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从来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但香港人一直想当然地认为香港是一个法治都市，是一种不可爱的天真。曾著有《法治心》的戴耀廷发起“占领中环”，法治争论突然成为主角，香港人才发现原来法治这概念并不简单，而戴氏于《法治心》提出的“法治阶段论”（或“法治层次论”）中的“有法可依”及“有法必依”反而造茧自缚，束缚了香港人争取公义的决心。更无奈的是，“法治阶段论”已经成为香港中学通识课程中关于法治部份的基本论述，开始根植于年青人的脑袋。如果无法理顺争拗，重新认识法治，争取公义只会沦为口号，更遑论戴氏发起的公民抗命。本文旨在对各种对法治的理解进行讨论，并从中摸索法治的轮廓，再以这轮廓驳斥现今社会对法治的误解。

“法治阶段论”的关键缺憾

戴氏以十六个字来表述由他归纳而成的“法治阶段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这四个阶段（或层次）无疑包含了一些法治的应有的元素，但作为一个框架来了解法治则有缺憾，而这些缺憾长远会削弱香港人争取公义的决心。

“法治阶段论”的最大缺憾在于将公义抽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及“以法限权”等层次，然而即使套用戴氏的框架，公义在不同的层次上都有重要而必需的指导作用。在“占中”争论中，有学生问戴氏为何作为一个法律学者会主张市民犯法，戴氏的回应是守法只是法治的基本层次，公民抗命是属于“以法达义”的更高层次。这种讲法引发两个问题：一、在“有法可依”的层次，有不义之法律是否比没有法律好？二、在“有法必依”的层次，我们是否依然必需守不义之法﹖答案显然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