭头一看,才发现是刚才那位婆婆在哭。不是悲痛欲绝肝肠寸断式的嚎哭,也不是刻意压抑情绪的低沉呜咽,而是一种单调的、不急不缓的、如同雨季阵雨后堤坝缓缓泄洪的流速。
雨水会流尽,而下一场雨总会来的,所以流水没有压力,可以慢慢流淌,一切都没有尽头。
“唉呀。”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尴尬,在挤去针管中气泡的同时,以眼神搜索附近有没有纸巾。但我知道即使找到纸巾,我也不晓得下一步该如何做。
我默默数算自己在这间病房里,还会待一个半月的时间,婆婆还会在病房里待多久,则尚未确定,我不确定无法持之以恒的安慰会不会构成伤害,更不确定自己如何安慰,才能让她不觉得自己受到同情。
最终我甚么也没做,推著抽血车走出病房,原因非常现实:病房里没有纸巾。
数天后,婆婆所看顾的病人过世,我受命去为他缝合插管留下的创口。这一次,我不需要再叫他别动,留下时间观察他的眼睛;他的眼睑尚未完全闭合,我在抚下他的眼睑前,窥见他的眼珠与眼白融成一团混沌。
混沌的眼睛
我想他真是死去好久了——那是尸身的眼睛,不是活人的眼睛。
之前,我曾路过某一张病床,眼睄瞄到床上病人的双目,便猜他差不多要过世了。半小时过后,护士果然致电我,叫我去证明那名病人已经死亡。
我想生命真是奇妙,一块石头放在原地不会有任何变化,血樽放在原地一段时间后樽中的鲜血却会自动分出层次……当然,令眼珠变得混沌、鲜血分出层次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流失。
我在这边默默缝合洞口,婆婆隔著一层床帘嚎哭。这次她哭得很用力,痛哭声夹杂愤怒,指控除去她以外就无人关心她的儿子,一群没良心的家人。
我在与她道别后曾看过她儿子的病历,从初次门诊看到最近入院。不过我却再也没机会碰上她,直到今天,也已经没有意义,反正一切都到了尽头。
医疗记录总会不小心泄露过多隐私,例如当我们写到长期病患的病情进展/退化时,便必须得考量照顾者,难免要提及家人、家庭状况,包括病人与家人的相处情况。
我无法与她站在同一阵线指责死者其余家人,只能认同她是位伟大的、无偿的母亲。但我又回到同一道老问题上: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想法,而不让她觉得自己受到同情?结果我仍旧甚么也没说。
她真是哭得好痛。但我想,既然她有愤怒的能力,她会没问题的。
(病房笔记之二)
憤怒的能力…意味著人性還在嗎?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就能生存下去而非行屍走肉嗎?很深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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