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仁医高耀洁：说出真相，是我天定的使命、生存的目的

十月初纽约，天气已经转凉。一阵风吹落一些雨，还有一些落叶。

高耀洁六点便起床了。12月19日，按中国虚岁算，高耀洁整整九十岁了。黑短发，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但生活得需要人照顾。公寓只有一室一厅，她住在里面，护工住在外面。自今年7月开始，有24小时护工照顾她，一个星期有三位护工到她家，每一位护工做2到3天。

一大早，高耀洁便告诉护工，八点有人来采访。在护工帮助下，她起床、洗漱。然后她打开电脑，收发邮件。因为耳朵基本失聪，邮箱成为她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如今，她在美国也很少出门，坐累了，便拿着助行器在家里走走，或是在床上躺躺。不过，每天，她至少会收到6封邮件，或是艾滋病人的事情，或是采访的事情，或是前来拜访的事情，或是其他别的事情。高耀洁一般都会简短的回复：她用写字板打字，比较慢也比较吃力。

七点多的时候，高耀洁开始吃她简单的早餐。冷的、硬的、甜的，她都不能吃了，护工给她做得最多的是面食。三位护工中，有一位护工会蒸馍馍。这让高耀洁非常开心，时不时让这位护工蒸馍，一次一袋面粉大概两磅，蒸一次馍馍可以吃好几个星期。一些朋友知道高耀洁生活困难，所以来看她的时候，就给她带面粉或是面条，以及鸡蛋和豆腐，因为别的东西，她都不能吃了。

“我现在正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国内多年来登记艾滋病病人，感染者一人给150块一个月，若是发病了就给200一个月。但是登记的时候，不让病人说是卖血导致的艾滋病，要说是商业传播或是性传播。”

八点，记者准时到了。今年8月，一场严重的肺炎，让高耀洁住院一个星期，健康也大为下降。10月初，高耀洁为自己写下一个郑重申明，简单交代了自己的后事，希望自己去世后火化，骨灰由儿子郭锄非撒入黄河，不举行任何仪式。高耀洁还希望透过申明让全世界知道，“我生前的建树与去世，不应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没有寒暄，高耀洁直接进入主题：“我现在正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国内多年来登记艾滋病病人，感染者一人给150块一个月，若是发病了就给200一个月。但是登记的时候，不让病人说是卖血导致的艾滋病，要说是商业传播或是性传播。”就这样，访谈在高耀洁的愤怒中开始了。因为听不见，所以基本上是高耀洁一个人在说，偶尔在纸上写，因为她带有浓重的河南口音的普通话，有时听不懂。幸亏，高耀洁有惊人的记忆力，她不仅清楚地记得自己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日子，还记得很多细节。她的叙述生动，快人快语，时不时对自己荒诞的一生进行自嘲。而她一生中，那些充满艰辛与人性的故事，说也说不完。

十点，又有一位日本学者来访。十二点，一对夫妻和他们一岁多的儿子来了，整整一上午，高耀洁都在和来访者说艾滋病人的故事，孩子的到来让压抑的气氛变得轻松活泼起来。通常，高耀洁在上午和下午的时候都需要躺在床上小睡一会。这一天来访者较多，她一直坐着，腿也有些肿了。若是没有客人，高耀洁便工作，继续写她的书：把中国艾滋病祸的真相写出来，成为她流亡美国之后的生活的唯一目标。

20年前一场会诊，揭开“血浆经济”背后的艾滋病祸

1996年4月，郑州某医院让年近七十的高耀洁参加会诊，有一位女病人高烧不退，住入医院十六天未能确诊。高耀洁会诊后，怀疑是艾滋病，要求对病人验血，验血证明了高耀洁的判断是对的，病人的HIV抗体显阳性。十几天后，这位病人去世了，只42岁。

一位善良的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家庭妇女为何会染上艾滋病呢？高耀洁开始了调查，发现原因是她曾经因手术输血，血来自血库。高耀洁断定，既然血库的血受感染，受害者肯定不止这一位，于是她展开了调查：艾滋病到底从何而来？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上了艾滋病？

耿直的高耀洁当时还不知道，这一问即将揭开一场牵涉数百万人生死的艾滋血祸，她本应安度晚年的人生，也将因此彻底扭转。

这场灾难来自于当年政府推行的“血浆经济”。1983年，中国一位血友病患者（注：病人先天缺乏凝血因子，导致凝血功能障碍，不易止血）因注射进口美国的血液制品而感染上艾滋病毒；第二年，中国禁止进口血浆、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以便将艾滋病毒拒之国门之外，然而这又导致中国临床用的血制品短缺，于是“血浆经济”迅速升温。

血浆经济源于一项技术“血浆单采技术”，即将献浆者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输回献血员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这项技术于1979年在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在全国推广。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政府的大力推行下，血浆站开始在中原地区陆续建立，一些地方甚至将“血浆经济”看作是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如果说省卫生厅长刘全喜是祸首，那么李长春（注：1990年至1998年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则是导致这场血祸的罪魁。这种人为大灾难，前所未有。然而，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人，至今没有一个受到追究的，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在1995年前后，河南省仅“合法”的官办血站就有230多家，非法的血站不计其数。当时宣传语有：“借你一点血，还给你钱。卖血对健康有好处，可以预防高血压，可以治疗高血压。”此时，献一次血浆，可以得营养费40到80元不等，对于农民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诱惑——当年，河南最穷的20%人口年均收入才700元出头，因此，当时有大批的农民去卖血，甚至不少人专门卖血为生。

然而，血浆单采技术也是危险的，尤其是离体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分离血浆和红细胞，否则回输体内的血液会染上各种病毒。然而很多血站常年混合操作，许多地方操作不规范。如今，已经不知道艾滋病毒是何时开始在这些捐血-采血-输血链条上泛滥起来的。

据河南省社科院刘倩研究员调查显示，早在1992年，上海某家生物制品厂家就反馈有数名献浆员的血浆HIV显阳性。1994年，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HIV显阳性。但这些反馈没有引起警惕，胡作非为继续大行其道。与此同时，采浆站正在中原地区遍地开花，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我能在全中国找到22000个坟墓，这算不算大屠杀呢？”

艾滋病毒的潜伏期通常是4年到8年，高耀洁在1996年遇到第一位艾滋病人的时候，正是艾滋病毒开始进入大规模爆发的时期。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上艾滋病呢？高耀洁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由于政府全力掩盖艾滋病的实情，无人也无法去进行明确的统计。

高耀洁说，目前，只有河南周口地区主管血库的医生王淑平对艾滋病疫情做过统计。1995年，王淑平收集各地血浆采样测设，结果显示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上下。当时河南估计有400个血站，全国有10000个，一个血站的献（卖）血人以10000计，全国应达一亿人次，保守估计献血人大概5000万，以10%的感染率计算，那么通过血站感染艾滋病毒大概有500万。

1995年到2002年，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深入河南驻马店地区农村做过百例以上的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卖血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60%以上。到现在，20多年，从时间上保守推算，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因艾滋病死亡者的总人数应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2001年9月30日，高耀洁去河南周口地区调查，听说某村艾滋病人特别多，于是她临时跑去。刚进村，听到一个孩子叫：“下来！下来！”高耀洁寻声而去，推开一个破烂不堪的院子，走进北屋，看见一位年轻的妇人悬梁自尽了，一位两岁多的男孩，满脸鼻涕眼泪，一边哭喊一边啃妈妈的脚后跟。原来这位妇人和她的丈夫16岁就开始卖血，半年前丈夫去世，女人贫病交加，邻居亲人全部断绝往来，无奈也只好自杀。一个多月后，那位2岁的男孩也去世，他也是艾滋病感染者。

2015年11月21日，12岁的沈录（化名）死于艾滋病。沈录出生的时候，由于母亲的奶水不足，同村另一位卖过血的妇人出于好心，喂过他母乳。三年后，这位喂奶的妇人被查出有艾滋病。这时，沈录也经常生病，时常发烧、咳嗽、拉肚子，发育不良。沈录的父母抱着他去县防疫站检查，这才查出沈录也感染了艾滋病。治了近十年，最终未能挽回孩子的性命。

“这个孩子做错了什么？这个家庭做错了什么？这是什么因果？”高耀洁为此感到愤怒与不解。然而在她收集的材料中，这不是孤例，被迫自杀或是全家死绝的故事，不胜枚举。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她找到了220具尸体，说‘六四’是大屠杀；我说，我能在全中国找到因卖血或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者的22,000个坟墓，这算不算大屠杀呢？可惜啊，这些人都没文化，不会说大屠杀这样的话，又以为自己得的是脏病，就认命。可怜啊！”

“比如我举个例子，据中国首个农民艾滋病互助组织负责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农民朱龙伟。他的妻子李霞在2000年卖血染上艾滋病，吃奶的儿子也染上了。为了救妻儿，他自学了解防治艾滋病的知识，在农村成立互助组织。他2005年的统计，河南商丘市六柘城县双庙村，1990年代初响应政府‘以血致富’的号召，全村3800口人，80%以上的成年人即1227人加入卖血大军，有的家庭15岁以上的人全部出动，最后感染艾滋病毒的卖血者有887人，感染率为72.29%；死亡601人，死亡率高达68%，三分之一以上家庭都死过人，有33户人家死绝，还有艾滋孤儿53人，单亲儿童127人。在河南，导致至少30多万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至少是10多万感染者命丧黄泉。我在《疫症病案一百例》中引用过他的一些文章和数据。如果说省卫生厅长刘全喜是祸首，那么李长春（注：1990年至1998年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则是导致这场血祸的罪魁。这种人为大灾难，前所未有。然而，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人，至今没有一个受到追究的，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高耀洁一边说，一边翻开她的书《镜头下的真相：记中国艾滋病实况》，翻着里面一张张照片，一个一个悲伤的故事，绵延不断，讲也讲不完。起初几年，她见到的多是在病床上痛苦等死的病人；随后几年，她见到的是绵延的坟墓和那些孤苦无依的艾滋孤儿与老人。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她找到了220具尸体，说‘六四’是大屠杀；我说，我能在全中国找到因卖血或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者的22,000个坟墓，这算不算大屠杀呢？”高耀洁一再追问，沟壑纵横的脸上，充满了悲愤。“可惜啊，这些人都没文化，不会说大屠杀这样的话，又以为自己得的是脏病，就认命。可怜啊！”说着，高耀洁擦了擦眼睛。

不仅在河南省的八处艾滋病重疫区（驻马店、周口、开封、商丘、信阳、南阳、漯河、许昌），其实艾滋病重疫区，更多户孤独老人，他们的子女全因“血祸”走上不归之路，只剩下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孙女。民间有个打油诗，是艾滋村的写照：“多少伤痕在疼痛，多少冤屈无影踪。多少荒野飘孤魂，多少冤鬼在哀鸣。”

“如果有一天我也消失了，中国还有谁会为此发声？”

《高洁的灵魂：高耀洁回忆录》一书序言《仁者之怒》为河南《大河报》原常务副总编马云龙所写，其中有言云：“震动世界的是高耀洁的愤怒，仁者之怒，天使之怒。”如今，让高耀洁最愤怒的事情，依然是大陆当局，尤其是河南血站官员们，对艾滋病疫情真相的百般阻扰和掩盖。

“你知道什么叫马屁精吗？”高耀洁问，“马屁精就是那些专门拍着上面官员马屁的人，不让世人知道真相，掩盖真相。不让他们说是卖血，说是同性恋或是吸毒等商业传播。2012年，河南还出台‘平坟运动’，这个平坟运动从艾滋病疫区开始，仅周口一带平掉200多万坟墓。坟墓多证明死者多，这是河南省地方政府强制平坟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艾滋病灾难死亡人数的证据。”

在高耀洁以及这场艾滋病祸的研究者看来，这场大灾难其实是可以控制的，之所以弄到最后这么可怕的地步，与当局的不作为，甚至刻意隐瞒打击有关系。

虽然高耀洁被视为“民间防艾第一人”，但实际上，她说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血浆经济所致的艾滋病祸的。

“第一位提出警告的是河北省防疫站主任医师孙永德，他在1988年就上书卫生部，闹到国务院，但没有人听他的。我们必须记住他，他才是第一人。第二位是王淑平，她当时是河南周口地区主管血库的医生，她把发现的情况写成报告上报，河南省卫生厅派专家前往‘调查处理’，结果却认为王淑平的实验不合格，不允许她发表报告，1996年11月，王淑平所在的临床检验中心被关闭，此后失业的王淑平不得不离开河南。我是第三个，我是1996年4月才遇到第一位艾滋病人的。此后，还有湖北的桂希恩教授，1999年他发现艾滋村，他多次去艾滋村还把病人请回家。中国医学界的医生那么多，目前我知道的站出来的医务界人士也就这么几位吧，非常可悲。”

2003年，吴仪副总理来到河南考查艾滋病疫区，接见了高耀洁，河南省随后向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38艾滋村排出了工作组和医疗队。中国官方基本承认了这场灾祸的存在，但高耀洁的愤怒依然无法停止，因为官方依然掩盖艾滋病祸的真实原因，把原因归结为吸毒和性交；其次艾滋病突然又变成了一些人的“摇钱树”，当地官员的黑手直接伸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海内外慈善机构的捐款。

为此，高耀洁非常注意钱方面的问题。她从不接受捐赠，她对对艾滋病人的捐助都来自她个人收入，花了上百万，几乎是她所有的积蓄和获得各种奖项所拿到的奖金。此外，高耀洁不得不多次发表声明和写下遗嘱，她不接受任何以艾滋病名义进行捐款，也不承认任何以她的名义成立的基金会。这就是她在遗嘱里一再写下的：“我生前的建树和去世不应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获得吴仪接见并没有让高耀洁的调查和呼吁变得少一点阻碍，反而在那之后，高耀洁发现，她的人身自由越来越受到控制了，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梢，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几十个警察日夜包围她的家，她不允许出门，电话被切断，连女儿也禁止来看望。

“你知道什么叫马屁精吗？马屁精就是那些专门拍着上面官员马屁的人，不让世人知道真相，掩盖真相。不让他们说是卖血，说是同性恋或是吸毒等商业传播。”

“2005年，上海复旦大学 的高燕宁教授写了一本四十余万字的综述，这本书即将出版。在这本书中，高教授参阅了217名有志之士对‘血祸’的呼吁，参加呼吁的人数高达613人次，其结果是非但不被重视，反而遭到打压，于是这种声音逐渐消失，活跃分子逐渐匿迹……我大概是少数几个坚持发出声音的人之一 。设想有一天，如果我也因为各种原因（病重？监禁？死亡或是失踪？）而销声匿迹了，中国还有谁会为此发出声音呢？”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高耀洁说到自己出走的原因：“发出声音说出真相，对我来说是天定的使命，生存下去的唯一目的。”

2009年3月的一天，高耀洁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的电话，法国将向她颁发一年一度的妇女人权奖。5月6日，高耀洁发现家里的气氛不对了，电话网络都出了问题，小区门口停着三辆警车。害怕再次失去彻底的自由，高耀洁当机立断，连中饭都没有吃，假牙也没有戴，只带着装有多年来收集的艾滋病调查的资料的硬盘，匆匆离家出走，从河南，到北京，又四川、广东，最后到了美国。

“‘娘打儿，儿不记仇’，我做不到，也不同意”

“绝美的光芒，野性而无华，那些艰辛悲惨和痛苦的人性，都埋在生而为人的困窘之下，说也说不完。”这是意大利电影《绝美之城》（La Grande Bellezza）中的一段台词。在无华的高耀洁身上，很容易发现这种绝美的光芒，这种光芒来自她刚正不阿的个性。

高耀洁说，我并不关心政治。高耀洁是一名医生，她的愿望就是做一名好医生。然而，即便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也被中国的政治风暴几度击碎。

1927年，高耀洁出生在山东省曹县高新庄。高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年幼时，高耀洁过继给寡居的大伯母徐氏，为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徐继儒长女。徐继儒曾为光绪帝的老师，辛亥革命后隐居曹县。高耀洁五岁进私塾，接受儒家教育。1939，家道中落后全家迁居开封。1950年，高耀洁考取国立河南大学（现河南大学）医学院，1953年12月，高耀洁正式成为一名医生。从此，全心全意投入到她热爱的这份工作中。

1966年6月6日，高耀洁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然而她却发现气氛有些不一样，平日里熟悉的朋友都躲着她。一进办公室，她被宣布为“牛鬼蛇神”，旋即被拖出来批斗、游街，之后被关牛棚。在被批斗三次之后，8月26日，高耀洁服毒自杀。痛苦中，她以头撞墙，被邻居发现，送去医院，被抢救回来。两天后，当高耀洁睁开眼睛，看到自己三位年幼无助的孩子，立下誓言：“我不但不能死，还要在这险恶无比的世界上咬牙活下去，用我的翅膀守护自己的孩子们。”

“发出声音说出真相，对我来说是天定的使命，生存下去的唯一目的。”

就在高耀洁被关牛棚不断接受批斗的日子里，邪恶之手还伸向了她年幼的儿子郭锄非。1969年1月13日，13岁的郭锄非被以“反革命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为了儿子的冤案，高耀洁在那个年代就成了上访户：去监狱看完儿子，她就揹着一个破揹包，一次一次地跑北京给儿子伸冤。晚上，她就睡在天安门的门洞里。“现在，每看到那些含冤上访的人们，我都发自内心的同情，因为我也是个多年的‘上访户’。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走上那条艰难屈辱的血泪之路。这也我同情弱势群体包括艾滋病人的起因……”

然而，上访的结果是：1967年6月27日，高耀洁被抓起来，劳教三年，罪名是“非法堕胎”。高耀洁的丈夫又开始为她到处伸冤，终于，1973年7月19日高耀洁被解除劳教。活着回家的高耀洁又开始到处为自己和儿子的冤案申诉，直到1974年，高耀洁一家人人在文革中遭遇到的迫害才有了一个相对彻底的解决。

在她的回忆录中，高耀洁写道：“前几年，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向前看’，有个也受过迫害的人现身说法，说了句名言：‘娘打儿，儿不记仇’。意思是要人们忘记那惨痛的过去，以免让某些人难堪。说实话，这我做不到，也不同意。我是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特别是在还有人怀念文革、并企图复活文革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牢记文革那些惨痛的历史。”

“最好的我能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这是一幅挂在高耀洁郑州家中的一幅对联，也是她的行事准则。晚年，为了艾滋病人，她不仅耗去了一生的积蓄和各种奖励上百万元，最后还不得不流亡美国。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了附近的一个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我来到美国也没有闲着，虽然美国政府给我混吃混喝的待遇，但我没有混吃混喝。”高耀洁笑说。

来到美国的几年间，她写了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血灾：10000封信──中国艾滋病泛滥实录》（开放杂志社，2009年11月）、《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9月）、《高洁的灵魂》增订版（明报出版社，2010年11月）、《疫症病案一百例》（明报出版社，2011年5月）、《我的防艾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镜头下的真相》（明报出版社，2013年）、《高耀洁回忆与随想——高洁的灵魂续集》（明镜出版社，2015年）、《诗词忆百年》（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8月），超额完成了起初她的写书计划。

“我大概是少数几个坚持发出声音的人之一 。设想有一天，如果我也因为各种原因（病重？监禁？死亡或是失踪？）而销声匿迹了，中国还有谁会为此发出声音呢？”

生活在美国，高耀洁最为牵挂的还是远在中国的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她依然会把自己的稿费和省下的生活费全部买自己出版的书，再托人把书赠送给需要的人。如今，在她的公寓里，除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外，便是这些书，只要有人去探望她——即便是陌生人，她都会送书，绝不收钱。“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对艾滋病人多关心一点，他们太可怜，”高耀洁不停地这么说着。

不过高耀洁的这种做法，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不久前，有人骗去她三百本书，然后将她的签名撕掉，再放在网上卖。高耀洁非常生气：“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学坏了，如今中国啥都不多就是骗子多，而且传染到全世界。比如电信诈骗，满世界输出。台湾多美国也有不少。我在美国也遇到不少，连艾滋病病人的钱都骗走了。”

高耀洁明白，中国艾滋病祸的真相很难有公布的一天，自己也很难重返故土：“最好的我能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这份荣誉是高耀洁最为看重的：“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地球，注视着中国，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

（本文高耀洁说的一些话，引自作者与她的访谈《防艾斗士高耀洁90岁了，为何仍怒？》（11月30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和她的回忆录、《高洁的灵魂》增订版（明报出版社，2010年11月）。唐茂琴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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